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意蕴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5)06-0607-08 当今世界经济领域的“市场无伦理”、不义而取的“乱象”与经济的“道德回归”等态势，表明经济伦理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较大差距，这迫切需要具有解释力、穿透力的思想理论来破题和解题。从研究现状看，目前学界鲜有研究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的学术成果，因此依托周恩来的“总体文本”，系统梳理其独具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中国化的研究、推进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主流伦理道德建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经济与道德的辩证统一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议题。周恩来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借鉴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经济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解读，坚持经济基础决定道德，同时道德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前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可以说，经济与道德的辩证统一观作为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如同一条红线一样始终贯穿于整个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周恩来的这一辩证认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经济与道德相比具有优先性，它决定道德。道德是历史的产物，总是受到社会经济基础或经济关系的决定和支配，经济(利益)是道德的根据和立足点，改变道德的力量“经济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1]266。因此，脱离一定经济基础的“普世道德”、“永恒道德”是不存在的。针对孔子在《论语》中所谓“贫而乐”、“富而好礼”的观点，周恩来认为贫苦人怎么能快乐，“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礼貌？就是说，道德是反映经济关系并受经济关系变动制约的，经济是道德的深刻根据、决定因素和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从价值论和过程论的辩证视角看，道德对经济基础和经济行为来说决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宾词”，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调节、规范和制约作用。针对经济实践活动的各个侧面，周恩来据此系统地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 具体来说，周恩来把经济与道德的辩证统一观渗透在经济伦理的各个侧面，提出了调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一系列道德理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比如，在生产伦理上，周恩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劳动优先、劳动光荣，明确反对地主、资本家和“奸商”的剥削。他主张热爱劳动、力戒怠懒；讲求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开展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表彰劳动英雄。在分配伦理领域，他主张按劳分配、自食其力；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生活悬殊，但不主张搞绝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反对经济主义。在他看来，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平均主义，鼓励落后和阻碍进步，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必须拒斥。而经济主义只重视(眼前的、近期的)物质利益和物质需要的满足，甚至“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1]143。同时，在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他主张通过“兼顾”、“互利”等道德准则和经济制度(政策)伦理来调节个人与集体、企业与国家等各种利益关系。在对待个人消费伦理方面，他主张节俭、反对享乐主义，但也反对禁欲主义、苦行主义，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他提出系列经济伦理思想，诸如既反保守也反冒进，既要自力更生也要对外交流，既要发展物质生产也要发展精神生产，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控制人口、兴修水利和保护环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反对急躁冒进，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相辅而行等，毫无例外地都是奠立在他关于经济与道德辩证统一的认识基础上，都是对这一认识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一言蔽之，拒斥经济与道德之间截然对立的二元论、对立论、机械论，而坚持两者的辩证统一论是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从伦理学的思想倾向上来说，周恩来的经济伦理思想既不是唯动机论，也不是纯粹的结果论，而是彰显动机与效果(即“志功合一”)、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论，他指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1]327他主张只有把为人民大众的动机与被人民大众欢迎的效果结合起来，才是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言行是非善恶的依据与标准，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他对这种基本精神的独到理解阐发。 二、经济伦理的价值旨归：人民为本 价值皈依问题是经济伦理中的根本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2]608，因为人民具有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性，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翻身解放，由过去“当牛做马”一跃而能够“当家做主”，其历史主体地位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创造性和潜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制度的本质决定着人民的地位，决定着以人民和人民的利益为本、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消灭两极分化和过大的贫富差距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因此，人民为本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道德目的，也是周恩来经济伦理观的价值旨归。 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3]241就是说，经济伦理的人民为本价值观不是空泛的，是需要真实地反映、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关心人民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从革命和建设目的的视角，周恩来阐述人民为本和人民利益本位的经济伦理观：“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1]132既然革命的目的与人民为本的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契合性，由此决定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价值导向就应该以人民为本，而不应该以物为本，搞“发展主义”、“唯生产力论”或“GDP崇拜”。周恩来强调：“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2]143与此同时，他认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财政实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可见，既要国家建设又要民生建设，两者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这是周恩来人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和经济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然而，这种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决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具体落实在改善民生以实现共同富裕上，主要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人民生活改善与生产力发展以及产业协调紧密相关，所以他始终强调需要调整好产业结构布局，协调好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否则，人民生活改善和民生建设必然受到冲击或影响，甚至会落空。针对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的错误倾向，周恩来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1]230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还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地抓好工农业生产，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1]440，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保护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尽最大可能地使之少受或者免受冲击。不仅如此，这种人民为本的思想体现在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各个维度和层面，如保护人民权益、尊重人民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关心人民的生活、提倡人人平等、推动民主管理和互助协作等，这与以民为本、为人民谋利益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是周恩来经济伦理观的主旨，也是他毕生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 不同性质的经济伦理观的基本价值原则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原则是个人主义，与此相对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原则是集体主义。在周恩来看来，社会主义道德应该张扬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而贯彻落实经济伦理人民为本的价值目的，需要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以及少数人利益和大多数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此，必须坚持集体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和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有矛盾的。三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是把集体主义精神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的先决条件。基于此，他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首先，在思维方法上，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辩证论，反对机械论。周恩来在1951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讲话中曾经指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是“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在内，不是一说集体利益，就毫不顾及个人利益了”[4]54。就是说，他坚持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辩证关联的，拒斥“对立论”或者“机械论”。 其次，在价值优先性上，坚持集体利益的价值优先性，同时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空间和合理价值。周恩来认为集体利益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两者冲突的时候，即当“我们每个人在遇到个人利益跟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都应该把个人利益丢开，服从集体利益”[4]54。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在经济实践中始终倡导大多数人利益或集体利益具有价值优先性的伦理原则，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无私奉献，规范、约束经济行为并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尊重保护个人利益。 最后，从处理方法上，承认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与不冲突的处理方法不同，目的是集体主义原则之下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共同进步。周恩来认为：“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3]305如果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而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同集体利益不发生矛盾时则应互利共生、共同发展，把为个人的利益和理想的奋斗融入到为人民的利益和理想的奋斗中去。 周恩来坚持、发展和实践集体主义，既反对打着“集体主义幌子”的“伪集体主义”，同时也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这是因为个人主义者把个人的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颠倒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认为国家、集体的利益是“虚幻不实的”，在社会中只有个人利益才是“真实可据”的唯一利益。 在经济伦理领域，坚持集体主义与反对个人主义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反对个人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所以明确反对个人主义，源自于周恩来对个人主义实质、危害和性质的深刻洞察。从实质上看，周恩来认为个人主义“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1]175。换言之，个人主义的行为准则就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集体的利益，不顾人民大众的利益”[4]54。从危害程度来看，当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冲突时，个人主义就表现为“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1]145，由此必然会损害社会、全体、未来和生产。从性质上看，他认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就是它的理论基础。他明确地指出：“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根源，是我们的大敌。”[4]216“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1]122。正是由于这种性质的异质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针锋相对，充满着冲突和矛盾。总之，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也不是整体主义，它是在坚持集体利益优先的前提下，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尤其是不能忽视个人利益，注意尊重、保护和发展个人的合理权益，这是周恩来一贯主张的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 四、生产伦理：科学发展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它是其他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生产伦理也是经济伦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同时科学的伦理道德由它决定并反过来对生产发展起到价值牵引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周恩来充分认识到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由此走向“经济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迷误，而是同时从生产关系维度来审视生产和经济活动，在两者之中渗入伦理关切和价值因素，防止发生不应有的偏颇。因此，周恩来认为，既要发展物质生产也要发展精神生产。 生产的伦理审视就是探究人类的生产、生存方式及其意义问题，即人类的生产活动有没有道德合理性限度，人类应该怎样合理生产，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生产伦理是指人们合理地处理生产活动中所涉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物质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应该之应该”的根本看法。周恩来生产伦理思想主要表现为： 其一，劳动优先，勤劳致富。周恩来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勇敢勤劳的本色，他把“非勤无以致其功，非勤无以毕其事”这一句话铭之座右，身体力行，毫不倦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可以改造世界和人类。基于此，周恩来认为劳动优先、劳动光荣，指出搞好物质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他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中指出“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5]579。在生产伦理上，周恩来主张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活动，从而勤劳致富。唯有艰苦奋斗、勤劳致富并力戒懒惰才能推动生产发展同时促进个人发展，从而满足自己乃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此外，周恩来鼓励青年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各种劳动、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他率先垂范并亲自参加义务劳动。 其二，以生产为中心，注重质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创造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将上述观点具体化，他指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1]4“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144。可见，周恩来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作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定性工作，赋予发展生产以伦理的意义、战略的意义。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周恩来还提出了三条注重质量的具体伦理主张：①要搞好计划，合理安排产业结构，搞好综合平衡；②依靠科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1]159-160；③注重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必须转向质量，求质量、求品种、求规格、求技术的跃进”[6]。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要增产节约，绝不允许盲目增产和粗制滥造。显然，周恩来坚持主张生产中心论与科学安排、合理布局、统筹兼顾、重视科技和重视质量等伦理要求统筹安排和有机统一。 其三，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周恩来从伦理的高度认识到，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还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注重控制人口、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否则，不仅经济发展不好，也有悖于人民为本、科学发展的基本道德要求。为此，周恩来十分重视计划生育的政策，在水利建设和林业建设方面，他也力主贯彻平衡发展和保护生态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江河对人民有利”，他大力主张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之一。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关心我国森林的发展和林业的建设工作，多次强调了保护森林资源和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如1962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约林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1]528上述这些思想观点和理论方法，体现了周恩来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 其四，民主管理，安全第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员工既是管理的客体也是管理的主体，因此周恩来认为企业管理更应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管理者应该全面关心职工，包括职工的生产、福利和生活，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人人平等、民主管理的理念。他指出：“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1]143针对如何认识和处理安全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安全与生产相比，安全具有优先性地位，它是主要的，当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为此，他关心经济安全生产伦理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领导制定了多种安全法规。1963年国务院在系统地总结了以往企业安全管理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又颁布了要求企业建立以安全责任制为中心的安全管理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由此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管理伦理和安全伦理的开展。此外，他还主张在生产中应该劳逸结合以及学习国外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等经济伦理思想，这些思想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管理的提升大有裨益。 五、分配伦理：按劳取酬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周恩来在分配领域中主张按劳取酬、“兼顾”和“互利”，反对剥削和投机、反对平均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分配伦理思想。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1]143 首先，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周恩来主张应该以按劳取酬和公平合理为准则。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按劳分配，就是个人所取得的生活消费品与他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成正比，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者不得。显然，这体现了劳动优先、劳动光荣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基于此，男女劳动者应该“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封建制度下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按劳取酬”作为分配原则与经济道德准则，有助于打破不劳而获、平均主义思想，树立崭新的社会风尚，促进生产力发展。 其次，在调整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利益关系时，周恩来主张“兼顾”和“互利”并举，即一方面需要公私兼顾，另一方面需要将“互利”贯穿于劳动者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要做到“兼顾”，就必须把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增加生产与精兵简政、节省与拒奢相结合。对于互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对于国家的税收、集体的积累与劳动者的个人收入是一致的，但必须妥善协调其中的矛盾。为了确保做到“兼顾”、“互利”，需要树立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利益安排上需要地方服从中央、个人服从整体、眼前服从长远。 再次，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和经济投机。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认为地主、资本家不劳而获实则是不义而取，工人农民对此的斗争是合理的、必然的。为了废除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周恩来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土地改革期间提出了土地改革路线——依靠贫农和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亲自领导了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生存的物质根基。建国初期，针对私营工商业中行贿、偷税漏税和偷工减料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周恩来参与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消灭投机商业的“三反”、“五反”的斗争，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以及人民生活步入正轨。 最后，拒斥平均主义以及经济主义。社会主义反对平均主义，更反对经济主义，因此周恩来认为绝对平均主义是以平等为旗号、实则“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1]143。其主要表现是做什么事都要平均分配，认为只有平均分配才能保证人人平衡，机械地违反客观地要求平均，正是这种主义的写照。周恩来还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并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同时，周恩来认为“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今后应该结合标准工资的调整，全面地整顿各种奖励、津贴制度，取消各种不合理的奖励、津贴，建立确实对于增产节约有鼓励作用而不是助长职工中经济主义倾向的奖励制度”[5]585。 六、交换伦理：平等互利、诚信合作 周恩来认为无论是对内经济交往，还是对外经济交往，伦理道德都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认识构成了他的经济交往伦理思想或者广义的交换伦理思想。他注重国内市场的交换伦理建设，建立公平交易、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他曾明确指出要严厉遏制和打击商业投机行为，保证市场、整顿秩序。1950年9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次执委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对稳定金融物价和调整工商业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过去一年打了胜仗，把中国经济中最腐败的现象——投机倒把打击下去了。”[7]56 此外，在周恩来的对外经济交往思想中也渗透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尤其是交换伦理思想。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认识到开放合作、发展经贸的重要意义，针对中国封闭落后的情况，他大声疾呼要开放搞活，积极发展经济交往和经贸往来。周恩来主张交换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平等互利，他提出发展经济“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靠国际合作”[8]，“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更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7]256。他还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7]256。 “弱国无外交”，经济外交亦复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积极谋求在国际交往中的平等对话权和交往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面对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周恩来主张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反对经济霸权，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一再强调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交往原则，指出：“我们也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经济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联系。”[9]218依此，周恩来主张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开展经济交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主张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主张以“平等互利原则”来积极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 周恩来交换伦理思想还包括重诚信合作、公平交易，恪守市场规则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各项规则。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讲究合同。周恩来认为，签合同时要特别慎重。事先心中有数、做好估算，做到“提笔千斤重”。实际上，重视合同就是重视契约伦理、重视契约伦理的价值。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更好地团结民族资本家搞好生产，周恩来主张要订立合同，他说：“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订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9]211不仅如此，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他更是主张重视合同，按照合同办事。比如，1960年周恩来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中谈到中日贸易问题时，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有重视“民间合同”的思想。[7]410可见，他主张在现代经济交往过程中，做到诚实守信，要按照现代契约伦理办事，订立合同尊重合同。 其二，严守信誉。一旦签了合同，双方成交，就应当想方设法按合同条款办事，不能失信于人。针对当时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合同履行不力、背信弃义的现象，他果断地提出了“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必须守信用”[7]397的契约—信用伦理思想，力图更好地推进经济贸易合作并实现贸易公平。早在1959年的《外贸工作十四条》中，周恩来就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一旦双方成交，签了合同，就应该交货，不交货就造成失信，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害。”[7]396可见，在国家实力弱小地位不高的情势下，他把商业交往中需要严守信誉原则上升到“国家名誉”的高度来看，足见重视程度之高。 其三，注重质量。经济交往的诚信合作，应要求保质保量、质量优先，不能以次充好、滥竽充数以及欺骗合作伙伴。周恩来指出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为了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他主张国家要统一领导，并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生产适销对路、质量过硬的产品，量力而行并发挥自己的优势，提出“凡是次货不可随便出口”[7]398。为此，周恩来提出了要把中国的传统优秀民族品牌打出去，扩大生产规模，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构想，并得到了有力的落实。 七、消费伦理：适度消费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的需要并供人消费，但消费绝不是纯粹的“物质消耗”和“物质磨损”，不是处于“价值真空”之中的，内含必要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周恩来历来主张关心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福利，他的消费伦理观中的合理消费是与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提高消费水平，周恩来在消费伦理领域中提出了适度消费思想。 首先，在国民收入中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周恩来非常清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目的。为了妥善处理好社会建设中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逐步的改善。 其次，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一方面，周恩来指出：“为了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除了进一步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外……逐步地改善职工居住、安全、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条件和适当地增加其他的福利设施。”[9]211-212另一方面，周恩来提出关于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他认为国家积累和合作社收入、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收入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妥善处理才能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为此，他还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改善消费构成，即消费物品或食品的构成要尽可能地合理一些，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 最后，崇尚俭朴，反对奢侈浪费。在周恩来看来，物质需要的满足是有条件的，需要量入为出，满足必要的物质需求，拒斥不必要的铺张浪费和奢侈消费。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道德生活的关系上，他更强调用高尚、丰富和充实的精神生活来引领物质消费和物质生活。他在196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都应该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努力节约开支。”[1]385他大力弘扬勤俭建国精神，时刻牢记“成由勤俭败由奢”的经典古训，以身作则、带头垂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八、当代价值 毫无疑义，面对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我们发掘其深层价值意蕴及精神实质，对于当前发挥“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对于引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总的来看，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发展经济、“快快发财”，有人认为经济领域是一个超然于道德的“特殊的”非道德领域，伦理道德的逻辑不适用于此范围。但在周恩来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思想或立论之基就是经济与道德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是对“道德无用论”、“经济的非道德性神话”的有力回击。依此，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要求，完善更新道德理念和内容；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不断全面地发挥道德对经济发展的指导牵引作用，即对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的指导作用。 第二，当今经济发展日益走向人性化，但是也存在严重的价值迷失、道德沦丧、以物为本、人性物化等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的乱象[10]，由此带来了发展中的“增长与幸福”的巨大悖论与脱节。事实上，尽管时代不同，经济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仍然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周恩来的“人民为本”思想内涵丰富，涉及到以谁为本、以什么为本以及如何落实实践等问题。周恩来经济伦理的价值旨归——人民为本的理念，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之时，树立“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理念，制定发展战略、政策和措施，把科学的理念落到实处，这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第三，作为经济伦理原则的集体主义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周恩来坚持道德由社会历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道德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反对抽象的道德论。他坚持并丰富发展了集体主义原则，尤其是在经济实践中恪守集体主义，反对集体主义的曲解，反对形形色色的非集体主义特别是个人主义思想。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巨大提升的同时，为了一己利益而“认钱不认人”、“唯利是图”的行为在一些领域的确相当猖獗。周恩来集体主义思想对于解决这些经济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四，经济发展需要科学发展，拒斥反对“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周恩来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科学发展有经济和伦理道德两方面要求的统一，周恩来认为科学发展是各大产业比例协调、注重质量以及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涵。现代性生产无节制地征服甚或破坏自然，以唯经济主义为目标，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以“物质”主义为导向，认为生产就是积聚财富，幸福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和消费物质，缺乏精神价值的应有追求。当代中国更需要科学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而周恩来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五，市场是个天生的平等派，崇尚自由、平等、公平和开放，各取所需、互通有无是市场存在的基本根据，为此，需要公平交易、平等互利和诚信合作的贸易伦理观。在社会转型期，尽管道德进步和升华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传统美德的“滑坡”现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坑蒙拐骗偷”等缺德违法现象以及诸如毒奶粉、毒豇豆等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周恩来主张公平交易、平等互利和诚信合作的交换伦理思想，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对外经贸，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六，按劳分配(按劳取酬)和按资分配实际上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前者是人民为本、公有制经济的必然逻辑结论，而后者是金钱本位、私有制经济的必然逻辑结论。没有按劳分配，反对剥削榨取和反对平均主义，就失去了可靠的根基。周恩来坚持按劳分配，反对按资分配和剥削榨取以及反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在公有制经济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在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周恩来主张通过“兼顾”、“互利”的道德准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所谓“公私兼顾”，这不仅对于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分配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第七，消费与生产、消费与人口、消费与比例协调都是矛盾体，需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否则就必然背离了基本的价值原则。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消费不仅仅是“物质消耗”中纯粹的物质问题，更是反映了精神境界、生活态度和人生信仰的精神活动。当今时代，所谓“物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奢侈主义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们对社会的价值认知，因此，周恩来的勤俭节约、适度消费思想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可谓一剂“灵丹妙药”。基于这一思想，今天适度消费(特别是个人消费)、整顿“四风”就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美德，遏制“过度的集团消费”，反对“公款吃喝”、贪污浪费。 收稿日期：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