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耕地论文,中国论文,效益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3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04)05-0032-05
土地资源是人类获取生物资源的最主要基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耕地作为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耕地的质量和数量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持续进步、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镇规模的迅速扩张，大量的耕地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消失，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1]。1997年以后，国家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从数量上看全国和各省基本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有的省份还略有增加。但是新开垦的耕地在质量上大打折扣，耕地的减少主要集中在农业自然条件较好的东南部地区，而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农业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边远地区。因此，在耕地数量平衡的背景下，耕地生产力即质量状态如何，耕地资源利用效益如何，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点。本文采用数量经济分析方法，选取可计量的耕地利用效益指标，对1988年以来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效益进行分析，探讨其问题，并提出对策。
1 我国耕地利用存在的问题——数量平衡与质量下降的错位
统计资料表明：在1986年至2001年的16年中，1996年以前总的趋势是持续下降；1998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国家实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耕地面积逐年增加（见表1）。但由于劣质耕地面积的增加掩盖了优质农田的减少，土地生产力在不断地被侵蚀。表1的耕地面积与亩产增长速度变化情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98、1999和2000年耕地净增面积扩大的同时，土地生产力却在下降，其中后两年的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8.46%和15.59%，而单产增长速度相应却为-0.20%、-5.16%。根据表中有关数据计算，1997年耕地面积比上年净减少388.9万
，单产减少106kg，因耕地数量的减少而损失的产量为174.3亿kg，因单产的减少而损失的产量为101.2亿kg；而2000年耕地净增加1753.4万，而单产却净减少232kg，由于单产的减少而损失的产量为261亿kg。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耕地数量实现了占补平衡，但耕地生产率即耕地利用效益却在下降。目前我国人均粮食约400kg，但也只不过刚刚越过温饱线，到人口高峰的2030年，我国人口将比现在净增3亿人，这至少需增加1200亿kg的粮食才能满足需要[3]，因而即使实现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粮食安全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表1 耕地数量与产出计算表
Tab.1 Calculating table of farmland area and its output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
2 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数量经济分析
我国历史悠久，绝大部分易农荒地都已开垦。据原国家土地局统计，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开发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约为0.76亿，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8%，宜耕荒地0.136亿，按60%垦殖率计算，可开垦耕地0.08亿，且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内蒙等条件相对恶劣的边疆地区。况且为改善生态环境，有些耕地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因此，提高现有耕地利用效益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为此，笔者构造了耕地产出效益系数、耕地消耗回报系数、耕地污染替代系数、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等指标[4]，对我国现有耕地利用效益进行了分析，以明确其潜力空间。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耕地产出效益系数
=Y/F(1)
耕地消耗回报系数
(2)
耕地污染替代系数
=Y/P (3)
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
=U/C(4)
式中：Y为粮食单产增长率；F为化肥施用量增长率；
为人均GDP增长率；
为人均耕地减少率；P为农药施用量增长率；U为城市化水平增长率；C为耕地面积减少率。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计算出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益指标数值（见表2）。
2.1 耕地产出效益分析
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状况首先反映在耕地产出效益上，我们用耕地产出效益系数指标进行刻画。粮食单产的高低是耕地生产力的重要反映，这一指标的大小除了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之外，还与技术、资本等各种投入有直接的关系，而化肥的投入占了资本投入的大部分比重。若＞1，表明单产的平均增长率大于化肥施用量（折纯）的增长率，耕地产出效益较高；若＜1，表明耕地利用效益较差。图1显示，除1998年以外，其余年份值均小于1，说明十几年来，耕地投入的增长速度大于产出的增长速度（见表2），耕地利用总体效益较差，潜伏着耕地退化的危机。
图1 耕地资源利用效益(%)
Fig.1 Arable land utilization benefit
2.2 耕地消耗回报状况分析
耕地消耗回报状况以耕地消耗回报系数来表征。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避免地要挤占一部分耕地，但其代价应是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图2显示，除1999年
小于1外，其他年份的耕地消耗回报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1。这说明十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以消耗耕地资源为代价，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均耕地数量减少速度（见表2），这表明我国耕地资源消耗回报较高，利用基本合理，耕地生产力得到较好地发挥，不可否认这一指标没有考虑耕地质量的变化。
2.3 耕地污染状况分析
由于农业病虫害的频繁发生就不可避免地对土地施用农药，这一方面保障和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土地环境的污染。从图1可以看出，只有1996、1998和2000年数值大于1，即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大于农药施用量的增长速度，农药的使用量适当；其余年份的值均小于1，这说明十几年来我国农业用地由于利用方式的不得当，农药施用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粮食单产的增长速度（表2），耕地资源的利用存在着污染与退化问题，致使耕地质量衰退，偏离了可持续利用的良性循环状态。
表2 耕地资源利用效益指标计算表
Tab.2 Calculating table of farmland utilization index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5].
图2 耕地消耗回报状况(%)
Fig.2 The result of arable land utilization
2.4 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分析
以耕地利用集约化系数来表示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就必须对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卓有成效的集约化利用以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从图2可以看出，1995、1996和2001年的值水平大于1，说明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大于耕地的减少速度，耕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较高。但是其他多数年份这一指标水平均小于1，这就从总体上说明了我国近十几年来的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较差，耕地的减少速度超过了城市化水平发展速度（表2）。
3 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对策建议
3.1 科学认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内涵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及保障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基本需求而提出的。其理论基础是人口、粮食、耕地总量与发展相协调。以期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直接目标是在规定的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下，满足现在和今后我国所有人口对粮食的持续需求。因此，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不是简单的数量平衡，而是以质量平衡为基础，以生态平衡为约束条件，以数量平衡为基本要求的系统平衡。但是，当前各地方政府在暂时利益的驱动下，只进行耕地数量平衡，不重视或根本不考虑质量平衡或生态平衡，这是造成我国耕地总体利用效益下降的直接原因。我们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一个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平衡。
3.2 充分挖掘技术进步对耕地利用效益贡献的潜力
科技进步是耕地资源利用效益提高的根本保障。根据我国的实际，在人均耕地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研究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首先要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计算投入生产要素的弹性。本文选择具有广泛意义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计量经济软件Eviews计算出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A、资本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K、劳动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L（图3）。
从图3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A高峰年份为1992与1993年，分别为129.06%和245.06%，在各种投入要素中占绝对优势。以后则逐渐下降，除了1999年与2000年（92.03%和79.91%）超过资本的贡献率ZK外，其余年份主要是资本的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提高作了贡献。从图3还可以看出，劳动投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率EL除了1999年最高达到30.16%外，其余年份基本上是正负各半[6]。
图3 投入对土地生产力的贡献率(%)
Fig.3 Crontribution rate of the input to farmland productive force
可见，当前耕地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资本的投入，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还远不能满足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耕地产出的需要。但个别年份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这说明了技术进步对我国耕地生产力的提高蕴含着深厚的潜力，因此必须充分挖掘技术进步对耕地生产力贡献的潜力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图4 农业财政投资占国家财政投资总额的比重(%)
Fig.4 Proportions of agricultural finance investment in total of the state
3.3 进—步加大对农业财政投资的力度
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不足，致使农村土地制度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启动力面临着日趋弱化的困境，耕地资源利用效益不断下降。尤其是在国家财政负担加重、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直线下降，由1978年的13.6%逐渐下降到1990年的9.98%，2001年仅为7.71%（图4）。其中农业基建投资所占比重，由1978年以前的5.9%下降到1998年的4.27%，2001年进一步降至2.54%；国家用于农业生产及事业费用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1990年为7.20%，1996年下降到6.42%，2001年进一步降低到4.86%；同时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所占的比重显著下降，从1990年的0.10%，在本来就很低的水平上缓慢下降，到2001年降至0.05%。从我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远落后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
3.4 优化农地使用制度以激励农民对耕地的投入
历史上始于1978年的我国家庭承包制度改革对耕地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作用十分显著，1984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单产提高了35.74%。但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绝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其短期性、均分性、静态性阻碍了农民对所承包土地进一步投入的积极性[7]。尽管新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规定农地承包30年不变，但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第二轮承包中并没有认真执行，承包期3至10年不等，致使农民对所承包耕地缺少投资预期，长期投资激励机制缺位，中、低产田得不到改良，农业基础设施老化。笔者认为，科学的农地使用制度应是长期稳定、动态流转的[8]。因此我们建议，中央应尽快建立一种监督和保障体系，促使农地30年承包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得以认真执行，并且通过转包、转让、出租、入股、联营等土地市场手段，使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以提高耕地利用效益。
收稿日期：200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