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发展与变化_白居易的诗论文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唐代论文,研究成果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05-0142-09

       作为计量学术史的一种尝试，本文统计分析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量及其发展变化，旨在了解日本学界每年有多少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问世，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历程，有哪些活跃作者，他们比较关注哪些研究热点、不同时段有何异同等。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4463项①。其各年成果量分布见表1，历年的成果量变化见图1和图2。

      

      

       图1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柱形图

      

       图2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曲线图

       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各年产量高低不一，最高的年份达196项，最低的年份为零。从图1和表1中可以看出，百年之间，低谷时段有高产年，高峰时段有低产年。其中1936年和1938年，是低谷中的高产年，这两年分别有12项，绝对数虽然不大，却远高于同期的年均产量。而1988年和1989年，是高峰时段的低产年，这两年的成果量分别为75项和68项，只有同期年均成果量的一半。

       1946年是重要的转折之年。日本学界习惯将1946年以前称为“战前”，此后称为“战后”。柱形图和曲线图都显示，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以1946年为界，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战前成果量较低，战后成果量逐步走高。战前45年(1900-1945)，共产出140项成果，年均成果量为3项。战后的1946-1981年明显上了一个台阶，先由年均十几项逐步上升到数十项，1976年首次突破100项而达到123项，但随即跌落至数十项。此期成果累积量为2034项，年均56.5项。1982-2000年再上一个台阶，除1988年和1989年两年成果量较低之外，其余年度成果量基本维持在100项左右。此期成果总量为2289项，年均120项。

       从图2看，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年度变化趋势是前低后高，缓慢上扬，平稳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但阶段性变化相当明显。兹分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来观察。

       1.战前(1900-1945)

       20世纪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始于1900年，这年久保天随在新声社出版了《柳宗元》，4年后，久保天随又出版《韩柳》②。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日本学者起步最早，中国学者直到1906年才发表第一篇唐诗研究论文③。

       不过，20世纪之初，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产出的成果处于断续零散状态。十年之间，只有1900年、1904年和1905年有4项成果问世。1911年以后，才每年都有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推出，但直至1945年，年产成果量仍然较低，除1936年和1938年的产量高于常年之外，其他年份的成果量都是个位数(表1)。

       从作者队伍看，1900-1945年间，发表过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日本学者有80多人。其中最活跃的作者是丰田穰，他一人的成果量就有18项，占同期日本成果总量的13％。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唐诗的俗语研究、唐诗和六朝文学的关系研究。其《六朝文学对于李杜诗的影响》曾由姜时彦翻译，刊载在中国《天地人月刊》1936年第9期上，从而为中国学者所了解。其他知名作者有铃木虎雄(7项)、久保天随(6项)、那波利贞(6项)、神田喜一郎(6项)和金子彦二郎(4项)等。铃木虎雄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④，1925年他在弘文堂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是最早的一部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著作，比中国学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⑤要早出2年，较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⑥、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⑦更早9年。此书谈及唐代诗论者多多。铃木的诗论史，国内已有许总的中译本，但他在《东方学报》(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1944年第1期发表的《王勃年谱》，国内关注者不多。这部年谱虽然不是王勃年谱的最早之作，此前已有姚大荣的《王子安年谱》⑧、刘汝霖的《王子安年谱》⑨、阎崇璩的《王勃年谱》⑩，此后亦有田宗尧的《王勃年谱》(11)，但铃木此谱，仍有值得注意之处。骆祥发先生的《初唐四杰年谱摘要》(12)和张志烈先生的《初唐四杰年谱》(13)似都未提及铃木及前述诸谱。倘将几种王勃年谱比较观之，当能见出铃木所撰谱的价值和贡献。久保天随主要致力于韩愈、柳宗元诗文的翻译和研究。神田喜一郎则钟情于《游仙窟》研究，他19岁就在《考古学杂志》1915年第5期发表《旧书闻见录》，其中介绍了京都醍醐三宝院藏旧钞卷子本《游仙窟》一卷和旧钞卷子本《李峤杂咏》二卷等(14)，后来又发表《游仙窟和张文成的事迹考证》(15)。中国本土学者研究《游仙窟》，始于1929年。(16)神田氏对《游仙窟》的研究，早于中国学者十多年。金子彦二郎主要研究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其《白氏文集和日本文学》(17)和《白氏诗文在平安时代繁盛期的流行》(18)是白居易研究中颇有分量的成果。

       从对个体作家的研究来看，此期日本学者最关注的是张鷟，其次是白居易、杜甫和李白，有关这4人的研究成果分别为23项、13项、9项和8项。张鷟是此期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首要热点，一人的研究成果占了同期成果总量的16％。这些成果，涉及《游仙窟》的传本、传入日本的时代、作品的译介和校注、张鷟的生平等。其中吉田幸一的《游仙窟和日本文学》(19)、《游仙窟传本考》(20)和《有关游仙窟的创作、作者和传入年代》(21)、平井秀文《真福寺本游仙窟考》(22)最堪注意。

       有关白居易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恨歌》的研究，一是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研究。前者的代表作，有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23)和三条西公正的《古写本长恨歌研究》(24)等；后者的代表作，有目加田诚《白乐天的讽喻诗——白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考察》(25)、水野平次《白乐天与日本文学》(26)和前述金子彦二郎的《白氏文集和日本文学》等。白居易《长恨歌》，日本流传的多种早期抄本前面都有序，而中国本土流传的却没有序，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并未注意这种差异，而早在1934年，日本学者就已讨论过古写本《长恨歌》序(见三条西公正《古写本长恨歌研究》)。此后，近藤春雄有《关于长恨歌的序》(27)、福田襄之介有《围绕管家本长恨歌古写本的问题》(28)。这类研究成果，国内学者都很少留意。白居易《长恨歌》原序对研究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关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2008年胡可先教授始撰文论及(29)，个中应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这个时段，中国学者传译日本学者的成果到中国来的较多，如汪馥泉先后翻译过铃木虎雄的《绝句溯源》(30)、青木正儿的《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31)和《中国俗文学三种的研究》(32)，谢六逸译有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33)，邵青译有铃木虎雄的《论唐代叙事诗》(34)、李邵画译有铃木虎雄《绝句的源流的研究》(35)等。日本学者翻译中国学者的成果相对较少，只有吉川幸次郎译介过鲁迅的《唐宋传奇集》(36)。

       整体看来，战前的近半个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虽然较低，但质量较高，尤其是有关张鷟及其《游仙窟》研究和白居易及其《长恨歌》研究，颇具开拓性，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

       2.战后(1946-2000)

       20世纪下半叶日本战后的唐代文学研究，按成果量的增速，以1981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46-1981年，年均成果量为56.5项；1982-2000年，年均成果量为120项，较前段提高了一倍有余。1980年代以前增速较慢，1980年代以后增速较快。1980年代以后，不仅成果增量加大，作者队伍也有所扩展，1946-1981年的作者有382人，1982-2000年的作者有753人，作者队伍扩张了近一倍。

       两个时段，活跃作者和高产作者各不相同(表2)。1980年代以前的高产作者，吉川幸次郎(1904-1980)居首席，1980年代以后，松浦友久(1935-2002)名列榜首。而从学术实力、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吉川幸次郎和松浦友久也确是领军人物。统计数据也显示，1980年代以前，由吉川幸次郎领军；1980年吉川去世后，由松浦友久执牛耳。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可谓薪火相传，代不乏人。吉川幸次郎从1942年开始发表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直至去世的1980年，从没间断过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尽管他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唐代文学，他的宋诗研究也同样有着深入而独到的发现。

       有意思的是，这二位大家致力于研究的也是唐代两位大诗人，吉川幸次郎终生研究杜甫，而松浦友久一生研究李白。吉川幸次郎研究杜甫的成果达56项，占其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的近七成。20世纪日本学界研究杜甫的成果量为457项，吉川一人占了其中的12％，所占份额居第一。松浦友久研究李白的成果达40项，占其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一半，20世纪日本学界研究李白的成果量为294项，松浦一人就占了其中的13％，其所占份额亦居第一。可以说，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研究杜甫的第一人，松浦友久是日本研究李白的第一人。

       两个时段的高产作者中，只有松浦友久、太田次男和黑川洋一，先后两个时段都是高产作者。这表明，每个时段都有各自的高产作者和活跃作者，只有少量作者在两个时段都很活跃。

       下面简介几位高产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黑川洋一是杜甫研究的专家，他有关杜甫研究的成果有47项，占其全部成果65项的七成多。太田次男是白居易研究的专家，在其56项成果中，有52项是研究白居易，可见他对白居易的关注与投入。近藤春雄主要研究白居易和唐人小说，对《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研究，尤为用力。特别是有关《长恨歌》原序、《长恨歌》和《琵琶行》在日本的接受情况，研究尤深，后来结集为《长恨歌、琵琶行研究》(37)。平冈武夫一半以上的成果是研究白居易，特别注重对白氏文集的版本及其在日本的流布研究。铃木修次主要致力于盛唐诗人的研究，对李、杜、王维、高适等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其《唐诗及其传播的场合》(38)应该是最早研究唐诗传播的专著。前川幸雄主要研究元、白，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有20项和19项，可见其对元白之关注，其中《白居易对李白的感觉》、《白居易的李杜观》、《白乐天的陶渊明观》等论白居易对前人之接受，选题颇新颖。原田宪雄主要研究李贺，其成果后来结集为《李贺论考》(39)。冈田充博主要研究王昌龄，其《王昌龄评传》对登科前后王昌龄的生平事迹多有考索。斋藤茂的孟郊研究、下定雅弘的白居易研究、户崎哲彦和松本肇的柳宗元研究、前野直彬的韩愈和李杜研究，成果都很突出。内山知也则专攻唐代小说，他的41项成果中有36项是有关唐人小说的研究。植木久行擅长考据，其《唐人新疑年录》对王勃、韦应物、王泠然等50多位诗人的生卒年做过考订。

      

      

       从个体作家研究的重点来看，前后两个时段既有相承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白居易的关注度始终是高居第一(参见表3)，特别是1980年代后，白居易一人的成果占了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1883项)的28.73％，比位居第二至第五的李、杜、韩、柳研究成果量的总和还多，可见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钟情与关注。李杜的关注度在前后两个阶段有所变化，后段李白研究的关注度由第三升到第二，杜甫则由第二降至第三。相对而言，杜甫降温最大，前一阶段其成果的占比为14.5％，后一阶段其成果只占8.18％；李白后一段的排名虽然前进了一位，但成果量的占比却只比前一段提高两个百分点。前一阶段的十大热点作家中，李贺和张鷟的变化也比较大。李贺由前期的第四降到后期的第十一，其成果量的占比由3.35％降到1.65％，关注度降了一半。张鷟的关注度由第七位下滑到第十七位，成果量由前期的59项下滑到16项。柳宗元、韩愈和王维三人的关注度变化不大，特别是王维，始终是居第八。其他作家的关注度，是互有升降。

       从选题的角度看，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有几个颇具开拓性的亮点。

       一是唐诗鉴赏。“鉴赏”活动，虽然中国自古有之，诗歌鉴赏的论文著作，也早已存在，但在唐诗研究领域，最先使用“鉴赏”一词的，却是日本学者。1953年，日本学者林秀一就出版了《唐诗鉴赏》(40)，同年内田泉之助也出版了《唐诗的解说和鉴赏》(41)。1956年，内田泉之助又出版了《新选唐诗鉴赏》(42)。1969年，泽口刚雄出版了《唐宋诗鉴赏》(43)。1970年，日本东京堂书店推出前野直彬的《唐诗鉴赏辞典》。当时中国大陆学界习惯使用的是“欣赏”和“赏析”等概念，如袁行霈《白居易诗〈卖炭翁〉赏析》(44)、丰今《秦观和陆游怎样欣赏王维的作品》(45)、马茂元《唐诗三首赏析》(46)等。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才开始出现以“鉴赏”为名的一些论文和论著，如徐竹心的《唐代近体诗鉴赏说要》(47)、傅子玖《华夏尽理，容情会意——杜甫五首咏物诗的鉴赏》(48)、陈新璋《牡丹真国色，褒贬任诗人——唐代两首咏牡丹诗鉴赏》(49)等。最先以“鉴赏”作为书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三种，包括《唐诗鉴赏集》、《唐传奇鉴赏集》和《唐宋词鉴赏集》，三书分别出版于1981年11月、1983年2月和1983年5月。但这几部书的影响都不及1983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的《唐诗鉴赏辞典》。而此书的书名和创意，正是导源于日本前野直彬的《唐诗鉴赏辞典》，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汤高才先生见到前野直彬此书后才萌生编辑出版《唐诗鉴赏辞典》的念头，于是一花引来百花开，由此“激活了一个新的出版题材，开掘出了一个新的出版领域”(50)。据2004年统计，1983年初版之后，《唐诗鉴赏辞典》35次重印，印数达240万册，其发行量和影响力是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不可比拟的。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代中国古代文学界兴起的作品鉴赏的热潮，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开其端，唐宋词鉴赏随其后，古诗、古文、古代小说和戏曲鉴赏望风跟进，几年之间，仅以“鉴赏辞典”为名的书，就出版了数十部，更不用说不计其数的鉴赏文章了。“鉴赏”不仅引发了古典文学的普及浪潮，也激活带动了出版产业，其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不可估量。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感念日本学者的开创之功。

       二是传播接受研究。日本对唐代文学的传播研究也比中国大陆为早。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太田昌二郎的《论白氏诗文的传入》(51)，小松茂美的《平安时期传入之白氏文集与三迹的研究》(52)、藤井守的《〈乌夜啼〉的形成及其传唱》(53)。这三篇论文虽未题作“传播”，实质却是探讨白居易文集在日本的传播和《乌夜啼》的演唱传播。专著方面则以铃木修次的《唐诗及其传播的场合》(54)为最早。此书探讨唐诗在当时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场合，开日本唐诗传播研究的先河。而中国大陆地区的唐代文学传播研究却迟至1990年代初才肇其端(55)。

       相比传播研究而言，日本学者更重视接受史的研究。只是日本学界常用的是“受容”概念，不大使用“接受”的概念。日本有关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始于1960年代，比中国学者关于唐代文学的接受史研究早了30年。(56)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唐代文学接受史研究成果，有太田次男的《平安时期白居易接受史考察》(57)，丸山清子《〈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概观》(58)、近藤春雄《白乐天在日本——以〈琵琶行〉的受容状况为中心》(59)、河内昭圆《柳宗元仪教接受问题一则》(60)、太田次男《真福寺藏新乐府注与镰仓时期文集的接受》(61)等。1970年代以后，关于唐代文学的受容研究成果渐多。其中大部分成果是探讨日本文学对白居易的受容，如太田次男的《白诗受容考——关于香炉峰雪拨簾看》，平川祐弘的《汉文化与日本人——关于白乐天的受容》等，这些成果，后来结集在太田次男等编的《日本对白居易的受容》(62)和《围绕白居易诗受容的诸问题》(63)二书中。包括中国学者在内，要了解日本对白居易的接受情况，这两本书是必读书，遗憾的是这两本书至今还未见有中译本。

       三是文献考订。日本学者治学，一向重实证，注重文献版本考订和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特别是日本所藏许多汉籍珍本、孤本，往往为国内学者所罕见，故日本学者有关唐人文集、特别是白居易诗文集版本的整理研究，多为国内学者所未及。在白居易文集版本研究方面，太田次男、花房英树和平冈武夫三位学者用力尤多。太田次男有多篇论文考察白氏文集的版本，如《关于大东急记念文库藏白氏文集金泽文库本的复原》(1971)、《关于〈白氏文集〉新见正路校本》(1974)、《金泽文库与白氏文集——关于文集在日本关东地区的流播及相关内容》(1980)，后结集为《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64)，他另编有《白氏文集的文本》(65)一书。花房英树著有《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66)和《大东急记念文库藏旧抄本白氏文集》(67)、《大东急记念文库藏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68)等论文。平冈武夫有《关于白氏文集的金泽文库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管见抄本》(69)、《白氏文集与东急本》(70)等。其他如名儿耶明《关于新发现的〈河岳英灵集〉断简》(71)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河岳英灵集》的珍贵资料，船津富彦的《近世日本唐诗选追踪——唐诗选版本考》(72)则为我们了解近世日本的唐诗选本和日本人对唐诗选择的价值取向与传播提供了便利。

       有关唐代作家生平的考证，日本学者也颇多建树。1950-1970年代，日本学界发表的唐人年谱就有十多种，如都留春雄《王维年谱》(1958)、武部利男《李白年谱》(1958)、高桥良行《王昌龄年谱稿》(1979)、黑川洋一《杜甫年谱》(1964)、花房英树《韩愈年谱》(1964)、清水茂《韩愈年谱》(1958)、花房英树《元稹年谱稿》(1970)、笕文生《韩柳年谱》(1973)、荒井健《李贺年谱》(1959)、高木正一《白居易年谱》(1958)、神田喜一郎《梁肃年谱》(1972)、村上哲见《李煜年谱》(1959)等，另有长田夏树《王建诗传系年笔记》(1961)、前川幸雄《元稹作品系年表稿》、山本岩《孟浩然行年考》(1980)、谷口明夫《王昌龄行年考补正》(1977)等。其中有数种年谱，早于中国学者的同类之作，如高木正一的《白居易年谱》就比国内朱金城《白居易年谱》(1983)要早问世25年；神田喜一郎的《梁肃年谱》，也比国内胡大浚《梁肃年谱稿》(1997)早发表27年；都留春雄的《王维年谱》比陈铁民的《王维年谱》(1982)、张清华的《王维年谱》(1987)也要早20多年。后出年谱，虽多有转精之处，但因信息不通，国内后出的年谱有的并没有注意到也未曾参考日本学者的考订成果。还有不少国内学者此前不关注的一些唐代“小”诗人的生平，如“咸通十哲”、曹松、诗僧灵澈、灵一、少徵等人，都是日本学者捷足先登考订其生平，数年后国内学者才有考订文章跟进。遗憾的是，有的考证虽然后出，但却没留意日本学者的先期考订。

       有些新颖的选题，诸如对唐人色彩感、光感的分析(73)，视角新颖独特，至今都觉得有新意。还有些著作，见到书名就让人眼前一亮，如《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中国的隐者——乱世的知识人》、《青春漂泊——寒山诗的世界》等成果，颇值得关注。

       整体上看，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变化比较平稳，虽然年度成果量是时涨时跌，起伏不定，但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只是战前发展较慢，战后发展较快，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增速很快。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界，人才济济，每个时期都不乏领军人物，其中吉川幸次郎和松浦友久最为杰出。

       注释：

       ①本文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20世纪海内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检索系统》。原始资料则依据罗联添主编《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续编(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吉田诚夫、高野由纪夫、樱田芳树编集《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45-1977》(東京：日外ァソツエ一ッ株式会社、1979)，谷口洋、稀代麻也子、永田知之、内山精也、上田望编集《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古典文学1978-2007》(東京：日外ァソシエ一ッ株式会社、2008)，胡建次和邱美琼编译《日本学者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主要文献目录1900-2007》(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等录入。

       ②久保天隨『韓柳』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04。

       ③王壬丘：《湘绮楼论唐诗》，《国粹学报》1906年第6期。

       ④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⑤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

       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年。

       ⑦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人文书店，1934年。

       ⑧载清宣统三年(1911)刊《惜道味斋集》中。各种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目录未见收录，本数据库亦未收。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的《隋唐代名人年谱》所收之《王子安年谱》，即姚大荣著、宣统三年刊本。

       ⑨刘汝霖：《王子安年谱》，《师大月刊》1933年第6期。

       ⑩阎崇璩：《王勃年谱》，《师大月刊》1943年第6期。

       (11)田宗尧：《王勃年谱》，《大陆杂志》1965年第6期。

       (12)骆祥发：《初唐四杰年谱摘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3)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14)罗联添《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第591页将此目录作“《醍醐寺本〈游仙窟〉解说》”(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6年版)，经查《考古学杂志》原书，方知所谓“醍醐寺本〈游仙窟〉解说”原是其《旧书闻见录(中)》之一则。顺便指出，《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第95页录有“神田喜一郎《上野氏藏王勃集解说》，《考古学杂志》1911年第5期”。经检原刊，《上野氏藏王勃集解说》实为《旧书闻见录(下)》之一则，原题“(大阪上野理一氏藏)旧钞卷子本王勃集残卷”，载于《考古学杂志》1915年第9期，而非1911年第5期。神田喜一郎生于1897年，1911年年方14岁，也不大可能发表学术论文。

       (15)神田喜一郎「遊仙窟、張文成の事歷考證」『歷史と地理』No.1，1933。

       (16)郑振铎：《关于〈游仙窟〉》，《文学周报》1929年第1期。

       (17)金子彦二郎「白氏文集と日本文学」『国語と国文学』No.4，1938。

       (18)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詩文盛期に於ける白氏文集の流行」『斯文』No.12，1942。

       (19)吉田幸一「遊仙窟と日本文学」『文学』No.1，1935。

       (20)吉田幸一「遊仙窟伝本考」『文学』No.7，1935。

       (21)吉田幸一「遊仙窟注の制作·注者·渡来の年代について」『書誌学』No.7，1940。

       (22)平井秀文「真福寺本遊仙窟考」『国語と国文学』No.4，1938。

       (23)遠藤实夫『長恨歌研究』東京：建設社、1932。

       (24)三条西公正「古写本長恨歌について」『文学』No.6，1934。

       (25)目加田诚「白楽天の諷諭詩-日本文学に於ける为白詩の影响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文学研究』No.6，1938。

       (26)水野平次『白楽天と日本文学』東京：目黒書店、1930。

       (27)近藤春雄「長恨歌の序について」『说林』No.4，1959。

       (28)福田襄之介「菅宗本長恨歌古写本をめぐる为問題」『支那学報』No.8，1962。

       (29)胡可先、文艳蓉：《〈长恨歌〉的序与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30)铃木虎雄：《绝句溯源》，汪馥泉译，《语丝》1929年第9期。

       (31)青木正儿：《关于敦煌遗书目连缘起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及降魔变押座文》，汪馥泉译，载《中国文学研究译丛》，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

       (32)青木正儿：《中国俗文学三种的研究》，汪馥泉译，《北新半月刊》1929年第1期。

       (33)山田孝雄：《游仙窟解题》，谢六逸译，《文学周报》1929年第1期。

       (34)铃木虎雄：《论唐代叙事诗》，邵青译，《晨报》1931年第4卷第14期。

       (35)铃木虎雄：《绝句的源流的研究》，李邵画译，《晨报》1931年第1卷第27期。

       (36)鲁迅『唐宋伝奇集』吉川幸次郎譯、東京：建設社、1932。

       (37)近藤春雄『長恨歌·琵琶行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1981。

       (38)鈴木修次『唐詩その伝逹の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NHKTブツクス、1976。

       (39)原田憲雄『李賀論考』京都：朋友書店、1980。

       (40)林秀一『唐詩鑑賞』広島：広島郵政、1953。

       (41)内田泉之助『唐詩の解說と鑑賞』東京：明治書院、1953。

       (42)内田泉之助『新選唐詩鑑賞』東京：明治書院、1956。

       (43)沢口剛雄『唐宋詩の鑑賞』東京：福村出版、1969。

       (44)袁行霈：《白居易诗〈卖炭翁〉赏析》，《阅读和欣赏(一)》1957年第1期。

       (45)丰今：《秦观和陆游怎样欣赏王维的作品》，《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46)马茂元：《唐诗三首赏析》，《语文教学》1959年第1期。

       (47)徐竹心：《唐代近体诗鉴赏说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48)傅子玖：《华夏尽理，容情会意——杜甫五首咏物诗的鉴赏》，《名作欣赏》1982年第1期。

       (49)陈新璋：《牡丹真国色，褒贬任诗人——唐代两首咏牡丹诗鉴赏》，《广州文艺》1982年第3期。

       (50)黄斌：《鉴赏辞典常销的背后》，《出版广角》2012年第7期。

       (51)太田昌二郎「白氏詩文の伝来について」『国文学解釈と鑑賞』No.6，1956。

       (52)小松茂美『平安朝伝来の白氏文集と三蹟の研究』東京：墨水書房、1965。

       (53)藤井守「乌夜啼の成立とその伝唱」『支那学研究』Vol.29，No.3，1963。

       (54)铃木修次『唐詩その伝逹の場』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NHKブツクス、1976。

       (55)相关论文有：李明滨《杜甫的声誉早已超越国界——杜诗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杜甫研究学刊》1991年第1期)、张昌余《从中日两首渔父词看文学的传播因素——试论张志和与嵯峨天皇的渔歌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韩云波《〈秦妇吟〉之谜的传播学阐释》(《九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方亚光《外国人关于唐代中国的著述与唐文明的传播》(《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杨军和李正春《唐诗在当时的传播》(《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等。这几篇文章，既讨论到唐诗在海外的传播，也考察了唐诗在当时本土的传播。

       (56)中国学者从接受美学和接受史的角度审视唐代文学，最早的论文是陈良运的《接受美学与凉州词》(《名作欣赏》1989年第3期)，稍后有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王友胜《从接受美学看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武陵学刊》1992年第1期)、陈新璋《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红《论李后主词的接受》(《福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等。

       (57)太田次男「平安時代に於ける白居易受容の史的考察(上、下)」『史学』32：4、33：1，1960。

       (58)丸山キヨ子「源氏物語における白氏文集受容の概観」『比较文学』Vol.6，No.11，1963。

       (59)近藤春雄「我が国における白楽天-琵琶行の場合」『说林』Vol.12，No.2，1964。

       (60)河内昭円「柳宗元における仏教受容の一齣」『大谷学報』No.1，1937。

       (61)太田次男「真福寺藏新楽府注と鎌倉時代の文集受容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No.7，1969。

       (62)太田次男『日本における受容』東京：勉誠社、1993。

       (63)太田次男『白詩受容を繞る諸問題』東京：勉誠社、1994。

       (64)太田次男『旧鈔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東京：勉誠社、1997。

       (65)太田次男『白氏文集の本文』東京：勉誠社、1995。

       (66)花房英樹『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京都：朋友書店、1974。

       (67)花房英樹「大東急記念文庫藏旧鈔本白氏文集」『かがみ』No.5，1961。

       (68)花房英树「大東急記念文庫藏金沢文庫本白氏文集」『かがみ』No.3，1965。

       (69)平岡武夫「白氏文集の金沢文庫本·林家校本·宗性要文抄本·管見抄本について」『神田博士還曆紀念書誌學論集』、1957、451-480頁。

       (70)平岡武夫「白氏文集と東急本」『かがみ』No.3，1960。

       (71)名児耶明「新発見の『河岳英霊集』断簡について」『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Vol.302，No.5，1976。

       (72)船津富彦「古文辞派の影響——近世日本の唐詩選ブ一ムを追って(唐詩選版本考)」『汉文教室』No.5，1966。

       (73)石川一成「李長吉の色彩感覚：『朱』と『緑』とに表象されるもの」『中国文化研究会会报』Vol.2，No.2，1955。藤田秀雄「李白の)詩に表ゎれたる色彩語の一考察」『九州中国学会報』No.2，1956。西本凡凡巌「杜詩にぉける色彩感」『支那学研究』No.24、25，1960。大野実之助「王右丞詩と色彩感觉」『東洋文学研究』No.3，1956。上尾龍介「夜の詩人——李賀の光の感覚について」『中国文芸座談会ノ一ト』No.10，1957，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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