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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为止主要是在“国内适应度”上做文章。17年的改革，成效是巨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生产关系调整到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程度。时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在深化，面对全球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的新特点，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尽快地使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国际适应度”，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有条件先行一步的则是五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同全国相比，经济特区无论在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和强度，还是在体制创新和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上，都已有效、快速地达到了“国内适应度”的要求，现在适时地向“国际适应度”转化，是历史发展之必然、特区地位作用之使然。海南是五个经济特区中唯一的区域型经济特区，时下的问题是如何在巩固、完善、提高“国内适应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抓住时机向“国际适应度”的经济体制创新转化，增强“体制力”，塑造大特区对外开放的新形象。
一、把握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性
经济体制向“国际适应度”转化的主要内容首先集中在投资体制、贸易体制向着自由化方向发展。我们这里讲的“自由”，系指彼此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开放、广泛合作、协调一致、互利互惠、不搞排他的氛围。
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到欧共体，从亚太经合组织到各种次区域经济协作，贸易、投资自由化均立足在“开放的地区主义”基础上，尔后再逐步与国际贸易机构、国际协议、范例、标准和国际市场体制接轨。
“开放的地区主义”主要是突出区域经济合作，注重贸易、投资的近距效应，它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尚未普遍实行自由贸易体制下的次优选择。我们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首先要考虑的是东亚地区。目前，这一地区有两类不同规模、不同合作程度的经济圈：一是“东亚经济协作圈”；二是“局部经济圈”。
“东亚经济协作圈”主要包括蒙古、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印度支那等西太平洋沿岸国家。该协作圈具有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的特征，是个大协作范畴。近年来，虽然亚太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彼此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依赖性，并普遍表示愿意接受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发展中国家贸易、投资的软环境较差，基础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因而东亚经济协作圈的功能始终受到如何处理集团利益、国家利益的制约。此外，还存在着敏感的朝鲜半岛问题、发达国家（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普通存在着对其不信任的民众心理，缺乏像北美和欧洲那样的经济合作氛围。因此，东亚经济协作的现状必然是多层次的、渐进性的、非对称性的，协作圈的最终形成需要长时间的谈判交涉，其载体主要是论坛式的，而非一步到位的体制式。
按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目前东亚地区有7个“局部经济圈”或曰“经济增长三角区”：“环日本海经济圈”，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韩国一部分，中国的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地；“海峡两岸经济圈”，包括台湾和福建省；“华南经济圈”，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和港澳地区；“泰币经济圈”，包括泰国、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新柔廖成长三角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尼的廖内群岛；“黄金半岛”，以泰国为核心，联合缅甸、印支三国等。“局部经济圈”的多边合作，正在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形式，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真正起点。
这就启发我们在牢牢把握和适时推进东亚地区经济协作的同时，要化整为零地让我国沿海地区分别加入所在的“局部经济圈”。它既有助于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也有利于形成由我国东部向中西部推进的“雁形发展模式”。借用亚洲开发银行分析亚太经济“雁形发展模式”的观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雁头”，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的水平分工；中部地区为“雁身”，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垂直与水平”的双重分工；西部地区为“雁尾”，可进入东亚地区产业的垂直分工，从而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推上一个高度。就一个省、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而言，更有现实意义的是把目光和立足点放在邻近的“局部经济圈”中，探索经济体制的创新和对外开放的扩展，以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在理论上，我们主张把“局部经济圈”作为分析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开放实践中，把它作为可操作的重点，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氛围。
从地缘性、经济后发性出发，海南应当采用“圈式”开放模式，抓住体制和经济发展的极好机遇，及时切入“华南经济圈”、“海峡两岸经济圈”，以求发展壮大自己。“圈式”开放模式，是以本地区为立足点，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划分若干层次，然后按层次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推进圈内经贸一体化。对海南来说，我们可将对外开放的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周边地区（广东、福建、台湾、香港、澳门）；第二层次，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印度支那；第三层次，包括亚洲次大陆、南北美洲、欧洲。
第一层次是与海南隔海相望、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的省区。90年代至下世纪初，这一区域将是东亚最具活力、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海南应尽快地与其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求得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强化自身体制变革的超前性、有效性，形成整合联动的区域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市场氛围。
第二层次是与海南邻近的经济快速增长、贸易和投资十分活跃的国家。它们在历史、文化传统、语言、信仰、生活习俗乃至血缘上与我们有一定程度的同根性或相近性，切入其中，有利于海南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实现多边沟通和交往。
第三层次的国家基本上属于经济发达的一极，拥有富裕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而拉美一些国家、亚洲次大陆国家则处于后进状态。海南同发达国家经济合作的可行做法是，就某一资源开发和生产要素交换，特别是海南大型新兴工业项目的建设，要确立以引进技术、资金为主要内容的双边合作关系（据报道，我国每投入1美元引进技术、设备，便能创造3.9美元的产值，这些先进技术和设备主要来自亚太地区）；同亚洲次大陆国家经济合作可行的做法是，通过中国西南“大陆桥”，以贸易为主，把热带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打入亚洲次大陆各国市场，使海南成为国际货物集散地。
由此可见，海南对外经济合作的战略重点应当定位于第一、第二层次，对经济体制、产业组织、产品结构实行全面创新的改革。当前，在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工业后发性建设、热带旅游资源和海洋资源阶梯式开发上，首先为两个层次内的国家、地区提供有利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的机会；在吸引资金、技术和发展贸易等方面形成“磁场效应”，以利益互补和受益丰厚为吸引力，让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外商顺利地在海南打开贸易、投资市场；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向区域型、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目标迈进；在参与经济合作形式的选择上，既应有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更要有产业内部的水平分工，努力构建资源开发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均衡配置的发展框架。这样，到下世纪初，海南才有希望在地理位置上、综合省力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繁荣弧线”上的一个亮点。
二、找准扩大贸易、投资自由度的切入点
我们主张海南应从以下12个方面入手，寻找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切入点：
1.把扩大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面，以贸易开放度作为衡量对外开放度的基本标志，努力提高我省的贸易系数（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出口总额占圈内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以此来分析、判断、矫正全省社会再生产过程对国内外资源、技术、市场的依存度。同时，树立贸工、贸农、贸技、贸科、贸银、贸商、贸旅相结合的“大经贸”观念，组建一批技工贸、技工农一体化的外贸企业集团，实行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的，促进商品、资金、技术、服务相互渗透，协调发展，让经贸企业集团与科技、信息、金融、服务等部门协同作战，在对外经贸政策、价格、规划等方面协调统一，切忌磨擦内耗。
2.可就容易进行、共同收益大的某些产品或领域，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一起采取消除贸易障碍的行动，并使这种开放逐渐转向其他成员。
3.慎重选择，分层推进。为了尽量避免贸易自由化对海南产业和经济造成大的冲击，应采取有层次的、渐进的推进方式，严格选择早期实行贸易自由化品类，然后在不断提高企业适应能力的同时，逐渐扩大自由化范围。
4.修改关税制度，调整税率。从某种意义上讲，产业或部门自由化道路，就是在各成员能够一致同意的领域逐渐降低关税。这条道路意味着先在一些具备条件的产业和部门中实行自由化。在取消进口限制后，为了使关税制度和关税水平能够适应这种变化，海南需要在特区“三个不变”的框架内有所探索，同圈内成员进行多边协商、谈判，达成互利互惠的关税制度；但也不排除大胆引进发达国家通行的特殊关税制度，当省内有资源优势、有市场前途而处于幼稚时期的产业受到进口产品损害或面临这种危险时，可征收紧急关税或采取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的进口课以二次征税，以体现关税制度的应变能力。
5.消除投资障碍。消除投资障碍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对所有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使他们的投资活动有安全感并得到有效保护。在此前提下，应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分别达成双边、多边协议，不给投资者规定经营条件（如出口水平、最低国内含量等），避免向从事投资经营的厂商征收双重税，尽量减少阻碍资金流入的各种壁垒，并把环境保护作为投资的先决条件。
6.确立“开放型产业结构”模式。海南的资源种类、资源分布、资源结构是自然生成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开发、利用，从而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在我们这样一个后起的经济特区，既要迅速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后发优势，又要保证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点发展，也不能忽视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跃过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步发展。我们认为，从顺应对外开放和对内开发两个方面着眼，宜将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发为产业结构重组的主体，以人力资本型产品开发为方向，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非产成品开发放在适当补充的位置。这一模式，有利于海南经济长期的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7.向国际质量标准看齐。欧洲、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后，对产品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凡不符合其技术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准进入区内，甚至从区内通过也不行。为避免反倾销指控，确保商品信誉，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外贸企业应当采取“以质取胜”战略，实施国际上通用的ISO9000系列标准，建立产品全过程质量保证制度，使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以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打开国外市场。
8.在开展商品贸易的同时，注意把眼光放到服务贸易上来。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已发生变化，由传统的价格竞争为主转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非价格竞争的相当一部分与服务贸易有关，不可轻视。服务贸易即指以金融、交通、通讯、信息、文教、知识产权等无形服务为交易对象的贸易。它涉及到圈内各成员的国民经济命脉，决定着综合国力、省力的强弱，是当代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海南应当创造条件在服务贸易上有个高起点，逐项逐行业地实行自由化。海南特区可实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领域很多，比如人力资源开发、教育交流、管理培训和技术转让、工业结构变化与地区人力资源开发、跨文化技术转让、高级管理教育网络、经济发展管理网络、商业管理网络等。当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层次、按阶段、有先有后地逐步到位。如果我们能在这些领域逐步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有成效的合作，那将有助于第三产业上档次、上水平，有利于商品贸易快捷顺畅地发展，并且使大特区的对外开放形象焕然一新。
9.积极采用世界上通行的引资方式，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海南可考虑世界上通行的BOT（建设、营运、移交）引资方式，即政府同私营企业（外商）签订项目合同，由该项目企业筹资设计并承建；在双方协定的一段时期内，由该项目企业通过营运偿还项目债务、收回投资并获得利润；协定期满后，项目无偿转让给东道主政府。外商在协议期内根据合同规定拥有从建设到营运的全部决策权，实际上它是项目建设经营权或资源开发利用权的定期出让，原则上由外商承担全部投资，在规定的营运期内获得回报，风险基本上由外方承担，到期由中方全部收回。
从海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利用BOT投资方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很有必要。因为目前基础设施的“瓶颈”现象尚未根本解决，建设资金缺口仍然较大。“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为1200亿元，而地方财政收入到2000年仅能达到42亿。显然，这样一个建设规模完全由政府出资是不堪设想的。另外，对外商投资结构作一分析，不难发现，自建省以来，外资大都投到加工业和房地产业，真正用于基础设施的微乎其微。利用BOT投资方式，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省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又可将原来计划用于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电厂、水厂等项目的部分投资转到其他建设项目上去，通过利用外资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10.建立信息反馈中心。目前，全球信息业正迅猛发展，海南特区要创造条件快步赶上。为了给企业、公司、集团提供有利的贸易机会，必须通过信息反馈中心尽快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提高信息传递速度，采用电子数据交换取代纸面单据交割，努力完善信息管理，实现贸易手段自由化。同时，要认真研究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技术标准、法规（特别是反倾销法）、经济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并以相应的对策推动我省贸易、投资的自由化。
11.建立灵活便捷的工商机制。简化商务活动的各种手段，提高行政体制、章程和规定的透明度，采用通行的海关守则，简化程度，开发电子关税数据库，使用电子文件，协调商品分类，建立通关体系，为商务旅行开绿灯，让商人自由、便捷地往返海南。
12.大力开发环保产品。欧洲联盟有“绿色输入”政策，东盟国家对环保产品征收低关税，这些政策和做法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正在产生积极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海南自然环境的优越条件，把环保产品的开发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去发展，对环保产品制定出口优惠政策，以期及早打入东南亚、欧美市场。
三、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新模式
海南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方面注意到了如何借鉴他人的经验，出台了切合海南实际的许多措施，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效。这里，我们就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如何适应贸易、投资自由化提出以下建议：
——实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向外资全面开放各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在《外国投资法》没有出台之前，要坚持实行内外一视同仁的政策，不规定投资比例，不强调或限制某种投资方式。
——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特别要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的软硬条件成熟上下大力气，有大动作。只有在市场体系达到现代水平，市场主体、交易方式、操作手段、市场设施、市场观念具备了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属性，才能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顺利推进铺平道路。
——实行自由港政策。以洋浦开发区为范例，在“特中之特”、“重中之重”的大前提下，全面推行国际通行的自由港政策和模式。用4—6年的时间把它建成辐射海南，连接内陆，沟通东南亚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物货集散地和加工中心。与此同时，完善“洋浦模式”，总结、推广“洋浦模式”。努力创造条件使全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自由通商、自由通航、货币自由汇兑、资本物资人员自由进出。
——在政府中设立对经济运作调查审议的会议性机构。按着经济发展协调控制原则，对经济运作进行专项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以促进贸易、投资快速发展。审议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全部由各界的知名人士组成。审议会的作用在于协商、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关系，修正经济提案或经济政策中的不当之处，促进政府与民间的情况交流，相互取得有关的经济信息，使政府的经济决策能够吸收多方面的真知灼见，制定科学的经济方针和发展战略。
总之，要形成政府主导的契约型合作与市场驱动的功能型合作并存的体制——既有政府出面协商，达成协议，通过签订相关契约实施的多边经济合作；也有参与各方无明确的政府间协议，而主要由市场功能驱动的经济合作。这样的体制作用于每一个经济活动领域，对外开放就一定会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