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本体论：从马克思到20世纪西方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体论论文,西方哲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人以其生活区别于其他物种。在生活中人有许多需求，而寻求生活之根，则是这诸多需求中极为重要的精神需求。哲学是应着人的寻根之需求而产生的，由此追寻生活之根就成为哲学的根本使命。哲学视生活之根为“本体”，而对作为生活之根的本体的承诺与澄明，就是哲学“本体论”。本体论是任何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这对于现代哲学也不例外。
现代哲学承诺人文世界之生活之根，对人文世界的理论澄明则构成现代本体论的理论意旨。人文世界作为活着的人类文明是一个动态性范畴，它表达着“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它在纵横向上无限敞开着，并具有利于类、完善类的永恒指向。19世纪的马克思通过“实践”走进人文世界，20世纪的西方哲学通过“语言”指向人文世界。马克思和20世纪西方哲学分别对现代本体论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19世纪就已经走进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规约下的“实践”否定了近代哲学的抽象本体。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85）“实践”作为马克思哲学承诺的生活之根，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性范畴。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区别于传统哲学“实践”范畴的根本特质，在于它具有“人文世界”之意蕴。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实践”在于表达人作为主动者对被动者世界施加的影响。它突出的是人的“主体性”——人对世界单向的支配性。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则不同，它不是人对世界“单向”的“影响”，而是人与世界“双向”的“构建”。这种作为双向构建关系的“实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通过“社会关系”范畴实现的。
实践固然是人的实践，人当然是实践的主体。那么，人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P85）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矛盾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运动过程中[2]（P89）。这是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横断面上动态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成为实践的主体，如此则动态的“社会关系”便成为“实践构序”[3]（P104—152）。社会关系由此通过人与实践融为一体，从而成为实践概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
社会关系作为动态的实践构序，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行为机制：以生产工具为核心、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的活动机制；另一方面体现着人的行为取向：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总体目标的人的活动取向。社会关系在现实性上展开为三个维度：在历史性维度上，它是历史地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成果，在人类历代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中，它既作为“历史”不断地通过现实的人而活起来、展示出来，又通过一代代的人而充实起来、发展下去；在时代性维度上，它通过时代人的创建性活动而展现其时代的文明内涵，并以此脱颖于“历史”；在具体维度上，它表现为一个个“有生命的个人”的“自主活动”（马克思语），并由此而展开为鲜活的生活。
社会关系既是“人为的”（人的行为机制），又是“为人的”（人的行为取向），并且在三个维度（历史性、时代性、具体性）上展开成“立体的”动态构序。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内在于“实践”，而使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了“人文世界”的内涵。一方面，它作为开放性的“人化自然”，是“文”；另一方面，它作为内化于人的开放性动态，是“人”。社会关系（文）历史性地进入人，从而使人成为开放性的人，并由此使人“文”化；人在现实生活中占有社会关系（文），并使之在现实性上“活”起来，从而使之“人”化。“实践”通过“社会关系”而意指“人文世界”。
马克思的实践学说为现代本体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哲学进入20世纪，西方哲人将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并由此展开讨论，虽然他们旨在摈弃本体论，但他们的学说却在不自觉中确认和发展了现代本体论。
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一般被称为“语言学转向”。这说明，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格外关注的问题。事实上，“语言”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范畴起到了使“实践”指归于人文世界的媒介作用，那么，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也具有这种作用。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语言”也曾被“关注”过。但首先，语言不是被作为哲学问题加以研究，对语言问题的过问是哲学家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为了避免混乱而做的附带性工作；其次，语言在传统哲学中只是作为思想的符号或工具表达思想。而对20世纪西方哲学而言，语言最终获得了“思想和存在本身”[4]（P2）的地位。 “语言”作为“哲学问题”与“思想和存在”等身，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人对其具有“单向性”创生和使用关系的“工具”，而是与人进行“双向性”生成关系的“文化”载体。20世纪西方哲学正是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走进“生活世界”，从而指归于人文世界的。
20世纪西方哲学按其理论倾向，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科学建构为特征的英美分析哲学，一派是以人文关怀为特征的欧陆现象学、存在哲学和解释学。两派哲学都借助于“语言”问题而最终走向“生活世界”。
英美分析哲学曾致力于“纯粹”的“语言分析”，其中包括以弗雷格、罗素、塔尔斯基、奎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逻辑分析派，和以摩尔、赖尔、奥斯汀、斯特劳森、后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分析派。前者采用逻辑分析法，认为日常语言形式模糊和掩盖了反映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哲学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混淆，并试图以人工语言替换日常语言，以实现哲学语言的规范化；后者采用日常分析法，认为日常语言是最基本的语言形式，哲学不能放弃日常语言，否则将走向脱离实际的抽象。
逻辑分析法固然意识到了传统哲学局限于某种语言而作的许多无谓的争论，并欲予以澄清，但它将目光仅仅局限于逻辑语言，最终落入传统心理主义的巢窟。
与之相较，日常分析派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分析派的超越，它超过逻辑语言直指日常语言。其实这是语言分析的必然结果，因为语言本质上是生活的语言，它不仅生成于生活，而且本身就是具体的生活情境，离开生活无法分析语言的意义，这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游戏”——游戏不能没有规则，但游戏的规则只能形成于游戏过程中。并且维特根斯坦本人由最为坚定的逻辑分析派转向最为杰出的日常分析派，这本身既是逻辑语言向生活语言的回归，同时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超越。
欧陆哲学从表面上看不像分析哲学那样专注于语言，“不过，语言关怀还是像一条红线，将德法哲学家极有个性、色彩鲜明的思想串在一起了。”[4]（P119）
胡塞尔是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他最初曾致力于建立一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他从认识论问题入手，探究“意义”的主客观统一问题，而语言则是他进行这种探究的突破口。胡塞尔认为，主体间可交流的认识内容构成了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对语言和意义做了一系列阐发之后，胡塞尔转而将目光聚焦于意义背后的“根源”，他称之为认识的“前逻辑”，在意识的“前逻辑”——“生活世界”中，胡塞尔找到了思与被思、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真正统一的根源。
在欧陆哲学中，通过“语言”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人文世界的，当数作为存在哲学创始者和哲学解释学先驱者的海德格尔。海氏这方面的思想可作如下概括：1.人通过“语言”本质地显现。在海氏看来，语言不是观念符号，不是工具，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载体，“风土人情也在语言里”，“语言比我们强大，因此也更有份量”。“人是……由于语言的言说而成的”，“所有语言都是历史性的”。[4]（P159—161）人作为存在者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入历史，接纳文明，从而成为真正的人，这就是人的本质显现。2.万物通过语言本质地显现。万物作为存在者通过语言而被“命名”，“命名”使万物同人牵连在一起，使物进入人的世界。“当诗人说出本质的言词，存在者才第一次就其所是得名……于是事物才始闪出光芒，而人的此在从而才被树立在牢固的牵连之中和根基之上。”[4]（P163）3.本质的语言即是诗。 “诗”是海氏尤为看重的语言形式，在海氏看来，诗、思比邻，诗就是思。诗能表达思之深沉、厚重的人文内涵，因此，“原始的语言即是诗”[4]（P162—163）。4.语言是存在的家。“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即才有决断与劳作、事业与责任的不息周行，但同时就有忘形与惊扰的、沉沦与迷乱的不息周行。……才有历史”[4]（P162—163）。存在栖居在语言所筑的“家”中。
在海德格尔之后，伽达默尔进一步把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发展成哲学解释学。伽氏认为，理解及作为理解普遍媒介的语言作为主体的存在方式是最基本的世界经验，是主客体真正相关联的场所，因而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被理解的“文本”不仅是文字的和非文字的作品，而且包括整个世界历史本身。意义即理解的“视域融合”（文本的视域向理解者开放着，理解者的视域向文本开放着）。伽氏由此出发进入了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中：人受制于传统，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4]（P172）
针对伽达默尔对传统的格外关注，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后者在承认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建立了以“合理交往”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确认了以反思的批判态度怀疑传统的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先在的社会意识形态造成了病态语言为中介的扭曲交往，因此应该以遵循日常语言规则的主体间交往关系为基准，改造由传统造成的扭曲交往。
在海德格尔之后的众多德法哲学家中，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特别值得一提。德里达的“文字学”以“延异”理论解构在场的形而上学，其思想大意是：传统的概念、真理都对应着一个确定的“在场者”，因而都有确定的“意义”，而事实上，无论事物还是思想都应该加上引号，因为它们都是不确定的。“延异”作为一个在活动中融合诸成份的模糊术语，就在于表达这种不确定性。文字的含义交织在一起，“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每一‘要素’（语音素或文字素）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痕迹上。”[4]（P224—225）“没有纯粹在场的形而上学，只有延异的链条”[4]（P229）。文字的痕迹相互重叠着， 历史和未来含纳在“活”的“现时”中。文字作为“延异”对应于“活”的生活，人在文字中也就是在“活”的生活中。
20世纪西方哲学通过语言最终落脚于生活世界。比较之下，我赞成罗蒂的评价：英美哲学与传统哲学更近一些，而欧陆哲学对传统的超越性似乎更强[5]（P5）。这种超越性归根结底在于， 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表达了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语言（文）历史性地进入人，使人成为开放性的人，并由此使人“文”化；人在现实生活中占有语言（文），并使之在现实性上“活”起来，从而使之“人”化。20世纪西方哲学在“语言”问题上固然有许多理论贡献，但我认为，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表达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这应该是语言哲学的最高成果，这也是语言哲学对现代哲学最根本的理论贡献。
20世纪西方哲学经由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道路走进了现代哲学本体——人文世界。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社会关系”表达了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从而在“人文世界”的意义上解释“实践”；那么，20世纪西方哲学则是通过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表达了人与文的开放性双向动态，并由此在“人文世界”的意义上解释“生活世界”。如果说本世纪西方哲学在“语言”这一新的视角（相对于马克思的“实践”视角）上推进了现代本体论的研究，那么，语言哲学所不可避免的“意义”问题的局限，却使其同传统哲学的抽象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又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的倒退。
综观马克思“实践哲学”和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对现代本体论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就现代本体论作以下两方面评判：
其一，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本体论，而在于现代哲学承诺的“本体”与传统哲学承诺的“本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否弃本体论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趋向。在20世纪哲学看来，本体论是西方语言的产物，即它是从印欧语系所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命题或语句最普遍和最基本的系词结构中诞生的。系词结构是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的语句结构，即“主是宾”。当我们说某物“是”的时候，也就是说某物“存在”，所以在这里“是”和“存在”同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发源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存在论的“存在”作为本体论的“本体”，意在表明所有“存在者”之“存在”，亦即所有“是者”之“是”。作为“是”或“存在”的“本体”是所有具象的抽象，并且是其最高抽象。20世纪西方哲学就是在这一“抽象”意义上批判本体论的。逻辑经验主义以本体论的命题不具有“实在”意义而予以拒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以本体论扼杀了活生生的“存在”而向其问罪；后现代哲学则以“无中心”、“反总体”、“消解同一”等解构本体论。应该承认这种批判的确切中了抽象本体论的要害，但抽象本体论不能代表一切本体论，这却是为哲学家们所忽略的。哲学本体作为对生活之根的承诺是伴随着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这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可以找到依据。当古希腊哲学家面对广袤的宇宙发问世界的“本原”时，其立足点同样是基于生活，这对于无论是作为“命运”之问的苏格拉底哲学，还是作为“境界”之说的后苏格拉底哲学，都不能例外。“本原”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本体”。至于发端于“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抽象本体论，则不过是近代哲学本体论的特质。哲人们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和更“正当”（苏格拉底语）而孜孜不倦于生活之根的追寻，由此才产生了哲学本体论——哲学对生活之根的承诺与澄明。而这当然不能排除现代哲学。所不同的是，传统哲学虽也不致力于生活之根的求索，但它将目光投向生活之外，所以它没有找到真正的生活之根；现代哲学则回归于生活本身，并在这种回归中找到了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层面——真正的生活之根——人文世界。人文世界作为人的生活之根从而作为现代哲学的“本体”，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这使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本体”。如果说近代哲学的本体是因为其“抽象性”而成为“死”的本体，那么古代哲学的本体则是由于其脱离生活之“全体”而成为“死”的本体。人文世界以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为基点，在人与文的双向开放性动态中向自然、向历史、向未来、向他人无限敞开着，并由此而永葆其“活”。
其二，现代哲学只有建立在现代本体论的基础上，才能坚守住“哲学”的领地而不至于沦落为“非哲学”。解构哲学也可以说是后现代哲学的一大特征，罗蒂以“哲学文化”取代“哲学”这一后现代口号就代表着这一倾向。其实，实用主义哲学在注重生活的价值取向这一哲学意向上是无可厚非的，但它的不够深沉和缺少厚重却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弊端也许应该归因于它缺乏现代本体论的根基。哲学不能脱离本体论的支撑，没有本体论依托的理论无法达及“哲学性”的“深”与“厚”，因此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以人文世界为本体的现代本体论在对人文世界的理论澄明中，因其所展示的人文世界的博大与厚重而有其旷达深沉的理论内涵。现代哲学奠基于现代本体论才可能确保其思想理论的“深”与“厚”。在现代本体论的基础上现代哲学可以从人类文明的“活”的取向上规范社会生活。人文世界作为活着的人类文明，其根本取向是巩固和发展人类文明，真善美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核。在真善美之绝对性中阐发真善美之相对性，在真善美之相对性中倡导真善美之绝对性，这是现代本体论的理论意向。依循着这一理论意向，现代哲学在对社会生活的导引上，才能做到既不脱离人类文明的总体取向，又不致于使真善美成为僵死的教条。在现代本体论的基础上现代哲学也可以充分扩展和丰富其理论内容。仅仅对人文世界作本体论的澄明不是哲学的目的，哲学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在于以真实的生活之根——人文世界为现实依据，评说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政治、科学、历史等，由此便可以构建和展开现代哲学的各个层面——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哲学等。在现代本体论的基础上现代哲学还可以立足于不同的人文视角相互对话。人文世界作为“活”的生活之根是同作为个体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的，哲学家首先是生活中的个人，因此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基于不同的生活视角对人文世界进行理论澄明，从而形成不同的现代本体论。由此而展开的哲学对话便可以从同一个问题的各个不同的侧面深化和解决哲学问题。
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和20世纪西方哲学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哲学而言，本体论永远不可能“告老还乡”，正确确认哲学“本体”，并使本体论在新的历史形态下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应该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使命。
[收稿日期]200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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