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要立足防患于未然——对美国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着陆论文,防患于未然论文,美国论文,要立足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一年以后， 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逐步回归到决策者所设计的调控轨道和时间表上来，在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政府干预最少的自由经济国家，宏观调控能够取得如此成效，其中自有其可圈可点之处。
一、防止通胀是调控的首要任务
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七十年代及至八十年代初的长时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美国经济学界曾经认真分析和总结了这段历史，虽然见解颇多，观点各异，但似乎在以下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主要原因是决策者未能及时就由于经济过势而引起通货膨胀的种种迹象作出正确的反应；第二，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后患无穷，因此应当视通货膨胀为美国经济的头号敌人。回顾美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学家以上的两点分析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上，美国各届政府明知其危害，但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大都表现出暧昧态度。如尼克松任期内，其经济政策始终在控制通胀和增加就业两个方面摇来摆去，公开表示关心的是通货膨胀，而内心则担忧银根抽得太紧会造成经济衰退。福特政府曾公开宣布准备实行紧缩金融政策以对付美国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但当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袭来时，又不得不违背诺言，重新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卡特上台以后为了兑现其竞选中把美国经济从福特的一蹶不振中振兴起来的承诺，而置反通货膨胀于不顾，把政策的中心放在降低失业率，实行财政、金融双刺激上，1977年至1979三年中货币M1供应量的增长比战后任何其它三年都高，从而导致1979年至1981年连续三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在10%以上。
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并非不能控制通货膨胀，而是不去控制。因为对于政府及少数决策者来说，控制通货膨胀绝不是他们在台上的唯一目标，与此平行的至少还有经济增长和减少失业两大目标。而通常情况下，这三者之间又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微妙关系，权衡利弊再三，往往以追求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为第一目标而放弃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前面提到的三位总统莫不如此。道理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美国政府只能代表某党派和少数集团的利益，而并非全体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政府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短期行为，但通货膨胀的特点则是在潜伏期内伴随着经济繁荣共同成长，这一点恰恰与政府自身利益相吻合，因而推波助澜，乐此不疲，而一旦通货膨胀现出端倪，往往如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即便付出十倍于当初的努力，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其控制住。
然而真正在思想和行动上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美国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仅仅是近十几年的事。自从七十年代末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保罗·沃尔克被卡特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以后，金融政策在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被大大提升。沃尔克主张联储将集中精力放慢货币增长速度，更加严密地控制住M1的增长，力求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目标区之内，而不考虑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以及可能出现的利率急剧上升的结果。沃尔克认为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表示出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决心和信心。同时，在沃尔克领导下，联储成功地保持了其自身与白宫和国会之间的距离，在实施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方面，维护了联储的独立地位，虽然因此曾先后几度与卡特政府以及后来的里根政府关系紧张，但在原则问题上很少妥协，后来的事实证明，联储能够顶住压力，坚持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调控的首要任务是正确的选择。美国通货膨胀率从七十年代的平均7.5%下降至八十年代的平均4.2%，并从此没有出现大的反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并由此获得美国经济总统的美称。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美国通货膨胀显得更加温和，尤其是最近几年，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不超过3%，即便是1994年经济增长达到4.1%，而物价指数仅为2.7%， 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关键在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是决策和执行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始终坚持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其制定调控政策的指导思想。尽管新任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具体做法上与他的前任有所不同，例如他认为由于美国人投资和消费方式的改变，社会上的大量流动资金并没有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因而美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如果仍按以前的办法来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恐会出现判断上的失误，因此他宣布美国联储将改变过去的老办法，而以调整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在对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视程度上，格林斯潘与其前任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美国众所周知的“宁左勿右”派，即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时，宁肯把利率调得高一些，经济增长慢一些，也坚决不让通货膨胀抬头。
二、选准目标是调控的基础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来调控经济，总要先确立一个判别目标来作为调控的依据，过去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控是如此，现在依靠货币政策来调节也是如此。否则你如何知道货币供应量是多了还是少了，利率该上调还是下调，根据是什么呢？当然，物价指数是一个最直观的指标，因为通货膨胀问题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但物价指数毕竟只能反映过去而不能反映未来的情况，不能反映未来又如何能把通货膨胀扼杀在萌芽状态呢？各国经济发展史都已经证明并且正在证明：通货膨胀一旦从物价指数上反映出来，宏观经济调控就已经失去了“调”的意义，而剩下的只有“控”了。有控无调，往往会导致经济滑坡，甚至出现衰退。相反，立足于调节在先，及时化解，倒是很有可能把经济保持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持续增长，而这正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目前所刻意追求的，也就是说，美国联储调控经济的功夫下在事先调节上，用联储官员自己的话说，是采取“中性”的利率政策目标来调节经济，以保证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在没有任何压力的状态下以其自身潜在的增长率发展。这表明美国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实际上是以经济潜在增长率作为判定标准和依据的。根据西方经济理论，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一定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只有当实际经济增长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过热时，通货膨胀率才开始上升；相反，当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时，通货膨胀率便开始下降；只有实际增长等于潜在增长时，对通货膨胀既不产生向上的压力，也不产生向下的压力，而此时的经济是在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下运行。
理论上似乎并不复杂，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那么简单，难点并不在于实际增长速度的统计，现代化的计算联网系统使得美国月度和季度指标在5—10天之后就可以公布于众，但是纵使有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精度最高的计算机，也难以非常准确地计算出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目前用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依据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2.5%， 据说是根据美国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以及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们对历史趋势差率综合计算的结果，这个数字究竟能够准确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克林顿一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2.5 %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被低估了一个百分点，而这一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到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将被减少1.2万亿美元，企业投资将被减少1700亿美元。这是非同小可的一个百分点，甚至连格林斯潘自己1995年2月份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作证时也承认， 美国经济的内在增长率可能要比联储设想的2.5%要高出零点一、二甚至更多个百分点。 但是格林斯潘说这些话时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也并不害怕和白宫的慕僚们进行理论。因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坚决控制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别人的评价和议论也可以充耳不闻，政府、甚至国会也奈何不得，况且人人都知道宏观经济调控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项非常复杂和难以掌握的艰巨工程，尤其从全民和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看，以经济内在增长率为目标来进行调控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于去计较它的准确程度，而在于它能够使得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就是说，使得联储有条件能够根据内在经济增长率的动向而抢在物价上升之前采取行动，从而真正实现抑制通货膨胀，使美国经济保持在持续、稳定增长的最佳状态下。
三、把握时机是调控的关键
实际上，在美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任务和依据确立以后，最难的恐怕还是如何策划实施的问题。1994年年初，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对联储能否操纵美国经济学家对联储能否操纵美国经济软着陆心存疑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上成功的范例毕竟不多，况且经济发展变化千差万别，每一次经济过热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很难有固定的调控模式可以依循。即便是格林斯潘自己在决定进行货币紧缩政策、实施经济软着陆时，心里也未必十分有底，否则何必要花一年的时间，分七次来完成提升利率的过程，分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但是，如果要说格林斯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敢于在各方压力之下，立足于把宏观经济调控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一般人看来，1994年2月份联储开始第一次提高利率时， 经济并无过热现象，当时经过季节调整以后的GDP增长速度为3.3%，失业率仍保持在6.6%，个人消费支出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7%，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当月仅比上月增长0.27%，经过季节调整以后的物价指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4%，考虑到美国长时间的经济衰退，1992 年经济才开始明显回升，应该说这是一组很正常的数字，但联储却已经充分注意到1993年第四季度GDP的年增长率已高达6.3%这一有可能引发高通的信号，而把目光紧紧盯在如何制定紧缩措施的问题上。同样有趣的是，当人们经历了一年紧缩期，刚刚习惯逐步提高的利率时，格林斯潘又在国会听证会上放出话来：正如联储在物价尚未上升的情况下就提高利率以预防通货膨胀一样，可能到某一时机，当人们看到潜在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时，尽管那时的物价或许还在上升，我们也将会保持利率水平不动，或者甚至降低利率，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
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并非一件易事。不仅要有足够的信心顶住外来的影响和压力，联储的官员和经济学家至少要有比别人往远看一年到一年半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何时调，朝什么方向调，还要知道如何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调控中的关键问题：时差与度。所谓时差，是指一旦经济调节政策出台，相隔多长时间会在经济运行当中起作用；所谓度，是指调控政策的力度对经济影响的多少。而时差与度之间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力度的大小不仅决定着对经济影响的多少，而且决定着对经济作用的快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其实际上是不可知的，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后认为：在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时间、力度与结果三者之间存在着定量关系，简言之就是“三个一”的关系；即利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一年以后降低一个百分点。并且指出，联储曾经在1983—1984年之间成功地操纵美国经济软着陆就证明了这一关系的存在。在这段时间内，联邦基金利率从1983年初的8.5%上升至1984年的11.64%，增长了约3个百分点；一年以后，实际GDP的增长速度放慢了三个百分点，即从1984年的6.2%下降到1985年的3.2%，当然，这“三个一”的关系并不绝对， 如未等通货膨胀抬头就先行提升利率，则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就会相对小一些。
其实，“三个一”的关系只能当做一组反映过去美国实施调控政策的经验数据，供人们分析经济情况时参考，再说联储格林斯潘是否真的按照“三个一”的关系来决定他的调控政策，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从实际经济运行和美国各界的反映来看，认为联储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并在政策实施的时差与力度的把握上至今未出现大的纰漏。因此，有理由相信联储通过宏观调控实施的、旨在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