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论1954年批评界对路翎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对路论文,为什么会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9)02-0011-05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坛往往给人以风雨满楼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文学批评的力量。那时的文学批评总体上说是气势磅礴、风格凌厉，具有非同一般的威慑力，后人在评论这段批评史的时候，最先想起的是“棍子”、“帽子”这些粗暴的意象，也常常把它和文革中的“大批判”等同起来。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经验和印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停留于印象式的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从“1954年对路翎的批评”这一个案入手，探讨当时文学批评的情状和特征及其背后隐含的美学诉求。
之所以选择这一个案，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牵扯到了许多的猜测，至今仍然纠缠不休。特别是路翎本人与胡风关系极为亲密，而对路翎的批评就发生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前夕，因而很容易被视为胡风冤案的前奏，被视为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明了，道德化的解释反而阻碍了对于历史的认知。光阴轮换，现在该是细探深究的时候了。
一、走进“当代”的路翎
1949年，路翎26岁。此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特别是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给路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他的朋友和导师胡风曾在该书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赞颂道：“时间将会证明，《财主的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1]走进共和国的路翎和胡风一样，被当作党的作家来对待。1950年初，路翎从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的职位上调到北京，任青年剧院创作组副组长。就当时而言，路翎无疑是受到重用的。路翎也焕发了创作的热情，走南闯北，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写出了《英雄母亲》、《军布》、《祖国在前进》等作品，发自内心地歌颂了新生的国家和人民，表达了自己对新生活的理解。但不久，他的作品《祖国在前进》就遭到激烈的批评。因为这个剧本描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蜕变与成长，所以就被指责为“一部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2]。路翎的朋友舒芜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敦促其改正错误，放弃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学观念。[3]联系到舒芜的自我检讨、对阿垅的批判，对路翎的批评显然是此时批判胡风思想运动的一部分。不过，这次运动是党内文艺思想的整风活动，针对的是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反现实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性质是党内的，采取的方式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批判后的胡风还担任了《人民文学》编委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因此，路翎在政治和创作上受到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1952年12月，全国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路翎主动要求去朝鲜采风。在朝鲜期间，路翎写下了大量的散文和报告文学，记述了志愿军的英勇作战的事迹，赞美了他们的高尚品德，同时也描绘了朝鲜人民的苦难生活和顽强性格。这些文字很快见诸于《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1953年7月，路翎回国。同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召开，路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无疑，这是对路翎表现的极大肯定。
在路翎的这些文字里，还是能看到一些突出的变化。作品的风格明朗高昂，无产阶级新英雄的形象也较为饱满，以往作品中底层人物内心的那种被奴役的痛苦，那种因长期被压抑而带来的神经质般的反应已经淡然退去了。从中不难看出，路翎在积极地适应生活、描写生活进而热情讴歌这种前所未有的由人民来主宰的生活。
二、非同寻常的1954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路翎得以集中精力，从容地进行小说的创作。他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个月，创作出了四篇反映人民志愿军朝鲜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它们是《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①这四篇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富有感染力。作为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小说，它们之间的共同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小说着重于塑造人物，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描写揭示生活的本质，激扬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这体现了路翎的艺术追求。路翎曾说：“从我的创作的最初起，我给自己拟定奋斗的目标。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根本是在于描写人物，与具体的历史相连的、社会的人物，‘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4]今天看来，路翎在这些小说中对于人物的塑造是极为成功的。特别是充分运用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利用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一个“横截面”来凸现人物的性格，极为传神，小说整体上也显得较为精练和饱满。在阅读感觉上，也避免了他的长篇带给人那种滞重繁冗之感。再者，就是对小说中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描写。在路翎的小说中，描写人物感觉、心理乃至潜意识是路翎最用心的方面，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方面。同样，在这四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在战斗的缝隙当中，不断地联想到家乡、亲人以及往昔的生活。人物的心理一直处于波动中，有时甚至带有痛苦的成分，心理上的战斗和现实的战斗互相影响，进而推动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就小说的篇幅而言，心理描写的比重很大，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无疑是令人瞩目的。
路翎小说的独异风格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读者的欢迎和赞美，“有人捧场，有人赞美，甚至有人专函祝贺”[5]，这也引起了批评家的兴趣。最先发表评论的是巴人，他所评论的对象是小说《初雪》，文章《读〈初雪〉》发表于《文艺报》1954年第二号，而这时《你的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还未发表。巴人的文章副题为“读书随笔之一”，文风也如题所示随意自然、娓娓道来。这篇评论的基调是赞扬的、肯定的。巴人在文章中说：“因为他的描写是真实的，所以也有诗意。他的描写是生动的、细致的和具体的。”在主题思想上，这篇小说“能使读者意识到：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命运，就是生长他们敢于对敌展开共同斗争的伟大力量”，主人公刘强对朝鲜人民生命财产的爱“是自然流露的，但也是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感情的一个基础”。文章最后肯定了路翎的转变，认为“生活的实践也已带领我们的作家正从自己身上逐渐生长起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的生长”，“这是一个人民作家在今天前进的道路，也是使自己有成就的道路”。巴人的论断没有错，《初雪》这篇小说一直是受到肯定的，中间虽有人提出一点意见，但并没有受到重视，影响也很微小。②
随后的对路翎小说的批评则基调大变，其关键因素则是《洼地上的战役》的发表。《洼地上的战役》描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朝鲜姑娘金圣姬爱上了志愿军战士王应洪，王应洪为了遵守纪律而逃避拒绝这段感情，班长王顺则十分同情这份感情。不久，在一场战斗中，王应洪壮烈牺牲，金圣姬面对这些，逐渐显得坚强起来。这篇小说的题材相当敏感，最让人不安的是，它触及了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并且作者对这一矛盾的态度并不明朗。果然，这篇小说甫一发表就遭到批评家的批评。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三月号，一个月后，晓力和侯金镜的批评就先后见诸于《文艺月报》和《文艺报》。
晓力的文章《从〈瓦格诺夫〉联想到〈洼地上的战役〉》，把路翎的小说与苏联小说《瓦格诺夫》作对比，两者都是描写战士在战斗中与少女产生爱情的故事，后者由于战士对于纪律的高度自觉性从而战胜了爱情，而前者则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平心而论，晓力对于路翎的指责不无道理。小说中自始至终存在的这一矛盾没有得到合乎情理的解决，而由于王应洪的牺牲而得到的解决，多少带有不了了之的色彩。人们不禁要问，假如王应洪胜利归来并且荣获战功，那又该怎么办呢？路翎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潜存着危机，经不起现实的拷问。
相形之下，侯金镜的批评“是提纲式的，提出了总的范围和结论”[6]。他的文章《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是所有批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在《文艺报》第12号发表以后随即被《新华月报》8月号转载，影响明显地扩大了。他所评论的三篇小说为《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前两篇小说发表得早一些，但侯金镜并没有作出评论，直到《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他才撰文批评。可见，《洼地上的战役》更明显地体现了路翎创作上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此前也有所表现，不过程度上要轻一些。在文章中，侯金镜是以一名部队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提意见、作批评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关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侯金镜说这些小说有不良的倾向，“尤其在部队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好的影响”。对于《洼地上的战役》，作者指出小说“用力渲染了爱情和纪律的矛盾”，由于小说的写作手法极富艺术感染力，从而“使读者对金圣姬的爱情不能不同情、不感叹”。“作者把由于爱情所引起的几个人的纤弱的感情写得千丝万缕，百无聊赖，于是爱情和纪律的冲突在这几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暗暗地、却又是有力地展开了”，“个人温情主义”的爱情“反而可以使兵士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燃烧起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侯金镜对小说结尾灰暗情调的指责，他指出小说结尾“虽然写了金圣姬的坚毅与自持”，但由于作者大力渲染了这种感情的美好，而“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有些读者对这悲剧式的结果久久不能释然于心的缘故。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侯金镜还敏锐地指出，路翎把追求爱情的主动性放在金圣姬一方，从而避免小说出现麻烦问题。这是不无道理的。我们从文本中不难看出，路翎面对这一敏感题材，写作时也是较为紧张的，有时不得不在抒情之后补上几句说明性的言词，从而使小说出现一些不自然的地方，也显出作者的窘迫来。对于《战士的心》和《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侯金镜主要指出：路翎对战士的描写是不真实的，是把作者资产阶级的心灵世界、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强加给我们的战士，是对战士的贬低和诬蔑。而在创作方法上，则反映了主观唯心论的神秘主义倾向，是违反现实主义的。
侯金镜的文章引发了人们对路翎小说错误倾向的认识。随后，《解放军文艺》8月号发表了宋之的的文章《错在哪里》，批评对象只有一个——《洼地上的战役》。宋之的此时的身份是一名军队文艺干部，他的文章批评反映军队生活的作品，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自然是情理之中的。宋之的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宋之的指出，这篇小说中的三个人物(王顺、王应洪、金圣姬)都是不能加以肯定的，都不是成功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无产阶级外貌下都有一颗资产阶级的灵魂，都是庸俗的温情脉脉的小丑。而作者这样写，就是对事实的歪曲，就是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战士心灵的错误理解强加给战士，就是对战斗和生活的本质的违背。在具体的评述中，宋之的着力于纠正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即战士精神世界的庸俗化。他说：“他所描写的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起作用的，却不是这种伟大的政治感情，而是我妈、我爹、我老婆，要不就是我的绝望的爱情、我的孩子、我的家乡中某一条小河里的鱼等等。”宋之的在文章中承认，战争与个人幸福是和谐统一的，但要放在解放人民、反抗侵略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这种统一性。他的担忧是把个人幸福和残酷的战斗直接联系起来，产生“打仗就是为了回家娶媳妇”之类的思想，当然更不容许把二者对立起来。
侯金镜的评论文章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但这种声音并没有公开发出来，倒是关于这种声音的反驳文章发了出来。上海出版的《文艺月报》9月号在评论一栏里发了两篇文章，都是对于路翎小说的批评。而第一篇刘金的《感情问题与其他》则是对反对侯金镜和晓力的观点的论调进行反驳。刘金的文章开头便说有几个大学生不同意侯金镜的观点，要进行辩论，而且文章经过某一大学教授的审阅，不过还没有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刘金的文章采取问答的形式最终把对方驳倒。刘金在文章中详细辨析了感情问题，并明确指出把“爱情”、“个人家庭幸福”当作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极端错误的和庸俗的，无产阶级应当具有崭新的敢于牺牲、乐观向上的感情。第二篇文章荒草的《评路翎的两篇小说》，则采取了“文本细读”的方式评析了《洼地上的战役》、《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两篇小说。关于前一篇小说，他强调了纪律与个人幸福的统一性，深入解释了纪律的内涵，认为一个战士应该有充分纪律自觉性，而不应当如路翎描写的那样，纪律是一种威压、一种外在于己的力量。关于后者，荒草指出战士的感情都带有变态的色彩，都是由于感情的残缺、孤独而痛苦地忍受着折磨，从而“对正义战争充满着极端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如果就事论事地说，这个论断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这五篇文章因为都是发表在比较重要的报刊上，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这几篇文章有着一定的联系，上面的论述也做了一些交代。但这种联系大多属于正常的回应，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一场批判路翎的运动在酝酿着”[1]，更不等同于后来的大批判那样的蜂拥而至的批评。因此，把这几篇文章当作十七年中认真的正常的文学批评来考察，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三、批评的特征与诉求
这几篇批评文章对于路翎小说的特点把握得相当准确，批评也显得有的放矢。路翎精心塑造了几个英雄形象，却就是这几个人物形象出了问题；路翎大力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却就是内心世界的描写出现了偏差。就路翎本人而言，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就批评本身而言，可谓是抓住了重点。除此以外，批评者还指出，路翎小说的细节描写也有不真实的地方，有违常理，但属于次要的问题，因而并没有纠缠这一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批评家敏感的所在，乃是主体思想方面的倾向，而诸如细节描写等等艺术问题则是较少考虑在对路翎所犯错误的定性方面，最为频繁出现的词汇便是“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倾向是《讲话》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所竭力批判的错误倾向。建国后的文艺界，鉴于文艺队伍的良莠不齐，对这种倾向更是敏感。此前的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的批判就足以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紧张程度。由于这种批判影响广泛，这种定性方式也流传得相当广泛，有时甚至也把作品歪曲事实的错误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定性的批评对作家权利的影响并不太大，一般都是纠正具体的错误即可。③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路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是十分平常的，并不是发现了重大的危险动向，更不是在酝酿一场阴谋。
认真考量这些批评文字，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特征，概括起来说有三点，即对读者接受反应的重视、对倾向性的敏感、对苏联权威理论的援引。下面试展开来讨论：
(一)对读者接受反应的重视
这些批评文章给人的最大感觉便是冷静与客观，批评家的审美感受几乎没有表露。批评，对于批评家来说只是任务，而不是读了作品之后的自我感觉的尽情表达。侯金镜在文章开头便说明，他写文章的缘由是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好的影响，作为一名军队政治工作者，他有责任站出来批评，而他自己的具体感受则不着一字。在文章中，他也常常设定读者群、设定读者的阅读心理反应进而代读者立言。这种话语方式相当有力量，到后来也越来越普遍。但这同时意味着批评家主体性的隐失。刘金的《感情问题与其他》以实例说明了这种影响的严重性。其余几篇文章也是针对路翎带来的坏影响而大做文章，义正词严，不容分辩。
(二)对倾向性的敏感
和重视读者接受这一特征相辅相成，批评家对作品的倾向性格外关注。他们并不满足于作家明确写了什么、作家公开的态度是什么，更多的是关心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以及文本造成的倾向性究竟如何。这一点，也以侯金镜的文章最为突出。他指出路翎在《洼地上的战役》里别有用心地把爱情的主动性放在了金圣姬一方，从而巧妙避开了爱情和纪律的直接冲突。小说的结尾虽然写了朝鲜姑娘的“坚毅和自持”，但由于作者过分渲染了爱情的美好，因而相形之下，格调是灰暗的。如前所述，侯金镜的文章是与人为善的，因而更多地施予了理解和同情，也有许多精彩的发现，但他在反对作品的倾向性时，是毫不含糊的。宋之的的文章也对路翎作品的倾向性进行了指责，他担心作品过分描写战士对幸福生活的回忆和憧憬，从而给人留下“个人琐碎的幸福而不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斗志”的庸俗而危险的印象。其他几篇文章也一致认为，小说客观上容易形成“个人幸福和伟大斗争相对立”的倾向，尽管在作者的笔下，对个人生活和感情的回忆最终没有影响战斗。就客观倾向来说，作者是无法把握的，而对之的指责，尽管相互矛盾，却也让人有口莫辩。今天看来，这种批评对文本意图的重视并非全部荒谬④，而对作者意图的忽略甚至歪曲，则直接助长了粗暴批评的发展，这也许是善良的批评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三)对苏联权威的借重
这几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苏联文学典范和文学理论的引用。侯金镜的文章中引用了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里的一段话，晓力的文章直接用苏联小说《瓦格诺夫》作比，荒草的文章引用苏联小说《纪律的故事》来增强说服力，这和今天批评者对于西方理论的借重可谓是异曲而同工。当时，文学界极为重视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因而对苏联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译介，从质量到数量都是空前的。《人民文学》、《文艺月报》这样的权威刊物每期登载的文章中，苏联文学和理论的篇幅几乎占到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方面对苏联权威的借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每一种文学批评特征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美学诉求。上述几篇批评文章也不例外，而且，相比个人化的感悟鉴赏式的批评，它们的美学诉求更加强烈。其美学诉求择其要者，可以归为两点：对本质化的追求、对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美学格调的崇尚。
对本质化的追求，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种意识形态预设了一种历史观，预设了历史的本质，进而确立了本阶级在历史当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规定了本阶级的特征。它是抽象的，高于具体生活的。从美学上来讲，它要求以感性的形态来表现这种本质，这很类似于黑格尔对美的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中共历史上，对时代生活的本质的描述是有变化的，但从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在中共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对于本质的描述是相对稳定的。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有力量和前途的阶级，它所进行的斗争是必胜的，它所创造的社会是最美好的。无产阶级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关于这种本质的更为详尽具体的描述，不是本文需要做的工作。本文所要阐明的是，批评家在批评时，对于事关本质的细节、倾向是十分敏感的，在这方面的批评力度也是最强的，而对作品性质的评定，往往也要上升到时代本质的高度去。这种批评倾向的末流，便是后来所谓的“上纲上线”。这种诉求大概也可视为文学批评史上迷恋“深度”“深刻”的一种正常表现吧。明乎此，便不难明白批评家对审美现象的忽略，对客观倾向的敏感了。在上述几篇文章中，批评家们无一例外地批评了路翎对无产阶级英雄本质的歪曲、对伟大时代使命及其本质的侮蔑，这些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和对本质化的诉求相适应，批评家所崇尚的美学风格必然是乐观向上、积极高尚的，他们坚决地拒斥对生活做庸俗化的理解，甚至拒斥潜在地带有这种倾向的作品。因为他们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是宏通的、严密的，所以他们对作品美学上的纯洁性要求就特别高，也绝不容许作品的缝隙中透漏出与生活本质、时代精神不协调的思想、感情和格调。侯金镜的文章对路翎小说的灰暗情调十分不满，荒草的文章对路翎笔下战士心理的病态倾向也表示出不能容忍的态度。
当然，我们还可以指出这种批评是载道的批评，是“卫道士”的批评，或者说是“对人民负责任的自觉真诚的批评”，有追求有理想的批评。不过，这些对于理解历史都不是最关键的。
四、路翎的反批评与“胡风事件”
1954年对于路翎的批评并没有随着这一年的过去而消散，虽然这场批评本来可以在年内得以了结。其主要原因便是路翎写了反批评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篇文章长达3万多字，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4号。这篇文章写毕于1954年11月10日，还没有逸出1954这个非凡的年份。此前，路翎对于解放初期自己作品受到的批评，写过个人的意见和初步检查，投寄到《文艺报》，但是杳如黄鹤，没有回音。但是，这次《文艺报》却慷慨地腾出篇幅，分四期把文章登出来。事情还得从1954年说起。1954年中国文艺界最大事件便是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在这个事件中，《文艺报》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被毛主席严厉批评：“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7]随即，文艺界展开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对《文艺报》的批判从9月开始，7月份胡风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国家文艺领导层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胡风以为他的意见对于批判《文艺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于是在后来召开的批判会上尖锐批评《文艺报》的编辑成员。路翎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和发表的。⑤
路翎的反批评文章采取的是攻击的态势，显示了在领袖鼓励下“小人物”的昂扬斗志。路翎在文章开始便说：“批评家们的态度更是十分横暴的”，“这种批评直接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因而是不能令人容忍的。”随后，路翎在文章中力辩，个人幸福是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是相通的，朝鲜姑娘对战士的爱情体现了对中朝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也意味着对侵略者的极大轻蔑，对战争必胜的信心，而他也描写了战士们心灵的美丽和高尚。针对批评家的关于作品客观倾向的批评，他再三申明他写了纪律的力量、写了乐观精神的胜利，而批评家的解读则是不顾文本的推测，甚至是“捏造”，这种歪曲作品内容的批评反映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和不良的审美心理，是对英雄人物的侮蔑。而面对“作品产生不良影响”和“细节描写不真实”的批评，路翎则回避了，没有作出辩驳。有趣的是，路翎在反驳中也多处援引了苏联小说和文学理论来反驳对手，诸如《日日夜夜》、《星》、《普通一兵》，苏联《戏剧杂志》专论《论批评》乃至苏联的油画等等，颇有说服力。
路翎也指出批评家以政治判决代替艺术品评的倾向，并表示了一定的理解，同时又批评了他们“立法者”式的横暴的态度。路翎的文章很懂得运用文字上的技巧和逻辑策略，给人以雄辩之感。
鉴于此时路翎与胡风的紧密联系，有理由认为路翎写作此文受胡风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批评家们“无冲突论”的指责，绝非路翎所能做到。也正因为此，当1955年风云变幻之时，路翎也和胡风一道获罪入狱、惨遭折磨，这大概是路翎始料不及的。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胡风提交“三十万言书”是在1954年7月，胡风批评《文艺报》是在1954年10、11月间，而遭批判进而批判升级是在1955年间。而路翎的被批评早在1954年上半年就已开始，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对路翎的批评是“胡风反革命”事件的前奏呢？所以本文坚持把1954年对路翎的批评作为十七年正常文学批评的代表来研究，而反对道德化的无根据的附会。
在对胡风进行大批判的众多文章中，有一些是以路翎为直接的批评对象。这些文章中虽然也有一些写得比较认真的，⑥但多数流于表态性的书面发言。
五、余论：“文学批评的歧路”
十七年的文学批评荆棘满途，这并不是只有今天的人们才意识到的。当时的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都在为文学批评的发展焦虑不已。
本来，中共中央颁布了《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使得文学批评有了政策的支撑和借鉴。事实上，这个决定所提倡的公开坦诚的批评方式也起到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那种文人相轻、谩骂侮辱的旧习气。(事实上，后来的文学批评并没有脱尽冷嘲热讽、胡搅蛮缠的坏习气，这种文人习气和政治定性相结合，在文学批评上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这一点在反思历史时也必须提到。)关于文学批评应该怎样写这个问题，文艺界发表了不少的意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罗石的《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和王淑明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⑦两者都表达了对于真正的文学批评迫切地希望，前者指出文学批评的主要的两种偏向，一种是以政治批评代替艺术分析，一种是不顾政治意义，作纯技术式的艺术手法的解析，总之是不能把政治批评与艺术分析完美浑融地结合起来的批评。而后者则指出了批评者的几种不好的态度，诸如“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与人为善”、“不讲原则、等量齐观”等等。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1954年对路翎的批评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只不过批评双方都忙于政治定论，无暇顾及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常态。
虽然批评界也花了一定的力气来清除粗暴批评的生存空间，但收效甚微。“文学批评的歧路”成了人们不断提及的问题，并且成了两篇极有影响的总结性文章的标题。⑧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胜任的，本文的意图在于通过对一个个案的梳理与分析，祛除环绕在事件本身的光魅，进而得以学术化地认识历史。对于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疑问，本文前面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解答，即批评对本质化的追求、对美学格调纯洁性的要求。而从这个具体事件说开来，关于文学批评的歧路，我们或可获得更多的思考，比如革命情结的顽强生长、面向未来的冲动、评判历史的豪迈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审美趣味的不断发展，如此等等，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带给文学批评的必然是一条荆棘丛生的歧路。
注释：
①四篇小说发表情况为：《战士的心》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12月号，《初雪》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1月号，《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发表于《解放军文艺》1954年2月号，《洼地上的“战役”》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这期间，胡风任《人民文学》编委。
②周扬在与胡风论辩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中，提及小说《初雪》，仍说他是这篇小说的欢迎者，后来的批评者的批评文章也极少涉及《初雪》。《我们必须战斗》一文发表在《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合刊。
③刊发刘金和荒草文章的《文艺月报》1954年第九期，也刊发了批评小说《金桃的亲事》的文章，文章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了歪曲的描述，并把这种没有调查就写的作风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④意大利著名作家、理论家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曾经在“作家意图”、“读者意图”之外提出“文本意图”这个概念，意旨为：文本本身的编码不是随意的，它虽然能容纳不同的解读(如同美国“新批评派”那样)，但不是每一种解读都能容纳。文本自身虽然不能确定最好的解读，但它的内在逻辑却可以拒绝一种与之相悖的解读。这种文本的内在逻辑，艾柯称之为“文本意图”。《诠释与过度诠释》，艾柯著，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4月第1版。
⑤路翎写作文章最早不过9月下旬，因为路翎反批评文章提到的批评文章最后两篇发表于《文艺月报》9月号，该期杂志9月15号出版。
⑥比如批评家陈涌的文章《我们从〈洼地上的“战役”〉看到了什么》就以理服人，论析透彻，指出了《洼地上的“战役”》的错误倾向，是难得的文学批评。不过，他的持论原则上与上述侯金镜等的文章大体相似，所以本文不再讨论。
⑦前者发表于1951年5月28日《文汇报》，后者发表于1951年7月28日《光明日报》，署名裘祖英。
⑧一篇为于晴(唐因)所写，发表于《文艺报》1957年第四期；另一篇为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论研究组所写，原载1961年8月17日《羊城晚报》，后被《文艺报》1961年第9期转载，题目改为《简单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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