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政论文,启示论文,现实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4)05-0029-03
纵观10多年来学术界关于张闻天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他的党政关系思想或只是蜻蜒点水，或涉及不多。而他关于党政关系规范化的论述，对于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就这一方面作一探讨，更客观、全面地层现这位”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石仲泉语）
一、万绿丛中一点红：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的提出
张闻天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矢志不渝。即使被庐山会议那场飓风刮下政治舞台，身处逆境的他依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思考着党政关系问题。他对亲属们说：“书可焚烧，书可禁读，但禁不住写书人的思想波涛。”在流放肇庆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肇庆文稿”。其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9月20日）、《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1973年12月8日）、《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2月8日）等，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政关系作了富于启迪性的论述和阐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执政地位。国家政治生活中党政关系问题凸显。在建国初期，受政治环境和民主建国思想的影响，曾在党内酝酿过党政分开。1950年，周恩来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由于过去长期战争条件，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尤其在军队中更是这样。现在进入和平时期，又建立了全国政权，就应当改变这种习惯。”但一方面由于强大的制度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和造就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由于面临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由于面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出于巩固政权和政治权威的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指挥中心成为必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成功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威望。这一切使得党没有能够改变“这种习惯”，在党政关系上，权力逐渐向党的系统偏移，特别是1956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政、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这样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走到国家政权的前台，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执政党代替政府和市场成了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到“文革”时期，有党无政，有党的政策而没有国家法律的极端行为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严重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
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反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然而，疯狂年代的人们，清醒者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仍迷信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将是否承认党的一元化领导视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肇庆潮湿的陋室里，张闻天凭着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运用列宁关于党政关系理论，阐明了执政条件下的党与国家政权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党政关系规范化：党领导国家政权，但不能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工作。
二、“应然”的党政关系：规范化
许多学者认为，张闻天当时提出的“应然”的党政关系是党政分开。笔者不能认同。朱光磊先生也曾指出党政分开，“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在逻辑上、文字上都并不严密，容易引起误解。”笔者认为，“党政分开”在中国语境中容易造成对张闻天党政关系思想理解上的模糊和混乱。张闻天认为，在党政关系上“容许党政结合。……，不能因此否定区别。”在张闻天眼里，党政关系是无法用党政分开或党政职能分开完整地表达清楚的。故笔者以为，张闻天其意所指是党政关系规范化。
首先，党政关系的主体。在张闻天的视野中，“党”是指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政”是指国家政权，包括两个层面：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因此他认为，党政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人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
其次，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在宏观层面上的内在一致性。张闻天认为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党和非党组织中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必须对国家实行领导，必须执掌国家政权。“党没有国家，或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从现代政治学考察，政党是以夺取、掌握或参与政权为目标的，这也是政党区别于利益集团及其他一般性社会团体的根本特征所在。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与政权有着天然的关系，亦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已执政的条件下，党政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张闻天指出：“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党的专政”。
再次，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张闻天看来，宏观层面上党政关系是不可分的，但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看，党和国家政权必须在职能和载体上进行合理分工。他认为：“因为强调党的绝对领导，而主张党要‘包办代替’，主张党政不分，显然是不妥当的。”针对50年代后期日益强调的一元化的权力运行结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由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语，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进而，他又严肃地忠告道：“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是徒劳无功的”。这些切中时弊的批评和语重心长的忠告明确地阐明了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批评是在70年代党的一元化领导盛行的年代提出的，我们不能不折服于张闻天深邃的洞察力和理论勇气；这个忠告与20年后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惊人一致，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折服于他的政治远见和理论胆魄。
第四，张闻天着重论述了党政关系规范化的两条原则：一是程序原则。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即“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做出适合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只有法定约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张闻天说：“这是党实现其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时所不能逾越的和必不可少的过程。”党不能超越国家政权，而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来发挥其领导作用；二是职能分开原则。张闻天认为，党的领导职能并不同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而是“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而国家职能，张闻天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镇压已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二是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有文化、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这些职能概括起来，“除了政治职能以外，特别突出的，是它的经济组织的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显然，国家机关的这些任务和职能，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息息相关。正是因为党和国家政权的不同的职能，张闻天警告道：“党领导国家，但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混为一谈或者竟把两者等同起来。”
第五，张闻天科学地分析了党政实现各自职能的不同方式。职能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实现职能的方式也是迥异的。国家政权与暴力相联系，其职能的实现形式带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它通过使用军队、警察、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器，镇压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并惩处一切违法乱纪分子的犯罪行为，因而，“强制性就是专政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即使共产党员，违反了国家的法纪，同普通群众一样，必须受到国法的制裁，即普遍性。而党，与国家政权不同，它不是暴力机关，只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张闻天说：“他们是先进分子，但并无命令一切的特权”，不能代替国家机关采取镇压或强迫命令的方法，而只能依靠说服教育的办法。具体说来，“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并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如果群众对党的指示有不同意见，不管正确与否，党都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如果群众不接受党的指示，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
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现实启示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不是权威的女儿。”
张闻天关于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虽然长期受到压抑，但其生命力和历史穿透性极强，至今仍振聋发馈，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构“将然”的党政关系新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民主国家在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上，各国有自己的处理模式，从形式上看，有两党制、多党制、一党独大制等；从领导方式上看，有直接领导，也有间接领导；从对执政党权力合法性的缘起上，有的强调选举，有的强调历史的选择，有的强调政绩等。上述多样各异的模式是不同国家依据应该如何（应然）、结合现实如何（实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就中国而言，痛定思痛，人们认识到，党统一切的一元化领导，已经难以为继。正如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朗扎斯(Nicos Poulantzas)指出：“那种政党和国家行政不分，党政混为一体的政治，不仅与民主，也是与社会主义根本无缘的。”那么，“将然”的党政关系新模式如何构建呢？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至少给我们以下有益的启迪：
启示一：规范党政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我国政治健康良性发展，而不是摆脱、削弱党的领导。这是我国规范党政关系的前提，也是归宿。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大国，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进行组织领导和社会动员，以有效地实现社会的整合，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持续推进国家的现代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对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研究后，得出：“如果一个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已无力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传统政治制度很脆弱或已解体”，“在这种情形下，强大的政党组织从长远来看乃是消除腐败的、执政官式的或大众型社会的不稳定状况的唯一可能的力量。政党不再是一种辅助性的组织，相反，它是合法性和权威的源泉。”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日益衰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权威和领导，必将导致政治动荡。亨氏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发现：“具有这种政党组织的国家显然比不具有这种政党组织的国家更加稳定。如果一个国家根本没有政党组织，或只拥有许多软弱无力的政党，那么这种国家最不稳定。”正如张闻天所言：“党没有国家，或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我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在宏观层面的内在高度一致性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国家那种松散的党政关系模式。
启示二：党政关系法治化和程序化。由于历史的局限，张闻天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党政关系的法治化，但其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中，已萌芽了党政关系法治化的思想，并显然地包含了党政关系程序化原则。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首先必须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捍卫法律的神圣尊严，任何党派、团体机关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党政关系理所当然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只有依法规范党政关系，才能促进我国政治良性发展。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对我国“实然”的党政关系最深远的启示是党政关系的法治化和程序化。目前，当务之急就是逐步改变党的政策和法律并存，甚至政策高于法律的“二元法制”状况。诚如张闻天所指出的，“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无产阶级专政的模范”。而且“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上升为“具有法定约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即党的意志必须通过法律途径，依照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此来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
启示三：党政关系民主化。通过政党选拔和录用政府领导是现代政治的一大创举。现代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党政关系应该也必须在这两个维度展开。张闻天早在70年代就前瞻性地指出，在组织上，党要选派最优秀的党员在政权机关工作。这里，张闻天一方面明确指出党对国家实行领导的重要组织途径即是推举政党成员出任政府要职，以此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立法。另一方面，更深层地指出了在推举政党成员到政权机关工作时，必须体现竞争原则，即选“最优秀”的党员，而绝对不是任命。这就意味着政党要以民主的形式，通过组织竞争选举向政府输送政治精英。民主的基本内涵是“人民的选择”。而所谓选择，就意味着从两个或多个对象中择优。因此，我国目前的政府人事更新过程中，党组织对政府每一个领导职位的候选人的推荐名额应改变过去“一选一”的状况，通过增加候选人名额，以使人大代表有择优的余地。此外，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另一维度——参与的角度来审视党政关系，必然要求党在领导国家政权机关工作时要充分激发和吸纳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如张闻天所指出的，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相反，它特别应该注意的，正好是大量吸收、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各方面的工作，特别要紧紧依靠工人群众，使他们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真正做到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党政关系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和魅力的政治关系。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研究又是一项政治敏感性、思想理论性和现实实践性很强的研究课题。重温张闻天在六、七十年代提出的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倍感精辟、深刻，富有前瞻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急速推进的今天，学习和研究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对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