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起源论文,文明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这一古老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然而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区和什么样的环境与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兴起和发展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程，中国文明同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有哪些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也同样极为重要。
正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的重要性，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心旨在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学者、团结国内外从事古代文明研究的众多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学术界成为热点，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20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发展阶段等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逐步加深了对文明和与文明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同时，随着这一课题的逐渐深入，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的对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遗址，对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区域性文明进程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20世纪末，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圆满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工程也为目前的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正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于2001年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
会议于8月1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有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外事局等的领导和嘉宾16人；来自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学者12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香港和北京等地文博系统、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的代表110多人。此外，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新闻机构的记者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开幕式上，古代文明中心主任李学勤首先致辞，文明中心副主任陈祖武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文明中心名誉顾问李铁映为大会发来的贺辞。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也相继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在会上就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代文明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巍汇报了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今后的工作设想，以及此次大会的议程。
开幕式之后，100多位代表分三组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代表们提交的论文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自由讨论则有五个议题，即关于文明、国家等概念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海岱、江汉、长江下游和辽西等地的文明化进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模式、道路、动力及其特点，如何从考古材料和如何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文明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等。
通过热烈讨论和友好交流，代表们深化了认识，会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讨论会还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多，并来自不同的学科，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历年来召开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专题研讨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二是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讨论非常活跃。三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有理论探讨，有个案研究，有回顾，有展望，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
二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最关心、讨论得最集中和最深入的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相关概念
代表们首先进行热烈讨论的是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文明起源的相关理论，会上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并且强调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相反的意见则认为首先要重视考古材料，尤其是新材料，要看理论是否能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但大多数人认为理论和材料二者都很重要，但实践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实践应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
就理论问题进行的讨论围绕着文明、文明化、文明社会和国家等概念，以及它们各自的含义、形成标志和相互关系等进一步展开。对于文明、文明社会和国家，有人认为前两者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使用文明一词会在国际上引起误解，我们所讨论的实际上应是文明社会的形成，而文明社会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等同的。有人还指出文明和文明化也不一样，只有先产生了文明，然后才会出现文明化，文明化是一个普遍和深入的过程。有人也进一步指出，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起源也应分开。在会上，很多同志都赞同文明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观点。
但在诸多概念中，文明与国家是最核心的。有的代表认为这是两个有关系但却不能相互等同的概念，其中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进步；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最终形成标志。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倾向于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的起源，有的则对此持不同意见。有的外国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看法，认为文明即是指文化，文明不仅不同于国家，而且文明和国家也不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起源。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外学者对一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大家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也进行了很多探讨，有代表提出国家是一种政治现象，反映了人与人不平等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着相应的物化表现；阶级和等级也不同，等级先于阶级发生，有等级却不一定有阶级。有人还提出，国家是一种制度，不能单纯以城址等的出现来衡量国家的出现。而国家又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对于会上提出的古国、邦国、早期国家，以及前国家、过渡阶段等不同的概念，大家最后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认清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王权这个概念，有人认为是军权、族权和神权共同形成了王权。
同时加以讨论的还有酋邦及其他相应的概念。有人提出，酋邦是平等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社会，它与平等社会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平等的，与国家社会的区别则在于它还没有出现强制的垄断的武力，因而这一个过渡阶段也被有的人称为分层社会或级别社会。但会上有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在中国使用酋邦这一概念。
对于概念讨论，会上也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一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明起源不能光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考古材料出发，从个案研究入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我们对商文明、安阳文明、二里冈文明的认识到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从对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的讨论到文明起源多源论的出现，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从考古材料出发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对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文明和文明起源也就没有了共同的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文明的起源产生共同的认识。上述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的研究态度也许表明，目前我们还不大可能对上述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不同观点的切磋和争论有利于大家进行各自的思考，并可在今后继续加以讨论。
(二)文明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模式也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这样一种模式。但在中国，相当于龙山时期的考古材料发现得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龙山时期在上述发展模式中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龙山时期?对此，有人认为龙山时期可能是一个向国家过渡的阶段，而且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应存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有人还提出可以不先对这一阶段进行定义，而是首先去考察这一阶段的特征。有的代表提出了古国、邦国和王国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并认为从仰韶文化到夏，中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即分别经历了以上三阶段。然而也有代表对古国与邦国的关系等提出了疑问。但大家都不否认龙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
对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代表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可能经历了一个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到分化聚落，然后再到都城的过程。有人则从文献的角度提出了三皇、五帝和炎黄文明三个阶段。又有人从文明和文化圈的角度提出中心、次中心等模式。还有代表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即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
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在古代中国，神权早于王权，在早期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基本是平等的，但在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不同的分离政权，这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尧舜禹属于同一个文化，但有各自的政权，内部为世袭制，对外则相互结成联盟；夏商周时期是完成时期，其中夏、商是在两个不同文化内形成的政权，西周则采取了封建制，东周是一个过渡阶段，秦汉则发展成为帝国。
中国各地区的文明形成的道路应是不同的，在这次会上有人就指出，在红山文化中，宗教无处不在，但在黄河流域的其他一些文化中则不然；另外如史前时代的凝聚力，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相同。这些差异都表明不同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不同的模式。而在辽西、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区域性文明曾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三)文明的标准
怎么样衡量文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的议题。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文明应当有标准，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些标准更应当肯定。而在所提及的各类标准中，城市、冶金术、文字、礼仪与宗教，以及农业等仍是大家集中讨论的重点。
在文明的标准或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形式中，城市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生产力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口和财富得到聚敛，统治权威和占有人力、物力的权力的形成等。因而相当多的讨论是围绕着史前城址而进行的。一些代表提出，黄河流域的城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长江流域的城址多带城壕，而东北地区的城垣则多用石块垒成，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址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作为一个供人生活和消费的空间，城市的供给还要依赖周围地区以及相应的供给路线，所以应当将这些城址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有人进而指出，不同的城址类型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等级也有所不同，其中夯土城墙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用工量都最大，并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它的建造不是生活在简单聚落内的人所能完成的。关于如何进一步考察这些大量发现的史前城址，很多人认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城垣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设施，从行政管理机构到垃圾的处理等都是一个城市内非常重要的方面。
冶金术的起源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另一重要标志，一些代表认为冶金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有代表认为，青铜冶铸需要专门技术和专业化社会生产的支持，需要相应的社会机构或公共权力组织提供保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器的出现与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却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和变革，这同国家的产生可以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青铜冶铸只有在达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后才能同国家的形成相联系。有的国外学者还提出，在古代中国，祭祀活动和因这一活动而导致的青铜冶铸业可能是商人用来刺激经济和聚敛财富的手段，因而这些青铜器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对财富的浪费。此外，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砷铜，这引发了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及其与西亚地区的关系等一系列的争论。在这次会上，也有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有代表还提出中国青铜冶金术的起源有可能受到过来自西亚的影响。但也有代表从冶金考古的角度提出，目前在这方面所做的测试工作还不够，铜和砷的共生矿在自然界中又很普遍，冶炼比较容易，因而应从当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这些关系。还有代表提出化、冶、铸、锻等是不同的概念，并强调在考古发掘中应注意金属以及同冶炼相关的遗迹现象。
学术界对文字起源的看法也不一致，不同意见之间甚至有上千年的差距。对此，有代表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字的理解和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应分清成熟文字与原始或自然文字的区别，以及记录语言和记录事物的文字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代表认为应由已知的文字去推断末知的文字；从目前材料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存在产生文字的条件，没发现夏代的文字则可能与当时文字的载体或特定的埋藏地点有关，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另外还有不少代表就不同文字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讨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文，由甲骨文探讨了殷商时期的纪时法和商代的日始问题等。
宗教对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有促进作用，有学者提出，宗教促进了社会分层并形成了专门的宗教和手工业等人群，同时促进了权贵阶层的形成和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完善与发展。在中国的史前文化中，与宗教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巫术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大型祭祀建筑、祭坛、积石冢和葬玉大墓等为表现形式；另一类为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文明，如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文化，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礼乐器等为表现形式；这两类文化的兴衰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线。
这次会上还有一些代表利用科技考古的成果探讨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有代表对古代气候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产生与形成等都发生在一个高温期，这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和原因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应考虑是否在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需要形成特定的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又促进了人们文化上的创造力等问题。又比如有代表利用科技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夏商文明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并提出在人文生态环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三大要素，农作物的变化有可能是造成夏商周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
(四)从考古遗存中分析判断文明化的程度
除以上讨论外，代表们还特别重视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方法，许多讨论是就方法论而展开的。其中，聚落考古学研究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聚落考古，应开展小区域的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将重点发掘与一般发掘结合起来。探索国家的产生与形成仍可通过对聚落群的研究来进行，考察当时是否存在都邑聚的金字塔结构，并将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结构、聚落内部的遗迹和遗物等不同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首先明确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然后由已知推未知，以文献为线索，以文明要素为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有代表提出要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从殷商文明向前推，同时，应建立史前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全面复原每个考古学文化，在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纵向研究时还应就聚落、墓葬等进行单线条研究，并对同一时间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代表还以对西亚文明的研究为例作了说明，并强调将考古资料转化为社会参数的问题。
还有很多代表提出，要注意考古遗物在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的量化问题，如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促使文明社会出现，这就需要注意从遗物中寻找有关的反映农业量的变化的迹象；此外，一些能反映衣食住行的考古材料对文明探讨也会有启发。同时，我们还应通过聚落、墓葬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研究社会的进程，从进程中看文明。
结合对文明与国家概念的讨论，有代表认为，由于文明同国家具有特殊关系，可先确定国家，而国家则可以从都城、疆域和人口等方面去加以辨识。但也有代表指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资料严重不足，如目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聚落材料还很少，对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也不足。
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目前考古学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局限性或欠缺之处，比如，我们难以用考古材料去证明与国家的出现相关的世袭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另外，目前发现的城很多，其中一些因破坏或发掘不够而内涵不清，这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对于环境研究我们也还重视得不够。
如果考虑到世界上曾有多种不同的文明，考虑到这些文明的进程也各不相同，那么寻找文明起源还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对此有人就认为，世界上有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文明，因而我们也可以从进入文明和未进入文明的区别中寻找文明起源的机制。
三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
对于今后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多学科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其中，加强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又是最为迫切的。对此，许多代表从科技考古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推动文明研究的进程，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则需大量运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因而今后应加强实验考古方面的尝试。又如科技考古能解决环境变迁、气候变化、青铜冶铸、生产技术的进步等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相关的许多问题。
考古学还应与历史学结合。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解决文明起源的关键是考古学，但光凭考古材料又是不够的，考古材料得进入历史的范畴。文献不仅是考古研究的线索，而且文献中还包含有大量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可供考古学运用的材料，如文献中对用玉制度的大量记载等。但在进行这种结合时，应该考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利用文献，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还要考虑史实、史料和史书之间的关系。
多学科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结合。各地的文明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研究中国文明时还必须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国文明又是在本地起源的，有人提出今后应从考古学的角度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因素的研究，同时也要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及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
对于多学科的结合，有代表提出，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因而需要合作；但每个学科又都有它自己的理论、手段和方法，因而在合作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
(二)今后文明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对于今后的文明起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尽可能从大遗址、大墓地中寻找线索，有计划、有规模地联合力量进行发掘。因为这类大遗址和大墓地内涵丰富，体现的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如许多代表都关注陶寺遗址，认为陶寺墓地反映出了社会分层的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聚落形态上看，在陶寺遗址上居住的有王室、贵族、武士集团和平民，因而这一遗址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从出土的遗物看，一些可视为礼乐器的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使用普遍，商周时使用的礼器组合在这里已初具规模，而且此时礼器的使用也有了一定的规则。也有代表认为在关注大遗址的同时也要重视小墓葬、小灰坑等，从中往往出土与大遗址和大墓地相应的遗物，如陶寺的小墓中就出土了带字的陶扁壶。
与会代表还指出，同加强发掘相应的是要加强有关大遗址材料的整理与发表工作，如果后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同样会限制我们的研究。
另外，要解决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还必须重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代表提出，我们可以少辩概念，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要加强。还有代表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理论，回答什么是中国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等。
(三)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考古学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科学性，在研究文明起源时考古学家应当科学地设想所要设立的课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所要联合的攻关人员等。还有代表强调，考古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还要求对每一个遗存的年代都进行充分的研究，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建立在科学的测年工作基础之上。另外，要在基础工作上下功夫，或以聚落群为单位，或以地区为单元，或长期而有计划、有目的地做工作，或调查、勘探、一般发掘和重点发掘相结合，只有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四
8月6日下午进行了代表大会和闭幕式。在大会上，各小组的召集人就本组的讨论情况向所有代表作了汇报，同时各组推选出的代表也在会上进行了发言。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对会议作了总结。刘所长指出，这次会议是文明中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个有关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文明、国家等进行的讨论和提出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统一认识，求得共识，这为今后文明起源研究打下了学术基础。今后我们对理论问题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结合，文明中心特别提倡应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所长指出，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的成立，今天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下一步即将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这一系列的重大学术举措都是基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就人类的历史而言，人类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两个最为重大的课题。自然科学将人类起源列为世界十大科学课题之一，那么文明的形成当可列为世界十大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之一。同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性还基于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今天多元文明共存的理论根据是多元文明的合理性，而现代多元文明的合理性又是古代多元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古代文明虽然是多元的，但文明的创造者是共同的，因此多元文明也是相互交流和共存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课题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今后的工作，刘所长提出，作为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发挥群体优势，联合攻关；要加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的探讨；要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各学科又要发挥自己的特点，鉴于该课题的特点，考古学肩负着尤其艰巨的任务。文明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舞台，要团结所有关心这一研究的学者，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努力。
总之，这次研讨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形成的许多对文明、国家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所产生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思路等，必将为下一阶段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作了前期准备。我们相信，这次研讨会将会在中国学术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的深远意义与推动作用将会在今后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日益清晰地体现出来。
执笔者 施劲松
标签：考古论文; 中国古代文明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文物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