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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收入差距在这一发展阶段依然难以避免，但如何遏制收入差距过快拉大的势头以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以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开始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起点，既可能成为加快发展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可能因为对各种矛盾处理不当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时期”。其中，收入差距问题是这个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
但另一方面，世界一些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的经验表明，这一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不同资源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且随着收入的提高以及差距的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
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已经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基尼系数亮起“红灯”
在北京，一桌满汉全席标价36万多元 其中一瓶酒的价格是3.2万元多。同样在北京，2003年1～8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市民，每月可以领到的低保金月人均标准是233元，这个标准在全国是较高的，2003年全国城市人均最低生活保障金约为56元。
36万元与56元之比，其商约为6429。也就是说，一桌满汉全席吃掉的是6429个城市贫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当然，这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与城市内部的贫富差异相比，城乡之间的差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更F为明显。
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22元。2003年，一家媒体公布了中国的“400大富豪”，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为3031亿元，相当于2001年贵州省GDP的3倍。
2003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10年上升了1.62倍。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居民之间收入差异程度的重要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居民收入中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全部居民收入的比重。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对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各部门、各研究机构测试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低的为0.43左右，高的甚至超过0.5。但正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言，无论确切的基尼系数是多少，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中国跑一跑，就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差异太大的国家，当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已俨然国际化大都市的时候，在甘肃、贵州、云南等地的一些农村，其贫穷的状况“令人难以想象”。
贫富分化新特点
李强教授根据他所做的研究，提出了近年来贫富分化的新特点：
一是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90年代中期减缓些，最富有的20％人口占收入的53％～56％，20世纪90年代初为48％左右；最穷的20％人口只占总收入的2％～4％，90年代初期为5％～7％。
二是财产的集中程度高。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38％～40％的财富，若缩小人口比例，财富占有的比例进一步提高，最富有的5％的人口占财富的25％～30％。
三是区域间分化严重，据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等人的研究，2002年，按2000年的价格标准，西部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东部3省（广东、江苏，浙江）低36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2511元。
四是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3.7～3.9倍。
五是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尤其是农村内部的分化是彻底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严重缺乏。
六是从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的金字塔社会没有改观，农村的贫穷解决不了，金字塔社会就存在。
七是中国社会是一个中间阶层严重欠缺的社会，农村和中小城市都是一个两极型的社会，没有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只在少数大城市存在，这还不能把外来人口计算在内。
八是下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和整个社会严重脱节，形成经济底层社会，并形成底层文化和社会观念。
九是非正规就业是中下层就业的主要形式，在7.1亿～7.2亿的劳动人口中，只有大约近2亿人进入正规就业体系，但现行政策却往往是打击非正规就业的。
“仇蠹”心结
如果说由单纯市场作用导致的贫富差距还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并可以通过再分配进行调节，那么另一些“致富”手段就有所不同了。
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发了一通有关贫富分化的牢骚：“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话没错，可你看看有些富起来的是什么人？有权有势的，或是巴结权力、贿赂权力富起来的！”但如果是凭真本事富起来的呢？他的回答十分干脆，“那咱没得说！”
类似的观点，有人曾用一句“不是仇富，是仇蠹”表达过。在专家们眼中，在各种导致贫富差距的因素中，尤以腐败和非法致富最“令人憎恨”，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危机。
李培林指出，市场经济所伴随的贫富差距，与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性质和效果完全不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它所带来的资源的充分利用、效率收益和剩余的增量，使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在再分配的过程中进行贫富差距的调节，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但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则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可富，它们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水火不容。
而一部分人的腐败和非法致富，又使得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更加放大，并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的心理。
李培林说，一些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往往认为经济问题比社会心态问题重要的多，而实际上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古人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表示“人心所向”的重要性。特别是某些突发因素的出现，往往会改变人们的预期，而预期一旦形成，往往又具有惯性，扭转起来就比较困难。
李强也指出，在导致贫富分化的几个因素当中，腐败是导致群众不满、激发矛盾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关注老百姓的承受力
李强说，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不一样。像上述那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另一方面，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也确实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
李强认为，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说了这样一句话——“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在这里，他引用的是经济学家吴敬琏一本同名著作的标题。陆学艺说：“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拉美化，那时，拉美的GDP上去了，经济上去了，但是社会结构没有变化，社会政策没有变化，而且长期依赖美国，以致人家一放手就垮了。”
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曾经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是由于城乡差别急剧扩大，规模最大的农民阶层利益受到损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而少数权势阶层则大发横财，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乃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动。
“中国千万不要走这条路。经济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陆学艺说，“2003年最重大的成就是，党中央提出和实现了发展观的转变。”
市场讲效率 公平靠政府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贫富差距悬殊，如此剧烈变化发生在短短二十几年之间，有人疑惑，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使然，还是改革开放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作用的必然结果？
对此，陆学艺的回答是，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肯定是对的。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大家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激励机制，人民群众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突破了平均主义。
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孤军独进，社会、政治改革却相对滞后了；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改造已经取得了成效，而原来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基本制度，比如户口制度、就业制度、工资制度、财政制度、城乡体制等等，却没有相应地改造过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效率主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公平则需要靠政府来创造。”陆学艺认为，在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上，国家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要干预政策，干预社会，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已经上去了，但公平问题却迟迟得不到重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公平问题的时候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解决公平问题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制度入手。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始分配主要应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国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再分配。如果国家过多地干预市场领域的初始分配，必然会影响效率，而如果对再分配领域放任不管，则必然会导致贫富悬殊。
李培林以英国为例，说明了税收和福利政策对家庭收入的再分配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1994/1995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分划分，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与最下层20％家庭相比，两者的收入差距是19.8倍。但是，加上家庭的货币福利收入，减去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再减去间接税，最后再加上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各种实物津贴和补助以后，两者的最终收入差距仅为3.7倍，在这里，税收和福利政策的作用可见一斑。
一般来说，人们调节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以及基于税收的转移支付能力，这是决定一个社会对某一特定的初始贫富差距承受能力的主要方面。李培林说：“初始的收入差距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收入差距丧失了调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