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和实证研究的贡献、缺陷和前景——美国政治科学的否定之否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美国论文,缺陷论文,前景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9)05-0019-08
历史背景
政治科学是近代欧洲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分支，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和实证研究的一门学科，却是美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虽然，亚里士多德在对于古希腊城邦的研究中，已经采用了实地考察、比较分析等类似实证研究的方法。然而，系统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却是孔德在19世纪上半叶创立的。十九世纪，这种研究方法先在欧洲流行，然后，流传到美国，并在那里发扬光大。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科学研究直接受到欧洲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德国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在美国，首次将当时在欧洲的政治国家(state)理念介绍到美国，并将政治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将政治国家(state)与政府形式区分开来的是德国移民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19世纪早期，美国政治科学家，约翰·威廉·伯吉斯(John William Burgess)和埃德蒙德·孟罗·斯密(Edmund Munroe Smith)都曾在德国留学。内战后，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为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环境。[1]
弗朗西斯·利伯在1827到1832年间撰写了十三卷的《美国百科全书》，成为奠定美国政治科学理论基础的第一位现代政治科学家。他于185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被任命为历史与政治科学教授，成为美国第一位具有这种职称的人。1880年，约翰W.伯吉斯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个政治科学学院。[2]51-52政治科学的研究重点从政治伦理转向历史，并于1886年出现了这一新学科的第一份杂志，《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中，埃德蒙德·孟罗·斯密(Edmond Munroe Smith)认为政治科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state)，[2]2-3并认为，“如果我们通过历史来追溯国家的演变，我们会发现它的发展的每一步都被记录在法律的演变中，并在很大程度上由经济的变化来说明”。[3]这种方法论原则被称为“历史的经济诠释”，并被詹姆斯E.索罗尔德·罗杰斯(James E.Thorold Rogers)系统发展。[4]19世纪末叶的战后重建时期所出现的倡导经济平等、扩大政治参与、直接选举和社会安定的人民党运动、女权运动、农场运动和进步运动推动了改革政治学中的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理想主义。
在1890年代，历史的经济诠释理论的主要突破来自埃德温R.A.塞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塞利格曼认为，一个人的生存依赖于他养活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决定阶级关系和各种社会生活表现的社会结构变化根源于经济原因。[5]这种经济诠释方法在二十世纪初被政治科学家们广泛采用。虽然，塞利格曼将他的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区别，[6]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之间的一致性还是很明显的。然而，最有影响的经济诠释理论家是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Beard)。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诠释》(1913)认为，资本家的利益支配着1787年的宪法会议，而宪法则在整体上直接诉诸于国内的可确认的利益。[7]1930年代中叶，当大萧条使得经济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时，比尔德关于美国国家的经济诠释理论在美国政治理论界和政治界取得了正统地位。
实证主义的兴起
当美国政治科学成为独立学科时，美国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对其国家理论提出了挑战。1895年，美国历史学学会成立。支持这一学会的历史学家们寻求推广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历史实证主义方法。[8]1903年，《政治科学季刊》编委法兰克J.古德诺(Frank J Goodnow)主持创办了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及其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titical Science Review)。1905年，重新确认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是国家。同时，分裂开始出现，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探索将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9]
192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开始向被称为实证主义运动的研究规范转变，并最终在1950年代实现了以行为主义为标志的变革。这种转变首先涉及关于科学的定义问题。实证主义运动寻求将政治科学建立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单一的科学方法从形成假设开始，随之进行经验性观察或实验。然后，要么确证，要么证伪起初的假设。随着各种假设不断地被排斥或接受，科学知识便逐步地积累起来。查尔斯E.梅里阿姆(Charles E.Merriam)于1923年创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由私人基金会资助，专门资助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
芝加哥大学被指定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示范单位。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向政治科学家们和政治科学系发放资金，用于新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的研究和培训，也用于按照芝加哥模式，在统计学和行为研究方面的新的课程的开拓和系科建设。由此，查尔斯·梅里阿姆被称为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之父。在他的《政治学的新面貌》(1925)中，梅里阿姆预示了一个以对于现实政府和政治行为的观察为基础的政治科学。梅里阿姆的两位学生，哈罗德D.拉斯威尔(Harold D.Lasswell)和V.O.凯伊(V.O.Key)，成为1920年代的实证主义运动和1950年代的行为主义变革之间的重要过渡性人物。针对仅仅模仿自然科学，寻求发现政治行为的“普遍法则”，而却无视其实际应用的倾向，拉斯威尔倡导一种实用政策科学。[10]153V.O.凯伊以对于政党，利益集团，选举行为和民意的研究而著称。他在1960年代提出的党派重组理论是美国政治理论界的经典学说之一。这就是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在此同时，阿瑟F.本特利(Arthur F.Bentley)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主要以独立于学术机构的学者身份，在政治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1930到1940年间，芝加哥学派的实证主义研究遭受了严重挫折，因为，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在1929年到1947年期间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倡导学术自由，但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主张维护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并且，聘用了一批攻击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者。[2]132然而，实证主义研究的发展并没有终至，并且，在十年后，演变为美国所特有的一种新的研究风格——行为主义。
从实证主义走向行为主义
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由1930年代和1940年代美国的社会危机所促成。三件“大事”促使美国政治科学家们不再拘泥于抽象思辨，转而注重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重组和政治洗牌使得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研究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好多美国政治科学家服务于军事，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了学术与政治的纽带；[12][13][11][14]随后而来的冷战强化了现实主义研究的迫切性。[11][14]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与政治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相关的民意测验方法的改进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行为主义变革提供了技术和资料。首先是于1930年代出现的以独立、客观、公正和民主为诉求的盖洛普组织(Gallup Organization)的前身，美国民意测验所的民意测验技术变革。乔治·盖洛普于1935年创办了这一民意测验机构，保持民意测验的政治中立性，不受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并发明了比较科学的配额抽样办法。一年后，在总统选举中，正确地预测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当选，击败了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文学精要》(Literary Digest)民意测验机构。从而，风靡美国。经过1948年的民意测验挫折之后，配额抽样被进一步改进为更具科学性的可能性抽样。这种被称为科学测验的民意测验不仅结果比较准确，而且，在政治调查方面，将民意调查的范围从预测总统选举结果扩展到民众对于政治社会热点问题的反应。从而，为政治科学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和第一手资料。由于其对于民主政治竞争的实用性、方法的严谨性和结果的准确性，这种调查方法很快风靡全球，对于推动社会政治调查的科学化和实证性政治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行为科学为主流的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中，博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和保罗F.拉札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起了开拓性的作用。1944年，保罗F.拉札斯菲尔德、博纳德·贝雷尔森和黑泽·高德特(Hazel Gaudet)以《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为题发表了他们对于1940年总统选举的研究，提出了媒体通过影响民众中有影响的人物，即舆论领导人，来间接地对于普通选民施加有限影响的二步流动理论(Two-Step Flow)，[15]反对当时流行的认为媒体对于选民投票抉择有直接的神奇影响的皮下注射理论或魔弹理论(Hypodermic Needle Theory or Magic Bullet Theory)。1954年，博纳德·贝雷尔森、保罗·拉札斯菲尔德和威廉·麦克非(William N.McPhee)以《投票：对于总统竞选中的意见形成的研究》(Voting:A Study of Opinion Formation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为题发表了首例对于选民行为的全面研究。这一研究将以社会经济、阶级地位、党派、宗教、意识形态、家庭、性别、年龄和地区为基础的群体心理看作选民行为的决定因素。群体符号、群体隶属和群体心理在政治动员中比热点问题更为重要。竞选活动有助于使人们两极分化，使极端左派、极端右派和完全退出的“极端中间派”增加，而使温和派减少。[16]这一研究形成了由密歇根学派所完成的对于党派的心理-社会学看法的基础。
在推动行为科学的发展中，基金会起了重要作用。福特基金会是主要的资金来源。[12][3][17]，另外，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项目起初被指定为“个人行为和人类关系”。[18]由于美国国会曾于1952年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免税基金会，并有国会议员将社会科学称之为社会主义科学，福特基金会于1957年暂时停止资助行为科学项目。这时，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涉入了。由于国会的反对，全国科学基金会于1950年成立时，没有设立社会科学部。但该基金会于1953年开始资助社会科学。[19]
行为主义的里程碑式发展是于1946年成立的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该中心在1948年被更名为社会研究所。[17]这个研究所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民意调查接受基金会资助，系统地进行主要针对全国性选举的民意测验，并且，保存着1948年以来的累积资料。1962年，大学间政治与社会研究集团成立，以密歇根大学为其基地。于1960年出版的《美国选举人》(The American Voter)一书的四位作者中，前两位来自密歇根大学。该书将党派性与家庭遗传相联系。依据这种看法，心理性党籍是最重要的投票决定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密歇根学派。
同时，大学以外的其他学术组织也对于行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建立于1923年，接受美国国内和美国以外的私人和政府捐助，资助世界各地的学者从事全球安全和合作、经济与社会、移民、媒体、以及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政治行为概念在1920年代，开始流传，到1940年代已经很流行。到1950年代初，研究政治行为的人被称为行为主义者(behavioralist)。[20]后来，在美国英语中，behavioralist这个拼写被修正为behaviorist。而贝雷尔森则使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这一概念得以流行。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于1956年首次在他的主要为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所写，针对外国读者的题为《政治科学在美国》(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使用了“行为主义”这一措词。[21]
然而，一直到1962年，当詹姆斯·查尔斯沃兹所编著的《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局限》(The Limits of Behavioralism in Political Science)一书出版后，这一概念似乎才变得更为流行。[20]1963年，行为主义概念通过华莱士·门德尔森(Wallace Mendelson)的题为《对于司法过程的新行为态度：批评》(The Neo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Judicial Process:A Critique)的文章，首次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出现。[6]
行为主义研究的突出特征是将政治研究专业化、技术化和科学化，而却淡化了研究的政治价值倾向。麦卡锡主义(Me Carthyism)在行为主义的构建上，从反面起了作用。[22][14]，1950年代初，麦卡锡打着反共的旗号，推动反民主政治思潮，影响了学术自由。行为主义使人们便于摆脱公众评判的压力；“还没有伸出脖子的他不会被人攻击。而且，如果他确实质疑主流价值观的话，他常常以技术行语来进行，并且，针对有限的听众”。[23]
行为主义的成功与调查方法、访谈技巧和统计学检测方法的发展息息相关。[12][3][24]，在有影响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家中，很多人有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研究背景。这些人不仅在政治科学研究中使用了系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且，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使政治科学研究产生了跨学科的成果。
艾伯特·梭密特(Albert Somit)和约瑟夫·泰棱豪斯(Joseph Tanenhaus)将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1)从二战结束到1949年，对于政治行为的研究开始零散扩展；2)从1950年到1950年代中期是形成阶段；3)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开始寻求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霸主地位；同时，行为主义的反对者们坚定地发动反制。[25]由于自身的缺陷和与生俱来的对立派的存在，政治科学家们从对于行为主义的追求转向更理智地对待这种方法。由此，带来后行为主义时代。
行为主义时代的美国政治科学结构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最有影响的行为主义学派有关于党派的社会-心理学派、回顾-经济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伯纳德R.贝雷尔森、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和威廉N.麦克非(1954)认为选举人因他们基于社会经济和阶级地位、党派、宗教、意识形态、家庭遗传、性别、年龄以及地区性的群体身份而分化。群体符号、群体隶属和群体心理在政治动员中比热点问题更重要。沿着这一社会-心理路线，安格斯·坎伯尔(Angus Campbell)，菲利普E.匡威(Philip E.Converse)，沃伦E.米勒(Warren E.Miller)和唐纳德E.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1960)进一步界定在热点问题上的党派符号和党派立场，并将党派性与家庭遗传相联系[20]
V.O.凯伊(1966)偏离了心理投票决定因素。在他的著作《负责任的选民：总统选举中的理性》里，他表述了他的名言：“选举人不是傻瓜。”选举人不是由于党派鼓动分子所激发的潜意识，而是依据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和表现以及行政官员的政治表现的感知和评价来决定投票抉择的。转换党籍者们经常跨越党派界线，但固守党籍者们也不是永远稳定的。
莫里斯P.费奥瑞娜(Morris P.Fiorina)进一步阐明了凯伊的负责任选民的理论，提出了经济与回顾投票理论，并将它与理性选择相联系。他说，“为了确定现任者表现得坏还是好，公民只需要计算他们自己的福利的变化”；“与其说是前瞻性的决定，不如说投票决定是回顾性的决定”。过去决定现在和将来，回顾性评估动摇党派的稳定性。[26]
费奥瑞娜是以安东尼·道恩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道恩斯(1957)将经济人理论运用到民主选举中的政党、利益集团以及选举人个人的行为上。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达到他的目标的过程中，将费用最小化，将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政客来说，政策制定是达到获得职位的最终目的的手段。选举人对政策本身并不感兴趣，但却对他们自己的实惠收入感兴趣。选举人个人会依据他（或她）从党派差异中所感知到的实惠来决定投票选现任者，还是选挑战者，还是弃权。这种对实惠的计算会因具体候选人以某个党的名义赢得职位的可能性而打折扣。
灵恩·麦克林(Lain McLean)将理性选择方法与博弈论中的方法相联系。政治参与者与经济参与者同样自私。甚至获取信息的费用也是选举人决定去投票还是不去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出于理性计算，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会以确实会去投票的中间选举人为对象，而不是笼统地以中间选民为对象。[27]
经济与回顾选举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暗含着稳定的党派性的消失。诺曼H.纳尔(Norman H.Nie)、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约翰R.彼得罗奇科(John R.Petrocik)(1976)将这种理论倾向推进到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热点问题束缚的论点，将当代选举人看得对政治热点问题如此敏感，以至于在做投票决定时，他们会抛弃他们自己的党。这一论点支持党派解体理论。在全国性党组织强化和党派复兴之后，这一理论便逐渐被人们淡忘了。[28]
当以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作为研究重点的行为主义成为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时，定性研究和抽象的理论推论并没有被摒弃。定性研究不仅在政治理论，政治历史和公共管理等研究方面仍然流行，而且，行为主义的以数据和社会科学统计学为基础的研究也以理论批判和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作为研究的导向。在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领域，由于数据资料的欠缺，定性研究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方面，以理查德·罗斯克阮斯(Richard Rosecrance)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将英国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850年代提出，并由诺曼·安古尔(Norman Angell)于1930年代系统阐述了的自由主义理论运用于原子弹时代。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条件使得国家注重贸易，而不是注重疆域；贸易使双方获益，比征服和吸收土地更有利。[8]新政治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复合性的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可以起到制约作用，维持和平，避免战争。[10]另一方面，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继承了英国人E.H.卡尔(E.H.Carr)于1920年代提出的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现存强权关系的政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国内政体中的行为角色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因专门化而依赖他人。然而，在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结构中，国家为它们自己的脆弱性而焦虑。这迫使它们去“控制它们所依赖的东西，或者降低它们的依赖程度。”加上其他因素，这种“简单思想”可以说明“它们拓宽它们的控制范围的帝国主义的驱动力。[29]因而，在紧缺资源供应方面依赖他人的国家会担心在危机或战争期间被卡脖子。其结果，“他们会试图扩展对于资源的政治控制，产生与资源国或与他的其他主顾的冲突。”因而，相互依赖不会像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会维持和平；恰恰相反，这“会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竞争。”[30]
在现实政治中，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被交替地使用在国际贸易中。同时，有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理想主义。前者强调实力较量，后者强调民主、人权和道义。理想主义在卡特执政时代很流行，但始终不是美国外交政治的主导性思想。
同时，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接受了拉丁美洲学者于1950年代末所提出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发达国家从拉丁美洲国家进口廉价的原材料，然后，将具有高附加值的商品推销到拉丁美洲国家去。从而，使得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在穷国内，少数富有者们充当了发达国家剥削本国广大穷苦大众的买办中介。
这些多方面发展的理论观点的存在说明，自从1950年代以来，相对于欧洲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美国政治科学后来居上之时，其发展态势在行为主义的主导下，具有全面扩展的态势。
后行为主义时代的理论发展倾向
伴随着1960年代末的民权运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即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运动），美国政治科学进入了后唯物主义革命。新马克思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想运动与包括反战主义、女权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男女同性恋运动等多种多样的政治运动相结合。行为主义信念仍然是政治学科的主导性倾向，但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不断遭到挑战。
对于行为主义模式，以及多元主义理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挑战之一是1960年代末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人的批判。这一批判后来由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制度主义所继续。[31]尼克斯·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uvoir Politiqueet Classes Sociales)(1968)和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1969)借助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抨击了系统分析和多元主义理论。
一部分政治科学家们对于政治科学的不满导致1967年的新政治科学团体的建立。这种团体的理论观点是多种多样的，但都主张政治科学应当抛弃“不受价值观约束的科学的神话”，并且，公开推动开明的政治程序，指责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为一个由“东海岸名门望族”(East Coast Brahmins)所控制的组织，一种鼓励“狭隘眼界和偏向定量、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统计学和形式模仿的方法论偏见”。[32]政治科学现在被分裂成许多分支领域、方法论、区域研究，以及相互竞争的理论。[33]除过传统的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国际法、公共管理、美国政治、比较政治等学科，现在有民意测验、政治心理学、选举预测等研究领域。自从1960年代以来，在方法论上，针对行为主义的注重表面的数据集合和非历史特点，强调研究政治现象的内部机制而非表面现象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和注重研究事物的具体环境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得到了较多的注意。在区域研究方面，研究的重点更加偏向于现实政治的关注点，比如，9/11以来，对于中东政治的重视。在理论观点方面，对于在1930年代提出的民主与战争的关系的讨论和对于由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于1993年发起的关于文化冲突的讨论比较受关注。
2006年，本人与迈克尔·马格利斯(Michael Margolis)提出的制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排除行为主义方法，而却从行为主义出发，通过更好地运用信息技术，更全面地搜集关于某个题目的相关资料，深入分析资料，寻求规律性的东西，而不停留在行为主义的对于有限的民意测验资料和所观察到的案例的总结。运用这种方法，我们从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系统研究中总结出一个一般性的政治规律，即选民评判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基本标准是他们在振兴经济，群体和谐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表现。[34]我们的研究成果的中文版《美国选民心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讨论：美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
如何看待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首先，我们应当肯定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宏大规模本身对于世界政治研究发展的影响。作为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建立于1903年，比建立于1950年的英国政治研究协会(UK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早47年。到上世纪末，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会员达到14,000人。[35]1997年，国际政治科学协会认为世界上41.27%的政治科学家是美国人。[36]
围绕着对于行为主义的态度，美国政治科学家们是分裂的。1956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了一份关于政治理论与政治研究学术会议的报告，显示在政治科学学科中有一个行为主义者群体和一个反行为主义者群体，但大多数政治科学家们是介于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温和派。[37]在1960年代，一些美国政治科学家认为，行为主义仍然仅仅属于美国。1960年代的调查揭示，只有10%的被调查的政治科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行为主义者。但22.6%的被调查对象感到政治科学学科内的最有意义的工作是由行为主义者们完成的。另一方面，12.3%的被调查对象将自己看作政治理论家，但只有9.9%的被调查研究对象认为政治理论是最有意义的领域；相比之下，有32.4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政治理论是政治学科中最没有意义的领域。[13]
表1显示，由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办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近年来所接收到的稿件中，代表行为主义研究特征的定量研究稿件有增无减。从1995年到2000年，定量研究稿件占稿件总数的48%，加上正规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稿件，总数为55%。从2001年到2002年，定量研究稿件的数量占总数的45%，加上正规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稿件，其百分比是52%。从2002年到2003年，定量研究的稿件占总数的50%，加上正规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稿件，其百分比是60%。从2003年到2004年，定量研究的稿件占总数的51%，加上正规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稿件，其百分比是59%。这说明，在后行为主义时代，行为主义研究在美国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优势地位不仅没有减退，反而，在进一步增长。
关于由美国政治科学家所倡导的行为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肯·牛顿(Ken Newton)和约瑟普·卡雷拉斯(Josep Vallès)认为行为主义革命改变了大半个欧洲，其影响是如此之深刻，以至于大西洋的欧洲彼岸的一些人断言说，他们自己的政治研究的传统被抛弃或被忘记到如此程度，以至于美国方法将西欧政治专业殖民化了。[38]
然而，行为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许多学者认为，行为主义是一种新实证主义，有些人则认为它是波普主义的(popperian)，[28]另外一些人认为行为主义只不过模仿了自然科学方法。行为主义的历史作用到底如何？特伦斯·保尔(Terence Ball)认为，由于成功的自我推销，行为主义在短期内是成功的，但从长远来看，行为主义是失败的。因为，它的许诺不能实现。[11]
在我们看来，对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不能脱离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在古代，朴素直观的研究方法没有能够建立起分门别类的科学。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开始有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但却试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对于人和人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寻求一种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的机械规律。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偏离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和产生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德国辩证法代表了这一趋势。这两种哲学都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将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并将社会研究看作是一种可以与自然科学相比较的科学。
然而，实证主义政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这导致社会研究中的不同方向。孔德(1998)将科学的差异建立在对象与方法的基础上，并将实证政治学确立为那种以对文明历史的直接观察为根据的人的科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39]实际上，他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看作对人类历史进行科学理解的基础。V.I.列宁(Lenin)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在物质生产发展中洞悉了社会关系的根源，并因此第一次“使得以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中的变化成为可能”。[40]
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历史来看，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和发展应当属于由孔德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对于人和人的社会活动进行科学化和精确化研究的继续。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美国政治科学来说，在1920年代之前，政治科学家们沿袭了传统的对于社会法规和历史现象的抽象论证。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经历了实证研究方法的从引进到巩固和发展的过程。
虽然，从195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在美国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增强，其严重缺陷也持续地遭到相关学术界的批评。这些缺陷包括缺少理论特征和对于深层规律的探索，以及缺少对于相关知识和理论的整合。虽然，在早期，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发展得益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却被以后的大部分美国政治科学家们抛弃了。许多人满足于对于政治现象的片断研究，而却轻视对于影响深远的规律性的东西的探索。有些研究甚至有点儿像玩弄具体数字和统计技巧的游戏。所以，整个学科的发展状况既有各种研究遍地开花的特点，又有研究成果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整合的缺陷。面对行为主义的这些缺陷，一些学者主张以别的研究方法来取代行为主义方法。因而，有部分学者对于制度主义、解释学和历史主义的青睐。
然而，我们认为，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走向精确化的必要环节，美国政治科学正在走完否定之否定的第二个阶段，即分化阶段；并且，开始走向第三个阶段，即高级整合阶段。在高级整合阶段，政治科学研究将既具有行为主义的数字化和精确化特征，也具有传统理论科学的深刻性和规律性的特征；既有大量的数据和严格的统计运算，也产生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通过大量数据和严格的统计运算，来发现规律。这需要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在社会科学统计学上的进一步运用；需要研究对象进一步具有广泛性，进一步数字化；也需要研究资料的全面系统的积累。在研究的理论倾向和具体操作上，则需要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协作；需要对于多种相关领域的理论和信息的整合。近来，美国政治理论界对于美国选民的政治心理的跨学科研究体现了美国政治科学发展的这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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