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计量学的歧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量学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Thispaperinquiresintotherend tosubstitute informatics for bibliometrics, notices that such"substitute" hasn't gone on thoroughly enough. This paperalso
involv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formetrics, scientometrics and bibliometrics,and replies some disputes.
KeywordBibliometrics Informetrics Survey/Academicdiscussion
目前“文献计量学”无论作为一个术语，还是作为一个情报科学（或有人认为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分支，均呈现出一种仁智互见的分歧局面：替代和照用。对立意见的双方并没有展开有规模而且正式的公开争论，仍是各行其是。看来如果真正能够实现完全以情报计量学来替代文献计量学的话，也不是近期所能贯彻的。有一点倒是颇为耐人回味，主张以情报计量学来替代文献计量学的人，也不能坚持始终，有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到文献计量学上去。
1 必要的回顾
有必要作一点有关文献计量学及其相关问题的历史回顾。
1923年5月，时任英国专利局图书馆馆长的霍姆（E.W.Hulme），在伦敦剑桥大学发表了两次关于“目录学”（Bibliography）的学术讲演。其中他强调了人类的知识记录载体——文献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把书目与教育、科学并列，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产品与动力[1]，他称书目的数量的统计与“文明”进程是息息相关的。 随后就有一个新的学科称谓——“书目统计学”（Statistical Biblography）出现。应当指出的是，霍姆的讲演稿一发表，立刻遭到一位化名数学家著文的批评，这位数学家认为以书目的计量来衡量“文明”的进步，太以偏概全了！他尖苛地说：这种联系就如同把“太阳黑子的数量与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划艇竞赛得分拉在一起，根本不合乎逻辑。”此后46年间书目统计学叫得并不响，当然与这位数学家的批评可以说并没有关系。书目计量学推广不力的原因，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延宕至1969年英国学者普理查德（A.Pritchard）在“Journal ofDocumentation”上发表一篇短文， 他认为“书目统计学”涵义上含混不清，“书目统计学”可能被认为是一般性统计学，或者是有关书目的统计[2]。他主张应当用“较好的”的术语“文献计量学”来替代， 这一建议得到广泛的响应。先后就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维克瑞（Vickery）、布鲁克斯（Brookes）、莱恩（Line）、高夫曼（Goffman）、 桑迪森（Sandison ）、 鲍克斯坦（Bookstein）、霍伯特（Hubert）、加菲尔德（Garfield）等[3]。
1988年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提出， 似应以Informetrics 来替代Bibliometrics为宜[4]，但所提出的理由不能被认为是原则性的。原因之一，文献计量学仅拘泥于“书目的计量”[5]；其次， 文献计量学已不适于现代电子化载体文献的计量。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替代已经具备充分的学术条件了吗？
2 替代的现象
最典型的替代事实莫过于现名为“国际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历届年会名称的变化了。该会于1987年在比利时召开第一届年会，其名称是“文献计量学和情报检索的理论问题第一届国际会议”（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bliometrics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在这次会议上布鲁克斯建议 ：应在1989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二届年会的名称中补充情报计量学。此后，布鲁克斯的意见1991年在印度、1993年在德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及至第五届年会的名称中，文献计量学就不见踪影了。第五届年会1995年6月7～10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其会议名称是“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第五届国际会议”（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 但是这次会议征文启示的内容较之往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会议本质及其所讨论的问题并未改变，这种“补充”或“替代”至少在今天还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入实质。可见力主以情报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的人仍然不能完全摆脱文献计量学的内容，两者之间呈现出不即不离，甚至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埃格（L.Egghe ）等人的《情报计量学引论》（Introduction toInformetrics）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作者的书名中是以情报计量学晓喻天下的，但在副标题中立刻声明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情报科学的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 in Library,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看来，这并非象文献[6] 所说的那样：“布鲁克斯明确地把情报计量学看成本质上是与情报学联系在一起的学科，而把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分别看成是本质上与图书馆学、科学学联系在一起的学科。这样，布鲁克斯就第一次为情报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划清了界限。1990年布鲁克斯的博士生L.埃加赫（即本文所称的埃格）与另外一位作者出版了《情报计量学导论》…”就该书副标题而论，埃格并没有能够从本质上为情报计量学“划清了界限”。作者还不能彻底地摆脱文献的计量，而纯粹地建立“本质上与情报学联系在一起的学科——情报计量学”的学术体系，甚至连结构框架都谈不上是令人耳目一新，前所未有的。对此邱均平先生也有同感[7]。
布鲁克斯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情报学家。他希冀把“三个计量学”的界限厘定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愿望代替不了现实，现有的学术水平、工具与方法、积累的知识数量是否已具备了条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有人没有理会布鲁克斯的建议，照用文献计量学。
3 照用的事实
就在这一学会首届年会召开的第二年（会议录出版后的一年），第二届年会召开的当年，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主编的《情报科学与技术的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89年第24卷，仍然发表了怀特（H.D.White ）等二人的评述文献计量学进展的、附有近300篇引文的长文。 该文开篇宗义地写道：“文献计量学是定量研究那些反映在书目中的文献，它的任务，简言之，就是提供科学、技术以及学科的发展模型…”如果似文献 [6]所说的那样，“文献计量学…是与图书馆学联系在一起的学科”，何以美国情报科学学会在自己重要的、深有影响的出版物上，发表并非与之有联系学科进展情况的学术评论呢？还需提及的是，这篇评述文章的主要撰稿人怀特也参加了1989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的第二届年会，一定深知这种“补充”或“替代”的动议。看来，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如果不是学术上水到渠成的话，靠任何人一、二篇文章是难以定下调子来的，局面不会就此稳定下来。要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那是需要事实的，更需要找准一个学科的学术空间位置，廓清其学术边界。从概念出发的论断有时是不会奏效的，甚至是不得要领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照用实例，那就是图书情报学中非常重要的书本式手工检索工具——《LISA》。 它的主题索引之中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 3 个主题词都有。我们抽样调查了1993年的《LISA》，取得18条文摘。这18条文摘全部被以Bibliometrics 主题词所检索到，以Scientometrics 主题词检索有其中的10条，以Info-rmetrics主题词检索有不同于Scientometrics主题词检索到的另外2 条文摘。
这清楚地表明所有的文献都是属于文献计量学，只有两篇兼属情报计量学，10篇文献兼属于科学计量学， 单纯属于文献计量学的文献共6篇。而兼属于情报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的文献一篇也没有，如图1， 上述事实用集合论语言可以表示如下：
I∈B K∈B I∩K＝0
]
图1 《LISA》摘储文献与标引文献的文氏图
图2 三个文献计量学的联系与区别
这一调查样本数据说明在《LISA》中，文献计量学仍然是主要的主题词，其地位没有变化。情报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只是它的分属，并没有脱离文献计量学而独立，根本就没有理会我们上面提到那种“替代”或“改称”的主张及某一学术团体采取的实际步骤。
《LISA》的数据并不支持文献[6]的观点，文献[6]的作者认为：这三门计量学是“情报计量学包括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呈交叉关系。图3（本文改换为图2）的阴影部分就是它们在……的重合、搭界之处。”作者亦未交代其根据。
如果我们把兼属于情报计量学的文献标题出示，问题或许更为清楚一些。
①文摘号为93—37是《经济计量学及情报计量学中的普遍转换规则》，
②文摘号为93—49是《目录学理论及情报计量学：情报生产过程》。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其中之一的文摘内容：
93—49 Egghe的连续情报生产过程（IPP）是利用目录学理论来进行描述的。因此，作者首先回顾了40多年前Eilenberg和Maclane 所介绍的这一数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然后指出如何将Egghe 所用的二元性的概念也应用于目录的二元性这一抽象结构之中。这就导致了连续情报生产过程目录中的包含有恒等因子的自然同型性现象。这种自然同型性现象完全类似于有限维数矢量空间及其双倍二元体之间的自然同型性现象。另外作者还进一步表明了要发展Egghe 的关于情报生产过程的理论，仅需要单位时间间隔而并非其他间隔即可。
我们作这样的摘录无非想说明，目前判断某一篇文献是不是情报计量学并没有明确而又绝对的标准。《LISA》所以把这两篇文献划为情报计量学，乃是其标题中有“情报计量学”的字样。
4 若干讨论
文献[6]的作者刘廷元同志，在该文内批评我1986 年中国情报学会向我约稿（该文即是文献[8]，1988年出版）中的一个观点。 他在文中写道：“国内著名文献计量学者王崇德先生对这3 门计量学科的一种看法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王先生断言，对这3 门计量学科‘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今天看来都可能是难以企及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徒劳的。’”接着又继续写道：“这种看法，无疑是被这3 门计量学的重合、搭界迷惑住了。因为过去人们对这3 门计量学科的界限认识相当模糊，而且经常把它们当作同意义语来使用，所以很容易作出这种不正确的断言。”当我得知这一批评时，发表文献[6]（以下简称刘文）的《情报科学》即将停刊，我不得不在这里略陈余言。
学术讨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真理是在明辩是非中突现出来的。我写那篇文章是1986年，与刘文完稿的1993年相差7年， 情报科学是半衰期很短的学科，刘廷元同志何以不引用我新近的观点呢？就算是老的观点，我的提法仍然是非常谨慎的，使用了商量性的探索口吻——“…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今天看来都可能是难以企及的…”时至今天我也没有看到有实质性区分的文章出现，否则就不会出现上面所罗列的各行其是的相悖局面了。就我个人而言并未被“…这3门学科的重合、搭界迷惑住了。”这里有布鲁克斯本人为我国《情报科学》所写的一篇专稿[9]为证。文中他写道：
“由于图书馆员的实践兴趣与情报学家的理论兴趣的分离，使得情报计量学（Informetrics）这个名称开始使用，进而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范围。而文献计量学这个名称只被图书馆的需求所保留着。”
“在这一新领域中另一个竞争者的名字是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由于布劳温（T.Braun）教授创建的科学计量学杂志发表了大量的书目计量学方面的论文，目前该杂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用英文出版。科学计量学这一名称表明它的研究内容被科学情报过程所限定。由此看来，情报计量学内容仍然被保留其中。”
这是布鲁克斯在刘文所称“划清了界限”的后两年写的。显然布鲁克斯在这里只是进行一般性的叙述，他并未深入地进行实质性的论证。对3个计量学我在一篇专门评论性文献[10]之中写道：“但是， 同样令人疑虑的是布鲁克斯又强调了情报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他认为三者似无本质区别。诚然，三者之间有大量的兼容与交叉，而且刻意的区分也并非易事。我们所要争论的是三者之间的若干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文献计量学各种计量对象莫不基于载体，而情报计量学理应不再是物理载体，应当进入‘精神空间’去实施定量化，但是由于主观情报量至今没有突破，致使情报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没有显著的差别，但这决不等于本质上没有差别。布鲁克斯本人曾论证过‘主观知识’而这里他的观点却变得不甚鲜明了。至于科学计量学还包括文献以外的各种指标，如科技经费，科技人员（不单纯是论文作者），科研机构等，试区别起来就更容易了。”我想任何人只要不带有偏见，阅读了这段文字，就不会得出类似刘文的结论：“人们对这3门计量学的界限认识相当模糊， 而且经常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
在科学现象认识上我们是反对“不可知论”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是“认识阶段论”者。请看现在“情报”本身的“情报量”，由于除开语法情报外，还有语义和语用情报在内，其定量远没有显著的进展和科学的解决，试问我们能在今天采取本质主义的态度与步骤吗？这3 门计量学各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应用范围，也没有引起人们理解与沟通上的混乱，是不妨大局的。如果知识的层次分明了，积累的事实充分了，提供的数据丰富了，学术的条件成熟了，这3 门计量学的界限就自然可能变得清晰起来。
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今天我们还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