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免疫行为对组织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绩效论文,免疫论文,机制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开发与应用速度的不断加快，企业的生存发展和竞争优势形成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使企业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持续健康地发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学者们试图从管理学、社会学和复杂科学等不同视角回答上述问题，如组织适应性理论、组织学习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还提出柔性组织和适应性企业等概念来描述变化的环境中组织不断调整所必需的能力[1-2]。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发现下列现象很难得到解释：对环境变化反应快速的中小企业在风险环境中大批死亡；拥有核心资源与能力的企业也会面临艰难的处境；风险控制缜密的企业依然会遭遇倒闭的厄运。
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探索，尝试借鉴生物免疫学理论研究企业适应性问题[3-8]，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探讨了企业组织免疫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借鉴生物免疫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优势在于：生物有机体几乎暴露在由无数病菌和病毒组成的环境中，而企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近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生存环境，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生物有机体在30多亿年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密成熟的免疫系统会对超竞争环境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组织免疫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组织免疫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1 概念界定
组织免疫是指企业识别外部和内部异己，排除威胁因素并产生记忆，从而维护企业健康的能力[3]。吕萍、王以华根据生物学领域组织免疫的类型以及对大量企业的深入访谈，将企业组织免疫行为分为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和组织特异性免疫两个维度[6]。其中，组织非特异性免疫是指企业针对内外部的有害因素，进行事先的、一般性的免疫应答行为，是企业应对内外部有害因素的第一道防线，包括组织结构、制度规则和组织文化三个要素。组织特异性免疫是指企业在预先设置的组织结构、制度规则和组织文化的背景下，针对内外部有害因素所采取的后天的、特定的免疫应答行为，是企业应对内外部有害因素的第二道防线，包括组织监视、组织防御和组织记忆三个要素。尽管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竞争水平不同，以至于对组织免疫系统的要求也不同，但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大多数组织必须同时保持适应性和稳定性。适应性是为了对竞争威胁做出快速应答，稳定性是在自身优势基础上学习和成长，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实现了企业稳定性，而特异性免疫则体现了企业适应性。
根据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特点，本文基于事件的视角提出组织免疫绩效的概念。对生物体而言，癌症、艾滋病等致命疾病均是由于机体不能识别或不能及时识别抗原而致病的，免疫应答的失效会引起机体的灭亡。企业的发展历程也是由一系列内外部事件构成的，企业对这些事件的处理能力和效果往往决定了企业的最终绩效。因此，可以用组织免疫绩效衡量企业对事件的应答效果，从而在组织免疫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组织免疫绩效是指企业对于内外部发生的事件进行应答的速度、有效性和增强性。首先，企业对内外部环境的刺激具有不同的反应速度，反应慢的企业容易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导致病入膏肓。组织需要有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缩短从收集信息到决策的时间，并在行动上做出快速反应。其次，有效性衡量反应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即企业是否准确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如有的企业有很快的识别速度，但如果识别错误，就会造成意识和行为上更大的偏离)，并在行动上采取有效措施。最后，增强性是指组织对重复发生的事件应答速度和有效性不断提高，事件重复发生次数减少。如同人体在经历免疫应答之后，最优抗体得到保留，再遇到相同的抗原时，免疫应答的有效性和速度会提高。
1.2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该模型一方面用于验证组织免疫行为理论维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用于检验组织免疫行为如何通过组织免疫绩效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
(1)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组织结构影响企业的整体行为以及内部个体或子单元所处的环境。采用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的学者也开始强调混沌边缘的企业进行组织设计的重要性[9]。组织设计和内外部专家的工作都会影响组织绩效，尤其在非常规情况下。设置专职免疫部门(如审计部门、质量管理部门)能够使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在事件发生时，临时委员会的专家能够利用自身解决战略性问题的专长，参与企业的监视和防御等活动，提高企业应对内外部事件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
图1 理论框架
H1a：组织结构(设置专职免疫部门、成立临时委员会)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专职免疫部门和临时委员会的设置越完善，组织免疫绩效越高。
H1b：组织结构(设置专职免疫部门、成立临时委员会)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专职免疫部门和临时委员会的设置越完善，组织绩效越高。
H1c：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结构(设置专职免疫部门、成立临时委员会)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组织制度规则的完善程度会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为其能够降低工作的模糊性，有助于个体集中注意力，降低协调的成本，提高效率，便于收集和传达有价值和优先权的信息，形成庞大的组织记忆，并有助于战略问题的识别和保存。因此，本文提出：
H2a：制度规则的完善程度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
H2b：制度规则的完善程度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H2c：组织免疫绩效在制度规则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组织文化是根植于企业内部的特定价值观和基本信念，其能为企业提供行为准则，指导企业的活动。组织文化的“软约束”能够规范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沉淀员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进而影响组织绩效。Denison的研究表明[10]组织文化直接影响组织绩效，与那些文化特征不明显的企业相比，文化影响深入、并在经营决策中得以运用的企业，在投资和销售方面的回报明显要好。Lee和Yu对新加坡企业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1]。Calori和Sarnin指出[12]，组织文化的一些属性，如团结一致、柔性化等，与企业相对投资回报率和销售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虽然这些研究对组织文化类型的界定不同，但都表明其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并不对组织文化作全景观察，而是探讨与组织免疫系统密切相关的开放性文化和合作性文化，提出具备免疫特征的组织文化是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一，开放性文化能够减少员工对想法被直接拒绝的担心，从而有利于想法和知识的共享，把个人难以表述的隐性知识转化成为外化的个人正式知识[13]；同时能够避免员工受到工作中重复性、模式化行为的限制，因为该行为在动态环境下容易失效，导致员工对事件的误解，限制对新工作方法的探索；开放性文化还有助于员工发现新问题，鼓励其不断监视和利用新技能在独特的情景下实现更好的绩效。第二，合作性文化可以影响组织成员的个人偏好，使员工趋向共同目标，减少组织监督个人的成本；同时有助于组织成员克服自我的狭隘观念，更多地从利他角度采取相互合作的行动，在应对内外部事件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因此，本文提出：
H3a：组织文化(开放性、合作性)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
H3b：组织文化(开放性、合作性)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H3c：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文化(开放性、合作性)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2)组织特异性免疫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企业通过注意、解释和处理环境刺激等行为适应环境，重新建立一种均衡来提升组织绩效。监视范围和频率的增加会对战略与绩效产性影响，更多的信息能够降低感知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管理者产生积极的理解并完善组织的信息处理结构。Thomas等指出[14]企业的内部监视和外部监视会对组织绩效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外部监视会带来更高的利润。组织对外部环境的监视会减少感知的不确定性，对内部环境的监视有助于发现企业的威胁，加强对各种事件的控制，从而对组织免疫绩效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H4a：组织监视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
H4b：组织监视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H4c：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监视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组织防御把组织监视的识别结果反馈到整个组织，使组织形成多种行为方式对内外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产生应答。因此，组织防御是企业一系列行为的集合。防御行为的发生需要企业各个层次的活动，如资源分配、部门间协调、现有流程和结构的重组和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组织防御会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一方面，企业如果没有产生充分的变异，就容易忽视或者未能对重要的环境信号产生认知。当环境信号微弱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同时，管理者倾向于寻找或接受那些与现有期望、偏好或信念一致的信息，以增强对过去行为的认可。这样，即使他们获得了重要的信息也可能视而不见。为了避免上述情景，企业必须产生充分的变异，进行资源挖掘和配置，并从中选择最优方案，增强企业对事件的应答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只有通过有效协调才能保证组织的均衡发展。Gupta等指出[15]，制度环境压力越大的企业，越依赖于团队和个人之间的协调来提升组织绩效。因此，本文提出：
H5a：组织防御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
H5b：组织防御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H5c：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防御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组织记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产生影响：(1)组织记忆体现在企业的结构、战略、行为惯例和组织文化中，是通过组织监视行为了解内外部环境后，经过信息解释和组织防御行为形成的，能够获得组织内部成员的支持，容易在组织内部传播、执行并获得成功；(2)当个人知识转变为组织知识存储于组织记忆中时，会便于组织内部成员的检索，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由于信息掌握在特定人员或团队手中导致的退化风险[16]；(3)成为组织记忆的知识通过被重新获取和应用于不同的情景，来保证企业不断地积累知识而不受组织成员流动的影响，促进企业成长和绩效提升。因此，本文提出：
H6a：组织记忆对组织免疫绩效有正向影响。
H6b：组织记忆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H6c：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记忆和组织绩效的关系中作为中介变量，部分或全部地传递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
(3)组织免疫绩效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事件需要应对，对事件的应答不仅包含具体的组织和管理行为，也包括对组织现象的识别和解释。管理学领域并购、战略联盟、国际化、管理者更换等重要的事件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上，很多事件的处理效果都会对企业的短期和长期效益产生影响。例如，法国兴业银行的一名交易员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就从事股指期货的违规交易，多次通过银行的五道安全关获得使用巨额资金的权限。如果交易员违规操作这一事件一开始就能够得到有效识别和防御，兴业银行就不会遭受目前的巨额损失和重创。企业对各种事件的处理能力和效果往往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因此，本文提出：
H7：组织免疫绩效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小规模的预测试。正式调查时间是2007年6月到10月，主要在北京采取现场发放方式，少量采用电子邮件方式，调研对象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问卷292份，剔除明显不符合常理、缺失值太多以及全局题项①答案值小于5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3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29.1％。样本企业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2.2 变量测量
问卷中所有题项均采用7点李科特量表，1表示完全不愿意，7表示完全愿意。
(1)组织结构。由5个题项组成，包括专职免疫部门的设立、对这些部门的资源投入、与其他部门的沟通方式、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和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对组织结构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取初始因子，因子旋转采用直接斜交法，并运用特征值准则(Initial Egenvalues Criterion)和碎石图(Scree Plot)作为因子提取的依据。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5.293％，5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702和0.848之间。
(2)制度规则。由10个题项组成，包括技术规则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技术规则的完善程度包括技术设备的质量和性能可靠性、制定书面操作指南或说明书、操作指南或说明书的严格性、制定工作流程手册、制定发生事故时可采用的多种技术备选方案；管理制度包括制定书面制度手册、有效的激励制度、董事会/股东大会制度、规范的计划和预测、应急方案的制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2.601％，10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609和0.835之间。
(3)组织文化。组织文化量表参考了Lee和Yu，Chatman和Barsade的研究[11,17]，包括开放性和合作性两个方面，共10个题项。开放性包括企业给员工提供学习新事物的机会、使员工清楚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方向、鼓励员工尝试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相信员工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允许询问和质疑；合作性包括使员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如何与其他人的工作产生联系、提倡员工的参与性、鼓励信息共享、提倡员工在工作上的相互协作、员工合作的气氛。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两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0.856％。由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发现，题项Cul1-Cul5负载到因子1上，命名为“开放性”，5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635和0.850之间；题项Cul6-Cul10负载到因子2上，命名为“合作性”，5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564和0.762之间。
(4)组织监视。本文将组织监视分为外部监视和内部监视两个维度。其中，对外部监视的测量包括6个题项：市场环境监视、技术环境监视、竞争环境监视、政治法律环境监视、经济环境监视和社会文化环境监视。对内部监视的测量也包括6个题项：市场研究、产品研发、基础设施、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问卷填写者需要对企业上述监视活动的频率打分，1为从来没有，2为每年至少一次，3为每半年至少一次，4为每季度至少一次，5为每个月至少一次，6为每星期至少一次，7为每天至少一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两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7.776％；题项Sca1-Sca6负载到“外部监视”因子上，因子载荷介于0.701和0.854之间；题项Sca1-Sca6负载到“内部监视”因子上，因子载荷介于0.659和0.834之间。
(5)组织防御。由11个题项组成，包括组织变异、选择和协调三个方面。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52.354％，11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617和0.788之间。
(6)组织记忆。根据Olivera的研究[18]本文对组织记忆的测量包括5个题项：数据库的建立、检索便捷性、信息存档、经验总结和经验分享。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0.807％，5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763和0.802之间。
(7)组织免疫绩效。由6个题项组成，包括组织对内外部突发和非常规事件的敏感度、判断的准确性、采取行动的速度、采取行动的有效性、突发和非常规事件重复发生的次数是否减少、对重复发生的突发和非常规事件的行动速度和有效性是否提高。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只有一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63.585％，6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647和0.875之间。
(8)组织绩效。本文将组织绩效分为财务指标(盈利性指标)和市场增长指标。其中，盈利性指标由Theoharakis和Hooley开发[19]包括销售利润率、资产收益率和投资回报率；市场增长指标参考Heskett等的研究[20]，包括销售增长率、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增长率。由问卷填写者对企业过去3年的绩效与竞争对手相比较的程度进行打分，1为非常低，7为非常高。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两个因子初始特征值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比率为80.816％。由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发现，题项Fin1、Fin2和Fin3负载到因子1上，命名为“盈利性”，3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855和0.901之间；题项Fin4、Fin5和Fin6负载到因子2上，命名为“增长性”，3个条目因子载荷介于0.823和0.883之间。
2.3 问卷的信效度分析
(1)同源方差检验。本研究进行了哈曼因果单因子测试(Harman's Post-Hoc Single Factor Test)，将所有量表放在一起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结合碎石图判断。结果显示，旋转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8个，可以提取15个因子，它们对总方差的累计解释程度为74.2％，第一个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程度为28.6％。由于没有出现单一因子的情形，而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没有出现集中化现象，因此，共同方法方差问题不太可能影响本文数据分析结果。
(2)信度检验。经计算，模型各变量及其维度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这一高信度接受水平(如表2所示)，项目总体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CITC)均远大于0.4的可接受水平，并且删除任何题项后的Cronbach's α系数也不存在显著提高。因此，各变量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3)效度检验。对模型各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个维度及题项的标准化负载系数均远大于0.5这一最低可接受标准，且T值都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各量表均具有较好的聚敛有效性。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结果显示，除个别指标外，其余指标均符合小于3的理想水平；GFI，NFI，IFI和CFI均超过了0.9的理想水平，RMSEA远低于0.1的可接受水平。总体来看，模型各量表具有较好的有效性。
3 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采用LISREL8.5统计软件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方法检验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对组织免疫绩效、进而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笔者将每个概念维度下的所有观测标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分值作为该概念的组合分值，以提高模型的简效性，模型成为没有潜在变量的路径分析。整个模型共有8个测量变量，数据点(Data Points)为DP=36。假设模型路径示意图如图2所示。
3.1 充足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充足模型(Full Model of Path Analysis)的拟合参数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模型达到饱和，即理论假设模型与实证模型完全相符。
图2 假设模型路径示意图
3.2 限制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从绝对拟合指标看，WLS
的值为19.73(df=6，p=0.003)，表明假设模型与数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不存在显著差异。卡方自由度比(/df)为3.29，但该指标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因此，完全用该指标评价模型的意义不大。绝对拟合指标GFI、增值拟合指标CFI，IFI，NFI都大于或等于0.98，RMSEA小于0.09。由此可以判断模型拟合良好。限制模型所有T值在α=0.05时均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上述分析结构，可以得到限制模型路径图，如图3所示。
图3 限制模型参数估计路径示意图
为进一步说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表7给出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整体效应分析。
根据图3和表7得到如下分析结果：第一，组织非特异性免疫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组织结构对组织免疫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假设H1a得到支持，H1b没有得到支持。制度规则对组织免疫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假设H2a得到支持，H2b没有得到支持。组织文化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假设H3a，H3b和H3c都没有得到支持。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在免疫系统构建方面，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比较薄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市场空间，很多企业善于捕捉机会，追求短期的逐利行为，但忽视了组织非特异性免疫要素，尤其是组织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企业的成立年份呈左偏分布，年龄结构较轻，而组织文化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样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尚不显著。
第二，组织特异性免疫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组织监视对组织免疫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假设H4a和H4c没有得到支持，假设H4b得到支持。该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管理者对事件的处理更倾向于直觉，监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行为，他们并没有利用所获得的信息，或者利用信息仅是为了验证自己以往的行为[21],而不是发现问题，找出异己，这样就会削弱组织监视对组织免疫绩效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组织监视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组织防御对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尤其对组织免疫绩效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假设H5a和H5b均得到支持，两个系数分别为0.51和0.35，说明组织防御是组织免疫绩效和组织绩效重要的预测变量。组织记忆对组织免疫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假设H6a得到支持，H6b没有得到支持。
第三，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免疫行为和组织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除假设H3c和H4c外，假设H1c，H2c，H5c，H6c均得到了支持。其中，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结构、制度规则和组织记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组织防御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组织结构、制度规则和组织文化是通过组织免疫绩效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的，从管理实践的角度，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善组织免疫绩效，即企业对内外部事件的应答效果，来强化组织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特别是组织结构和制度规则，以及第二道防线，特别是组织记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而提高组织绩效。因此，重视对内外部事件的应答，提高组织免疫绩效可能是组织面对竞争环境的一个新思路，这一点是现有研究很少提到的。同时，组织免疫绩效在组织免疫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也验证了组织免疫绩效概念的合理性。
第四，组织免疫绩效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假设H7得到支持。这说明组织免疫绩效是组织绩效的预测变量，进而证明了组织免疫绩效概念提出的合理性。
第五，实证研究结果还显示，组织非特异性免疫(组织结构、制度规则、组织文化)和特异性免疫(组织监视、组织防御、组织记忆)的六个变量之间相互关联，并且存在正向强化的互动影响。这种互动影响表明一个要素会由于其他要素的存在得到增强。
4 研究启示
“适应性”原本是管理学从生物学借用的概念，尽管从组织免疫视角研究企业适应性问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但这种分析视角有可能准确地把握适应性的本质，符合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将组织作为“生物有机体”的观点[22]。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理论对企业适应性研究的不足：
第一，现有的适应性理论大都基于组织变革的视角，强调企业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应该不断地调整和变革。但事实表明，不断重组与改造的企业，其经营业绩并不理想，“以变应变”往往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甚至在困境中加快了企业死亡的速度。组织免疫理论强调了企业适应性和稳定性的统一，适应性是为了能够对竞争威胁做出快速的应答，稳定性是要在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学习和成长。企业应该从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两方面构建和完善免疫系统，通过非特异性免疫保持稳定性，通过特异性免疫实现适应性。由于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免疫的各要素之间具有互相正强化的关系，企业不应该对组织免疫系统的任何一个要素有所偏废，否则会妨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现有理论更多地是从企业整体角度对适应性进行抽象的理论讨论，而对于企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反应的内部微观机制却少有研究。组织免疫理论通过分解具体的行为和要素，从企业操作层面深化了对企业适应性微观机制的阐述。实际上，适应性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一是人的因素，人的认知、注意和记忆具有局限性，取决于对各种已知事物解释的简化，以及由判断和行动产生的启发[23]；二是适应性过程的特征，适应性过程往往进展缓慢，中间会发生错误，因此容易产生稳定的均衡而远离整体最大化；三是适应性发生的环境特征，环境经常是复杂的、内生的和竞争性的。组织免疫理论包含了上述考虑，描述了组织适应性过程和动态性。特别是，本文提出并验证的组织免疫行为—组织免疫绩效—组织绩效关系模型表明，基于事件的视角对研究企业适应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注释：
①为了确定填答者对全部问题做答的态度，笔者在问卷的最后专门设计了一个全局题项：在仅用于学术研究并且承诺保密的情况下，向您询问企业的真实信息时，您愿意提供吗？1表示完全不愿意，7表示完全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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