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合理性危机——兼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支配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其对合理性的追求而确立并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的核心不仅是经济的、社会的合理性，而且也是心理、精神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通过世俗化将人从神权支配中解放出来，使科学技术对政治和经济发生重要作用，并在与其对立的社会主义竞争中获胜而称霸世界，其根源在于对合理性的追求。但是，资本主义在合理化、合理性、合理主义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非合理、反合理主义的一面。这一面的存在又使合理化受到阻滞、挫折并产生的一系列难题。对资本主义合理化问题的思考涉及民主、人性、生物、生命等科学技术领域，进而关系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质与存在意义等哲学领域问题。
一、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民主主义
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对权力合理分配的信念非常不同。一个相信政治权力完全平等的分配，‘一人一票’，而另一个相信经济上的适应者有权把不适应者挤出商界走向经济灭亡。‘适者生存’以及购买力不平等是所谓资本主义效率的全部内容”。（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遍及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的扩大，是资本主义追求合理化、合理性的必然结果，而与其相应的民主主义却并不存在追求合理化的内在动因，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冲突由此产生。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相异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那么，追求如此迥异的资本主义最初是如何与民主主义携起手来的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典型模式。虽然在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中有典型资本主义概念的论述，然而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则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或美国的资本主义。同样与其相应的民主主义也是各式各样的。所谓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主义这个提法，其所指与其说是实然的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应然的民主主义。实际上支配着人们实际生活和欲望的并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而是有着某种特殊限定的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民主主义都是在各自具体的国民国家的社会基础上发端的。在理念上，资本家是超国家的人间形态，工人阶级也是没有祖国的。但是由于国民国家的确立，资本家成为各种各样的英国或美国或德国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成为英国或美国或德国资本主义。通过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市民革命而开辟了近代民主主义道路的人们被称为市民，市民通过各种人权和权利宣言，主张世界、人类的普世价值。但是，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复辟那样，市民的存在很快就被转化成国民的存在。普通的、一般的市民权利之所以被全社会接受，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个别的国民国家的追求。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在此基础上携起手来。
那么，国民国家得到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支持和发展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和机能呢？从近代到现代，投身于争取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独立、统一运动的人们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等，超越了把这一成果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的人们的想像。国民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以无数劳苦大众的流血牺牲为代价而实现的。如果说争取国民国家独立和统一运动是以建立在都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话，一定不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们为其倾注自我牺牲的热情，因为这二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如果所有人都以追求自己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为合理行为方式的话，那么可以形成资本主义，但国民国家却不会因此而得以确立。然而，民主主义使人们相信，建立在平等契约基础上的国民国家，能够平等地维护自由、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秩序。正是由于民主主义所唤起的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意义追求的巨大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才使国民国家得以建立。资本主义合乎理性地利用了人们争取国民国家独立统一运动的非理性情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而国民国家一旦确立，国民国家和民主主义就又都成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重要工具。
国民国家的确立，不论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官僚制统治还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在克服封闭的封建割据制度、提供统一市场这点上为资本主义做出了贡献，国民国家的统一实现了市场前所未有的扩大。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自由理念，也随着国民国家的交通、通信、交易等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更重要的是，国民国家还使义务教育制度成为可能，通过国家承担教育费用的义务教育，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大量素质优良的劳动力，使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成为可能。而且曾经被认为“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通过义务教育具有了对祖国的忠诚心。在义务教育普及以前，不能读书的人当然没有祖国意识。莎士比亚虽然是英国的骄傲，但对没有读书能力的人来说等于不存在。从读书开始人们获得了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能力，并因此而了解了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拥有了作为国民的自豪感，也就具有了祖国意识。由此，资本主义获得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祖国意识，即全体国民通过民族主义来进行自我防卫，实现以扩大利权为目标的最大利益，从而使资本主义与各自国民国家的利害关系牢固联系起来。国民国家还使义务征兵制成为可能，一旦有了战争危机，以国家的名义通过低廉的费用就可以征募到军队。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战争无论胜败与否都是获取利润的最大机会。
民主主义为资本主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益和效用。在资本主义看来民主主义是否正义或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民主主义是否有用、有益。民主主义与国民国家相结合，生成民族主义民主观。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各国民族资本主义高举民主主义大旗，一边到处制裁，一边把自己的价值观输入到别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国内，开放以不妨碍资本主义利益为限度的言论和行动，把民主主义变成确认资本主义合理性为合法性的手段。当然，资本主义对民主主义合理性的利用不单纯表现在用民主主义来粉饰资本主义制度上，更重要的表现是利用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冷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合理利用民主主义的重大成果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和福利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财政手段，制定和实施了失业对策、灾害对策、生活保障等各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同时也把他们变为消费者推入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某种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政策，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使民主得以深化。作为此前几乎不能预期购买力的社会群体，由于国家的社会政策而具有了消费能力，从而扩大了国民国家市场的外延，进而将资本主义推进到良性发展状态，使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得以进一步确认。
可以说，没有社会大众的非理性情感支持，就没有民主主义，而没有民主主义就不会有国民国家的确立，没有国民国家的确立和巩固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没有民主主义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改良和进步。然而，资本主义合理化在使其获得社会大众非理性情感支持的同时，合理主义也很快将国民情感理性化。在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体制中，资本主义对合理性的追求，必然产生人们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巨大差别，而恰恰就是这个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同时也摧毁了人们的民主主义信念。“在一个不平等迅速扩大的国家里，对于权力合理分配的不同信念是一条大面积的断层线，随时可能造成断裂。”（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238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对议会制度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显在化，具体表现为在各种各样的选举中弃权率的增大，投票率降低。虽然进行反复选举、投票，掌握权力的仍是特权阶层，认为这些所谓的选举被特权阶层所操纵的看法已经沉淀在多数人的潜意识之中，这种事实已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相背离的根源。资本主义在其合理性深化的同时也导致了国民情感的淡漠和衰退，而国民国家的退潮弱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结合，这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困境。
二、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极致与伦理困境
资本主义推动了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便利和效率，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曾使人们欢欣鼓舞。近代资本主义正是利用科学和技术发展强大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也是依赖技术的合理性而发展到今天的。但要全面考察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仅仅看到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从人性或者人的伦理性存在维度上考虑二者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在把握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合理化特征反驳尼采的观点时使用了“计算可能性”这一概念，认为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形成的固有的合理化成果。韦伯不仅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现状，而且考察了资本主义文官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复式簿记的会计制度形成等，认为这些都是社会各个部分追求合理化的结果。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西方理性精神合理化发展的结果。“只有理性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才能够产生理性的实证自然科学，也才能够产生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注：王威海：《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资本主义要求“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要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无论是用现代的簿记方式，还是用其他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一项事业开始时，要有起始收支；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估价，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只要这种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动都要进行核算”。（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页。）德国经济哲学家西美尔在探讨“计算可能性”这一问题时，认为资本主义对合理性的追求导致了科学的普及和货币经济的发达，致使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西美尔指出，“货币经济把人与物的计算可能性推进到极致，世界和人类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为大的计算问题来理解，事物的经过和质的规定都纳入数的体系来认识”。（注：G.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页。）科学和货币两者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中追求计算可能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合理化的进展。从这两个要素的关联出发，可以描绘出其中一个要素的特性。
那么，从近代到现代资本主义将人“从魔法中解放”了吗？韦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用本杰明·福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来说明资本主义精神。而“时间就是金钱”的民族精神的形成，首先要求每个人必须确认当下的时刻，这就意味着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十分普通的生活日用品的机械表的发明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小小的机械表在当时承载着人们的宇宙观和宗教观，并形成了兼具神性和机械性特质的理性神论。在这里神创造了像钟表一样精确运行的宇宙，但是，神在创造了宇宙之后就放手不管了，让宇宙按照像钟表一样的法则自动运行。这种宗教观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对人类借助科学的力量接近了神的创造的虔敬之心。如果小小的钟表里隐含了神的理义，那么对人类来说“时间”就是比什么都贵重的东西。富兰克林的“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里也蕴涵了上述理念。其二是显示了科学家们对人类向神的领域行进的自负与不安的并存。理性神论放逐了作为造物主的神，以人来填补神的空缺。所谓自由，首先是打破神的束缚的自由。所以，在抓住一切赚钱机会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时间就是金钱”，是神被放逐之后，金钱代替了神的位置来支配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通用语言。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恶魔》中的一句台词，“能看见黄金的神”。货币成了上帝，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的统摄力量。因此，人从“神”的魔法中获得解放，又陷入了“金钱”的魔法中。“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注：G.西美尔：《货币哲学》，第404页。）在成熟的、严格的货币体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确性与准确性相同的因素已经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种最缺少个人色彩的结构”。（注：G.西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在现代社会里，货币正在奠定它在人类社会中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体文化中的灵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
探讨人与机器之间可以互相代替的可能性大概是从18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人间机械论》里开始，正式形成自动化理论是以20世纪维纳的《控制自动化》为标志。这一理论包括把人比喻为机器来认识的人间机械论和机器自己学习、自动更新知识接近人类的机器人论。所谓如机器的人，是指能够成为国家或大型组织的零部件的人或群体。20世纪，源于纳粹主义的全民集体主义就是最好例证。不仅仅是纳粹主义，就是今天，韦伯所说的人的“机械性化石化”问题依然存在。“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人只能将自己工具化为资本主义这架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并在系统的运转中作为原料被碾压得粉碎”。（注：转引自石勇《朝异化开火——从卢卡奇到马尔库赛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剖析》中引述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www.zuopai.com今朝风流。）而将以所谓机器代替人纳入具体生产过程并探寻重大社会意义的是美国的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泰勒是著名的科学管理法的创始人，福特以其开创传送带流水作业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称誉于世。在美国产生的这两大管理理论先后被德国、日本仿效，并取得巨大成功。于是，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不仅仅在美国而且扩展到世界范围。按照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要使人与机器的互相替代成为可能，就必须使人的心和身、精神和肉体彻底地分裂。就像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里的工人那样，把人的肉体分解为手、脚、肩、腰等部分以达到动作的最精确化，这种方法一直应用到现在。这也就是19世纪马克思极力说明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裂倾向的极端化，换言之，就是人性疏离的极限化。人性被严重扭曲，人仅仅被看成是高速运转着的机器的一个齿轮或零部件而已，是整个物体的生产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更是直指科技理性对人的操纵与奴役已使人的主体性彻底湮灭，指出我们社会的突出之处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生活水准这双重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已不只作为一种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而获得其存在理由，更作为一种统治方便、高效、高明、秘密工具而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使整个社会的个体异化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注：转引自石勇《朝异化开火——从卢卡奇到马尔库赛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剖析》中引述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观点，www.zuopai.com今朝风流。）因此，将人推入异化深渊的资本主义，并不会因它的控制成功与物质丰富，满足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学、生物学意义上存在物的感官欲望而使自己摆脱来自人性的控诉。
20世纪后期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羊的成功，预示出21世纪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生命科学革命的对象是生命，尤其是具有意识和思想的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使得生命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具有直接改变乃至创造新的生命形态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实现重大突破的基因工程（也称重组DNA技术），通过对基因的剪裁、组合、拼接改造和加工，使遗传基因得以重新组合，然后通过载体进行无性繁殖，并使新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生成，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蓝图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以达到定向改变生物性状的目的。对此，现在尽管还有很多争议，但器官移植、安乐死、生殖技术等已经在一些国家得到法律的允许，正在应用于临床。人造生命正在出现，生命被技术嫁接、再造而符号化。仅就器官移植而言，它对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和困惑就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其一，器官提供的问题。人们担心，在被认定为脑死亡人的人体里取出跳动着的心脏后，可能会导致从瞳孔、皮肤等到其他脏器从遗体中被肢解取出的连锁后果，正如被肢解的食用家畜不浪费身体的各个部分那样，代替的合理性会被极致化。其二，器官提供者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当然早就被科学家预见到，有关的企业已开始着手研制用人类基因技术生产“人猪”。据报载英国研制出只长需要移植的脏器，不长不需要移植部位的基因胎儿。一旦这些技术从试验室走向企业，对其前景的想像几乎可以让我们失语。其三，谁来享用的问题。器官移植只是为富人提供了医疗的可能，因为手术本身所需费用的昂贵和不确定性，只有富人才能承受。其四，在一些国家通过的器官移植法个案中，从根基上动摇了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人心”而非“人的心”、“人”而非“人的生命”，那么人将如何自处？如何面对他类？近代以来，正是科学实现了人类“像神一样”的无所不能，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以生物、生命为对象，为机械注入生命或者试图创造出新生命，更使人本身承担起了造物主的功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合理化和合理主义的界限，互联网、遗传工程和脏器移植等现代新技术越来越让人失去了人的感觉。坦率地说，解开这种技术的合理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错综复杂的谜团，已超出了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政治家的知识水准。对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只能依靠专家评价，但专家并不是多数人，因而也就不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连专家也不能理解的问题，或即使是本专业领域的专家也难以理解的问题，如何能够形成民主主义呢？高科技能够给资本主义带来奉厚的利益，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进一步反映出资本主义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与民主主义背离的倾向。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与危机
处于手工协作时代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分配比例很低，贫富分化严重，随着资本制胜因素的不断下降，脑力制胜因素不断提高，劳资分配比例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分化程度日趋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占据社会多数。尤其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以生产、消费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合理化建立了福利国家，在不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富裕、自由、平等。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普遍繁荣造就了人们收入差距缩小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从各国的情况看，中产阶层的壮大与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强弱。
那么，这个所谓的“中产阶层”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联系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发展走向，对其基本特性及其历史意义做一概略考察。其一，中产阶层在财产关系上是疑似所有权者。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包括新的中间阶层一般不被称为阶级，他们是广义的技术者阶层，并不存在所有制关系上的经济基础。他们是从贷款住宅到贷款汽车、教育贷款等贷款消费的白领群体，信贷消费使他们名义上拥有大量财产，而实际上其财产的大部分是银行的贷款。在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可以把贷款购买的物品看成是自己所有的财产。这种满足感体现了追求乐观、富裕、幸福的爱家主义。而一旦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而使他们失去偿还贷款的能力，那么这些财富就会成为金融机构所有而自己变成一无所有者。这就是称其为疑似所有者的原由。贷款需要偿还，这种由偿还贷款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又使他们成为工作第一的“工作狂人”。这种疑似所有者形态在经济繁荣期得以异常地膨胀，演出了前所未有的富裕景象。其二，在现代世界中产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力量。20世纪的国家和企业的力量源泉，从军事实力到商品的质量都是由科学技术而不是劳动决定的，而中产阶层恰恰是技术所有者。而且，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知识、学历、职业等，从义务教育到更高的专业高等教育，都是通过国家提供的教育机构所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富有者、特权阶层因其所拥有的资产、特权而固有的利己主义信条和把自己与国家视为同一的观念越来越趋于淡化，而从国家得到实惠的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也难以生长出民族（国家）主义来。事实上现代民族主义是由这些中产阶层所担当的观念和信条而形成的。他们的上升志向促成国家的繁荣，他们的稳定意味着国家的稳定。在20世纪的历史上，没有稳定的中产阶层存在的国家发生了什么呢？俄国革命就是一个明证。从中产阶层的崩溃中生长出了什么呢？魏玛政权末期的德意志就是一个例证。其三，中产阶层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产阶层的价值观不只是当下时段的东西，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存续是由世代承传的教养得以确保的。支撑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最终根据，不是学校所教的教科书上的知识等，而是依存于父母双亲和家族的生活方式、人生信条等在无形之中被承传下来的教养。中产阶层通过家庭、家族把本国的文化传统价值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从中发掘出对本国的自豪和自信。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是由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思想及生活态度决定的。
但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产阶层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和分化的双重威胁，进而影响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稳定。美国的《1999年总统报告》承认：“竞争性的市场力量自70年代末以来到90年代初造成的工资分配日益不平等，致使某些人发现，即使努力工作，仍然难以养家餬口。”（注：《求是》课题组：《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求是》2001年第3期。）莱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危机》中，描述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市场制度不同，表现的危机形式不同，但“工作和收入，即世界的经济表层正在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发生变化。一个全新的、非常不同的分布状况正在出现”。（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繁荣期的衰退显露出中产阶层以信贷支撑财产的疑似所有权只不过真的是疑似而已。在实际工资下降和中产阶层也面临失业压力下，使中产阶层充满恐惧。“中产阶级没有可继承的财富，他们的经济安全只能来自社会，但这恰恰又是他们难以得到的。政府正在摆脱向他们提供经济安全的角色，企业视他们为雇来的‘枪手’，能保证安全的社会福利待遇则越来越少”。（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产业的主流转移到信息、金融、生物工程、流通等领域，而且其技术更新的速度简直使早期的技术工作者望尘莫及，因而原中产阶层的解体也从这一方面被推进。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扩大了代际之间的裂缝和断层。年轻一代和城市居民容易适应新技术产品，而村镇居民和高龄群体却并不为之动摇。在趣味、志向、兴趣、知识等所有方面，即使在一个家族内部也同样会产生断层，最后也会失去传承家族文化教养的家族氛围。于是，现代工人和白领阶层曾期待过的大众消费成为不可能，而作为其前提的家庭至上主义也失去了光辉。并由此而导致婚姻家庭生活的质量大大下降，家庭的稳定性越来越小，离婚率、独身率逐年升高，从而造成了老人生活孤独，少年缺乏教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义务教育曾是支撑西方国家独立和繁荣的最大支柱。在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曾几乎已达到100%，高中和大学的实际升学率亦维持在97%和48%的高位上。这一实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可望发展的条件，同时亦为日本迅速跃升为世界一流的教育大国奠定了基础。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出生率下降、老龄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进展，教育异乎寻常地遭遇到了严重危机。日本文部省1996年度的中小学学生未入学儿童的比例，比上一年增加了15.5%高达94000人。（注：1997年8月9日《朝日新闻》。）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根据美国1996年辍学率研究报告统计，1996年在学并于1995年10月前离开学校，但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将近50万人，且在过去10年间高中生辍学的比率一直维持在5%上下。（注：摘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美国高中辍学率》，房思平驻休斯敦文化组报道。）美国总统布什于2002年初签署《不让一名儿童落伍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旨在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在新世纪使义务教育上一个台阶。从表面上看，义务教育还在有效实施，但问题在于教育理念陈旧和僵化，教育方法死板和划一；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上学恐惧以及拒绝上学的现象等层出不穷，实际上占据着这个年代孩子们兴趣和趣味点的是动画片、上网游戏、电子游戏比赛等科技制品。今天，家庭教养的消退，以及国民对国家义务教育制度信任的动摇，意味着人们对国家的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动摇。这种状况加剧了人们对现代中产阶层能否由下一代被再生产出来的怀疑心理，这也成为现代国家退潮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综上，支配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主义、科学主义虽然起源于19世纪或19世纪之前，但在20世纪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扩展，资本主义对理性的追逐，使它们矛盾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为对方提供前提和基础。然而，资本主义各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原则和现实的背离，贫富差距扩大和技术定向进化使我们看到了令人堪忧的未来。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使这些问题彻底解决的研究方策，因为，合理性就是资本主义自身，放弃合理性追求就等于使资本主义走向衰退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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