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纵论1946年国共谈判——读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国共论文,人心论文,赢得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10月重庆谈判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下来继续与国民党谈判。1946年5月，国共谈判的中心从重庆移到南京。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回延安，结束了一年多艰难而曲折的谈判。周恩来在这一年多的谈判中的重要文章言论等，已收入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该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与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合作编辑的）。《党的文献》这一期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是其中两篇较重要的文章，分别出自这次国共谈判的开始阶段和结尾阶段。前者通过对第一阶段长达七周的谈判情况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状况及其政治态度的分析，论证了中共对谈判所应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并科学预见了谈判的前途和特点；后者通过对一年来谈判的情况，特别是对其结局的分析，着重论述了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两篇文章前后呼应，相互贯通，从不同的角度明确阐述了有关谈判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1946年国共谈判时的美苏关系、国共关系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取得了双方签订“双十协定”的成果。然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美国政府一面派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一面又公开援蒋打内战，甚至直接出兵为蒋抢占地盘，使得中国局势更加紧张。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挑起美苏冲突，极力渲染美苏矛盾，大肆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言论，一时间引起国内外民众的关注与忧虑。苏美之间、国共之间，是打还是和，便成了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
周恩来在1945年12月5日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关于国共谈判》中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象征，现在仍看不出。尽管美国反动派在挑动，中国反动派甚至想以三年内战来求之，但苏美关系绝未紧张到想要爆发战争的程度。”他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才说这番话的。他在报告中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垄断资本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还着重分析了美苏之间的对立。他指出，美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一矛盾“虽然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但“并不是现实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何况“苏联需要和平”，它“不愿也不能以打求和平”，再加上“世界人心所向”，因此美国虽然常常威胁苏联，但也只得“知难而退”，况且苏联也绝不给美国以“挑战”的“借口”。周恩来的结论是，“双方尽管是剑拔弩张，仍然要寻求和平解决之途的。”他进一步分析，“由于美苏的关系如此，必然影响国共关系”。蒋介石虽不会“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但不能不顾及美苏关系，不能不顾及国际国内舆论，所以“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国共关系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摇摆不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而在和之中便酝酿着战，战之中又酝酿着和。”正是美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我们也必须“寻求和平解决之途”。
我们党确定同国民党和谈，代表了包括解放区军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谈也是有可能性的，条件就是国内人心所向，还有来自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和解放区、人民武装的存在，等等。
谈判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说蒋介石是假和谈真内战，国民党则攻击我们也是假和谈，一些糊涂的和别有用心的人也这样说。党内也有人认为谈判无非就是为了揭露。
周恩来不这样看。他说，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方针，就是“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人心厌乱，兵心厌战”，“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连黄炎培、章乃器等民主人士都懂得抓住这样的口号争取人心。周恩来的主张是符合中共七大确定的方针的。胡乔木说，“七大方针主要是为着争取和平民主前途而制定的。”毛泽东也在七大会议闭幕不久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
和平阶段是否有可能争取到，不仅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有疑问，就是在党内高级领导人中也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和不可能。如果谈判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和不可能，工作就是揭露，那么，我们参加和谈不就也成了假的吗？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力争实现和平局面的。周恩来说，“因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摇摆，也不能背道而驰。故和平阶段加以争取，终会到来。”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6日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就分析说，“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阶段”。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也说，政协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立即开始破坏……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这些估计过于乐观了些，后来国共之间的冲突不断，但直到5月，毛泽东还认为力争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着的。只要这种可能性还存在，共产党就应该力争它的实现。到6月，全面内战已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在给地方的指示电中仍一再强调：“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直到7月中旬，毛泽东仍强调要“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这充分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抱着真诚的目的和态度去参加国共和谈的，只是当国民党以大规模内战来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之后，我们才不得不放弃和谈而以武装斗争来实行自卫。我们党的真诚赢得了人心，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
怎样看待和与战的关系
这也是当时困扰人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那样，国共和谈从始至终都是和战交替、相互交织的。他早就预见到“边打边谈会成为今后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既然如此，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与把握和与战呢？周恩来在《关于国共谈判》中提出“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这是他对蒋介石及其各派政治势力做了深刻分析后得出的正确认识。他认为，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不能笼统地说，“黄埔、CC是要战的”，“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具体分析，黄埔、CC也不全是要战的，“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的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虽是倾向和的，但须“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正因如此，蒋介石总是在和战之间摇摆，“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如果战的目的被他达到了，他便强迫中共接受他的苛刻条件；如果战的目的达不到，并且他失败了，他便坐下来同我们谈判答应我们的一些条件。这就是蒋介石的和与战的两手。我们要战胜他就必须针锋相对，也以和与战的两手相对。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既然是我们党的方针并且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我们当然要奋力去争取，因而“和平方针”便成了我们向蒋介石进攻的“矛”；既然“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总是“战而遇到抵抗，便知难而退，才会走向和”，因而坚强抵抗自然便成了我们同蒋介石斗争的坚强后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明确指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和“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这充分说明，我们对和谈、对争取和平阶段到来的愿望，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是乞求，而是以斗争求和平，以斗争求进步的。以后谈判期间的实际情况充分证明，周恩来关于“和平时期的斗争会是层出不穷的，谈判乃至某时、某地的武装斗争会是不断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和与战本是当时国共关系的两个侧面，两种倾向、两种可能性本是共存的，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条件的转换，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各种努力的程度。
和谈要不要妥协
既然蒋介石正在和与战之间摇摆，而且早晚的市价又不同，那么我们要不要在和谈中做出妥协呢？有人认为妥协不可能。周恩来认为，“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
周恩来的观点也是符合党中央的精神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就明确指出：“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缩小解放区和解放军，不许发纸币，我们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毛泽东也是赞成作出一些妥协的，他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周恩来正是将中央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发挥和灵活运用的。
周恩来说：“求得妥协是双方让步”，“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只有双方都做出妥协让步，才有可能和。当然，双方的让步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双方都有一个“基本价钱”。蒋介石的基本价钱就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二十个师不会再高；一般的解放区选举到行政区，热、察、冀省府由他加委，但不能清一色；山东省府改组，他为主，我们参加；东北各省或民选加委或改组参加；军队规定驻地，平、津、青、济由他驻兵。”核心问题是“军队与政权，亦即地盘。”蒋介石“以不变应万变”，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绝对不让的。”什么是我们的基本价钱呢？周恩来认为，应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这就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由周恩来草拟的《目前的紧急要求》十二条。双十会谈纪要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双方讨论修改最后归纳为六项的。周恩来对此又作了具体的阐述，分别提出了我们在停止内战、东北问题、施政纲领及改组政府、国大、解放区及军队、双十会谈纪要等六个问题上的基本要求，核心问题是“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
有些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也要定个“基本价钱”？周恩来说，虽然“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由此可见，有个基本定价同没有这个基本定价是大不相同的。有了基本定价才能保证我们在和谈中处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如果因为谈判最终破裂了，来证明谈判开始时就没有妥协的可能，这不仅不符合唯物论，也不符合辩证法。
如何正确理解“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三者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在《关于国共谈判》中指出，“我们今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并特别强调“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否则不仅无力，而且也会无事可做。”反内战是军事斗争的任务和目标，争民主是政治斗争的任务和目标，求和平则是全国全民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三者紧紧相关，密不可分。只有军事上停止内战、政治上争得民主，才能实现全国的和平，促使和平建国阶段的到来。周恩来强调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特别要同包括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在内的广大民众争民主的运动结合起来，我们的斗争才不会孤立，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入持久，轰轰烈烈，才会取得显著的成效。周恩来分析说，“一般人对谈判秘密进行，总是不耐心，尤其磨延于解放区和内战的争论上，而未提全国性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满的，故必须转入政治攻势”。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以国共幕后商谈。”他还具体说，“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我们的提案，也“应着重于民主问题”。
为什么要积极争取动摇分子
争取动摇分子，是中共谈判代表团始终注意的一项重要工作，它花去了周恩来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对此有人不甚理解。他们不明白，我们谈判斗争的任务那样艰巨，为什么还要花费极大的精力与时间去做第三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认为，“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
第三方面同国共双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在各阶层的民众中有着较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显著特点正如周恩来所分析的那样，“总是不断动摇，同时不断新生”。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倾向哪一方，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而且会牵动相当广泛的民众。正因如此，我们绝不能忽视争取动摇分子的工作。
周恩来争取动摇分子的工作既广泛深入，又周到细致；既生动活泼，又卓有成效。他经常不断地对第三方面的状况及其政治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并针对不同的对象确定各自争取教育的重点和方法。1945年12月5日《关于国共谈判》和1946年11月21日《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对此都有十分精到的分析和精彩的论述。他同第三方面广交朋友，推心置腹，坦诚以待，既充分理解和照顾他们的观点和苦衷，又能争取他们对中共的立场与观点的理解与支持。第三方面的许多人在实际斗争中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育，对中共的认识和情感发生了拔帜易帜的变化。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在南京召开时，中国民主同盟等同共产党一致坚决抵制，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共代表团争取第三方面的工作，不仅在当时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而且也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美国应取何种态度
1946年国共谈判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美国的加入和“调处”，因此，中共在谈判期间对美国的态度问题便成了十分突出和敏感的问题。中共及其谈判代表团对待美国的态度始终是十分慎重的，而且在谈判之前和谈判之初、谈判之中与谈判后期，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与美国政策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对此，周恩来在两篇讲话中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作为盟国曾经援助过中国，对中共的力量也颇为重视，当时美国的政策一度曾是“扶蒋用共”，以后才逐渐发生变化。因此，在谈判之前和谈判之初中共真诚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后来，尽管赫尔利坚持“扶蒋压共”的政策，帮助国民党运兵到内战前线，甚至直接出兵替蒋抢占地盘，中共也只是一再向其发出警告和批评，采取着十分克制的态度。再后来，杜鲁门宣布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希望美国能以此为转机调整对华政策，因此对马表示欢迎，对马起草的杜鲁门声明也持欢迎态度。马来华的头几个月，调处国共关系还采取比较公允的态度，并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就是他提出来的。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对他表示赞赏和感谢。但是，他返美述完职再次来华后，态度起了变化，不仅在调处中公开偏袒国民党，而且其一面参加国共谈判，一面又援蒋内战的两面作法日益明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美表现了谨慎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46年6月美国完全公开地倒向蒋介石一边，积极支持其打内战后，中共及代表团对美的态度才不得不强硬起来。
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一前一后，虽然背景不同，但在对美政策的分析上却是始终如一地保持了清醒和客观的态度。他指出，美国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所调整，但“其帝国主义本质则未变更。”它无论采取哪种政策，变化什么办法，其“目的均在支持中国统一，好便于美国（在中国）取得优势或独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我对美态度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但根据毛主席四种区别（政府与人民、错的与对的、反动分子与进步分子、今天与明天），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这样，方可使其知难而退，重新考虑政策。”周恩来是这样说的，也是坚持这样做的。正因如此，我们既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批评了美国的错误政策，又避免把与美的关系完全搞僵，确保了代表团任务的完成和全部安全撤离返延。
如何评价1946年国共谈判
周恩来在1946年11月21日《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中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次代表团似乎“回来两手空空”，“无所获”，“但另一面则收获甚大”。他认为最突出的收获就是“使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认识”。这是把一年来的谈判同抗战初期作了多侧面多层次的比较才得出的结论。
首先从全国民众对中共的认识来说，他认为“抗战初期群众对我党认识只重抗日，并认为过去暴动政策为误，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场出发。现在则不同。”群众已把中共的独立、和平、民主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内战、独裁的政策加以区别，因而民众对国共的区分，已“由抗战初期左右之分，变为是非好坏之分。”这个变化是异常深刻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决定人心向与背、得道与寡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所在。正是通过这一年来的谈判和各方面的工作，我们不仅大大赢得了人心，而且大大争取了中间分子。经过一年来的广泛接触与种种细致的工作，第三方面的绝大多数已从最初的动摇不定转向了支持中共的立场。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评价说，这次谈判的广度“虽不如”抗战初期，“而深则远过”。
还应看到的是，我们利用合法的地位和合法的工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南方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我们虽然让出了南方几块孤立分散的根据地，但却保住了有生力量，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壮大了北方根据地的力量。由于“检查制度的取消”，我们不仅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报刊书籍，“甚至国民党报纸都不能不登载我们的消息”，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办到过的。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夺取全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这次谈判虽然是以国共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而告终的，但在事实上已使内战推迟了半年之久，使得解放区赢得了相当长一段和平恢复和发展的时间。
这次谈判中，国共双方对等，美国代表“调处”却无“一票否决权”。我们在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斗争中不仅获得了包括政协、改组政府、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建设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且取得并积累了同国民党和美国面对面斗争的宝贵经验。
其次从全国民众对国民党的认识来看，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的面目“完全暴露”。国民党内部也矛盾重重分崩离析。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消灭中共的如意算盘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现在对消灭共产党无人敢说，对长期作战计划亦无任何把握”。其兵力不足、装备短缺、财政拮据，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海陆空中下级人员悲观厌战更甚”。“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从宋子文到左舜生都是如此。”显然，这一年来的斗争，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再从全国民众对美国的认识来看，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抗战期间，许多人对美国抱着很大的希望。战后，它又成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而且对中国作出友好和援助的姿态，因而，不仅相当多的民众，就是在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美国的幻想也是很大的。要打破这种幻想，谈何容易！但是，在这一年中，人们从美国的“调处”及其在华的所作所为，逐渐认清了它的面目，其援蒋反共、援蒋内战的实质及其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而走入死胡同，马歇尔、司徒雷登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因此，周恩来说“自六七月毛声明和中央宣言后不过四个月，群众对美觉悟已普遍得出乎意料。”连中间派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都起了极大的变化。美国外强中干纸老虎的本质充分暴露，他们对苏、对华、对中共政策的底也被我们摸到，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关于美国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关于中间地带即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国际战略思想。
正是基上上述种种情况，周恩来不胜感慨地说，“一年来影响的深刻远过抗战初期的一年多”。毛泽东也有句概括性的评价，他说，“南京谈判是有了成绩，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那是花费了多大的努力，付出了多少艰辛才达到的啊！无论就国共谈判本身，还是就其历史功绩和深远影响来说，这一年的努力都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的出版，对研究这段历史无疑是个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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