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的生态经济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经济理论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中，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经济思想。研究探讨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学习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生态经济是以保护环境资源、减少和防止环境污染、节约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内容，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对人类不合理的经济、社会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问题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威廉·配第有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它来进行生产的活动。”[1](p.210)这阐明了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劳动和自然力相结合才能创造出财富。江泽民明确提出：“破坏自然资源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自然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p.282)。自然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认识其价值，创造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的多寡，取决于自然环境状况。优良的自然环境，自然再生能力强，它给社会再生产提供资源不仅数量上有保障，而且质量上也可靠，这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再生能力遭到破坏，自然再生产过程所提供的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这将严重地制约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就越来越认识到保护环境资源就是保持它的长远经济价值，生态环境破坏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能力，就会失去由生态环境带来的经济价值，不仅制约经济的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安全。
（二）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江泽民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2](p.279)“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吃祖宗的饭，断子孙路。”[2](p.280)“在加快发展中决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提高质量和效益，注重优化结构，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和可持续的。”[2](p.292)所以，他强调，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应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要求进行，以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强调从实际出发，注意环境保护，加强综合治理，不断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使生态环境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三）科学技术发展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虽然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致使科学技术进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环境资源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它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在合理有效使用现有资源的同时，开发新材料、新能源，并使传统的工艺设备不断更新，以逐步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江泽民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为基础的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使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有主要依靠外延到主要依靠内涵增加的转变，建立节约、节能、节水、节地的节约型经济。”[2](p.238)要建立“生态技术支撑体系”，即包括清洁生产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产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网络运输技术，来尽量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把污染降低到最小程度，实现少投入、多产出、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四）加强国际合作、协调行动，共同携手解决国际生态环境问题。环境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尖锐性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和重大国际会议关注的焦点。对此，江泽民多次指出：“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和共同拥有的天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保护地球，需要各国的共同行动。”[2](p.295)经济发达的国家在过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地球上的环境资源造成过严重的影响，现在应带头减少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的排放，减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并且有义务也有责任利用自己的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环境是各国的共同财富。江泽民反复强调，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努力保护生态环境，“引进外资，需要抓好环境保护工作，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也要注意国外有人把污染严重的项目甚至‘洋垃圾’往我国转移，切不要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危及国家和民族全局利益，危害子孙后代。”[2](p.293)各国或地区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应加强合作、协调行动，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承担与自己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全球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做出应有的贡献。因为在“21世纪，不再有两个前途——少数富国一个前途，其他大多数穷国一个前途。用一位诗人的话说：‘只有一个前途，否则就根本没有前途’”[3](p.3)。
二、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
江泽民的生态经济思想既分析了环境恶化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强调人类应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及其对自然关系的态度，变人在自然之上为自然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揭示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发展性。这些构成了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整体性。自然界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演进，共同组成人类文明基础的生态系统。所以江泽民指出：我们在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一定要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务求实效。”[2](p.296)也就是从整体上去研究探讨生态经济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力求从宏观上调控生态系统，使其整体结构合理，增强生态资源利用开发的整体经济效益，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在生态环境系统中，任何局部环境的破坏都会影响整个系统。如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就是最好的例证。由于这一流域绝大部分原始森林的破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破坏了原有的动植物资源，而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森林涵养水源作用大大减弱，无法抵挡猛烈的降水，经济损失惨重。2003年的SARS和2004年的禽流感，都是跨国界跨物种的流行疾病；2004年岁末空前的印度洋海啸灾难，不仅冲击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且使许多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惨重的人员伤亡。以上事实不能不说是人类大肆捕杀食用野生动物，破坏大自然保护设施，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遭到大自然惩罚的后果。
（二）协调性。目前要求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停止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停止甚至减慢发展都意味着剥夺摆脱贫困的机会。要实现二者间的互动，应强调人类在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取得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注意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相协调，保证以可持续方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受能力之内。江泽民指出：“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p.282)长期以来人们并不十分了解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生态基础上的开放系统，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生物圈内进行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环境的退化，最终使人类陷入困境之中，并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所以，人类可以采取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式，选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兼顾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平衡，实现二者的统一。
（三）发展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要不断改造自然界的各种物质系统，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这样就必须从客观世界的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出发，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所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一种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过程。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置于与自然界相对立的位置上，以特有的能动性开发自然，其能力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凯歌声中，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引为自豪的奇迹的同时，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带来了负面效应。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文明，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米诺斯文明、巴勒斯坦“希望”之乡的相继衰弱和消亡，都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可悲后果。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恶化，盛唐时期，这些地区还是植被良好的繁荣富庶之地，只是后来由于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造成的损害，才导致了该地区严重的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制约。对此，江泽民指出：“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造。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2](p.176)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热爱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建设良好的生态环
三、加快生态经济发展的对策措施
十六大强调要走一条“丰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特别提出了在发展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论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这一指导思想正是对江泽民生态经济思想的推进。要做到这一切，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
（一）更新观念，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4](p.13)为此，应优化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将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控制在环境资源可承载的范围之内。因为环境资源的承载容量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所以在经济发展中既要避免经济零增长，又要避免不顾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承受能力，追求经济过度扩张和增长。必须采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方式，实现由片面发展观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的素质提高、环境优化、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全面综合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改变人们长期以来把自然资源视为无价和无限性的旧观点，使人们认识到地球上的任何自然资源都是稀缺的，不仅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对许多再生资源的使用也是有限的，如果人类活动破坏了其自我更新条件，这些资源也就丧失了自我再生能力，成为非再生资源。在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时，企业要把环境保护导入其经营决策中，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考虑对环境资源的影响，或者说在核算企业成本时，应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以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环境成本和效应排除在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部门应彻底转变GDP至上的政策目标。目前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是GDP，这一标准忽视了资源的耗费和环境退化等难以计算的社会发展成本，因而得出的经济数据是片面的，无法真正表达国家或地区的真实发展水平，反而会导致生态失衡、环境质量恶化。实践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把发展生态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宗旨，将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纳入发展规划中，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由于绿色GDP克服了GDP固有的忽视资源成本的缺陷，它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水平，而且能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程度，它将成为衡量未来各国或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消费者则应大力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消费模式，树立绿色消费观念，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从过去那种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损坏自然、大量污染的生活模式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热爱自然、追求健康、降低能耗、杜绝浪费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模式。
（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金、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靠高度耗费资源和能源的粗放型外延增长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致使我国生产同一单位的产值，资源消耗是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印度的2.5倍，水资源循环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5](p.43)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品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6]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由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走“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新路子，大力发展生态优势项目，限制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的产业。具体讲，一方面是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鼓励工业集中的地区发挥智力资源和技术层次高的优势，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技术含量高、能源和原料消耗少的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提高工业技术档次，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生态农业，促进单一农业向农林牧副渔等并举的全面发展的农业转变，消除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加快推进城市化，使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逐步发展为区域经济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发挥人力资源开发优势，走向生态经济。
（三）完善环境建设的动力机制，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生态环境的滞后性使得企业经营者往往追求眼前利益。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税收、投资优惠和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遏制对生态环境的不负责任行为，引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使用无害的新工艺、新技术，以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提高机器设备技术水平，淘汰工艺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严重污染环境、生产品质低劣产品的机器设备，消除或减少污染的产生和排放，以实现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促进生产和消费过程与生态环境相容，减少整个生产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危害。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制定颁布了多项环境标准，基本形成了有法可依的中国环保体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执法不严，导致破坏环境的问题层出不穷，环保的相关法规并未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必须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加大企业承担排污和破坏生态环境的外部不经济的成本，确立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必将受到处罚的责任，最终形成对环境资源破坏的高预期成本。与此同时，要积极推进环境标准制度。20世纪90年代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ISO14000系列国际环境标准，被称为国际贸易中的“绿色通行证”。这就要求我国企业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工艺制造、产品出厂、消费使用等均要按环境标准进行，并积极借鉴国外的经验，扩大认证范围，加强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以实现国际互认，让中国的产品顺利走向世界。
（四）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使之成为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绿色技术是指能够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保护、控制和治理生态环境和预防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技术。要把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必须发展绿色技术，这就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明晰的科技产权及转让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科技发明者、发现者和创新者的权益，增强自主开发科研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国际环保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对于目前国内尚属空白，在短期内又难以突破的环保技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从国外购买和引进，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相结合，坚持近期与长期相结合，加强环保基础性技术和应用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不断形成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工艺，为环保技术的应用开发提供源泉，以不断推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增强绿色技术的创新能力，提升绿色技术水平。在培养和保护绿色技术人才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开发和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政府应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大力支持和推进重点企业或集团建立自己的绿色技术中心，对于关系全局的绿色技术攻关项目，由国家组织力量联合攻关，或由环保部门、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进行，组成集研制、服务、中介甚至风险投资于一身的环保技术服务中心。要积极发挥中介机构的协调和服务作用，提高绿色技术的创新能力和扩散能力，以尽快改变我国绿色技术落后的局面，提高我国绿色技术的整体水平。
总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遵循和推进江泽民提出的生态经济思想，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生态经济，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以顺利推进我们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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