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拓展与困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艺术拍卖市场与艺术行为化
当商品逻辑进入艺术思维，艺术家不再在乎自己的笔墨操作，而在乎市场的晴雨表。在这种文化经济的转向过程中，先锋日益让位于画廓。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总是谈苏富比的价格，只关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一如炒股者对股市的热情，而且，这种以价论画不仅是对西洋油画，也逐渐侵向了国画领域。国画大师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画陡然价值连城，“天价”成为人们羡慕不已、议论不休的话题。
在先锋让位于画廓之后，画廓主人的趣味开始全面主宰着画家的沉浮，画家由画笔的主人逐渐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为市场左右的“追风族”。90年代中期由于商品逻辑浸入整个中国绘画市场，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序。人们将金钱当作第一需要的时候，所有的艺术品如果没有金钱的定格，就几乎一无所值。有些艺术家邀请西方人到圆明园观赏自己的行为艺术，其目的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醉翁之意在“钱”。中国绘画到1996年是最为迷惘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堕落、颓废、沦丧之时，终于抛弃了在纸和布上做画，而开始了行为艺术。拍卖市场也在假画风行真画如凤毛麟角的情况下，转向了对传统的明清绘画的拍卖，以及对瓷器、玉器、陶器等工艺品的拍卖，由精英的纯绘画转向了工艺美术，甚至发展到对明清硬木雕花家具等“准艺术”类型的嗜好。
90年代中国美术已经走向了实验化、行为化、政治波普化和拍卖化，这是一个极为奇怪的多元景观。其真实的处境是：中国先锋艺术一部分艺术家离开国土到西方，成为流浪画家或街头画家；一部分被国外一些画廓包养起来，在养尊处优中逐渐丧失自己的独创精神；还有一部分只有在京郊进行所谓的“身体绘画”，以此作为存在的标志。
画家们已经开始从用新的技法表现个人思想，展示个体生存境遇的个性化边缘化势态，退行到直接用身体或裸体语言进行创作，热衷于时髦的行为艺术。世纪末的先锋美术家已不再满足于画布、画板、画笔，而要用自己的身体直接创作对象了。如马六明、张洹等人在晚上北京郊外火车桥下相聚，分别表演了带有本能性、感官性的“行为艺术”，但没有人欣赏使其表演更多些自虐的成分。另外，庄辉1995年4 月在近海地区沙滩打洞的行为艺术，朱发青《第十三》的毛笔画体毛的行为艺术，女画家张彬彬1995年在北京东村完成的区分人兽界线的《界线》行为艺术——请诸位男艺术家分别进入她的闺房，她脱衣闭目躺在床上，考察男女之间的界线。
不妨说，从艺术家热衷油画到热衷行为艺术，可以看到一种试验性的意向，一种玩世不恭中掺杂着愤世嫉俗，一种标新立异中的无可奈何。在商品逻辑浸入整个社会生活层面时，这种已经难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的身体绘画的行为艺术，仅仅成为一种先锋艺术的谢幕表演，其沉重的内涵应当引起当代美术界的瞩目。
三、先锋音乐的摇滚化与古典大众化话语
80年代的精英音乐家谭盾、叶小刚等的音乐作品，曾在中国音乐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是随着他们走出国门，这种试验性音乐或技术性音乐很快被更具有煽情性的摇滚乐所取代。于是90年代的各类音乐犹如所罗门的瓶子放出的妖魔，风靡一时，卷起阵阵旋风。
90年代先锋性音乐一方面要同大众传媒的世俗性抗衡，另一方面又要同古典音乐的精神性拉开距离，这使其在突出音乐两大因素之一的“节奏”要素时，却只是将“旋律”的精神感加以削平。也就是说，其在节奏中突出了生命感，而在旋律中抹平了精神感。尤其是摇滚乐大都在消解旋律的精神性，而着重强调其震撼效应和宣泄功能。所以，听着摇滚乐那强劲的节奏，人心中既没有神圣感，也没有内在的深层感动，只是强劲的节奏反复敲打人的神经，不断刺激人的内在欲望和本我生命，将生命中那些非精神性的东西全部调动出来，使人趋于一种暂时性遗忘状态，忘掉所有精神与超越性甚至忘掉自己的当下处身性。因此在这种震耳欲聋、声光电一体的后现代场景中，个体全身心像弹簧支撑的软性动物一样扭动翻滚，人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或高度的放纵状态，在精神的“格式化”空白状态中，生命本能活力得以尖锐喷发。
然而，摇滚尤其是其歌词在世纪末的精神废墟中，尽管有诸多问题，但仍然有其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和文化精神向度。在这种刺激自我欲望，满足自己生命节奏和生命本能的音流中，人在获得彻底身心解放的同时，又被悄悄地抹平淡化了精神性深度。
一，摇滚的先锋文化精神
摇滚在90年代作为文化先锋的代表，对当代音乐的雅化倾向具有巨大冲击力。崔健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代，他的音乐中包含着一种重金属般的音色。在80年代流行音乐浪潮中，崔健身着军服，扎腰带挽袖子留长发，一种典型的“文革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当代城市的无业游民形象，抱着电吉他在台上闭目一吼《一无所有》，这被港人称为“后现代行吟诗人”形象，便留在80年代后期的历史记忆之中。
崔健的《一无所有》所反映出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文革”后“文革”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在现代社会日益精密化、商品化、制度化和阶层化的过程中，这一批所谓“自由”的栖身于世的青年，却成了精神的萎靡者。在学科上，他们既不能入大学深造；在城市中，不能寻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在经济上，大多穷愁潦倒而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在个人身份上，也不可能具有“文革”主体的精神胜利法。因而感到自己从骨头到心灵都是历史错位般的赤贫——“一无所有”。这种生活在历史断层中的心灵呼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群中获得了异样的反馈和各自不同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倾向，正是“时代多余人”重新寻找苦闷发泄渠道的一种表征。
当然，由于崔健这“一无所有”的一声呐喊，是借助于西方最前卫的艺术即摇滚方式和最现代的文化传播方式而达成的，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后现代效果。如果他是以黄土高坡上信天游的方式来喊，抑或以东北大秧歌二人转的方式来喊，其革命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他运用了现代或后现代重金属摇滚的方式，摧枯拉朽，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地反映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台上台下的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扬”，使他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
但我认为，无论他处在夹层中的时代空荡，还是呼出了历史的某种盲点和误区，甚至借用了西方的音乐技法，这些都不很重要，重要的倒是他的歌词所具有的政治波普含义。他的《一无所有》写出了在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后，又经历着经济的大转型，在时代不断拼贴中的“这一代人”的“精神身份”的“空无”。于是，崔健就这样展开了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我与你”的爱情问题，而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还有他的《一块红布》，在随意的吟唱中指向了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问题：“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我感觉，你不是铁，却像铁一样强和烈，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至于《红旗下的蛋》，可以看作是对一部中国现代简史的象征性演绎：“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像红旗下的蛋。肚子已经吃饱了脑子也想开了，别说这是恩情，永远报答不尽，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印儿，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崔健的歌词以直白的方式道出了当代青年某种变形和压抑心理，如“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将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和在封闭状态中自我的无力感和新异感表现出来，表明了在时间空间的分割和瞬间重合中主体的当下失落。而且将“跟谁走”这种表层的爱情语言的能指，引申进入一种社会现状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深层追问中。人们在歌与词之间，在词与词之间，在词与意之间，形成了某种“链形环绕”结构。于是，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宣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获得某种解脱。
当然，在崔健看来，摇滚乐带有挑逗性。其音乐强调节奏，节奏是用身体带动情感，能找到一种力量、一种乐观情绪、一种不撒谎的真实。他通过摇滚的身体直接性，使人能够在“新长征路上”的迷惘之中品味到历史的辛酸，感受到生命的狂热和某种看不见的内在骚动。
崔健之后，“黑豹”于1980年异军突起，以一首《无地自容》（与《一无所有》一样，也是以否定词方式出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黑豹”演出时身着黑色T恤长发披肩。 高分贝的电子乐打击乐和叫喊声混成一片，构成相当的震撼性和冲击力，歌词以口语化语言，代替了传统性的修饰婉约，直接将人世间的沧桑与挫折，痛苦与欢乐，触目惊心地展示给众人：“人潮人海是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着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将人和人、你和我、历史和现实、陌生和相似融为一体，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和无依无靠感，使这种现场感成为个体文化传播的新的方式。当然，应该说，“黑豹”摇滚乐更重视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吁求，但它已然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摇滚的革命性和先锋性。
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北京第一支重金属乐队“唐朝”、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呼吸”、“兄弟宝贝”、“时效”等，也将在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章，另有“1989”乐队、“指南针”乐队等，也曾在中国摇滚乐章中热闹过一阵子，各有特色。其组成人员多是具有音乐专长的待业或退职、留职青年，所以，他们在摇滚中表现个人的魅力和风采多于强调歌词的穿透性和革命性，追随“盛世风采”和重金属的华丽震撼多于对社会迷茫心态的揭示，幻想、浪漫、虚茫多于对摇滚的先锋性和摧枯拉朽的张力的追求。因此，有人又把后者称为“软性摇滚”，以与崔健的重金属“硬性摇滚”相区别。
可以说，从硬到软，从“重金属”到“软摇滚”，能够看到90年代的商品文化和市民文化确实消解着革命性和先锋性的因素，于是，中国的音乐就沿着这条由硬到软的路走了下去。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国摇滚没有重视自己的革命性震撼性，反而过多地重视诸如出场费和媚俗的一面，加之很多歌手衣着古怪、言行粗鲁、吸烟酗酒，有的甚至性欲混乱，暴力吸毒，所以摇滚从重金属般的精神革命到开始玩弄精神，再到彻底走向欲望化，逐渐疲惫在它惊天动地的喊叫之中，并日益平面化地消失在它的千万歌迷之中。于是，出现了黑鸭子歌唱组、四兄弟歌唱组、两兄弟歌唱组等甜腻腻的流行歌曲，摇滚的革命性逐渐被取代。
二，MTV的火爆与排行榜
在市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90年代无疑将革命性化解为时尚性，将对生命存在状况的关注，变成对生命存在本身的保健。于是，老来俏在街头开始扭起了秧歌，开始出现了时装的表演，人们在一种盛世氛围中感受到生活的温馨。80年代诞生于日本的“卡拉OK”飘洋过海，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和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基础”。本来日本人在周末到歌舞厅，以不太美妙的喉咙喊上一曲作为其生活优裕的佐证，或生活压抑的一个释放口。但当这种娱乐形式传到中国以后，却变成五音不全却喜好风雅者寻找美妙感受的便捷方式。高档卡拉OK厅成为有钱人的自娱和炫耀的场所，把听别人唱跟别人哼置换成听自己唱和让别人听自己唱，在这种自满自得自娱中产生出一种生活恰如这轻歌曼舞一样美妙。尤其是当声光电MTV与唱同步一词时， 整个荧屏充斥的无外乎是南亚东洋的泳装美人，生活显得如此之情趣盎然，成为唱卡拉OK者之间回荡着一种看不见的氛围和世俗生活的证明。
卡拉OK使一些末流的歌唱者在各种低档歌厅走穴而大赚其钱，有些暴发的大款为了“斗富”也对歌手一掷千金。90年代中期，各大电台推出了“音乐电视”、音乐电台，MTV成为时尚。 而歌曲排行榜令歌手歌迷都趋之若鹜，进入排行榜并逗留在排行榜，或在排行榜上升级，成为歌手自傲自矜的重要资本。当然，被某个公司包下，凭借其资金为某一歌手包装制作MTV的广告效应，成为一夜成名的捷径。
MTV的盛行一方面说明了大财团、 制作人和经纪人的经济行为已经大规模地侵入音乐肌体，同时也说明跨国资本已经深入中国内陆和人们的音乐神经。MTV这一美国的流行音乐样式，从80年代初发展以来， 迅速弥漫全世界，其中翘楚有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玛丽亚·凯瑞、邦·乔维。那种声光电一体的大众传媒的现代最新科技，运用了信息社会电视体制中的权力话语运作。摇滚乐的革命性和先锋性在MTV 的刺激和镜像中，变得日益破碎和虚幻飘缈，而这一切进入中国以后，使得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生产复制相整合，同时使对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最新的后现代信息音乐的现象相糅合，于是，跨国资金和民间资金在90年代的中国竞相投入音像市场，音像公司如雨后春笋，1993—1996年兴起了歌手签约热和包装热，而1997年则变成了解约热和跳槽热年。加之，西方大量的CD和VCD 进入中国和盗版现象，人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为那种资本的眩惑和音乐的软唱光环所击中。这样，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代性便在这软绵绵的温馨之中，失去了阳刚健美的风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心话语的介入，中国的MTV 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一年一个主题，如1994年的主题是民族化的民歌联唱，1995年主题是“世妇会”，1996年的主题是音乐电视大赛等等，使得许多人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创造精神纳入一种主流话语状态，因此，中国的MTV 事实上在消磨先锋意识和摇滚精神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精神按摩作用，相当多的人通过MTV获得了名利双收的现世利益， 滋长了进入大众传媒而一夜暴得大名的心态。而真正的音乐却日渐消离， 以至于有人感慨， 从MTV到LTV，艺术说不清是自救还是自戕。我以为这并非是盛世危言。
在这种情况下，蓦然听到一曲《阿姐鼓》，其新的风格新的音乐范型使人耳目一新。
三，乐坛的后殖民意向与后现代空间
朱哲琴的名字是从西方反过来传到中国大陆的。她一出现，其音色和演唱风格便显示出与众不同。我们从她的《阿姐鼓》中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西藏风情，从《黄孩子》中能感觉到东方人在西方所感受到的后殖民的压抑情绪。
《阿姐鼓》以厚重的、古典交响乐式的多声部的织体，现代的电子合成器和多种音响的采集和大制作，以及词曲的独特心计，形成一种立体的音乐空间，构成音乐语言的巨大张力。再加上传媒的精心宣传和包装，以及她触及到的相当敏感的西藏问题，这些使朱哲琴在西方一炮打响，征服了西方听众精细的耳朵。“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在过去的时候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天天地想她，阿姐啊。一直想到了阿姐那样大，我才突然间懂得了她，从此我就天天地找她，阿姐啊。那门前坐着一位老人，反反复复念着一句话。……天边传来阵阵的鼓声，那是阿姐对我说话……”当那鼓声响起时，那鼓却是阿姐的皮蒙上的，这种血性刺激使西方人在如泣如诉的音流中感受到某种心灵的震撼。
《黄孩子》唱道：“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在无人的巅峰上，有一面飘扬的旗帜，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这份清醒难能可贵，她以一种质疑的眼光质疑西方的单维性，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地基、文化氛围和文化基因加以重新确认。那位中国的黄孩子在西方的街头意识到自己的黑眼睛时的感触，通过近乎完美的乐曲和演唱细腻地传达出来，在西方世界深受欢迎，并久居排行榜的前列。然而，这两张CD，在本土的消费浪潮中，却难以勾起人们对巍峨神秘的世界屋脊文化宗教和自身黄皮肤后面的“中国心”的深层联想。
当朱哲琴那忧郁的歌声，变化莫测的音响从耳边刚刚飘逝，艾敬的后现代声音又灌满耳朵。那不阴不阳、不咸不淡、不高兴也不悲伤的《1997香港》，又说又唱：“我妈妈是个唱京戏的，我爸爸是个工厂的，我来自沈阳。我到了北京进了王昆领导的著名的‘东方’。我往南去了广州，在那儿认识了我的他，他家住在香港。”此时香软的伴唱随之飘出：“香港啊香港，它怎么就那么香？怎么就那么香？”艾敬接着说唱出香港的地位：“就是他来来得了我去去不了的这么个地方。”然后，将“一国两制”的问题轻松解释为——之所以盼望1997，只是因为“回归”后就能随便进出香港了：“快让我到那大染缸，快让我到那大染缸。”整首歌曲从头到尾似笑非笑地把“香港回归”的政治性情绪，转换成“我去见我男朋友”这类小儿女之间的私情，将社会性国体性的东西消解为个体性约会，因此，乐评人将艾敬那种无所驻心的演唱称为“后现代之声”。
另外，音乐的电脑化和多元化倾向，同样值得注意。刘欢等歌手借用电脑做音乐，相当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电视剧的音乐水准。但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Midi制作问题，以及音乐的电脑化倾向，乃至后现代无声音乐倾向的出现，使音乐越发走向形式化，越来越维持一种争夺排行榜话语权的功能。在世纪末，呼唤音乐的清洁化、纯洁化、精神化变得尤其可贵而急迫，其中民乐的正规化、音乐语言的纯净化将成为世纪末音乐必得面对的问题。
当时光进入1997，谭盾这位80年代的先锋音乐家，却选择了交响曲式的方式，从边缘的先锋状态走向了主流艺术话语。他对香港1997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即调用了中国古老的编钟表现最时髦的主题，构成了十三章的混声大合唱。其交响曲《天地人》曲目分别为：1.序歌：天地人和；2.天；3.龙舞；4.风；5.庆典；6.街的戏与编钟；7.底；8.水；9.火；10.金；11.人；12.摇篮曲；13.和。
《天地人——1997》，这部为庆祝香港回归之作，一反先锋姿态的个体叙述和所谓的边缘状态，而进入到1997年中国一个重大叙事——香港回归，因此在作曲的曲式、曲调、歌词上多有回归正统模式的倾向。谭盾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体会，尤其是早年的音乐创作，大多是出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甚至“神秘”之中。而长期国外留学的经历，又使他能够得鉴于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音乐，并能够通过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反省、身份反省和文化反省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音乐语汇和音乐动机。
在香港这个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民族与西方的一个话语的敏感的接触点上，谭盾将他的“天地人”的构思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意识，因此，天是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之天，地是“皇天后土”的黄土地，人是“龙”的传人。这种宏伟叙事使他的音乐充满着张扬和激荡。尤其是挪用中国古代思想意象，将大宇宙和大群体（民族）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境”。他的音乐中以华夏精神为主体意识，而在形式上挪用移植西方拓展现代，在东与西、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了某种折衷。在他的旋律展开中，可以听到山歌民谣、江中号子、迎亲吹打、佛堂祈颂、丝竹管弦，以至西洋的交响曲式和“大提琴独白”，同时，又有中国民族乐器汇入其中。这使得在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融会成一种和谐的大音乐意识，由此升华到一种大哲学宇宙精神，即“天、地、人”交织。
无疑，谭盾的“天地人”已经排斥了阶级、革命、暴力、帝国主义等冷战性的思维，而向传统的古典式的“天地人”这种宇宙根本本体升华，逃避了政治性的言说方式，而回归到传统话语模式，这一点在他以“编钟”这种中国古老音乐的象征，即孔子所推崇的“成于乐”的黄钟大吕，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上古韶乐，同时也是中国先秦时代祭祀天地神灵列祖列宗的礼器的象征，作为《天地人——1997》的支柱性的音乐语汇和音色的取舍。可以说是构成了传统与现代遭遇渗透，并相生相发的一个典型的跨世纪的基调。
当然，这部匆匆写成的“大曲”，仔细听来也有若干拼凑、匆促和不和谐之处，这似乎说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完美无缺的融合，绝非一己之力可以达到，因为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将横亘在整个中国先锋艺术面前。
音乐界的另一景观是，90年代中期，古典交响乐终于走出了困境，赢来了自己的听众。北京音乐厅场场爆满以及票价居高不下的演出和国外大型乐团的轮番轰炸可以见其一斑。各地的民乐热和民乐学习热也表明，在音乐上，大众的趣味正在日见分化，无论是古典西方的，还是古典中国的、现代西方的、当代或者后现代西方的，均可以获得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地盘。
总体上说，90年代的先锋艺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力图挣脱这种困境。它在制造大众神话的同时，又在力求破除这种大众神话，它在为满足大众的欲望的最低纲领即世俗关怀的同时，什么时候又能走出这种平面化的低迷状态，开始指向最高纲领即人生的精神升华状态呢？这也许是文化艺术的中国式的世纪末之问。
我想说明的是，90年代的中国先锋艺术成为一种精神探险的形式，对先锋艺术家而言，他的艺术同样也是其生命的选择或被选择的一种存在方式。当然，我也意识到，90年代的先锋艺术，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先锋们在自己一度热衷的技术试验中，张扬纯技术至上，而不期然地将中国现代艺术带入了“文化工业”之中，同时，一些时髦者在丧失了艺术锐气的市场倾销中，无可选择地终结了先锋们持续十余年之久的探索，而仅仅使其沉醉在往日的先锋性辉煌想象中。
然而，真正的先锋仍然在漂泊中寻求新的锚地，在一片废墟中发现新大陆。我们只有走进先锋们的精神世界，去深切体味先锋的现实焦虑、存在处境、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内在压力和渴望。好在先锋们仍在自己的“过程美学”中，释放自己残损的生命力和精神魅力，仍在用自己的艺术理论和实践，铸成自己艺术生命的探索性证词。
真正的先锋，将以自己的坚韧精神在未来的荆棘之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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