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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讨论
讨论道德建设的问题，是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去进行推理，还是从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出发？实际上道德建设的问题很大，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有的论者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道德价值体系，那么这个“应该”是从哪里引出来的呢？当然可以说是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引出的，但你怎么知道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什么呢？当然也可以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去总结，可以从国内外的一些著作中去寻找，但问题在于，从西方引进的东西和书本上拿来的东西，是否适合我们今天的国情。
党中央的文件早就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现在能不能说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社会分工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才会有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由此来衡量目前我国农村的状况，农村的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是个什么水平呢？现在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专业化和社会化水平还是很低的。广大农村现存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之间还有很大的矛盾。更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从这个客观现实出发去讨论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新问题，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建成了很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从概念的演绎中推论出建立什么样的道德来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容易脱离实际。前几年苏联一个哲学代表团来我们所讨论跨世纪的哲学问题，有一位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道德进步的专题发言，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会导致道德的“滑坡”，目前出现的道德滑坡当然是具体有所指的，像商品生产中的伪劣假冒现象，但这是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份造成的。他的意思是说不道德的伪劣假冒现象都是私有企业、个体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造成的，而不是国有企业造成的。但如果我们敢于正视现实，就应该承认有些国有企业也存在假冒伪劣，而且不见得比非国有企业少。因此，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去推理，推出“不道德现象都是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份的产物”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解决我们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以我认为必须真正从现实存在的真问题出发，我们的道德建设到底是怎么一种状况？这种道德状况反映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矛盾？这不能简单从抽象概念出发去进行推理。
同时，要讨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这里涉及到过去经常谈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更具体、更直接地说是经济发展和道德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句话：“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实际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卷，第434页）这句话经常被引用来说明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但是，从恩格斯这个论述里应进一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如何更具体地把握经济发展与道德的关系？过去对恩格斯这一命题的理解是否有简单化的倾向？我认为需要重新来讨论。比如，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一种直接的、无中介的、简单的肯定式的关系，还是间接的、需要中介的、否定式的关系？这些年我看了一些争论文章，都是讲市场经济能够衍生出什么样的道德，有的讲能衍生出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等等，有的则认为市场经济能导致出一些否定道德的东西，像拜金主义，等等。于是，各说各的道理，而且都能从现实中找出例子来加以证明。这样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原因何在？我看应该把这个问题具体化，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具体是什么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的观点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恩格斯绝不是讲某一种经济只能衍生出一种道德，而现在很多争论文章的前提似乎是市场经济只能衍生出一种道德。恩格斯当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同时并存着三种道德：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代表未来的，因此，从肯定否定的角度来讲，除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外，其它道德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排斥的，都有一种否定性的关系。即使资产阶级道德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也不是直接的、简单肯定式关系。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照某种简单化的理解，无产阶级道德只能产生于共产主义社会，是服务于共产主义经济的。可是共产主义还没实现怎么就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资本主义时代就有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这是怎么来的？阶级社会中，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阶级的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特定生产方式所制约，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无产阶级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其实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且，阶级的道德也正是在相互矛盾和斗争中反作用于经济生活的。无产阶级道德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起不起促进作用？照那种简单化的理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可是现在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再如，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多文艺作品宣扬人性中崇高的东西，抨击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怎么解释？这里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过去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二者之间或者是适应，或者是不适应，不适应就是要变革，似乎适应就不能有矛盾，似乎适应就不能是否定性关系，有矛盾就是不适应。事实上，这是不对的。又比如，我们现在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一些原则和它所需要的道德是不是等同的，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的价值观念相冲突，价值观念的冲突又提升为一些伦理道德原则，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很值得研究，应该对我们的现实情况进行考察。现在我们虽然总说不搞两极分化，但实际上在分化，存在着很激烈的利益分化，有的人认为是阶级分化，有的则不承认是阶级分化，但不管怎么样，利益集团的分化是存在的。那么不同的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反映到道德上，也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因而人们对于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们的理论研究应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实际变化。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市场经济奉行的是优胜劣汰原则，从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来看，在商品竞争中，胜者就是优，败者就是劣。我也承认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商品竞争不可能没有优胜劣汰，但这个“优”和“劣”与道德上说的优和劣是不是一个概念，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商品竞争中的胜者在道德上也是高尚的，被打败、被淘汰的就是不道德的。现在就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好像商品竞争中的胜者一定也是道德上的优者。市场竞争中的“优”与“劣”与道德上的优与劣恐怕不是一个概念。道德评价有道德评价的标准，经济评价的标准是不能取代的。因此，应该探讨一下市场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是不是等同的，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否定性的关系。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很多现象，不可能是目的论的。我们的祖先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想起来要搞出一套道德规范，而是从不道德的现实中引出道德来的，因为有不道德才提出要建设道德，如果大家都遵守道德，那么道德建设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是辩证的否定，以否定性为媒介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道德原则，二者之间是不是一种直接的肯定性关系，有没有否定性的关系？当然这种否定是扬弃意义上的，是辩证的否定。这很值得探讨。
道德本身有没有一种批判的功能？过去我们争论道德的本质和功能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强调道德的规范性；一种是强调道德的主体性。强调道德主体性就是认为道德有一种满足人本身发展的需要的功能；强调道德的规范性是讲道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性。这两种主张看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恐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规范性和主体性都离不开道德的批判功能，即道德与现存事物的否定性关系、能动的关系。这些都涉及道德的本性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我们现在经常讲商业道德，商业道德讲“以顾客为上帝”，在不少的场合，人们把商人“以顾客为上帝”等同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以顾客为上帝可以说是商业的一种职业道德，它要求要满足顾客的需要，对客家笑脸相迎、百问不厌，它当然比对顾客坑蒙拐骗要道德得多，但这种商业道德原则是否等同于共产主义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呢？我看不能等同。假如一个囊中羞涩的人对商人来说就不是顾客，那么他还是上帝吗？商人把顾客当上帝，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就有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他把上帝当成目的，还是当成手段呢？我认为是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赚钱才是他的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则强调人民就是上帝，它是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能否等同，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否定性的关系？现在还有一种道德观念，比如，市场化以后把什么都推向市场，文艺也推向市场，像唱歌、卡拉OK、歌星之类的，都很荣耀地讲“自我推销”，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商品去自我出卖，讲“包装”，也是为了赚钱，人把自己当作商品去“自我推销”，有人认为这是自我贬低，是人的价值的贬值，但也有人认为是人的价值的升值。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都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对此应怎么评价？又如，我们曾经讨论过文化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化要发展，包括文艺、科学、理论研究，都要通过市场经济来调节，有的人公开讲文艺的发展要靠金钱来刺激，艺术家以金钱为目的，才能导致艺术的繁荣，按照这一观点，生产艺术的人，谁赚的钱多，谁的作品畅销，谁就符合人民的需要，在道德上就是高尚的，这也是一种道德评价。也有相反的观点。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在当前按照商品经济改革目标前进时，各种道德观念是趋向一致，还是随着利益上的分化出现道德价值观的剧烈冲突？承认不承认这种冲突？理论上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冲突？怎么分析这种冲突？这种冲突反映着社会生活中什么样的深层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粉饰的。
还有，随着改革市场化，提出了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意味着劳动力本身可以买卖，对此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事实上，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企业家利用雇佣劳动来牟取利益，这里也有道德评价的问题。某报组织了一次山东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与一些企业家讨论，大标题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人，要依靠工人阶级，企业在管理时不能只考虑劳动力的利用，而是要考虑劳动者的需要。那么怎么去具体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应是以工人阶级为目的，或者说为工人阶级服务，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能否统一起来？这个问题反映到道德观念上，也会出现分歧。
再有就是关于中国传统道德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这里也有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概念出发的问题。这里往往疏漏、跃过了一种事实判断而凭空杜撰了一个价值判断。比如很多论者争论儒家思想、儒家道德体系符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讨论时都是从儒家的一些原则出发的，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后来宋明理学又怎么说。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在《哲学研究》曾发表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争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无论是肯定的或是否定的，这二者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是道德决定论的错误，一方认为因为中国人重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所以导致了专制主义，另一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所以可以造成民主政治，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都犯了道德决定论的错误。我觉得他这个分析很中肯。现在经常说中国人重道德，西方人重实证，重发展生产。记得有一年某报发表一篇评论，讲同是制作面包，西方人讲如何把面包作得大一些，让大伙都多吃些，中国人则讲这个面包怎样分配才公平，就是要讲道德。这个问题值得疑问。如果从思想家去找，西方重道德的思想家根本不少于中国，我们可以举出一串来，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卢梭，包括现代一些心理学家，还有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都是很重视道德的。要找中国人不重道德的例子则更容易找，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有多少人是真正遵守孔夫子的父慈子孝的道德原则的呢？为了争权夺利，儿子把老子杀掉、老子把儿子杀掉，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起码不次于西方。中国人也有一些人很重视道德，但在官场上或一些其他场合是很不讲道德的，所以恩格斯讲：“每一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费尔巴哈论》）我看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是差不多，没有什么中西之别，所以应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去进行评价。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观点一点道理都没有，例如儒学的文献确实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的观念体系，在“论语”、“大学”、“中庸”里面归纳的一些孔夫子的言论，往往都是一些规范，都是讲应该怎么做，而不太讲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孟子多少有一些论证。从孔夫子、从儒学的典籍那里是否能得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是道德原则在起决定作用？孔夫子有些原则正好是与现实生活实际奉行的原则相反的，比如他讲“中庸”，恰恰是因为现实里头常常不能中庸。中庸从字面含义就是不要不及也不要过头。但现实社会中“不及”的事和“过激”的事太多了，所以他针对一些现状否定这些现状，提出一些道德观念，而有些道德观念一直没能实现。可见了解历史应该注意贯彻历史唯物论观点，不能把书本上记载和主张的东西等同于历史上实际起了作用的东西。
讲道德建设还有一个问题。历史唯物论经常讲历史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是怎么联系到道德建设上来的呢？现在争论“滑坡论”与“爬坡论”还没有结论，中央有一个提法即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个问题恐怕没人否认。我在想一手软是什么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道德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即所谓代价论。道德的“滑坡”是不是改革应付出的代价，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是没法避免的就不应当提出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是要付出的学费，那就硬不起来，但中央提出要改变这种一手硬一手软情况，就说明一手软是可以避免的。精神文明这手软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主体能动性发挥上有问题？有没有个历史责任问题？有没有主观上失误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在道德建设上有没有主观上失误的地方？有无决策上的失误？人作为历史主体有一个历史责任的问题，如果什么都是应该付出的代价，就没有犯错误不犯错误的问题了，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一种机械决定论或者宿命论。我们回忆以往的一些决策，我斗胆地提出几个情况，比如文化部提出把文化推向市场，这个文化界、文艺界的道德滑坡与这个政策的贯彻有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看好像有。比如北京一些书店突然之间没了，变成了卖服装的商店或餐厅了，北京中国书店的经理在北京市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能不能给书店一个公共厕所的位置。一位领导当时说你们能否换一种提法？经理说不能换，因为在北京的市政建设规划里有公用厕所的位置，但书店在规划里却没有位置。像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单位受到冲击，叫文艺团体、科研单位为经费所困扰，想方没法去赚钱，难道对道德建设会没有影响吗？这方面恐怕有深刻的教训值得吸取。
为适应道德建设的需要，还需要加强道德论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生活实践向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大量课题。例如道德观念形成的方式，道德反映现实的特点，道德功能上区别于政治、法律等意识形式的特点，道德的真理性和正当性的关系，道德真理与道德价值的关系，道德观念形成的认识论和心理学问题，道德教育的规律和机制等等，都是我们研究得不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涉及哲学历史观和价值观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如果能和上述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我想是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