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美武[1]2014年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政治体系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阿尔蒙德语）。那么，政治生态能否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与学科地位如何？政治生态理论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如何根据政治生态理论，客观总结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怎样构建中国政治生态的建设路径，以及如何对政治生态建设成效（政治作为）开展科学评价？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初步揭示出政治生态理论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意蕴。本文认为，21世纪是生态世纪。党的十八大与十八届叁中全会召开，实质是在建立一种生态型政治改革取向，预示着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元年的来临。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构想源自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其中更加离不开优良政治生态的支撑和保障。政治生态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立体坐标轴，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尤其是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更是增强了对政治生态化建设的诉求。立足于中国政治现实，借用生态理论和智慧来研究和观察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重构政治理念制度、政治民主等政治范式，既是建设责任政治、生态政治，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也是对传统政治的反思和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探索。本文认为，政治生态理论开创了用系统的、整体的、有机的生态学观点研究现代政治的新时代，将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等生态法则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对政治生态理论的正确掌握与运用，离不开对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内涵、学科地位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入分析与考察，离不开对政治生态的系统结构、功能特性及生态要素等基本原理的具体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优良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框架，试图打开政治生态的内部“黑箱”，探究蕴含其中的“秘籍”，并以此为指导，观照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建设提供现实坐标和分析样版。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治生态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阔步迈进。但是，我国政治发展离政治生态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要实现政治生态化发展，必须肃清和应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痼疾、官僚集权体制的羁绊、社会转型的陷阱、预期评价的缺失，以及既得利益者阻碍等顽疾。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提出设想，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点。本文从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在对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历史分析和对人类社会核心价值观扬弃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为政治”、“合作政治”、“整体政治”、“民主政治”、“生活政治”、“开明政治”等概念，从提高政治体系的适应性、维持性和创制力等方面初步搭建起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架构与设想。对政治作为和政治生产力进行比较评价，是政治分析家往往试图回避而实际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阿尔蒙德语）。本文遵循体系——过程——政策——评价这一结构功能分析原理，认为评价概念本身就蕴含着生态的价值，开展政治生态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社会、公民之间不断进行反思总结、沟通协商、互动参与、纠错提高的民主协商、共同治理的过程。对政治生态状况进行评价是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也是描述政治作为，明确政治生态建设可测度性，减少政治风险，以及建设责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通过对政治生态评价的概念与缘起、功能与意义、基本假说与原则等分析，尝试提出政治生态评价的基本模型、方法与主要指标体系等。本文主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分析和评价方法，把政治体系看作动态过程，并将之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结合起来研究，以此来分析和把握影响政治生态建设的各要素。本文将对政治体系的结构、过程、功能及预期评价分析作为贯穿全文的内在微观逻辑次序。同时，围绕对概念范畴的提炼和规则的构建，作为组织篇章结构的外在宏观分析逻辑，即：从对政治生态理论探源起步，到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分析，再到对策与路径的构想，最后以对实践成效（政治作为）的评价研究收尾，依次遵循着从理论追朔——实践探究——验证评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分析回路。
陈承新[2]2012年在《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文中指出正确地引导政治意识健康发展以适应现代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试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执政党和政府有效地引导政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探索执政党和政府正确引导政治意识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各部分内容概述如次：导论部分首先对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引导、政治意识引导与政治社会化等涉及论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作出界定与辨析，其次从理论诉求和现实诉求两个方面阐述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第叁对政治意识研究和政治意识引导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最后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状况。首先从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确立背景和内涵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相关实证考量叁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基本情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指导性政治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层面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政治意识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离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尚有距离，人们展现出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其次分析了当前政治意识引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政治意识公信力不高、政治思想传播不畅、政治意识引导的策略和手段有待更新以及执政党自身政治意识有待提高，制约了执政党和政府引领、调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向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进程。第二章紧随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分析了政治意识引导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系列经济配套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内在局限构成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意识引导的制约性影响；保障公民知情权、政治参与、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制度欠缺导致了政治系统层面对政治意识新问题新变化时的制度性回应迟滞；降低民族自信后的盲目崇洋、遭受挫败后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以及由来已久的封建残余意识等尚不成熟的社会心理也阻碍了社会对主导政治意识的真正认同和接受；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低潮徘徊和西方敌对势力加紧“颜色革命”的多元攻势则营造了政治意识引导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第叁章阐述了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求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来帮助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动力、化解社会矛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民主与法制的现实发展困境也成为政治意识引导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共产党人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执政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执政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都对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促进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提出了迫切诉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成本、历史与现实基础以及相关社会心理都表明政治意识引导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联，为应对目前国家安全遭受的政治意识威胁，也迫切需要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第四章在立足于认清制约政治意识引导的深层次原因和提升引导能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意识引导过程中应该担当起的作用。首先，从发展完善政治理论内容和提高政治理论大众化水平的角度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其次，从大众传媒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变革、文化产品的优化供给、利用典型事件分析推动政治意识引导的地区互动和国际互动等几个方面改善政治意识引导方法。再次，通过厘清需求并配套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利用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主导政治社会化进程。第五章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关键主体入手，论述执政党如何提升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第一，执政党成员需要从明确政治理论学习重要性和明晰学习重点着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第二，深入研究引导政治意识的规律，重点研究如何夯实政治意识引导的客观基础的规律、如何把握政治意识引导的客体的特征规律、如何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意识的规律、如何改进引导方式的规律等。第叁，立足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认识政治意识引导的重要性，通过妥善协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提高执政党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全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为例的研究，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引导问题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尝试将政治意识引导作为一个可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希望政治意识引导研究范式能够与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等理论研究范式形成互补。全文的重点在于试图揭示政治意识引导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脉路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新路。
白付理[3]2002年在《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参与体系》文中研究说明政治参与体系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学理论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政治参与体系进行研究、探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文章以党的十五大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体系的内涵、结构和特征，并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体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文章还回顾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体系的历史发展，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剖析了制约政治参与体系运行的因素。最后，文章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政治参与体系的原则及途径。
朱益飞[4]2015年在《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文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私营企业主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政治需求也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日趋强烈。因此,应重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和需求。十八大报告提出,应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这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在中共构建的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参与,在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新中国初期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人们思考和审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行为的历史起点。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立足新中国初期国际国内社会现实环境,在广泛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研究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有关文献资料基础上,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参与实践、历史启示及其对当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价值进行了全面论述。本文深入阐述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之间正向政治认同生成的基本历程,从政治学研究视野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基本模式,全面系统回顾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在诸领域的政治参与实践,并对参与实践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辩证分析,提炼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当代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与新中国初期私营资本、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异同对比,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历史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理论探讨。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探讨了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指出了工商业者、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政党成员是这个阶级的群众基础,软弱性、革命性是其基本特点。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且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阶级。狭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准、经营能力、技术水平的实业资本家。广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狭义民族资产阶级所指范畴之外,还包括实业资本家的外围和从属部分。主要由充当这个阶级先锋队和利益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组成。本章还分析了政治参与的内涵、分类、形式以及意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政治参与理论以及统一战线理论作为理论指导。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政治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视角。首先探讨了政治认同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负向政治认同下,政治参与容易与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人类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驰,正向政治认同下的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本章在中共党史一般分期基础上,探讨了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叁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认同,同时对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进行分析。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认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主客观条件影响下,新中国初期二者最终建立了相互之间的正向政治认同。第叁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一般分析。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分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环境,具体包括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以及国际生态,进而深化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的理解。人民政协、人大以及工商联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论述了叁大主要平台的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政治参与中的基本效能。从政治学视野研究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力：民主信念、利益驱动、政党支持、政治分配以及政治情感。本章认为,政治选举、政治决策、体系介入、政治接触以及政治运动构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通过对政治参与动力和途径的分析,建立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的基本框架。第四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实践。在筹建新中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响应中共号召北上参政,积极筹备新政协并参加政协全体会议,见证并参与了若干建国程序。参与经济建设的决策与协商,动员并购买胜利公债,推动新中国企业发展,参与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在土地改革中,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调研,推动制定并贯彻土地改革法。“五反”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发表看法,拥护“五反”运动,积极号召工商界参与“五反”运动、坦白和检举不法行为。参与抗美援朝重大决策,赞成中共出兵朝鲜的建议,广泛开展爱国宣传和动员,开展捐献行动并赴朝鲜慰问,投身爱国增产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们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五四宪法,表达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为改造献言献策。在国际事务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外交助推政府外交,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第五章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评析。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政治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理论,促进了新中国初期政治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先河。经济上,支持建立了国营经济,促进了私营资本发展。社会意义方面,安抚了工商业者情绪,促进新中国初期社会整合。但是,政治参与在制度方面存在不足,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或“左”或“右”参政倾向,精英式政治参与淡化了大众政治参与,而且被动政治参与倾向明显。中共方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参政一度存在“左”的错误认识,没有能够有效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本章总结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共政治领导是基本前提,正确认识和看待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是保障,切实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关键,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核心,民族资产阶级参政素质的不断提升是内在动力。第六章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当代价值。讨论了新时期以来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并将他们与新中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产阶级的异同进行对比,指出新时期私营企业主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特征与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环境和特征相比已经发生变化,但新中国初期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本章对当代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历程进行了梳理,概括了政治参与的模式,指出当前私营企业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总结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本章指出发展和完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促进政治参与渐进有序有度发展,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推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制化进程,完善和优化政治参与渠道。
尹浩[5]2015年在《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马恩经典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仅在于认识世界,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也总激发理论探索者在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充满着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思考。遵循此理念,笔者分为以下五部分展开全文：一是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国家权力介入基层社会共同体建构的可能”问题意识为核心,展开实证分析和学术对话。具体而言：为什么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经过近30年的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居民自治能力依然低下?导致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的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空转现状,建构理想型的现代化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换句话说,整体性治理理论预设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下,通过整体性政府建立实现善治的可能。放置于中国时空下,笔者认为社会组织化水平与政府功能整合程度相互影响,两者存在同步进行趋势,并且社会组织化水平的第一推动力为公共行政部门。这项研究让我们可以解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区结构与公共行政体制是如何影响了治理理论在中国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在理论上反思治理理论应用本士的适用和限度。二是纵向历史维度分析。放置于中国城市社区历史的变迁角度来看,主要划分为总体性社会下的社区建设和分化性社会下社区建设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高度行政整合的社会几乎不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发育的土壤。在后一个阶段,随着公域、私域、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化,社区居民自治在政策制度体系初步确立。其背后转型的动力源宏观上主要有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改善与社会职业群体分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叁个方面,微观上体现为以社区类型空问演变、流动人口社区分布以及特殊人群需求多元化等特征的社区分化。在此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推动的社区建设,短时间内使社区硬件设施以及人员组织体系迅速得以完善,然而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和自治水平依然较为低下。叁是共时性比较分析。造成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困境的主因归结为社区结构的碎片化和政府功能的分散化。社区碎片化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传统共同体瓦解的自然反应,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发育不良是社区碎片化难以进行自我疗伤的深层次逻辑。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为原则的官僚科层体制自身的弊端造成,也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文化触手在当下社会的延伸。其中,社区碎片化与政府功能碎片化(分散化)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碎片化的社区无力组织自我服务,只能依靠行政力量、行政资源与行政方式填补,另一方面功能分散化的政府分割了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造成社区行政化与负担不断加重。四是社区整合实践反思。依据西方社区建设经验来看,组织整合是未来中国碎片化社区修补的方向,也是建设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关键。在中国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现代社会组织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介入。源于欧美国家的公益创投活动,因能够迅速有效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备受我国地方政府推崇。公益创投有孵化器与项目孵化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依托实体孵化机构和场所,进行系统培育,后者依靠项目与技术支持,化居民需求创意为微型社团,实施微型自治。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能够通过组织培育,整合破碎化的社区,优化政府部门资源和权力输出方式,并有使政府及其执行机构、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公共资源分配及享用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权责对等的关系。五是未来发展图景与理论提升。整体性社区与碎片化社区相对,是对未来城市社区发展的畅想,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彼此依托、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社区公共生活的完整空间,是政府部门、社区和社会组织叁个治理主体间合作过程中,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实现自治能力提升的理想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状态。通过对公益创投反思,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笔者建构了社区治理“陀螺模型图”,它被赋予实现整体性社区的重任,主要内容包括公益服务项目整合机制、以平台发育与社会组织络整合机制、以社区自组织网络整合机制,以及叁者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助的整合网络机制。六是结论,即社区居民自治空转是社区碎片化和政府功能分散化相互迭加的结果,整体性社区是社区居民自治的理想图景,他的实现是政府主动介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网络体系建构,同步推动政府部门功能整合的过程。
李俊[6]2011年在《“熔炉”：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与绩效（1949～2009）》文中研究说明政治社会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社会化指的是社会个体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中接受政治文化、形成政治态度、塑造政治人的实践过程。它不仅有可能使国家自身的合法性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接受,而且还有可能降低社会统治成本而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稳定。因此,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通过政治社会化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本论文以“形成特定的‘政治人’是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与“政治人的形塑具有建构性与解构性、可控性与非可控性、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二重性”为逻辑起点,以“当代中国政治社会”为分析的时空场域,以“机制——绩效模式”为分析框架,把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划分为“政治革命”：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化(1949—1956)、“文化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社会化(1957—1977)、“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社会化(1978—2009)叁个时期,试图从历史、静态、动态的角度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政治社会化演进轨迹。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由和研究意义,梳理并评析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源流及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进展,分析本文研究视角的缘起与研究进展,说明本文的理论前提、预设以及分析模式。第二章,“政治革命”：建国初期的政治社会化。探讨的是1949-1956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政治革命”的主题下是怎样运作并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由于历史是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因此,这部分首先分析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运作体系及国民政治性格特征,以为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比较参照物。文章着重考察了政治社会化的思想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制度资源以及政绩资源的维护与开发,政治社会化主体及功能发挥状况,阐释了包括以政权建设为核心的控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载体的传播机制、以政治动员为特色的参与机制、以政治事件为契机的诱导机制在内的政治社会化机制的运转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社会化运行绩效进行考察,认为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国家整合性、群体运动性以及心理净化性的特点,民众的政治心态从差异到趋同、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第叁章,“文化改造”：文化革命时期政治社会化。考察的是1957-1977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文化改造”的主题下是怎样陷入失范又导致了什么样的危机。本部分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资源、结构、机制以及危机进行探讨。认为这二十年政治社会化展现出价值、政治、制度、政绩四个方面的资源消解；社会化内容和主体功能方面的结构裂变；运动常规化、教育革命化以及生活政治化叁个方面的机制僵化。政治社会化因此而出现政治性人格的异化、目的与手段的偏差、愿望与效果的背离以及狂热与冷漠的悖论四大失范,政治个性的式微、主体意识的泯灭、政治认同危机以及政治行为的盲动叁大危机。第四章,“经济改革”：改革开放时代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是1978-2009年间中国政治社会化在“经济改革”的主题下是怎样既分化又整合的。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资源处于生长与悖论的双向运动之中,政治文化变革的多元化、社会经济变革的市场化、交往方式变革的全球化、社会结构变革的高分化导致了政治社会化的积极和消极效应结伴而行；文章分析了家庭、学校、传媒、政党以及政府等政治社会化主体变迁与功能分解状况；考察了政治社会化的管理体制、教化机制和参与机制的运作及效度；总结出这时期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和趋于多元化、理性化以及实用化的变动趋势。最后,结语。该部分对本研究做了逻辑上的梳理和结论的简约化阐释。
王帆宇[7]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胡建华[8]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李春明[9]2005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对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需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和法治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促进了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政治文化走向世界,进行平等的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既保持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统一的趋势,为保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文化动力。 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压力。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全球化中的西方式民主化浪潮,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对渐进性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带来极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干扰着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立发展。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动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趋利避害,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要坚持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体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尊重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发展成果,并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中大有作为。 发展观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两种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全
王崇[10]2018年在《强化中央权威》文中提出政治权威构建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中央权威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及其发展的关键词。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探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缘何以及如何建构中央权威,中央权威建构面临的挑战以及强化中央权威的路径。在中国,中央权威有其明确概念内涵,主要指涉党中央的政治权威。维护中央权威不是再现西方价值偏见中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是重现新权威主义,更不等同于中国“文革”时代的政治权威。维护中央权威不仅是基于中国国家结构、历史与现实的客观要求,而且从一般意义看,维护中央权威也是新兴国家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基本保障,有助于国家有序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国际层面考察,维护中央权威同时也是应对国家间相互竞争的客观需要,缺乏有效中央权威和稳定政治秩序的脆弱国家往往难以对国内资源开展有效的政治动员,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难以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树立国家的良好国际形象;难以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为维护自身政治权威进行了不断探索。这些探索不仅体现在以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完善巡视与监察制度等措施维护中央人事权的策略之中,而且也表现为通过推行分税制和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以维护中央财政权的策略,同时,从现代国家对于管辖范围内人口、社会等信息的有效采集,并实现反思性监控的理论角度分析,上述探索还体现在中央大力推进信息采集科学化的实践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验探索的展开与中国有效的央地关系架构这一重要条件是分不开的。在党政体制这一中国政治体制下,有效的央地关系架构主要表现为“条块”交叉的政府间组织结构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分工协作决策体制。在“条块”交叉的组织结构中,中央可以通过调动“条”和“块”两方面的力量,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其对“条”与“块”的激励和控制程度,推动中央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地方得到有效落实。在以政党为领导核心的分工协作决策体制中,执政党在集体决策基础上形成国家和地方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等决策结果,这些集体决策所确定的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决策过程具有宏观指导意义,使其决策活动在具体业务方面保持独立性的同时,有效促进国家整体决策目标的实现。在上述前提下,基于中央权威的国家治理活动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有效性。然而,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央权威的形塑仍面临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挑战、民族分离主义及其活动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伴随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外部国际因素对于中国国家主权的挑战、内部地方性治理主体兴起对于以中央权威为主导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去中心化”挑战、民众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挑战,这些因素成为了继续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所必须面对的考验。面向未来的中国中央权威构建,其最终目标与方向是增强并实现中央权威的现代性。通过推进央地关系的法治化,化解分权改革等过程中所衍生的央地之间的财权和事权等矛盾;通过增进公民身份认同、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等举措,巩固和强化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同时,要加强风险防范,应对全球化浪潮对中央权威构建的冲击与挑战。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夏美武. 苏州大学. 2014
[2]. 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D]. 陈承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3]. 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参与体系[D]. 白付理. 郑州大学. 2002
[4]. 新中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参与研究[D]. 朱益飞. 扬州大学. 2015
[5]. 整体性社区构建：来自公益创投机制的启示[D]. 尹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6]. “熔炉”：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与绩效（1949～2009）[D]. 李俊.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7].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8].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李春明. 山东大学. 2005
[10]. 强化中央权威[D]. 王崇. 吉林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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