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现代化”与现代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现代化的首要课题是：思想模式的现代化。这种工作，首先要从传统一元式模式转变到多元式模式。”（林毓生，1995年）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研究，发展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新课题，并方兴未艾，正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或边缘学科。这是整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现代化浪潮中在理论上的反映。（注：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迁，一百多年前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都可看作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正如20世纪30年代胡适所指出的：“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载《建国问题引论》，见《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胡适在 1935 年发表了他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 and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潘光旦建议胡适将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译作“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最近，见到一篇文章“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载《中国音乐学》1997年4期），其标题和思想观念与30年代的胡适基本相同， 这种“全面现代化论”的理论基础完全可以归属于西方正统的或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门下——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现代化理论。
当今现代化理论研讨的现状如何？与30年代有何区别？什么是现代化？能否设置衡量发展的统一尺度？现代化理论与音乐有何关系？音乐、艺术是否也需要“现代化”或什么样的音乐、艺术才算是“现代化”？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音乐“现代化”的课题研究？如何进行和确立音乐“现代化”的研究？
一、现代化理论研究简况
如果按西方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对现代化的定义：“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注：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版。 ）那么，西方社会现代化运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M.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也是西方正统或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二是拉美的“依附理论”；三是美国的“世界体系论”。
M.韦伯的现代化理论主要从“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出发。社会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宾塞、泰勒和摩尔根。他们在观念上不尽相同，但在进化论上有几点是共同的：（1）他们所关心的是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 而不关心某一个社会——文化的内部运作；（2）单线进化论。 他们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沿着单一的线路进行的，不考虑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因素对具体进化过程的影响，也就是不考虑人类文化进程中区域和民族性的方面；（3 ）他们强调人类心理能力的一致性及其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4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文化残余”和“文化类比”的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逻辑的排比，通过分析，将不同的文化排列为高低不同的序列，用以代表全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注：王铭铭著《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达》，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由此，韦伯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是“西方论”的，他强调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发展速度的作用。根据他的看法，东方的儒家文化传统不能产生现代化，只有从外部输入西方文明，引进西方的文化形态和经济社会制度。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风行的拉美发展的“依附理论”认为：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理想化，把输入西方文明当作医治发展中国家落后状况的万应灵药，其理论和立场都是不符合现实的。依附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待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中心”（发达国家）和“边缘”（不发达国家）这两个部分组成。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中心”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对“边缘”的剥削；这种关系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边缘”的不发达状况正是由“中心”的发达所造成的；在这种条件下，“西方化”只能导致“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化，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只有改革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西方“中心”国家的控制，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依附论”和“中心——边缘理论”对现代化经典理论的“连续模式”作了批判与方法论的反思，并产生了“隔断模式”，其特点有三：（1）通过欧洲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和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过程， 来尝试传统与现代二元共存的“现代”概念的对比研究；（2 ）对先进与落后各领域关心的分化；（3）对先进与落后的同时代性的理解。 （注：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20世纪60年代
模式 方法历史观
经济学数量
社会学连续模式结构—功能主义单线
政治学系统化
20世纪70年代
模式 方法 历史观
经济学 依附论等
社会学隔断模式 行为理论等 非单线
政治学 多元论 (新的历史观)
集团主义
（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王小平译 1984年）。
转引自《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亨廷顿等著 1993年。
“依附论”也有其缺陷：既没有给不依附下定义，也没考虑不依附的经济是怎样的，甚至有些态度达到了极端，谁不接受依附模式，谁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劳苦大众，为帝国主义效劳。（注：J.W.斯隆“依附论的主要欠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70年代后，美国的“世界体系论”认为，经典“现代化”理论只着眼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即把现代化进程看作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它充其量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而“依附理论”只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角度看待现代化问题，把世界简单二分为“中心”与“边缘”，唯有“世界体系论”把世界当成一个统一的总体，揭示现代化的发展规律。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层面来探讨“现代化”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已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此时代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已经产生了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各国可以不按照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的未来，而依据自身的文化选择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现代化”一词出现引发的讨论在本世纪30年代曾风行一时，（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亦英“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1933年7 月）张素民“中国现代化前后与方式”（1933年7月）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33年7月）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1933年7 月）戴霭庐“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1933年7月）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 1933年7月）吴觉农“中国农业的现代化”（1933年7月）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1933 年7 月）陈高庸“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年7月）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用个人主义”（1933年7月15日））后来中断。80年代开始复苏，以罗荣渠教授（1937—1996）为首，著作颇丰。他在“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9—36页。）中对从清末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作了总结，并对其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图式：
国粹论─中西互补论─中国本位论
天朝儒学道统现代化论─中国式的现代化论
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全盘西化论
罗荣渠先生“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提出了以下几点：（1 ）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以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问题本来无可厚非，但把中国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那就成问题了。（2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过程。（3 ）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这是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4）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人在自己本土的深厚文化积累层之上进行的。（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9—36页。）
罗荣渠先生还对第三世界的不同地区的现代化成就和问题作了考查，尤其是儒家文化圈东亚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欧美以外的第二新兴工业带，这一切对西方正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为具体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而必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新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举行的各种国际讨论会上，人们对于东亚的现代化多持否定态度，理由之一便是儒家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协作、集体和社会稳定，重视人文主义，忽视科学技术，与韦伯概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如个人主义、市场竞争截然相反，不能指引现代化。但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令人刮目相看，其独特的发展形式又追寻到文化动因，恰恰是60年代受到批判的儒家价值观，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新加坡提供了富有意义的经验，其大力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实行英语与母语的双语教学，提倡儒家思想，在教科书和传媒中增加了本土文化教育的素材。1990年，新加坡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政府又高瞻远瞩地提出把亚洲价值观上升为国家意识。政府的《共同价值白皮书》（1991）中明确提出五种核心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现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印度等国家又在现代化道路上急起直追，这就提出了重新估价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印度教文化的问题。（注：《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第46—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有一点，在当今现代化理论研究与第三世界现代化问题中形成的一种共识：各国的现代化必须考虑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那些阻碍现代的因素。”（注：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版。）
在对《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研究中的看法也是值得参考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成功的发展战略却不能不切实际地完全脱离其固有的传统和民族性。这就是说，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必须是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并需要实现现代因素同传统因素的有机融汇，否则，就有可能走向死胡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国家屡经坎坷挫折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及走过的种种弯路，实际上已深刻说明了这一点。传统文化是每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每个民族长期思维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历史积淀和结晶，它的生成与不灭自有内在依据。因此，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源头。”（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当今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文献资料颇丰，许多东西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学习研究，但以上对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一些简述，对我们今天音乐“现代化”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参照价值。
二、音乐“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探讨
音乐、艺术是否也需要“现代化”？在此，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区分文化的不同层面。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制度、观念。物质（包括科技）的现代化，在跨文化是普遍适用的，如电报、电话、汽车、轮船、飞机等，它们是可以完全替代传统的通讯、交通工具的。制度层面上，有些如宗教体制是不可替代的，有些如管理体制是可替代的。而观念层面如语言、艺术、意识形态是不可替代的。即原来我们使用传统的蜂窝煤烧饭做菜，我们可以用天燃气来替代它，以新换旧，蜂窝煤炉可以“扔掉”。而观念层面如语言方面，如英语进来了，学好它大有用处，但不能说有了这好东西就可以替代汉语，把汉语“扔掉”。当然，新文化运动有人想“扔掉”，认为汉字是“病菌”，“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时过境迁，今天我们看到汉字没有被“扔掉”，而且它适应了现代化的挑战，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化计算机的文字处理。
以上我们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科技的现代化与“文化”（指部分制度及语言、观念、艺术等）“现代化”是应该有所区别的，科技现代化可以是一种“替代”关系，而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转化过程，不能进行简单的“替代”或“扔掉”。而当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进展也表明，各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是走向“现代化”的根源。甚至可以说，不研究传统、不懂传统，在理论上就无从谈“现代化”，要么就只能回到西方正统的或韦伯的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老路上去。
第二个问题，音乐“现代化”的过程是多种参项、多种变量以及各层面的问题。而非仅一种。有人说：传统是一条河，它是流动的、变化的。但我们要说，传统不止一条河，是多条河（正如当今国际音乐教育的Musics都使用复数），而且它们都在流动，也不是只流入一条河。“音乐的世界应被视为一组分立的音乐（Musics），每一种音乐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曲库。原则和社会文化背景。”（注：1994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信仰宣言”和世界文化的音乐策略》（刘沛译，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正是世界音乐文化模式的多样化， 就不可能只有一种现代化的参项和变量。音乐文化的现代化不可能只有一种标准。20世纪由一种“欧洲音乐中心”和“中国自我中心”的“完美结合”产生的思想，即用欧洲或西方音乐的“先进”技法，音乐“科学的”体制与传统音乐因素结合创造世界“最好的”、第一流的、“先进”的音乐，特别要在国际（即西方）乐坛获奖“拿脸”，以拿大奖来证明我们创造的音乐是最好的，甚至要“超过”西方音乐。当然，我们不反对音乐的各种交流形式，但世界上现在什么音乐是最好的？世界上有无最好吃的，胜过一切的美味佳肴？音乐与口味一样，各种文化的佳肴只能是各尽其美，我们能否说哪一种口味是“科学的”、“先进的”？〔美〕朱迪斯、拜克在《西方艺术音乐是最高级的吗？》（1986）一文中对此作了正确的回答。他讲：“西方艺术音乐比世界其他音乐高级这一观念的基础包括三条定理：（1）它是建立在自然声学规律之上；（2）它在结构上比其它音乐更加复杂；（3）它具有更强的表现力， 能传达更大范围的人类认知情感……。”“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否认了其他音乐系统的自然性、高度的复杂性和其意义。……西方音乐高级论是殖民主义在音乐学领域中的翻版。这不仅是一个理智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注：载《中国音乐》1995年增刊续集，刘勇译。）
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们中国与国际音乐教育和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的音乐教育观念及价值观有很大差别，甚至以成“古今”关系。我们仍然在采用、死守人家过去的、19世纪的音乐价值观、音乐教育观、音乐课程，以及正统的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发展观。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与国际发展相比，它已远远落后于当今时代，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而上述国际及发达国家音乐教育已经走出了19世纪经典的发展理论，走向了多元文化音乐的教育观念及课程设置。（注：“任何音乐教育体系都应该接受由多种文化形成的音乐世界的存在事实，以及对其学习和理解的价值，并把这一观念作为音乐教育的新的起点。”（《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在此， 笔者慎重的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音乐教育观念及课程设置还没有完全走出20世纪上半叶半殖民的阴影，也没有完全清除半殖民对中国部分音乐家在认识论和文化心灵的浸染。
今天，我们需要在全球性的多维的思想框架中来关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其中也面临多层面的问题，而不容混为一谈。即我们清理殖民与后殖民观念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否定对西方音乐的学习及成果，我们强调传统的保存，活的正宗传统的传承，肯定自己音乐传统的文化特性，并不代表反对融合、创新，而且需要认真研究怎样融合与创新。我们需要转变观念，确立中西方音乐传统是一种平等、互补的关系，而不再是等同于古与今、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不科学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关系，这种假定关系是殖民与后殖民观念的症结根本之所在，也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桎梏之所在，也是今天我们中国音乐教育观严重滞后国际音教观念以及音乐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之所在。世界的现代化不是只有一种参项与变量，它具有多种文化、多种方式、多种层面的相互作用问题，而不再是单一文化、单一方式、单向影响、单线发展的“连续模式”了。
第三个问题，为了区别音乐文化发展与物质、科技现代化的有所不同， 我们提出音乐的“现代性”问题。 一些西方学者在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之间作出明确区别。例如美国学者史华慈就将“现代化”指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和其他行为方面；而将“现代性”专指某些思维模式和感觉模式。（注：张汝伦“人文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载《原道》第二辑106页））。当然， 这种层面的区分并非要将现代性与现代化分离，而是提供多角度地来理解现代化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尽管对于“现代性”这个概念褒贬不一，但它还是一种可借用的概念分析工具。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帕森斯到艾森斯塔德，形成了一套单线的社会变迁理论，用一种形而上学观点看待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于非西方文明缺乏产生现代变革的内在动力，旧的传统在现代化被视为互相排斥的两极，现代化只能导致与传统的完全断裂。（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第2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而按两分法，一切前现代的东西都归之于“传统”，事实上抹煞了传统不论其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都存在的极大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任何的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性社会，而是现代性兼而有之的社会。何况所谓“现代性”的东西也不见得都优于传统。（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第3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对现代性的重新思索，必然导致对单线式的人类进步观的新审视，从而也必然会引向对被一脚踢开的前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的重新估价。……显然，儒家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理性或价值观，非常不利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在一个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之时，儒家理性和价值的意义就必须重估了。其他东方文明所包含的类似理性与价值观也应如此观之。”（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第2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尽管当今后现代性也在对现代性提出批评。（注：请参见《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张颐武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在此，我们仅想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来重估传统音乐文化的现代意义。因此，“现代性”可界定为，它存在于一切传统文化中，并能构成新的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稳定（或平衡）的思维模式、感觉模式、价值观。当然，“现代性”不是单一的，它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多元的概念，甚至是矛盾的或相反的倾向。“现代性”在各文化传统中的体现也并非一致，它也是多样的、多元的和丰富性的。
今天，我们希望的或理想的方式应是在全球音乐文化的思维框架中来考虑各种文化音乐的现代性。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语言、文化信息的有限性，一时难以做到。那么，如何寻找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性”使其得到现代意义的提升呢？笔者认为加强中西方传统音乐的平等的比较，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方式，但这只是寻找现代性的过程，而非结论。寻找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性”（如思维模式、感觉模式、价值观）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对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要有深刻的认识、 体验以及坚定的信心。没有坚定的信心就不可能保持主体的立场。不仅从其音乐本体模式出发，而且要从其哲学、语言、艺术、历史等多学科去验证。
（2）对西方音乐与文化具备深厚的素养。 西方音乐及其教育体系通过宗教的、理性的、书写的方式、注重概念、系统、客观科学的研究，这些可以提供给我们一种系统的、外显的、逻辑表达的一种形式，只有深刻的了解它所具有的现代性，我们才可能理解或找到自己传统音乐的现代性与之不同所在，以及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认识。
（3 ）对当今西方音乐的发展趋势以及音乐学科（特别是当今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当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前沿以及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与音乐的关系做出思考。
（4）对扩展世界音乐文化模式的认识，如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非洲音乐等模式及文化的了解，特别要关注当今西方音乐人类学、国际音乐教育学对它们所做出的新的认识。
以下试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性略作几点浅显的认识：
（1）音乐本体的现代性。中国传统音乐与语言、 方言风格紧密相关，连打击乐也有方言，而西方传统音乐风格形成了相对独立于语言的纯乐音体系。在本世纪50年代后，音乐中语言音色音响资源成为西方关注的方面。如果某人能听说中国的上百种方言，那么，他肯定是一位语言天才，而如果某人能听懂及区分中国上百种音乐地方风格的音乐种类，他也可能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有一副“好耳朵”。如果某人能听写任何和弦序进的多声音乐，那他也可能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音乐家，有副“好耳朵”。当然，这两个“耳朵”的个性不同，或者说现代性不同，音响模式框架、音响参项与变量也不同。中国传统音乐方言风格也是复杂，西方音乐多声也是复杂的。如果两个耳朵评价标准和音响风格模式评价标准错位，那么，中国传统音乐就成了“简单”，西方成了“复杂”，或者西方成了“简单”，中国成了“复杂”（要学那么多方言，确实复杂），中国不是“纯音乐”，而西方也不是“旋律的语言、音色的旋律”。
（2）音乐历史的现代性。 中国传统音乐地区音乐风格历时（如从周代算起）就有三千年之悠久，它的历史规律是一种有机生成的方式，注重“本文”根置于民间音乐及流动的传承方式。而欧洲音乐传统则出自教堂教会，理性多声的，固定书写的传习方式，今天已影响到全球音乐的传习方式。这种固定性书写所具有精确复杂的构图式“现代性”，注重“文本”，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传习的不确定的“现代性”。西方音乐历史为人类个性或现代性的丰富作出了贡献，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性规律，为世界为新的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一种悠久传统音乐的生成机制方式，有利于丰富的有机文化资源的凸现，这种资源并不是永远面向未来，它也具有现代性。
（3）音乐认知系统的现代性。 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一种诗意的认知系统，这与中国汉语知识系统、形象思维偏向、诗词曲音乐文学传统极其相关，它决定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及思维方式。它的现代性正好与西方形成互补。语言是民族思维与音乐概念分类的基础。“语言是思想的器官”（洪堡特），音乐不仅是音响的，它根本上受制于“语法”思维，中西音乐思维也受制其“语法”思维，而且其现代性具有互补的性质，这在当今文化语言的比较中已有所论及：“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文言）无冠词，无格位变化，无动词时态，可少用甚至或不用连接媒介（系词、连词等），确实都使它比逻辑性较强的印——欧系语言更易于打破、摆脱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中西语言的这些区别在中西诗的比较中最为明显）。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正是把所谓‘先于逻辑的’那一面淋漓酣畅地发挥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厚的人文文化系统。有趣的是，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这些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的（文言之改造为白话，主要即是加强了汉语的逻辑功能），而与此同时，欧陆人文学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的最大束缚和弊端力图加以克服。所有这些，自然使得今日的文化比较和文化反思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性质，从而要求我们作更深入的思索。”（注：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代序）（载《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当今西方专业音乐创作正是从传统的重逻辑转向非传统逻辑的，如不确定或偶然性，或先于逻辑的，非控制等“语法”思维。
（4）音乐人格表达方式的现代性。 中西传统文化表达在人格方式上的不同，直接关系到音乐创造性的表达。中西乃至东方音乐传统的创作都是集体性的，可谓“集体的智慧”。如中国的曲牌、印度的拉格、阿拉伯的马卡姆难找到作曲家个人的署名。东方人的自我是在“大我”（整体）之下或之中，而西方人的自我是在“大我”（整体）之上，客体或宾格的“我”（Me Us）在汉文无此表达，因此， 客体乐谱的表达似乎也极少拥有个人署名“我”的表达。在中英文书写方式中也可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差异。中文地名的书写是由大到小，然后人名是父姓在前，个人名在最后，然而英文书信恰恰与此相反，个人名在最前、最上，父姓在后，然后地名由小到大，国家在最下、最后。记得在中文小学课本的一则寓言中所表达的“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寓意，正是东方从注重集体、整体，而不同于西方人注重个体、个人的表创方式。这一点，美国学者F.詹姆森在“处于跨过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的结语中，有较清醒的认识，他讲：“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三分之二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现实，觉得‘其实并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这种感觉是最终嘲弄人的结论：‘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实是建立在团体相互依赖的原则之上的。’”（注：《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我们在此寻找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性并非是要以此限定中国音乐的特性，而是要对其音乐模式原型进行分析，其中借用或参照西方现代性的比较只是对话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逐步打破西方对“现代性”的垄断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讲：“东亚的现代性表明，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现代性的出现都完全受西方文化的宰制。现代化可以拥有不同的形式，从一元到多元，而不是甲种到乙种。”（《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1995）（注：访杜维明，“现代化的忧虑。”（南方周末16版，1998年1月9日））
三、文化、现代化批判与音乐
“批判”一词在此并非指“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批判”是一种反省或反思力，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现代化的复杂过程中是绝对不可缺少这种思考的。
日本历史学家池田大作在对现代化的反思中讲到：“欧洲人率先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而日本、中国等非欧洲世界人士处理现代化与欧洲人迥然不同。大体说来，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是欧洲本身的现代化与传统的问题。即现代化兴起于欧洲，具有不能与欧洲传统文化的土壤相割裂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实际感受到的欧洲传统的顽强性，表现为自己动手批判自己开展的现代化，并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应持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自我批判’在20世纪末的今天变得日益盛行起来。以往对历史的把握是：运用近代思想这一大特征的进步史观，把古代、中世纪说成是人类‘无知、蒙昧的时代’。与这种看法针锋相对，出现了下述认识，即无论是古代史，还是中世纪史，都具有其本身固有的辉煌价值，这一认识就是‘自我批判’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在这一认识的演变过程中，所谓‘现代’不过是人类历史或欧洲漫长历史的确‘特殊的’时代。……其二，我想考察一下关于创造现代化的欧洲人，在遇到非欧洲，尤其是东方传统文化时的态度。卡尔·古斯塔夫·琼格（1875—1961）认为：欧洲知识分子接触东方传统文化时的态度，往往做出下述两种选择，或全盘抛弃欧洲传统文化；或者相反，完全拒绝东方的传统文化。后者似乎是自我闭塞于欧洲传统之内。二者必居其一。若问及理由，琼格认为是由于欧洲知识分子自身无法忍受这种文化之间的纠葛，由于他们不能在纠葛中采取折衷态度。琼格主张，若站在能在纠葛的中间，采取探索扬弃纠葛之路的第三种立场，才是现代欧洲知识分子的重任。我（池田大作）认为，现代化在全球开展起来的当代，辨明欧罗巴与非欧巴（尤其是东方）的各种传统文化，发现应相互继承的优点，抛弃应彼此否定的弊端，在扬弃的过程中，创造可称之为‘人类普遍的思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注：〔日〕池田大作〔德〕狄尔鲍拉夫著《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传统生活的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池田大作所提到的“自我批判”在西方举不胜举。从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尼采、雅斯贝斯、施宾格勒、卢卡契、汤因比，等等。大体上，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一种哲学的批判和理性的批判。这种文化批判是一种认识论的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则属于另一种批判，其特点是跨学科性，它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文化形态以及日常生活的框架进行分析。以上两种文化批判都涉及到“现代化”的批判。（注：《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文化批判观念及其沿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后一种也包含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批判。
总的讲来，经典现代化的历史观“单线进化”，传统与现代“两分法”在文化批判中已无立足之处。但在中国音乐界中且有“市场”。他们认为农业社会在整体水平上落后于工业社会，那么，农业社会的音乐文化自然就落后于工业时代。照此，古希腊荷马史诗要“落后”于莎士比亚，中国唐诗要“落后”于现代诗，贝多芬要“落后”于现代电子音乐。要么，也有个别情况，如一首“坏”的交响乐不如一首好的民歌有价值，照此推论，一首好的交响乐就比一首好的民歌有价值，更复杂；或者16世纪的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的作品当然比许多18世纪的二流作曲家的作品更有艺术价值；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音乐的水平主要看其交响乐与歌剧的发展水平；西方音乐是“科学体制”的，而中国音乐是“非科学体制”的，前者优化于后者，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脱离经典“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以下，我们再看看一些新的历史观念材料。
“21世纪，由于信息和传播媒介的空前发达，更由于人类新观念的空前开阔，长久以来的东、西（即中、外）和古、今（即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很有可能不复再有意义。中国知识界讨论古、今、中、外的关系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现在看来，这些界限在21世纪也许将不再存在。最古的也可能是最新的，例如我国最古老的《易经》，目前正成为世界文化讨论中‘最新’的内容；一些原以为是‘最新’的事物和思想，也许瞬间就变为‘陈旧’，如许许多多‘一次性消费’的‘文化’。这种变化或多或少来源于历史观念的变化。……这样一来，线性的、历时性的历史长卷逐即展现为并时性的、诸事纷呈的复杂画面。古代的东西可以以今天的形式表现出来，旧的未必即过时，新的也未必一定就好。”（注：《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下集）“文化冲突及其未来”（乐黛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确实，今天人类思考未来的空间已由原来“先进”的欧洲模式转向了一个横向的全球空间的思考。同时，人们也开始对“现代化”的“先进”提出疑问：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工程项目？这些“先进的东西”均有引人的魅力，但其长远的、深层的价值是否也存在很大的问题？“现代化”是“经济、效率”的优化，“开放的市场”？“现代化是好事情吗？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简单的答案。这个词本身所指向的相互作用的多种现实的网络结构是那样的复杂，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可能对它进行简单的评价。”（注：〔英〕马·J.康韦“现代化是好事情吗？”（《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罗荣渠先生指出：到本世纪下半叶，当东亚广大地区已卷入现代化的大潮而新的发展性危机已日益逼近时，应该以同样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化。（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第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发展性危机”指高速和过度发展引起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即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预见到的现代工业主义产生的各种“异化”现象。阿多诺指出了这种文化工业中的音乐“异化”现象。他讲：流行曲调的整齐划一，催眠般地哄得听者漫不经心，剥夺了他的自主精神，告诉他不要烦恼，对社会现实不加批判。流行音乐的简单性和反复性，流行音乐的“生产”、收听和“消费”，使听众的听力也标准也统一化了。这正是技术对人的操纵和人的异化的表现。阿多诺认为，马克思指出了商品拜物教的特点就是人们对自己生产的、但又从生产和消费中异化出去的产品的崇拜……这一秘密正是音乐家获得成功和名誉的秘密。成功和名誉，不过是人们在市场上为产品付出的代价的反映，消费者实际上崇拜的是他为购买一流音乐会的门票所付出的钱。由于文化成为工业，所以对艺术的欣赏不是人的生命的需要，欣赏音乐不是目的，而是利用空余时间来再生产他们的工作能力，即为了更好地进行异化劳动。（注：《西方人看西方》（陈先奎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工业中是否也存在此种问题？音乐的“现代化”危机是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会自然消失，就此客观历史我们就可以不屑一顾了呢？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讲：“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自由派理论忽视或掩视了现代发展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是非历史的假想。事实上，从历史趋势来看，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现代化的扩散而减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第160—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锋芒也对准了现代世界观。他们认为：从事实上来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观（集中表现为现代科学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符；从价值上看，现代世界观的后果从许多方面上讲，对于人类、对于我们的星球并无裨益。用W.哈曼的话讲：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中，需要批判和超越的是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用格里芬的概括就是，摆脱现代“机械的、科学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注：〔美〕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与后现代世界”，“生态学、科学原因的意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也正是对现代世界观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
对于“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危机，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西方危机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当中国现代化工程推进之时，尤其需要我们提前了解并防止那种导致西方文明困境的后现代文化矛盾。”（注：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四、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理论建设（20—21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笔者在此提出以下重大问题以便进入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建设性的探讨。一是当今音乐文化观念滞后与音乐学科交叉的薄弱，由此转向新的音乐文化观念与学科的基础建设；二是新的音乐文化发展导向性的问题，由此转向在新世纪全球性文明背景中考虑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策略（即探讨国家政府行为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在中国音乐界，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观念仍然很有影响，“全面现代化论”从80年代以来有三篇文章最有代表性：“中国音乐落后的原因”（《音乐研究》1980）；“艺术之梦与人性的抉择——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当代困境缘起”（《中国音乐学》1989年2期）； “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必由之路——关于‘中国文化自性危机论’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学》1997年4期）。 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与当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关现代化的理念相去甚远。像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观念文学界早有定论，而音乐界居然还有尾随者。如“胡适的全盘西化论，理论上相当混乱且前后不一。‘全盘西化’是胡适作为一个与‘充分世界化’同义的口号提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是连西方人自己也收起来不讲了，单线进化论，也已成为19世纪的陈迹。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还有人重新捡起‘全盘西化’的旗号来，在学术上未免太落伍了。”（注：张岱年、程寅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第360—36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上面所提三篇文章的观念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认识论、文化心理、学科交叉意识。
（1 ）音乐的“全面现代化论”在认识论上没有脱离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和两分法的基础，即科学／非科学，先进／落后、现代／传统；也没脱离建立在单线进化论上的传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连续性模式”。池田大作总结的两点（见本文第三节）：历史观的问题，平等看待东西传统文化价值的问题，这些都是音乐“全面现代化论”无法涉及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当今跨文化学科研究中，如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文化学、比较美学、比较历史学中已经相当明确。
（2）音乐的“全面现代化论”在文化心理上的滞后。 从心理学有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来看，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基本适应方式主要有四种：拒变反应（全面拒斥、固守）；迁就反应（全面接受，无条件）；因应反应（对所面临或遭遇的变迁问题或困境，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采取理性思考的方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退避反应（环境变迁压力太大，或有关事物太复杂，有些个体便会因承受不了而采取退缩或逃避的反应，以减除来自环境的压力或事物变迁的烦恼）。（注：第四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反应：心理学的观点”（杨国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因应反应通常是策略性的。一般而言，因应策略具有几个要点：（1 ）变迁问题或困境所引起的挫折、焦虑、忧郁及冲突等有碍问题解决的情绪加以有效控制或处理；（2）改变或去除有关的消极思想， 培养对变迁及其问题的积极看法；（3）分析原有的（传统的）想法、 做法及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并了解它们对变迁的有利或不利影响；（4 ）探讨变迁的各种利弊得失，为未来变迁设定可以达成之参与或推动的适当目标；（5）考虑为达成变迁目标所可采用的各种可行方法和手段， 并比较其利弊得失；（6）参与或推动变迁的历程，解决变迁的问题和困境， 以追求变迁的合理目标；（7）不断评鉴参与或推动变迁历程的经验， 并寻求改进之道。《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杨国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拒变反应、迁就反应、退避反应这三种往往属于现代化的初期反应，因应反应则属于较为成熟的反应。而“全面现代化论”在文化心理上属于上述三种初期反应的范围。音乐的“全面现代化论”的心理反应基本上对传统音乐文化及价值不加任何思考，也很少研究。这样可以避免“民族心态以及自我人格的失重”，“所谓建立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以抗拒外来文化冲击的构想，只能满足大家心理上的自尊与虚荣而无益于我们文化的发展，对于一个真正要强的民族来说，这只不过是一剂令人心醉的迷幻药而已。”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对于我们来讲，它既是珍贵遗产也是“包袱”，需要慎重思考、分析。而“全面现代化论”，他们貌似勇敢，不加思索的放弃传统，正如擦点“肤氢松”，既可治痒也可省事，只要承认自己落后、放弃“自尊、虚荣”，可以免去痛苦、烦恼，这是逃避自身主体传统困境思考的最“勇敢”的托词。这真可谓是“放下包袱（传统），解放思想”。“现代化作为一个目标的提出，是以承认我们的落后为前提的，换言之，如果说我们希望实现现代化，这无疑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自己目前还不够现代化，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还不够发达并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在这种先进／落后的两分法中，“落后”自然要进入“先进”，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可思考的？然而，这些经典论点已早被当今现代化理论研究所超越。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讲：“在现代化道路上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完全重复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而不去设法绕过与减轻现代化的痛楚，这也是完全不可取的，那只配永远充当现代化先行者的尾随者。”（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第224页。）
作为实现现代化，文化心理是一个重要条件，如英克尔斯和史密斯所讲：“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又归纳出了现代人的四个重要的心理特征：“即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处理个人事务上作出决策的时候，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即是头脑开放的人。”（《走向现代》）（注：〔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同样，参与中国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需要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在更深入地学习西方音乐文化时，要从初期的“跪对”（迁就），“背对”（拒变），“坐对”（等待），转向面对并进行平等的对话或交谈和分析思考（因应反应）。
（3）学科的交叉意识。实际上， 音乐的“全面现代化论”至今仍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念，而且有些根深蒂固。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存在问题。它是以西方19世纪音乐价值和音乐体系为基础的。与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和欧美国家音乐教育在观念上相比显得极其滞后。一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观念，二是音乐作为文化的教育观念是我们这个教育体系还无法实现的观念。文化价值相对论是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马氏文通》（1898）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凡是从事语言学的研究者都知道已经是过时的；韦伯现代化理论“对于探讨新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功能已失去时效，再围绕它打转转就显然落后于现实生活了。”（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15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所以，中国音乐的全面现代化论者们是应该考虑当今各种学科的前沿发展状况了，不能再把音乐学与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学科前沿发展拒斥门外了。传统的“隔行如隔山”应转变为“隔山如水连”，传统的“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应转变为：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知识的知识”意指创造知识和驾驭知识的能力。这些也许应该是现代人“接受新经验和新思想”的标准之一吧。
第二个问题，音乐文化发展的导向性问题。是什么决定一个现代国家或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方向？可以说是基于音乐教育。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就是近现代音乐教育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开始于对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引入，这是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启动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但当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要真正促成音乐文化自我内生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模式现代化的探求，传统音乐文化体系及价值意义变得尤为重要。而且，近现代所奠定的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的音乐体系及课程与当代和未来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形势已不相符，已落后于时代。21世纪全球性文明将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而我们现有的音乐课程设置（不论是专业或公共音乐教育）是无法体现这种新世纪文化教育特征的。教育中有一种误导就是把西方文明当作世界文明，音乐上即西方音乐就是“世界音乐”，把专业音乐创作在“国际”（西方）获奖认定为中国音乐走向了世界，但不知是走向哪个世界？阿拉伯、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世界或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我们在与第三世界音乐教育极少交流的情况下，也完全忽视了它们美学的、文化的、生态的、社会学、语言学等的价值意义。我们的眼光中“世界”就是西方，西方就是“国际”。西方的音乐学就是研究“世界音乐”的科学，只有一种模式；这些似乎都成为音乐理论研究和表创实践的“科学”标准。再则，19世纪西方“工艺论”的思想浸透了我们的音乐教育，我们很大程度上地忽略了文化。如学习西方音乐根本缺少西方语言、美学、哲学、宗教、艺术、文化方面的课题，而学中国音乐的学生也无中国哲学、艺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以上所述三个问题：传统音乐、世界音乐（多元文化）、音乐的文化的课程问题可能将是中国音乐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将首先是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问题，以下略谈一下传统音乐传承断裂的问题。
笔者曾在“新音乐发展的文化美学评估”一文中提到：“1994年元月9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谭盾作品音乐会，谭盾对凯奇‘无声音乐’概念的借鉴，把新音乐从古典、浪漫、印象、表现、先锋派推到了后现代派，为中国新音乐发展历史划上了句号”。（注：载《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论文集》刘靖之主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1995年。）笔者的隐义和愿望是：中国作曲家是到了应该寻找或回归自己传统根基的时候了。新潮作曲家作品在寻求西方创作技法上有一些历史性的超越，至少他们证明了“和声结构”不比“音色结构”高明，但他们在技法、思维框架、哲学、美学基础上都出自于西方先锋和后先锋派的根基。新潮作曲家与传统音乐文化的断裂其根源在于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断裂。笔者有着与新潮作曲家部分相同的经历：在京剧团“样板戏”乐队拉小提琴七年，学习和声、参与乐队配器，以及后来作曲系七七级作曲专业四年本科的学习。此后我自己做了一下反省，发现我们的课程与传统音乐文化断裂了。我们没学过戏曲的创腔，诗词曲的传统也没好好研究，古琴的打谱，打击乐的方言或如京剧打击乐的句法、中国各地区方言音韵基础上的民歌、说唱、戏曲、器乐风格的把握与创作，传统音乐形成的机制，如“二泉映月”与锡剧等地方音乐的关系等。再则，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教学方式、美学体验、认知方式、价值体系上有何关系或者说国乐与国学有何关系？没有这些主体的根基，我们的创新将在何种基础上去创新？或者我们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探问：“新潮音乐”在美学、哲学、技法、思维框架上相对于西方先锋派与后先锋派提出了什么“新东西”？笔者曾看过美国作曲家科普教授的著作《新音乐指向》（1970年版，1981年再版），当代中国作曲家们的创新思路并没有超出此书，包括与“新的乐器制造”类似的如谭盾“纸的乐器制造”。周文中教授也指出了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新潮作曲家）“他们能写，但对文化知之甚少。首先是对西方文化历史及现状难以深入了解的研究，也无法去研究（比如语言障碍）；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这代人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较浅，这些年已在国外，面对西方——进不去；研究中国——离得远，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不管他们主观上怎么想。……好些年轻人图书馆都不愿去，他们注重分析总谱，热衷于功能手法技术，沉醉于音响模仿的效果，不太研究运用这些作品及产生运用这些技巧的背景、理论和美学”。（注：“周文中教授的忧虑和期待”（周楷模，《中国音乐》，1998年2期）
对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断裂，作曲家黎英海教授从另一种角度也说过类似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西方音乐知道的不多，对中国传统音乐知道得更少，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断裂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断裂现象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大背景紧密相关。如王树人先生所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先进人物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以至于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表现出片面的、采取否定的态度。……及至“文化大革命”，则达到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在中国文化中，造成不止一两代人同传统文化不同程度断裂的文化危机。（注：王树人“文化危机与文化融合”《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沈阳出版社，1997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其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鲜明区别之处。相承之处在于二者同为偏激心态，同为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打倒。区别之处在于，五四时期更多的是文化自卑心理，盖因为中国被动挨打，到处受到列强欺辱，似乎令人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遂由极自卑而归罪于传统，导致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并由自卑而渴望“求新声与异邦”，企图全盘向西方学习，通过全盘西化来重铸一个新中国。而“文革”的“破四旧”，横扫传统文化，……由盲目自大而导致闭关锁国，闭目塞听，横扫一切，……偏激心态带来的对中华文化的大破坏，不但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显而易见的后遗症，而且更深远且隐而难见的破坏性影响迄今仍未被世人所清醒地认识。正是由于缺乏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反省，这种20世纪中华文化的大破坏，可能要持续影响到下一个世纪甚至更为深远。看来前辈酿的苦酒，很可能要由后辈人去喝了。（注：曹顺庆著《中外比较文论史》，“文化撞击与文化病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既然传统音乐文化面临这种历史的断裂，在今日“现代化”中又显得如此重要，那为什么不将传统音乐文化系统的纳入学校课程呢？笔者曾与此意见相反的人交谈过，他们有一些看法：“传统已与时代不相称”；“时代已经前进，现代化已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再回到传统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或者“这是倒行逆施，逆现代化潮流而动”；“物竟天择，优胜劣汰，传统消亡是自然的，用不着杞人忧天”。
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文化运作中，“倒行逆施”的例子也不少。如：以色列建国前流亡在海外的犹太人多用依地语（Yiddish）， 希伯来文在欧洲等于说是古拉丁文，它根本不是日常用语。但以色列建国（1945年），为了创造新的文化认同，强调用希伯来语，他们有一些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学者，尽量用希伯来语交谈。国家投以重大资本，决心讲希伯来文。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今天，希伯来文已是活的语言。为了文化认同，反现代化之道而行，寻找一种新的根源，这已变成很普遍的现象。（注：杜维明“从东西文化的比较看中国文化发展前景”（《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
我们再看看《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注：李保平著《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喀麦隆的文化传统与发展思路”。喀麦隆现任总统比亚指出：“正在成长的现代喀麦隆社会如果不从丰富的传统美德中吸收营养，就会变成泥足巨人。”在制定第四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76—1981）时，特别写入了保护传统遗产的内容和具体措施。该计划的宗旨之一是“促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它引导政府将思想转变为行动。其中题为“信息与文化”的第四条作出了具体阐释：“鉴于这一领域的不足，将在第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期间采取以下主要行动：应在文化更新的背景中权威性地增进喀麦隆文化。建立占主导地位的喀麦隆民族文化应被视为在民族生活中有牢固根基的，并且是面向未来的和有活力的。它应该全方位地体现文化传统价值，即在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和经济上全面体现传统的价值。它的目标是造就免于任何异化的喀麦隆个性。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教育应该作到从我们所有的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注：E.松乔克主编《当今非洲的传统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转引自《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教育领域里，喀麦隆政府弘扬传统的主要表现是重视在学校课堂上讲授口传文化。在中小学教育中，也逐步增加了口传文化课程的授课量。在传统文化融入教育过程中，得益于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学者们的努力。教育部经常组织讨论会，总结交流经验。如在80年代初，教育部门专门召集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就规范传统文化艺术的教育问题召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促进和改善了进行传统文化遗产教育的工作，也使喀麦隆各族人民的传统艺术一直得到重视。
在当今音乐艺术教育的国家政府行为的惊人之举是：1994年美国通过立法确定了《美国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该“标准”将艺术教育作为核心课程（与数学、语言等学科同等重要），而且“标准”也阐释了多元文化观念以及列举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理解世界各类音乐的内容标准。（注：“世纪末的美国音乐教育动态述评”（刘沛，《中国音乐》1995年增刊续集）这种国家政府出台的“艺术标准政策”，实际也反映了美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全球性战略。
教育是政府行为，国家政策是具有宏观战略发展意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决策的迟误，会给发展带来巨大的损伤。如计划生育国策问题，如提前三十年，如果在马寅初50年代提出问题时就能当机立断，也可免去“错批一人，误增四亿”，而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了我们发展的严重障碍，影响很远。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传统音乐文化的危机，国家政府能否做出重大决策和举措？我们是否能有摄前性或超越性的研究或思考，是否再过20年再来考虑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以及在新的生态文明世纪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是否需要有这种长远战略眼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及遗产保护的国家策略是什么？有无制定的必要？
结语
音乐的“现代化”自然不是“音响的现代化”，它是文化现代化中的一部分。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的讨论应该超越西方韦伯经典现代化理论，否则，我们将止步不前。所以，也必须走出“音乐全面现代化论”单线进化历史观的误区。正如一位学者在“百年反省”一文结语时所讲：“要想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开始。而且认识决不只限于对近现代史事实的重新认识与廓清，它需要整个历史观的改变。”（注：何清涟“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南方周未》，1998年4月17日））
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多维视角以及多文化的参照及比较研究，音乐界应该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关“现代化”研究及学科前沿予以关注。另外，我们需要更为开放的心态，一些摄前性、超越性的研究也应关注，以免我们总当“事后诸葛亮”。例如，西方音乐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后现代性指对西方现代主义世界观的批判扬弃与超越）的研究。正如大卫·格里芬教授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丛书”中文版序言中所讲：“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将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关键。考虑到中国巨大和她的活力，考虑到她注定要发挥的不断增长的影响，她今日的现代化进程必将对未来人类如何与自然界相处这件事产生重大影响。……西方世界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思想是要保存现代概念中的精华，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注：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秀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最后，笔者希望音乐界的某些同仁，在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现代化方面，至少能具有以下当今现代化一般常识性的认识水平。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合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系统，这里当然包括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而向西方学习最重要的不只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必须从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的特殊价值追溯其源头，以了解西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使西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与世界性的现代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中播种、生存、开花、结果。现代化必须民族化，因为任何现代化都是民族的现代化。文化的民族化是说文化必须具有民族特色。一方面，一种文化要对人类作出贡献，就必须有特色，没有特色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一种现代化的文化要真正具有超越性就必须有深厚的民族根源，体现民族优越性，丧失民族自我的现代化结果只能是邯郸学步。……现代化、民族化最后都必须推向世界，因为民族化、现代化都是面对世界挑战作出的应答。只有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对世界文化的完善与发展作出贡献，才能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生命价值。”（注：《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吕乃基、樊浩等著，第43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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