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明翰论文,学派论文,起点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7）06—0020—04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契机与源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文化研究形式本身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起点就在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因此，相对于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就有了更深一层的追本溯源的意义。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雏形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英国正经历着文化的巨大变革，文化的中心从以文学为主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逐渐转向了以通俗小说、流行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广播剧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学遭遇的挑战不言而喻。面对这一挑战，伯明翰学派之前的英国传统文化主义者如利维斯等人无一例外地表示要支持以文学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大众文化。他们指出，这种文化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物，崇高的人性在其中丧失殆尽。应该训练普通民众进行文学阅读，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受到精英文化的教化与熏陶，进而抵制大众文化的诱惑和侵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社会文化继续保持精英特色，不被大众文化腐蚀。这是文学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唯一正确的定位与出路。伯明翰学派继承了传统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路，也希望通过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方法，抵制大众文化对文学的冲击，挽救文学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趋于衰败的命运。不过，同英国传统文化主义者们不同，伯明翰学派并不一味强调文学对社会民众的精英教化功能，而认为应该将所谓的教化民众、训练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转化成帮助民众进行阅读的活动。这一学派采取这样一种理论姿态同它的理论家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与平民阶层出身有着莫大的关系。基于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这些理论家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同工人阶级和平民阶层保持着适度的亲和关系。这样，帮助民众寻找一种适合他们的阅读方法就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起点。以此为契机，伯明翰学派建构了自己的文学研究体系。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为民众阅读文学文本设计了具体的阅读方案。伯明翰学派认为，阅读个体首先要设定好阅读的目标。文学文本阅读的目标就在于读解出文本内涵的社会、文化经验。这是民众有能力达到的。要读解出文本内涵的社会文化经验，就需要阅读主体结合个体的社会生活体验，尽可能无偏见地对文本进行总体阅读，以达到“对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的完整判断”。[1](p45) 当然，这样一种阅读是有技巧的。这种阅读技巧并不会天生得来，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与训练：“阅读严肃文学需要训练。一个‘天生的，读者就像幻想有一个‘天生的’作者一样：没有这样的人。”[1](p8) 这种阅读叫做“成熟阅读”，也叫“价值阅读”。后来，伯明翰学派逐渐发现，文学的传播过程很复杂。它不仅包括阅读环节，还包括创作环节和作品环节。仅仅为民众设计一种合适的阅读方案并不一定能强化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文本对于文学功能的发挥也很重要。于是，在文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就将注意力放到文学文本上来了。不过，与传统文学研究仅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的内涵，或是仅注重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不同，伯明翰学派对文学文本的考察集中在这两者的结合体上。它将这种结合体称为一种“感觉结构”。伯明翰学派的代表理论家威廉斯解释说，“感觉结构”的“感觉”是指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总体经验，即“人类整个的、统一的生活”[2](p116)。作为人们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生活的总体经验，“感觉”需要被社会个体意识和交流。因此它一般要以物化的形式出现。这种物化形式通常与“感觉”是一体的。一者的变化就会引起另一者的变化。就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而言，其“感觉”的物化形式就是语言。“感觉”与语言的结合体总是潜藏在文本的具体内容之后，构成决定整个文本内容的基础模式。这样，按照结构主义的观念，这一“感觉”与语言的结合体就可以被看作是整个文本的潜在结构，可以被称为“感觉结构”。鉴于“感觉结构”的种种特点，威廉斯认为，文学要在当代生活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拥有当代的“感觉结构”。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形式充分地表达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才能够合理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么，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文学是否拥有这样一种感觉结构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在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发现最适合承载当代社会生活“感觉结构”的是电影。这样，电影是否属于文学就构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其答案直接决定了文学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定位和它发挥功能的余地。经过考察，伯明翰学派发现，电影并不属于文学，因为电影与文学拥有不同的“感觉结构”。电影虽然同文学一样内涵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但它的载体是声音、影像综合在一起的媒介技术，而文学的载体则是简单的书写性语言。对于当代日益复杂的社会来说，综合性的媒介技术显然比简单的书写性语言更适合表达其生活经验。所以，相对于文学来说，电影更适合承载当代社会生活的“感觉结构”。因此，在当代社会，文化的中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从以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形式转向了以电影为代表的传媒文化形式。文学既然已经退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它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对社会生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学社会功能的削弱、文学本身的衰落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文学已经退出了社会文化的中心，那么对于深入考察当代社会生活、社会文化来说，文学研究显然没有传媒文化研究重要。随着这一研究结论的得出，伯明翰学派的整个研究方向发生了质的转变。它开始从以解释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逐渐转向了以分析各种传媒文化形式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当代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格莱默·特纳描述说：文化研究表现为“从对文学研究的分析草案走向对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如音乐、报纸、杂志、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分析”[3](p107)。
在对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虽然这一研究的中心是文学，但文化研究的影子却若隐若现。实际上，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其文化研究已见雏形：
首先，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为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其二是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无论是对文化概念的探讨还是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实际上都基于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而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明确探讨了文化的本质。从伯明翰学派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和对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就某个特定角度而言，文学的本质和电影的本质都在于它们拥有“感觉结构”。而文学与电影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某种表现形式。因此，“感觉结构”实际就是文化的本质。通过对“感觉结构”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伯明翰学派在后来的文化研究中确定了文化的定义。如前所述，“感觉结构”是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与某种特定物质载体的结合体。这种特定的物质载体通常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能够使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被人们意识和交流。可见，“感觉结构”具有社会性、载体性与交流性。因此，文化也具有同样的三个特点。伯明翰学派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将文化的三个特点加以理论的具体化，进而得到了文化的定义。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文化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文化的载体性表现在，文化用物质生产过程来承载社会关系；文化的交流性表现在，文化作为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意义，在社会个体之间进行意义的交流。因此，文化就是“将生产领域（经济）与社会关系领域（政治）联系起来的意义领域”[4](p62)。也就是说，文化是一种介入了社会生活、能够发挥社会功用的“意义领域”。在确定了文化的定义之后，伯明翰学派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又生发出了通俗文化研究。文化的定义显示出，仅仅从理论层面来认识文化是不行的。理论上的文化一定要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才能获得其价值。沿着这一理论逻辑，伯明翰学派将目标锁定在当代社会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式——通俗文化身上，并对多种通俗文化现象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可以看到，从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到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再到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存在着一条清晰的理论线索。这条线索的出发点和起点就是对文化本质的理解。而对文化本质的理解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已经完成了。我们因此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为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
其次，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不仅为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出发点，而且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所谓的“纯文学研究”不同，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并不局限于在文学文本内部进行语言结构分析，而是强调从社会生活的语境中来考察文学。从前文对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从第一阶段对阅读方法的探索到第二阶段对文学“感觉结构”的考察、再到第三阶段对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解释，每一阶段都似乎在考察文学，但又不仅仅是在考察文学，更是在考察与文学相关的各种社会生活因素。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成形，一直延续到其文化研究之中，构成了其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只不过在文化研究中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伯明翰学派不再通过文学而是通过其他的当代社会文化形式来考察社会生活。
再次，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还为文化研究设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如前所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文化概念的探讨；其二是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对通俗文化现象的分析就是从现实角度对文化观念的理解与应用。因此，在理解基本观念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社会文化现象的实际分析，以基本观念作为分析具体文化形式的理论基础，以分析具体文化形式来证实和展开基本观念，这就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实际上，这一研究的基本框架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已经被设定。这一设定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伯明翰学派在观念上指明了文化研究基本框架的可行性与必然性。在文学研究中，伯明翰学派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感觉结构”。“感觉结构”就是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与承载这一经验的物质载体的结合体。这种物质载体通常要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使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被人们意识和交流，进而发挥出一定的社会作用。这清楚地显示了文化同社会生活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社会生活将生活的经验植入文化，构成了文化的意义；反过来，文化通过对社会生活经验的传播促进了社会个体之间的意义交流，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进而丰富了社会生活。可见，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同社会生活是相互介入、融为一体的。这样，对文化的研究必然要形成一个以理论层面带动实践层面，以实践层面证实理论层面的基本研究框架。第二，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中初步运用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模式。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中提出了“感觉结构”作为文化的本质。这样，就可以通过分析具体文化形式的“感觉结构”来理解这种文化形式。在文学研究中，伯明翰学派的学者运用“感觉结构”的原理分析了文学与电影。威廉斯提出，文学的“感觉结构”是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与书写性语言的结合体。通过书写性的语言，当代社会生活经验可以传播出去，文学因而发挥了自己的社会作用。电影的感觉结构则是当代社会生活经验与综合性媒介技术的结合体。通过声音、影像的综合性媒介技术，当代社会生活的总体经验也可以传播出去，电影因而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从伯明翰学派学者对文学与电影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感觉结构”的论述构成了分析这些具体文化形式的理论基础，而对这些具体文化形式的分析则构成了对“感觉结构”原理在现实层面的确证。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就这样初步运用了以理论层面带动实践层面、以实践层面证实理论层面的文化研究框架。
最后，伯明翰学派在其文学研究中已经体现了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具有这样三个特点：它拥有突出的平民立场；它发掘了文化，主要是通俗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反抗功能；它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这几个特点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第一，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中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平民立场。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虽然继承了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研究思路，但它并不赞同后者的研究立场。伯明翰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于平民阶层，因而具有一种平民化的人格。这种平民化的人格自然而然地被植入他们的学术研究，在其中显示出平民意识和平民立场。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文学定位的问题上，英国传统文化主义将文学看作是精英文化的代表；而伯明翰学派则将文学看作是民众的文化形式。在如何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问题上，英国传统文化主义强调要自上而下地教化民众进行阅读，使他们自觉地敬畏与崇拜文学。伯明翰学派则提出：民众对文学的阅读并不是敬畏式的、崇拜式的阅读；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阅读、理解文学并作出价值判断，关键在于帮助他们寻找一种合适的阅读方法。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英国传统文化主义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崇高、伟大的人性精神；而伯明翰学派则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感觉结构”，即民众日常生活经验与语言表达形式的综合体。总之，伯明翰学派在整个文学研究过程中一直体现出对文学平民化的理解以及对民众阅读能力、阅读行为的尊重和认可。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平民立场。这一平民立场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一直延续到它的文化研究，贯彻了它学术研究过程的始终。
第二，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中已经发掘了文化，尤其是民众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反抗作用。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强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文学又被它解释成一种民众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说，在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初始目的中已经隐含了强调民众文化反抗功能的因素。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民众文化形式，为民众代言，其社会作用都是有利于民众利益的；另一方面，伯明翰学派又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需要被强化，也就是说，为民众代言的文化的社会功能需要被强化。而民众的文化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一旦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势必要触及某些与它相对的文化形式（比如精英文化形式、商业文化形式）的利益，进而与这些文化形式形成对峙之势。由此，民众文化的反抗功能得到了凸显。
第三，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中已经明显体现出了跨学科的特性。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为了解释文学的本质，提出了“感觉结构”的概念。感觉结构是一种“感觉”的“结构”，是人类在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整体社会经验的基础模式。这一概念借鉴了语言学的“结构”概念，同时也吸收了社会学的经验概念。在对“感觉结构”进行定义的过程中，社会生活可以从语言结构的角度进行理解，而语言结构也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进行理解。[5](p37) 这实际就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语言学同社会学之间的界限，进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综合。这一理论概念将跨学科的理论特性深深植根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之中，进而延伸到它对文化的分析和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为其文化研究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设定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还体现了它的主要特点。这一切都表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从其文学研究发展而来，其文学研究是其文化研究的起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成为其文化研究的起点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有着理论背景上的深层原因。首先，新批评之后，英国的文学研究从总体上开始了对“文本中心主义”模式的反拨，开始侧重于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察文学。这样，考察文学的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要深入理解整个社会的文化。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利维斯等人的英国传统文化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随着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影响在学界的扩大，从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考察文学就构成了英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而伯明翰学派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其次，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不仅属于英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由于它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主要来源，它还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在社会生活的语境中来考察文学。[6] 这与英国传统文化主义的研究传统正好不谋而合。这就愈加强化了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色彩。由于这两个深层原因，伯明翰学派在文学研究伊始就摆脱了所谓的“纯文学”研究，以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为己任，将考察的重点放在社会个体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行为上。即使在后来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伯明翰学派着重分析的也是文学文本内涵的社会生活经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伯明翰学派而言，文学本身并不是它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找到一个恰当的文化切入点，对整个社会生活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实际上，文学本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功能如何并不是伯明翰学派所真正关心的。它之所以锲而不舍地寻找强化文学社会功能的方法，其前提就在于它在潜意识中已经将文学当作了当代社会文化的中心。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则意味着强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伯明翰学派文学研究开始的同时，其文化研究也已经开始了。只是这种文化研究还不是以当代的传媒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以文学作为研究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说，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就是一种运用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这也无怪乎它能够被看作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
［收稿日期］2007—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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