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科学史研究：现状、功能及其建制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功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由于传统观念与功利主义，更由于我们的学术积淀还不够深厚，因此，我国的情报科学史研究还只停留在微观领域的史实记述与感性思索阶段，处于零散与混乱状态。要进入理性思考、规律性总结和整个情报科学史的宏观论述阶段，如果没有整体的历史把握、恢宏的历史观念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而这又恰恰成为影响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的价值观念以及学术界和社会给予的支持程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们也极不情愿地看到这种研究被视为一种“无用的科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科学史研究及其再建制化问题的关注骤然升温，采取了引人注目的举动，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例如，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制定自然科学学科规划时，将科学史定为理学类一级学科；中国科学院设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史学会成立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会员；1999年以来，国内许多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等开始设置系一级的科学史建制单位；国内学术界正密切地关注西方世界的科学史研究最新动态。这些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因素。
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确立了情报学术思想史在整个情报科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但还不够，因为情报学术思想史研究不能替代情报科学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它仅是情报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暂且撇开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认为它的起步较晚，并有待加强。这是因为，其一，情报科学本身的形成比较晚，并且早期的情报理论研究与情报实践活动还无法为情报科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材料与历史活动，而历史活动与史料的积累又恰恰是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基础；其二，早期情报科学理论研究，无论是当时被称作文献学家还是后来被誉为情报学家的学者们，更多地专注于情报学理论的新建树与情报技术的新发展，而情报实践也更是注重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因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到情报科学史的研究；其三，情报实践还没有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它的影响还没有足以引起重视，直到二战后，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情报量与日俱增，引发“情报爆炸”，使得情报实践规模化、专业化、社会化，也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应；其四，情报科学创建伊始就与图书馆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图书情报”、“图书情报工作”反映了早期情报科学发展的历史。直到现在，情报科学史研究还无法摆脱图书馆史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影响。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历史观念与历史主义，同样也导致了对情报科学史研究的漠视。
然而，情报实践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情报理论作指导。而情报理论的科学性就要看它对情报实践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的总体把握程度。因此，回顾与总结情报科学领域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经验与历史意义，这是情报学理论建树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对情报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一门学科历史的研究，即研究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学科发展进行总结与概括，是该学科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以后的学科理论发展与实践活动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学者们多以“情报学源于文献学”为定论”。从1895年“国际书目学会”(IIB) 成立算起，至今已有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人们对情报学的基础理论与理论基础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化，情报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历经百年的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情报科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史料积累，情报科学史研究开始展露端倪。
2 情报科学史研究的现状
情报科学史研究最早源于情报学领域内的学者们对情报事业产生与发展概况的描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情报科学史的研究着手得比较早，并且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例如，早在1976年《美国情报科学学会通报》杂志上发表了有关描述美国情报科学机构的论文；1977年，谢拉等人在《情报科学技术年评》上发表了有关美国情报科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基础的论文《情报科学的历史与基础》；1989年，唐纳德·哈默编辑出版了《情报时代：它的发展，它的影响》论文集；同年莉林(Dorothy B·Lilley)等人出版《情报科学史：1945-1985》，全面而详实地回顾了1945至1985年的世界情报科学的发展一般历程；1995年，理查兹(Richards)在其论著《情报科学与冷战的结束》中勾勒出冷战期间世界情报科学发展的脉络，同时描绘了情报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情报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在图书情报工作、科技情报工作与综合情报工作的演进中得以体现，它是世界情报科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也是我国情报事业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当中，我国情报学领域内的学者们对情报科学史研究也多有涉猎，成果颇丰。例如：在科技情报事业发展史研究方面，有《科技情报工作发展简史》（上、下）、《发展中的我国情报事业——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等论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事业发展历程及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情报学说史方面，《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一书成为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研究情报学说史的典范；对情报人物及情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布鲁克斯与现代情报学的发展》、《布鲁克斯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和《论武衡科技情报思想》等论文具有代表性；而《历史学家与情报研究：情报史英国学派的传统与变迁》则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情报史研究的学派形成及其研究热点的转移；《外国情报科学史》一书则是以国别体的体例，分别对世界各国的谋报工作及其机构发展沿革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此外，零散而大量地存在着关于我国科技情报事业发展的回顾性和综述性文章，分别评述了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几十年的历史成就与历史贡献，对未来中国情报事业的发展战略提出各种观点。
以上关于情报科学史研究现状的简单分析与描述，虽然没有面面具到，但我们从中却可以得出某些结论，即从整体看，目前的情报科学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如同整个情报科学的研究一样，情报科学史研究起步也晚，并且晚于情报学其它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的研究；(2)学术研究成果有限，研究情报科学史的学术群体尚未形成（包括情报学与历史学领域）；(3)情报科学史在教学领域方面的渗透力不强，几乎没有开设情报科学史方面的课程；(4)相对于情报科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说，情报科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不系统。这些特点与不足也正是情报科学史研究不成熟的表现。
与西方情报科学史研究状况相比，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史学观念上，我们的研究与之还有差距，需要在下面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扎扎实实地搞好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情报科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编撰体例；(2)丰富和积累研究成果；(3)拓宽研究领域；(4)大力培养高级人才；(5)努力进行课程建设；(6)引进和翻译外国情报科学史研究成果；(7)加强历史观念的培养。
3 情报科学史研究的文化功能
由于学术的发展以及来自对传统观念的质疑，人们对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功能的理解开始突破了“总结科学遗产、汇集生产经验和丰富科学宝库”的传统思维，转入了理性思辨的过程。我们认为，情报科学史研究具有如下的重要功能：
(1)为学科辩护的功能。与科学史、历史科学和其它各学科专业史研究一样，情报科学史研究也同样地，并且首先为自身的存在价值提供辩护功能。即为情报科学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而促成学术界和社会对它的认知认同与职业认同。所谓认知认同(Cognitive Identity)即是指学术界对于情报科学史研究工作的正当性与必要性给予承认；而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就是指学术界及社会对于情报科学史研究作为既成事实的、具有独立性的职业存在的权利及其合理性的认同。因此，我们认为情报科学史研究至少也应该为自身存在与发展提供以上两个条件。认知认同的实现，使得学术界对情报科学史研究具有独立性的认识价值与社会价值给予肯定与支持；而职业认同的实现，则可以吸引大批优秀人才投身于该领域的研究，从而壮大并促进其发展。
(2)传播科学与文化的功能。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渐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赖于科学与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即科学与文化的传播成为人类文明得以繁衍和传承的基础与重要纽带。毋庸置疑，情报科学史研究作为情报科学的重要分支，和情报科学一样具有对科学与文化的记载、传播和教育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随着这种研究的发展壮大而日益明显。在包罗万象的科学殿堂内，情报科学及情报科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科学技术与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科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
(3)科学人文化的功能。科学的人文化，强调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和谐与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情报科学史研究的作用是将全面地理解情报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发生与发展，促进情报科学研究的人文化，即挖掘情报科学背后所蕴含的能使社会及其文化发展与完善的人文力量。我们的研究贯于始终地，其目的不仅仅是让学习情报科学的学生深入了解情报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史沿革，思想传承；在某种意义上讲，更是让学生了解情报科学研究领域内的先哲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价值观念、学术道德和理想，以及他们为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敬业精神。这种研究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隔阂。因此，科学史之父萨顿认为科学史研究能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同样地，情报科学史研究也秉承了这一理念。
(4)总结规律与指导方向。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情报科学史研究不同一般的历史史料的考证与辩伪或科学知识的记录与传播。情报科学史研究属于情报学专业史研究范畴，通过这种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许多情报科学与情报事业发展的实质性与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对中国情报科学的整体发展态势作出分析，使我们能够对情报科学与情报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个整体把握；此外，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情报科学的实质与发展规律。这是出于对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责任感，是一种高级的学术思想体验。因此，它超越了一般的简单的历史评述与史实记录，揭示情报科学演进过程与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成为情报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功能。
4 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学科性质与地位
情报科学是以情报的传递交流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此来构建整个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我国著名情报学专家严怡民教授的观点，情报学理论体系大体划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理论部分，称为“理论情报学”；第二部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部分；第三部分是情报学理论的应用部分，称之为“应用情报学”。在该划分体系中，“情报学术思想史”被列入了理论情报学研究部分。同时，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也确立了“情报学术思想史”在情报学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情报科学史在国家标准中处于情报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情报经济学等并列为三级学科。另外，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一书中，也同样论及了情报学史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所有这些说明，情报科学史研究在情报科学领域内已经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表明情报学理论研究有了新动向。《情报科学史》、《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等专著的问世，代表了这种新的研究动向的杰出成果。
我们认为，情报学理论体系中的“理论情报学”部分应该划由基础理论、理论基础研究和情报学专业史研究两大部分构成。其中，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应该包括：情报学术思想史、情报学史、情报事业发展史、情报学说史、情报人物、情报技术发展与情报机构建设沿革等。因此，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应该是整个情报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情报学基础理论与情报学专业史研究是构建“理论情报学”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相辅相成。情报基础理论的研究侧重于横向研究、高度地抽象概括，从而反映情报实践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而情报学专业史研究，则侧重于纵向研究，以历史事实说话，但不是简单地罗列史实，以此来探求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历史规律与历史意义，为的是揭示情报本质与情报实践活动的规律，以解决人们对情报与情报实践的基本认识问题。
5 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及其模式
学科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指处于零散状态且缺乏独立性的一个研究领域转变为一个独立的、自组织的学科的过程，它意味着从事相同领域学术活动的人们之间存在着相对密集的学术互动(tense interaction)。而一门学科能够成立并被认可，即完成建制化过程一般有如下重要标志：(1)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范式；(2)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和学术梯队；(3)积累相对数量的学术成果；(4)形成被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研究机构、学会、学报、会议制度、奖励制度以及出版规范等；(5)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研究方法；(6)相对稳定而频繁的学术互动；(7)走上大学讲坛。最终，学科要实现学术认同和社会认同。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我国的情报科学史的学科建制化过程任重而道远，仍需长时间的学术积累。情报科学史研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赢得普遍认同的局面远未出现，这恰恰说明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尚缺乏学术基础和社会动力，而学术基础和社会动力却是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过程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研究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为实现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而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一般认为，学科建制化具有两种模式：一是来自权威系统的驱动模式；二是来自权力系统的驱动模式。所谓权威系统驱动模式是指学科建制化发端于学术权威机构，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注重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形式建立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通过学术魅力与社会文化功能来吸引人才投身于该学术领域。而权力系统的驱动模式则是指学科建制化发端于学术权力机构及至于社会权力机构，以强制方式来规定学术范式、互动制度及相应的教育制度。
就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而言，提及学科建制化过程为时过早，不过我们还是要讲，只有这样方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国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建制化条件还不充分，还不具备相当的学术基础和社会动力。也就是说，既无法采取权威系统的驱动模式，也无法采取权力系统的驱动模式来实现学科建制化。在情报科学史研究领域，正如上述，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在学术互动中起到发言权作用，因此我国的情报学央学科建制化无法采取权威驱动模式；同样，也无法依靠具有强制性的权力驱动模式来启动情报科学史的建制化过程。但我们的研究还是要进行，并且可以在适当时候首先通过权力系统的支持，发展与壮大情报科学史研究的学术力量；再通过权威系统来驱动学科建制化，最终使得情报科学史研究获得学术界与社会的认同。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建制化模式，也不管是在实现建制化之前或之后，情报科学史研究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信仰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与关注。虽然新学科的产生之初，往往是依附于其它学科，它的价值观念最初也源于其它学术领域，但它最终要形成自己的学术范式，实现建制化，这是任何一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最终追求目标，情报科学史研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