东亚多边合作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美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06-0013-08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中国的发展成为该地区日益引人关注的亮点。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东亚的影响力也日益凸显。其二是东亚的政治经济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区域内多边合作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多边方式处理这一地区国际问题的趋势日益加强。这两个突出特点一直受到各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注意，并有大量相关著述和论文出版。总的来看，这些著述和论文关切的方面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东亚多边合作的制度性理论、发展前景及其面临的挑战；①二是大国在东亚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②三是关于次区域多边合作的分析。③鉴于东亚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外交和安全背景，这些著述都未能对东亚多边合作（特别是安全合作的）前景做出定论。有的学者似乎感到悲观，有的充满自信，也有人表示质疑。但是他们的著述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是影响东亚多边合作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使得这一地区的多边合作更加错综复杂。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讲，中美参与东亚多边合作的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利益。在参与多边合作的决策程序中，决策者要权衡加入的利弊。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为，美国参与东亚多边合作的目标有三个：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霸权、维护本地区的安全稳定局势以及推动本地区的自由贸易。而中国的多边取向考虑则在于提高国际形象和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有利条件。④无疑，中美是基于各自的利益参与东亚多边合作，并通过多边合作将彼此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在多边合作中维护和协调彼此的利益。那么，多边合作必然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它如何产生？中美关系是否因此发生了改变？本文拟在分析东亚多边合作的现状特点以及中美对东亚多边合作参与的基础上，试图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 东亚多边合作的现状和特点
东亚⑤多边合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成立。但是从地理上讲，当时的东盟仅限于少数几个东南亚国家，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不算广义上的东亚多边合作。直到越南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入东盟，使存在了20多年的共产主义阵营和非共产主义阵营的分界线消失，这才为广泛的地区合作奠定了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各国产生了共同命运感，合作意识加强，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整个东亚区域意义上的合作才具备了条件。⑥在地区主义的推动下，东亚的合作进程是以经济合作开始、以经济合作为重点，同时也逐步发展政治安全对话和社会文化合作，通过合作建立各国之间的战略信任，发展区域制度，从而实现东亚地区的总体稳定与发展。⑦东亚地区出现的机制化多边合作的三个典型例证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中日韩（简称“10+3”）和东盟地区论坛(ARF)。针对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虽然没有被制度化，但也日益成为一个多边合作进程模式。另外，在上述多边合作的影响下，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国家还在金融、海事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催生了一些次区域或第二轨道合作模式或机制，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
在这些多边合作机制的进程中，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是，东亚国家之间的认同和冷战后“脱离”美国的独立自主意识开始酝酿，一些国家成为本地区事务更加积极的参与者。例如东盟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创造了小国推动大国走向多边合作的政治模式。冷战以来，东盟在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大于对中国的依赖；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也大于对中国的依赖。1994年，东盟发起亚太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ARF)，旨在减少对美国的依赖；1999年开始的“10+3”机制更多地集中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它力图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减少各国以往对日本的依赖，而且把中国纳入进来，便于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由于东盟的主导地位、东盟内部的合作方式——“东盟方式”逐渐扩展到东亚和亚太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之中。所谓“东盟方式”，指的是东盟处理成员国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是非正式性和协商原则，这种方式还延伸到亚太经合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大、经济发展差距大以及大国力量的交织与博弈，东亚多边合作还呈现出其他区域（例如欧洲和西半球）所不具有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区域内合作层次复杂。东亚各国在推动区域内整体合作的同时，还各自推动次区域合作，因而导致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并行，相互干扰。例如，与“10+3”机制并行的是三个“10+1”机制和中日韩三方合作；东盟地区论坛致力于本地区的安全合作，但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却被六方会谈取代。其次，多边合作的内容相互交错，复杂而又模糊。例如，亚太经合组织最初确定的原则是只讨论经济问题，不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而2001年“9.11”事件以后，反恐问题几乎主导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议程。2003年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朝核问题也成了它的讨论内容，甚至伊朗核问题也被涉及。在领导人的宣言中，“安全”议题成为重要的一项。但是另一方面，并没有哪个国家明确提出应该增加亚太经合组织的安全功能。最后，由于东亚地区大国力量交织，多边合作的发展受到了牵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和安全结构比东亚地区更为复杂。这里交织了美、日、中、俄等世界主要大国的力量，安全结构复杂，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维持或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日本曾一度被认为将主导亚太经合组织，它提出以“亚洲方式(Asianway)”来讨论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达成共识，做出决议。⑧美国一直在努力促使亚太经合组织按照其设计的轨道发展，但“亚洲方式”在很多时候使这个松散的组织偏离美国的轨道。中国通过多边合作扩大了其在东亚的影响力，这被认为首先“威胁”了美国的利益。⑨
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弱机制化，但并不一定阻碍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秦亚青认为，结构主义理论不足以解释东亚多边合作的现状，因为东亚既没有明晰的以大国实力分配定义的物质结构，也没有成形的观念结构。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进程，它们代表了一种社会建构的进程模式。这个进程孕育、普及规则和规范，培育集体身份，导致角色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化。⑩这些进程的突出意义就是为本地区具有不同利益的国家搭建各种层次的对话框架，使成员国在这些框架内认真考虑各种问题，表明立场和态度。通过在这些问题上的对话与协商，各国之间增进相互了解，从而为建立互信合作关系创造条件，以维护本地区政治上紧密合作、经济上顺利发展与安全上和平稳定的局面。
二 中美各自对东亚多边合作的认识和参与
参加国际多边合作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自身利益的改变，这是一种合法的国家利益定义和外交政策演变（如从双边转向多边）的社会化进程(socialization process)。在国际多边合作中，参加者会遇到关于利益和外交手段的新观念。那么，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个国家在国际多边合作中的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国家间关系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正在和将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认识和参与
在冷战时期，基于“两个阵营”的认识，中国认为国际多边机制多为西方国家创立和控制，是帝国主义的工具。(11)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有选择地参与一些国际多边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和平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根据多极化理论，参与多边国际制度，开展广泛的多边外交，积极介入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已经构成中国外交最活跃、最积极的内容。(12)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对于多边外交的立场仍然是反应型的——“双边优先，多边其次”，而且中国认为美国参与的多边合作机制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个工具，因为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将在多边场合下被提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步增强了参与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力度。2004年以后，中国开始明确地支持亚洲地区主义合作，并提出了相关的合作主张。笔者认为，积极介入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有利于中国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从而争取亚洲国家的支持，同时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中国对建立集体防卫多边机制一直持谨慎怀疑态度，因为在冷战时期中国常常成为此类组织的攻击目标。(13)直到1995年，中国还有学者对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合作表示怀疑。(14)1996年之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将多边安全合作看做增进理解、促进东亚地区稳定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认为这与多极化理论是一致的。(15)中国官方开始提倡摈弃冷战思维，建立新安全观。中国安全观的变化和对亚太地区的安全立场在历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展现出来。首先，中国积极参与这样的多边安全合作活动，表明中国已摆脱过去那种孤立状态，在政治安全领域也开始融入本地区的合作之中。其次，东亚多边合作为中国提供了实践其外交理念的平台。中国在历次会议上努力增信释疑，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对地区稳定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中国在这些会议上多次申明“不称霸”以及在核不扩散等重要安全问题上的表态，都消除了其他参加国的疑虑。
在实际行为中，尤其是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如军备透明化、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等）时，中国对于多边安全合作仍然持相当谨慎保守的态度。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国不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和行动。然而，中国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合作也不表示反对，而且欢迎美国对地区安全发挥建设性的、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中国一直强调的“开放性的地区主义”。这一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在本地区进行军事合作的疑虑，改变了美国对中国国际行为的认识。
（二）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认识和参与
从狭义上来讲，美国不是东亚国家，但在东亚地区有着现实利益和传统影响。它通过经济联系、军事同盟等机制与东亚各国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美国常常将自己定位为亚太国家，学者们在提到东亚或亚太地区时，也常常模糊地域概念，从广义上把美国当做作东亚国家。(16)因此，美国的政策和态度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主导下，西半球和欧洲分别组建了美洲国家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类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但在亚洲地区，美国一直没有热衷于建立一个广泛的有效解决争端的类似机制。20世纪80年代初期，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成立之后，主要的参与者是知识阶层的一些专家学者。冷战后，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日本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美国的霸权遭遇挑战，美国需要寻找一个多边机制来制衡新崛起国家的借口，美国对多边合作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解释美国当前的东亚战略时，把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视为同前沿军事部署、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以及扩展非盟国的安全联系这三者并列的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之一。(17)1989年，美国成为第一批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自此，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亚多边机制活动。
尽管美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支持东亚多边合作，但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东亚多边合作框架。克林顿执政时期，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并于1993年将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提升为峰会。然而，除了政治上的支持外，美国没有给予东亚多边合作更多实质上的支持。而且，对于其他国家提出的多边安全合作倡议，美国的态度则要么是冷淡，要么是模棱两可。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很多国家受到冲击，而亚太经合组织却没有起到有效的协调和援助作用，这让很多国家对它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向亚洲国家伸出援手，却仍然提出并推行“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I)”政策，使东亚国家感到恐慌和恼怒。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没有得到东亚各国的支持，美国的热情因失望也有所减弱。
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初期，他采取了相对强硬的亚太政策，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加强与日本的双边同盟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选择，而将在这一地区的多边合作搁置在一边。然而，反恐战争的需要使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多边安全合作是一个有用的工具。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了亚洲多边机制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作用。2006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了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在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没有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愿意让多边机制危及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或其他安全协定。(18)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亚洲国家可以成为我们的伙伴，与我们一起巩固该地区的新民主政体和推进民主改革，但是，这种机制框架必须建立在与该地区大国具有牢固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参与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美国不希望自己被排除在东亚多边合作或东亚一体化进程之外，而希望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确保一个对美国开放的东亚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不希望任何一种多边合作的方式取代其现有的双边同盟安全框架。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使美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既是积极因素，又有消极的影响。
对比中美两国对东亚多边合作的认识和参与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兴起，两国都不愿被排除在这个方兴未艾的多边合作进程之外。在参与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观念和外交姿态发生了变化，而美国在观念和行动上则徘徊在冷战思维的边缘。
三 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根据国际机制可以独立地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国际机制的规则可以被赋予特别的影响力，影响参与者的认同、利益与行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机制是一种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国际机制影响力的发挥过程是一个模仿的过程，模仿可以使成员在组织内部就解决冲突的合法方式达成基本一致。(19)如果说中美两国参与东亚多边合作机制是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那么东亚多边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对中美博弈的结果产生影响。
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其假设和错误之处是：它忽略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存在。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样的中国政策，东亚国家都被假设会采取默许的态度。(20)东亚国家曾经被看成为双方中可被一方使用的工具。2001年，兰德公司出台了一份由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主笔的报告。此报告认为，亚洲地区国家将与美国一道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21)随着东亚国家自主性意识的大大加强，它们希望能成为东亚安全和发展担当责任的一方，希望在中美之间担当协调者的角色。(22)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就曾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不再像冷战和越南战争期间那样，将该地区作为一个战场，美国现在对东南亚的介入是“被邀请来的”，而邀请的权利在东盟手中。(23)东亚自主性的表现就是本地区各国近年来推进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多边合作机制，例如亚欧会议(ASEM)、东盟+中、日、韩("10+3")以及上海合作组织(SCO)等。那么，这种自主性和东亚地区日益加强的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由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复杂性和中美关系本身的复杂性，本文选取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六方会谈作为案例，论述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论坛建立的目的是通过多边对话发挥“斡旋”作用，缓和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大国对抗使东盟陷入选择的困境。在东盟地区论坛召开的历届会议上，各参加国都可以在发言中自由地表达本国的利益关切。虽然这些利益关切因各自的安全利益差异而不可能一致，甚至相互矛盾，但论坛的框架使得各国保持相互联系与对话，并在共同的安全利益上求得共识。会议在讨论安全问题时，强调大国关系的稳定是支撑地区稳定的基本因素。正是这种基于安全利益的对话为中美两国协调关系提供了平台，而东盟地区论坛对于大国关系稳定的强调，也引导着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保持克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寻找共同点，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东盟地区论坛首次发挥其协调大国关系（确切地说协调中美关系）的作用是1996年的第三届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变幻多端之时。美日两国将中国列为潜在的防范对手，开始调整相互间安全保障关系；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导致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岸局势骤然紧张；与此同时，中俄和中亚国家之间开始谋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印之间也努力寻求稳定两国边界地区的形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东盟地区论坛突出地发挥了直接和间接协调大国关系的作用。在本次会议的会前会后，日本代表力图使中国理解日美安保同盟并不针对中国，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则通过与中国外长钱其琛的会谈，增加了相互理解，并确定了一系列高层互访，进一步推进双方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24)
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以后，东南亚国家首先表示失望，认为东盟地区论坛未能有效地阻止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撞机事件正折射出东亚国家想要在中美之间起到一种“平衡”作用的愿望。在撞机事件中，日本和韩国的态度基本是中立，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为由来进行调停。因此，美国认为它们的亚洲盟国“抛弃”了它，如果它与中国真的发生军事摩擦时，没有国家跟它站在一起。这被认为是其东亚战略的最大缺失。(25)2001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八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为中美关系进行调停提供了时机。东盟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中美应消除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保证东亚地区的和平。当年的东盟《年度安全展望》报告以相对安抚性的语气叙述了中美撞机后的紧张关系。报告认为，撞机事件表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能因为缺乏沟通、互信和理解而遭受损害。美国与中国之间积极的关系最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26)报告提出，中国参与的亚洲多边合作机制是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而双边军事结盟和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则是负面因素。(27)在这次会议上，就连日本也提议加强东盟地区论坛的机制化，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减弱未来中美关系紧张局势的更加有效的论坛，而且，日本还成功地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转向预防性外交。如果说新加坡、日本、韩国在中美撞机危机事件中起了调停作用，那么东盟地区论坛是它们发挥这种角色的舞台。同时，也表明东亚多边机制不会为美国所利用，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工具，而将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
（二）亚太经合组织。在美国看来，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是确认其亚太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亚太经合组织更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很多可以交流的渠道，但是还没有机制性的或定期的领导人交流渠道，因此，亚太经合组织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提供了独特的对话场所。而且，随着接触的增加，两国领导人交流沟通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双边问题，而是扩大到地区和全球问题，体现了大国负责任的姿态。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使中美关系重新跌入谷底。同年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晤。10月25日，江泽民致电克林顿总统，表示在奥克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正式会晤取得了积极和建设性的成果。此后，中美关系气氛再次得到改善，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往来有所增多。
小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曾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公开蔑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克林顿在任时曾提出，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国应该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以后，两国领导人的对话曾一度中断。小布什所在的共和党内的右派势力极力主张在中国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但九一一事件之后，两国元首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晤。这为小布什此后修正对华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布什开始表态“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在他的讲话中，人们很难再寻觅到“战略竞争对手”之类的词句。强硬的右派也归于沉默。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反对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意双方在安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合作，致力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28)这次会议不仅为布什向世界发表其反恐宣言提供了机会，也为中美两国重新定位双边关系并从此进入了双边关系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领域，中国被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崛起的力量。200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看来，中国更有能力为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做出贡献。(29)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多边层次上就贸易和投资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
以亚太经合组织作为领导人交流平台，中美两国推进了反恐、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为核心的中国台湾问题，是两国领导人见面必谈的话题。亚太经合组织淡化主权的原则，使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为非主权经济体与中国内地并列为成员。中国台湾加入这个机制，目的是企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与会人员的身份来提高国际地位，拓展国际空间。中国政府对此一直持反对态度，而美国对此一直态度模糊。亚太经合组织为中美两国对话提供了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也隐藏了两国关系中最敏感问题的“雷区”。这个“雷区”在很大程度上也掣肘着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化的进一步加强。
（三）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自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发生以来，中美之间围绕着朝核问题展开了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朝核危机的发展也为冷战后中美之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打开了一扇门，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东北亚的地位。中国清楚，美国在朝核危机中对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充满了期待，也乐于看到以可控的朝核危机来启动中美之间关于地区危机管理及安全合作等领域交流机制的形成。中国参与解决朝核问题的“四方会谈”，是中国由朝核问题的“旁观者”向“参与者”迈出的重要一步，中美首次作为朝韩双方保证方就解决朝核问题进行磋商；此后，中国在化解危机、维护稳定、巩固和平等涉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四方会谈”过程中，美国并不排斥中国发挥作用，甚至对此做出了某些鼓励性姿态。美国也清楚，它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目标，中国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并使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成为可能。美国方面曾多次主动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探讨，两国首脑会谈也屡次将朝鲜半岛问题作为彼此交流的中心议题。而中国方面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也适时适度地表现出积极“参与者”的姿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的利益需求。对中国来说，可控的朝核危机也有助于削弱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加大制约美国欲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的意愿。鉴于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北南双方以及美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使得中国不仅愿意而且能够在朝核危机中发挥出独特作用，主动打开僵局，并逐渐形成以“中国为主导方向”的朝核问题解决模式，从而为和平解决核危机创造机会。(30)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表现，不仅表明中国外交发生了由被动推诿到积极协调这种“革命性”的变化，而且显示了中国的危机处理能力。2005年3月，赖斯在一次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中承认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1)
总之，在几年来的朝核问题谈判中，中美之间已经培育出一种战略协调关系。这种战略协调关系虽然没有机制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但一旦东亚发生安全危机，中美可以效仿六方会谈方式进行协调斡旋。而在协调和斡旋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对话机会增多，有助于进一步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
从广义上讲，上述这些多边合作机制或方式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临时性的，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但可以把中国和美国定期召集到一起，就相互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促使它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为它们提供有利于安全的话题框架，避免彼此之间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而产生疏远、猜疑和冲突。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多边合作已成为协调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其合作过程中的互动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中美两国对多边合作的参与东亚多边合作趋势化互动的结果。尽管仍然存在猜疑和冲突，但多边合作作为一种机制或模式，其目的之一是消除中美分歧，达成合作，维护本地区的稳定。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通过倡导标准与规则来影响国家的行为。因此，东亚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时可以说是外部因素为达到本身的利益或为维护其成员集体的利益而发挥的一种潜在的作用。这些影响同时也帮助中美实现了本身所诉求的政治经济利益。
首先，中美在东亚多边机制中的接触正迎合了美国国内“接触派”和“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观点。虽然中国实力的增长让很多美国人猜疑中国正在形成与美国的对抗，但中国在东亚多边合作中的表现和其阐述的观点表明，中国并没有对美国采取意在削弱或排除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的措施和政策，而且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外交，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互利的方式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因为这些表现，“中国越来越被看成一个好邻居、建设性伙伴和耐心的听众”。(32)
其次，由于中国在不对称的中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可否认，中国经常过高地估计美国的敌意。而在多边合作的接触中，随着美国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例如，从“战略竞争对手”到“利益相关者”，中国对美国意图的估计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外交的政策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并给中国带来增长的财富和权力。
最后，随着世界和地区局势的变化，中美在本地区很多问题上的利益趋同，例如东北亚安全问题和能源问题。在能源问题上，虽然双方存在着竞争，但事实上，双方的需求都是不可阻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竞争，而是谈判协商，共同管理。多边合作为两国成功管理东亚的共同利益提供了必需的工具。
东亚多边合作目前已经涵盖了包括政治、安全、经济之内的诸多领域，可以说为中美接触提供的平台和机遇越来越多，部分起到了中美之间减少或避免彼此的疏远和敌意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美在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互动以及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重叠性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例如，本地区的所有安全问题，几乎都有美国的影子，要在没有美国参加的情况下解决安全问题，可能性极小。美国通过其在亚洲的盟友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直接影响该地区安全合作。一旦发生东亚地区大国间的局部战争，东亚安全合作的一切积极的建设性成果都将在这场冲突中被摧毁。因此，在东亚多边合作中，中国既要利用合作的平台获取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又要使多边合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发挥更多的协调作用，避免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
［来稿日期：2007-12-10］
［修回日期：2008-01-20］
注释：
①国内研究著述和论文如张蕴岭、周小兵主编：《东亚合作的进程和前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肖刚：《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载《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5期，第4～10页；王联合：《东亚共同体：构想、机遇、挑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第76～81页等。国外研究著述如Fu-Kuo Liu and Philippe Régnier,Regionalism in East Asia:Paradigm Shifting? London:Routledge,2002; Hadi Soesastro and Christopher Charles Findlay,Reshaping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Order,London:Routledge,2005; Edward J.Lincoln,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New York: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4。
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论文，如尤安山：《东亚经济多边合作的发展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第11～17页；张铁军：《中国与东亚共同体》，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4期，第12～19页等；DennIs J.Ortblad,"The US and Japan in APEC:Arena for Leadership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 Pacific Issues,NO.28,1996; Gaye Christoffersen,"The Role of East Asia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Asian Survey,Vol.42,No.3,2002,pp.369-396。
③这方面的著述甚多，本文不一一列举，主要是具体分析次区域合作机制及其影响，如东盟、“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些更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
④相关分析参阅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4～10页。
⑤东亚是一个国际区域概念，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更是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传统上根据地理划分，这个区域包括东盟10国，中、日、韩3国。2005年的东亚峰会参加国不仅有传统地理概念中的东亚国家，南亚的印度和太平洋南部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加入进来。这不仅扩大了东亚的国际区域范围，更加强了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概念，使欧亚大陆板块东部的大国从区域概念上日益成为一体，被艾德华·格雷瑟尔(Edward Gresser)称为相对于欧盟的“亚盟(Asian Union)”。对于大多数国际问题观察家来讲，亚洲主要是指东亚，亚太地区也是指东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也被包括进来。美国更喜欢将这一地区称为亚太地区或太平洋地区，而不是东亚，因为从地理认同的角度，东亚似乎将美国排除在外。本文中的东亚是指广泛意义上的地缘政治概念。
⑥芮效俭：《中国和平崛起和东亚合作：中国和美国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6页。
⑦张蕴岭主编：《未来10～15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270页。
⑧Yong Deng,"Japan in APEC:the Problematic Leadership Role",Asian Survey,Vol.37,No.4,1997,pp.353-367.
⑨［美］菲利普·桑德斯：《东亚合作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协调利益分歧》，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36页。
⑩秦亚青：《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和美国的作用》，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27页。
(11)Wang Hongying,"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Asian Survey,Vol.40,No.3,2000,p.478.
(12)苏长和：《周边制度与周边主义——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中国途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12页。
(13)Banning Garrett and Banning Glaser,"Multilateral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Interests:Views from Beij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6,No.1,1994,pp.14-34.
(14)Wang Hongying,"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p.482；杨成绪：《对东亚安全问题的分析》，载《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第19～22页。
(15)Wang Hongying,"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p.483.
(16)Wang Hongying,"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p.483.
(17)Joseph Nye,"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Vol.74,No,4,1995,pp.94-102.
(18)Ralph Cossa,"U.S,View: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 "Conference Papers for "The Japan-Asia Dialogue",Tokyo,June 22,2006,http://www.ceac.jp/e/pdf/060622prog.pdf.p.44.
(19)江忆恩：《简论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第26页。
(20)Gaye Christoffersen,"The Role of East Asia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Asian Survey,Vol.42,No.3,2002,p.369.
(21)Zalmay Khalilzad,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Toward a New U.S.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315/.
(22)Gaye Christoffersen,"The Role of East Asia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p.370.
(23)"Goh Urges Bush to Show Tolerance Towards Beij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ne 14,2001.
(24)双方确定了克里斯托弗11月访华，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以及双方建立贸易、科技和经济问题三个双边委员会。
(25)Ted Galen Carpenter,"With Friends Like These…" 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8,2001,p.21.
(26)ASEAN Regional Forum,ASEAN Regional Forum Annual Security Outlook 2001,Presented at the Eighth ARF meeting,Hanoi,Vietnam,July 2001,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Publications/AnnualSecurityOutlook2001/UnitedStatesofAmerica/tabid/262/Default.aspx.
(27)ASEAN Regional Forum,ASEAN Regional Forum Annual Security Outlook 2001,Presented at the Eighth ARF meeting,Hanoi,Vietnam,July 2001,http://www.aseanregionalforum.org/PublicLibrary/Publications/AnnualSecurityOutlook2001/China/tabid/251/Default.aspx.
(28)《中国外交(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29)Dana Robert Dillon,Balbina Y.Hwang,John J.Tkacik,and Brett D.Schaefer,"Back to Basics:An Economic Agenda for APEC,"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bg1604.cfm.
(30)陈扬：《在利益与协调之间：朝核问题与中美关系》，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第58页。
(31)2005年3月19日，赖斯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发表的关于美国亚洲政策的讲话，参见网址：http://www.whitehouse.gov。
(32)David Shambaugh,"China's New Engagement with the Regio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1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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