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1)03-0136-06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新史学的嬗变，成绩斐然。留 学生创荆披莽，前驱先路，是中国历史学向现代转型的主要推动者。
一、留学生与中国现代新史学的诞生
导致中国传统史学发生嬗变的直接动力是西学的传入，西学对中国史学转型产生巨大影响 的是进化史观，留学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输入的主要载体。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 演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中，虽有史家提出历史 发展观，但从整体习惯上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 上的黄金时代。越到后世，大道衰微，历史越退化。而进化史观则认为，历史是进步的，而 且是有因果关系的，有“公例”可寻。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观大大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 与思路，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推动中国史学从晚清的经世史学向社会进 化史观为指导的现代新史学过渡。
20世纪初叶，一代学术大师梁启超以社会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建构起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首开中国史学革命之先声，中国历史学步入一个新的时代。1920年代以后，甲骨卜辞、汉 晋 简牍、敦煌文书、史前遗址、青铜彝器、明清档案以及太平天国文献等新史料的发现与整理 ，使历史研究所据资料由原来的经、史、子、集扩展到原始档案和地下出土的文字、典籍和 实物资料，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路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为中国 历史学提供了新方法、新资料并扩大了研究领域；实证史学为中国历史学发展扫除了尘障， 划时代地把中国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标 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分成两大学派：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一是实证史学派。
李大钊等留学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1920年代，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系统 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对历史的基本概 念和史学理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 ，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史料，第 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正式形成。而后，郭沫若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断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 行发展和补充，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一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大先 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受社会条件的限制，当时还未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那个时期中 国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实证史学是直接承继梁启超近代史学观念，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史学流派。它注重以史料为基础，以实证主义或实验主义方 法对历史进行分析、论证、解释，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论证、归纳演绎得出结论，对上古 史、中古史、蒙古史、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哲学史、小说史、学术思想史、历史文献学、 历史地理等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实证史学奠定了历史地位。在这一学派中，可谓群 星璀璨，其中留学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是主要代表。他们大都兼通 中西之学，不但在史料的搜索、辨伪和考释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探索某些历史现 象的因果方面亦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虽然他们在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 但他们个人的史学功底和造诣，是一般史家们所不能企及的。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实证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向现 代的转型，中国现代新史学由此而诞生。
二、留学生与实证史学
实证史学是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观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现代史学体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它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主流，它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由留学生完成的。
当中国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之后，中国传统的考据史学逐渐受到西学的影响，开始吸收新 的史观和方法。西方史学中对中国传统考据学影响最大并与之紧密结合的是实证主义史学。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兰克认 为，历史学是指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使客观历史在文 字上还其真相的一门学问。兰克笃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它有着不可割断的历 史连续性；强调各个民族、时代、文化都因各自的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各有独特性和存在价值 ；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概括历史，要求通过深入挖掘和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历史真实， 即在史学著作中强调“如实直书”。留学生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为许多史家所 接受，并得到广泛传播，蔚为风气。胡适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 料 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和解释。”[1]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和“拿证据来”的观点影响了不少人。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 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2]并提出了“史学即史料学”的论断，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的身体力 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现代实证史学体系，并成为 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主流。
留学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人对中国现代实证史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实证史学创立的奠基人。王国维的治史方法主要是“二重证据法”。所 谓“二重证据法”，即以传世文献资料与地下之考古资料互相印证，研究古史。王国维治史 以“二重证据法”为主，但并不仅限于此。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概括王国维的治学 方法为三条，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互相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 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3]
过去研究殷商历史，只能依据《尚书》、《诗经》、《易》等书的简略记载，可供资料之 用的殷代彝器铭识极少。人们只能从《史记·殷本纪》中看到比较详细系统的史料。司马迁 在《史记·殷本纪》中，详细记录了商王的世系，但因其年代久远，司马迁据何而记，令人 怀疑。王国维采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甲骨文、金文证合《史记》、《山海经》、《 竹书纪年》、《楚辞》等书，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这一具 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论文，首次利用甲骨文字作为资料进行历史方面的研究。王国维从安阳出 土的甲骨卜辞中，求证了商朝的王统，通过和文献资料印证，有力地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之记载基本可信，同时也纠正了《殷本纪》中对殷商祖先排列顺序上的个别错误 。王国维的这一研究成果，使殷商史有了一个大致清晰可靠的编年，为此后殷商史进行更高 层次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不仅在商周史研究上成就卓著，而且对两汉史、隋唐史及西北 地区民族史的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治学方法，审慎的治学态 度，史学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为实证史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史学界由此而称他为中国 新史学的开山祖。
陈寅恪的学术活动促进了实证史学的发展与完善。陈寅恪重视以史料为基础研究历史，在 治学方向和方法上与王国维比较接近，他对王国维治学方法的三点总结也是自己治学的基本 准则。陈寅恪通晓多种文字，为他从汉文之外搜罗史料治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运用中 西考证比较的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定确切。但他并不满足于比勘文字，对证材料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史实的考据外，注意对史实综合分析和解释。一经考证出一关键问题， 便用于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主张以新观点与固有史料互相参证，在民 族源流研究方面，运用民俗学研究神话传统的方法，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论点不 谋而合。
在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上，主张和当时历史环境诸因素相联系，以求历史的真实。如 ，他认为古代的学说和古代思想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的真相极难推知，我们今天依据的材 料仅是当时所遗存的最小部分，“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 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苦心孤诣，表一 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4]又如，他主张研究魏晋 隋唐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事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5 ]个人的言行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要综合考察历史条件，才能把历史问题解释清楚。
在史学研究中，他不仅善于拓宽史料范围，对私家著述甚至伪书，都能看到其中的价值， 而且还援诗证史，以诗释史，诗史互证。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 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6]。他充分利用可用之材料，以科学精 密的方法考订史事，使史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的学者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实证史学 的发展和完善。
胡适治学，特别重视方法的训练。在史学研究上，他甚至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完全 抛开，只对史事的考证和史籍的整理、校勘与文字训诂等感兴趣。他很佩服清代考据学者们 的功力，同时也深受外国学者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存 疑主义是其实证史学观的理论基础。存疑主义就是“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7]，用这种态度看待古史，便不信任那些自古相传，又不断附会增加的种种传说，不相 信古书上记载的东西。他讲中国古代哲学史时，竟然抛开了西周以前的记载，而径从老子讲 起。这种“截断众流”的手段震动了当时的北大师生。
胡适一生没有什么长篇巨帙的历史学著作，但他有自己常说的“历史癖”、“考据癖”。 五四以后，胡适极力提倡整理国故。他说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8]。所谓整理 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从胡 说 理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9]。他对整理国故还作了 一个新解说，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1 0] 他还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 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又说：“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 以后，方才奉为定论。”[11][12]这种治学方法虽有不尽科学的局限性，但体现了尊重证据 、讲求实证的治学精神。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直接源于兰克学派的主张，“史料即史学”是傅斯年史学理论的基本点 。他声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 着的史料”。又说“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13]，“史料的发现，以 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4]类似论述不胜枚举。他也像兰克 那样，不辞辛劳，多方寻觅史料，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并一再 强调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在史学方法上，傅斯 年得近代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并有新的创造。他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助与比照纠误 之 道，把史料归纳为8对16种，即所谓：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 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记载对经意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傅斯年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将之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 相结合，总结出考辨、比较和由语言文学入手辨析史料的方法等等，为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 新的生命力。
在“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支配下，傅斯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史史实的 考订与论证方面。主要代表作有《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性命古训辨证》 、《明成祖生母记疑》等。《夷夏东西说》认为，中国上古史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 夷商属于东系，夏周属于西系，东西两大部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就构成了夏、商、周三代的 历史，这一观点对以后的上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周东封与殷遗民》认为，周室东征 胜利后，对东部殷商遗民采取的是封邦建国的怀柔政策，并非斩尽杀绝的做法。鲁、卫、齐 等都是殷遗民之国，受周的统治，故统治者用周礼，而一般百姓仍沿用殷礼，但此时的文化 重心在东部殷遗民地区，而不在西部，这一发现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明成祖生母记疑》是 傅斯年中西方法结合的考证之作，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
傅斯年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他领导的一些学术活动中。他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 组织并参加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抢救了明清史宝贵的资料，还领导了殷墟的考古发 掘。另外还培养了大批人才，撰写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他所提出的“史学即 史料学”的理论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是中国现代实证史学体系完善、 形 成的标志。
三、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是李大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的。1919年以后，以李 大 钊为代表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留学生，努力宣传唯物史观。李大钊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期 间，先后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 观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进行探讨和传播。同时还积极发表文章予以倡导，曾发表《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
李大钊以唯物史观批判旧史学，指出：“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 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他认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历史的解释全然 不同，其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及其与人类精神的影响”[15]，并说：“历史上物质 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帮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1 6]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了许多以前旧唯物主义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以经济为中心 来考察社会的变革，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因果规律，可以“把历史提到科学的地位”。 [17]
李大钊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认识和研究以往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史学思想。其标志就是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学要论》，这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 主义史学概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
在该书中，李大钊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历史、历史研究法、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体系等内 容。他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 周 流变动的东西”[18]，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方面内容都属于历史的内容。但是，历史研 究必须以经济为中心，纵向地考察社会的变革。李大钊对历史的解释，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本 质问题的科学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
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李大钊认为“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从全 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影响与感应”，即对历史进行解喻，才 是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并且指出，由于时代的进步，人的历史观也不断进步，因此历史的 解喻也要不断地变动。
关于史学研究的任务和功能，李大钊指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 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19]李大钊把史学分为记述历 史和历史理论两大部分，并指出历史理论才是“严正的历史科学”，反映出李大钊对历史学 本身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在中国现代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 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后 人誉为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或五大先锋。他们中除范文澜外，均为留学生。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该书从分析生产工具和 生产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从远古到近代的社会经历过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 制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阐明了中国 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第一次根据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阐述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 ，并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形态之更替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程，论证了中国社会发 展与历史唯物主义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相符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现代新 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评价该书：“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 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 敬仰。”[20]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初步形成的标志就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 会研究》一书的出版。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郭沫若还钻研了殷周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在这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成果。郭沫若在王国维等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甲骨文 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考释》、《金文丛考》、《彝器形象学初探》和《古代铭刻汇考》等论著。可以说，郭沫若 研究甲骨文、金文的著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至今仍是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的重要参考 文献。
对先秦诸子百家的研究，郭沫若也是独树一帜的。1930年代中期以后，郭沫若学术重点转 入先秦诸子学说方面，其主要成果集中在1945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郭 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思想史，对开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新路子起到了先导作用。 同时，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甚为用功且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1947 年，郭沫若将其研究历史人物的成果编辑成《历史人物》出版。其中，《甲申三百年祭》影 响最大，被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被作为“整风”文件。
吕振羽1927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任教，与李达、侯 外庐等被誉为“红色教授”。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以积极勇敢的姿态捍 卫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郭沫若等一起，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1934年，他写成《史前 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两部专著，前者是吕振羽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 史学著作，该书批判了托派、新生命派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和奴隶制问题上的谬误和 苏联学者马札亚尔的观点，并对中国历史分期进行了新的划分；后者是一本系统阐述殷商奴 隶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说的专著，提出殷商奴隶社会说，在当时古史分期中是一个具有创新 意义的观点。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法，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哲学和政 治思想发展的脉络。这三部书是吕振羽早期的史学代表作，尽管对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尚有 粗疏错误之处，但它们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的研究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从而把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古代社会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24年，翦伯赞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回国后，他踊跃加入了社会史问题论战，先后 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 》等论文，批驳了当时在中国社会性质上的错误观点。从此，翦伯赞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教程》和《中国史纲》是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形成和发展时期的代表作。
《历史哲学教程》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历史哲学基本问题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写作 目的是从历史哲学上去批判过去及当时许多历史理论家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错误见解，其内 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任务与特性、历史发展的合法性、历史的关联性、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 诸问题，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的 理论，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根据这个道理，从事于人类历史之活生生的全面的研究。 [21]该书从正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对当时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史纲》一、二卷，是记叙史前到秦汉历史的专著。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扫除了历史 中“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扑朔迷离的阴影”，将史前史“从神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把 中国的历史推到了它的出发点，恢复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的面貌，深入细 致地剖析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在体例上和吕 振 羽、范文澜等人的著作一样，既打破了传统史学以三皇五帝、文、武、周公为系统的帝王家 谱式的旧体系，也突破了“疑古”派东周以前无史的虚无主义；在资料运用上最大限度地使 用了中国古文献资料，并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考核，同时又充分、科学地利用了考古资料 ，利用了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新发现。该书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史料结合较好的一部通史著作。
1927年，侯外庐勤工俭学到巴黎，回国后，在哈尔滨政法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师范大 学等校任教。1930年代起，侯外庐在从事翻译《资本论》的同时，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史的 研究工作。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出版，该书是侯外庐用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指导研究历史的一次宝贵尝试。1939年，侯外庐发表《社会史导论》，是他正式转向史 学研究的标志。他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了生产方式“是指一种指导 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倾向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特殊结合关系”的新见解，在当 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0年代，侯外庐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为主。1943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 》。该书针对以前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对古代史料未能以正确方法进行处理等“偏差”，在 确定中国古代（这里指奴隶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前提下，谨守考证辨伪之法 ，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学 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册是侯外庐研究思想史的两部专著。前一本书着重 解决先秦思想史上一些疑难问题。后一本书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论起，一 直写到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经济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 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两部书的相继完成， 奠定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以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代表的留学生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是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标志，尽管有的成果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但正是由于他们的不 懈努力，才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中国渐成燎原之势，推动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不断发 展。
收稿日期：200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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