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战略与中国改革的良性推进_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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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方略与中国改革的良性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方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迄今已20个春秋。20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10%左右, 高居世界之冠;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4%,创造了国际贸易史上的奇迹。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不仅如此,改革开放还使人们的政治意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动力和支点,使中国汇入“世界历史”,回到世界文明主潮流之中。

当然,当我们把视线由中国转向世界时,就会看到,20世纪中叶尤其80年代以来,不独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都掀起了改革的热浪,改革之风吹遍全球。但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成就卓著者有之,徘徊停滞者有之,失败挫折者有之,逆变倒退者亦有之。成败对比非常鲜明,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为何唯独中国的改革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和阶段性的成功?其分野何在?这需要多视角、多层面地加以审视,但改革方略的科学与否无疑是关键之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改革结果是不同改革方略的必然逻辑产物。因此,从宏观上探讨邓小平为中国设计的改革方略,深入总结中外改革的经验教训,揭示改革的内在规律,不仅对客观评价中国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乃至最终成功,都将具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的思想先导与逻辑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邓小平改革方略和中国改革开放运动的首要之点。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富有政治智慧的邓小平深知,要使人们从长期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中,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不合乎中国实际、时代潮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旧体制的条条框框中摆脱出来,使改革开放作为富国、强国、兴国之策在中国确定下来并真正贯彻到底,必须首先开展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逻辑起点。为此,在粉碎“四人帮”、“文革”十年内乱结束后,刚刚复职的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求实的态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郑重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推动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首先表现为哲学讨论,但它实质上是一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禁锢和“左”倾思想的长期束缚,强烈呼唤中国进行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舆论先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全局的思想解放运动。

正是以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必然结果的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逻辑起点和思想先导,邓小平启发和推动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启发和推动了全党、全国人民把思想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上来,并进而使这个最大的政治成为我们党观察和认识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墨守成规、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可以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的实际启动和最终成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责任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实行股份制等一系列新生事物,经权力中心肯定得以强化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原生点。这样,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为逻辑起点和思想先导开始了它的逻辑进程,中国由此跨入了邓小平设计的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源泉的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由此可见,邓小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又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启发和推动人们解放思想的名符其实的思想启蒙大师。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就是思想大解放的产儿。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邓小平不仅是我党领导层中最先尖锐而又深刻认识到彻底清理“左”倾教条主义,解放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端重要性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我党领导层中最先敏锐而又深刻认识到高度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实事求是评价党的历史,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的第一人。邓小平认为,只有对“左”的危害进行彻底清理,对传统体制的弊端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批判,才能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才会有改革的启动。但同时邓小平也深深地认识到,这种批判必须掌握好“度”。批判过度就会对党的历史产生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向,必然导致由极“左”转向极右,由教条主义转向取消主义,改革就会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变成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不仅比我党领导层中的其他人而且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设计者看得更高、更远、更深刻。因此,和前苏联在改革的启动阶段,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旧体制,对斯大林个人以及后来停滞时期的一切,采取全盘否定和一棍子打死的简单化做法截然不同,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党建国以后领导工作中的失误和盲目照搬苏联模式所形成的僵化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又坚决顶住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极右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就正确回答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次革命与第一次革命的内在统一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保证了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为改革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由此可见,即使在解放思想,为改革的发动进行舆论准备阶段,对如何认识旧体制弊端和正确评价党的历史等问题上的不同思想导向,我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有了根本的不同。如果说,苏联等国的“改革”因此而埋下了后来的取消马列主义,瓦解共产党,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却因此而奠定了良性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二、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体制创新

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中国的改革应该追求怎样的目标模式?这是改革进程中必须首先确定的方向性问题,是关系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在这个决定改革走向及其成败的根本问题上,既和一些固守传统模式仅对原有体制作细微修补的国家不同,也和一些追求建立在全盘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别,经过10多年的酝酿、论证、试验和总结,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实现体制创新和改革成功奠定了又一块基石。而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模式的设计中,邓小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不允许否定和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经济体制。其核心是政策的重新选择和体制的重新构建,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更新和发展。因此,邓小平尊重实践,洞悉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冷静反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经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这两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绩效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社会主义国家要搞活经济,就必须综合人类现有体制资源中的优势成分,建立起内含着政府计划和宏观调控,能更加适应不断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生产规律,能更合理的配置资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从而在总体构造和运行方式上全面超越旧体制,实现体制创新。

邓小平不仅从原则上指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宏观思路。

首先,这一新经济体制,不能因引进市场机制而脱离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反,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元混合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反映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充分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这一新经济体制,不是使市场摆脱而是更好地处在“体现中央说话算数”的“宏观调控”下,它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供求的及时协调。同时,这一新经济体制对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能够加以防止和纠正。它以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为手段,来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机制完美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创新。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矫正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认识,解开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这一困挠经济学的理论之谜,把公有制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的功能整合起来,不仅高扬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主题,而且积极地顺应了历史潮流,使中国融汇到一体化世界市场经济的宏阔体系之中,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找到了一个重要支点。因而,这一创新不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人类制度文明创新史的鸿卷中,都写下了新篇章。

三、改革的时序特征与结构布局

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三维有机体,其中某一个领域的变革必然影响、冲击其他领域。因此需要对各种改革的时序、力度和轻重缓急有一种预先的理智判断和科学安排,正确估价不同项目改革的投入与风险、成本与收益问题。在改革的起始阶段,暂时避开成本高、风险大、可控程度低的社会领域,而首先选择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具有较高可控性且与国家的近期总任务配套性强的领域为改革的战略突破口,同时把握好不同改革步骤的时机,在条件成熟并有前期改革收益补偿的情况下,再进行成本高、风险大的改革。这样就会避免因时序错乱、布局失当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社会解体。

中国的改革应该从何处起步?中国的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时序特征推进?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和国际大局着眼思考和规划这一问题。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别的什么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振兴的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中国在未来世界地位的高低和发言权的大小,等等,都取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归根到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因此,与发展经济这一国家的近期总任务联系紧密,配套性和衔接性很强的经济体制改革就自然应该置于比其他改革更优先的地位。

中国的改革如何进行时序安排?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仅应该先经济后政治,而且正如新民主主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布局一样,改革也必须以农村为突破口,先农村后城市,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的“外围”战略。因为中国有8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不首先解决这80%的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中国的社会安定就是一句空话;城市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就没有后劲。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首先从农村起步。所以,中国改革首先绕开风险大、成本高、可控性低的城市国营经济和政治体制,仅用一些改良的办法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不变的条件下维持国营经济的低效运转,把改革的战略重点置于农村和对外开放方面,在国营经济的外围寻找经济增长和体制创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对外开放,尤其是兴办经济特区,对吸引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战略突破作用。同时还对沿海开放地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体制改革预期收益动机,推动这些地区体制改革的发端,反过来又带来内地体制改革的启动,形成层层推进的改革格局。这是从旧体制开辟出来的一条通往新体制的“血路”。

中国改革战略的另一个突破口是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基本内涵的农村改革,使农村生长出各种独立的经济主体并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始在农村形成;农村财产权利的再分配、独立产权主体的建立及个体户营经济不计报酬的劳动投入,为民间资本再原始积累提供了前提,创造出巨额的民间资本。这样,占人口80%的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并演变为主要的纳税人阶级;农村社区组织通过普选实现直接民主;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由行政控制变成以经济契约为中介的管理服务关系。农村社会走向自治形态。这一切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大量研究表明,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国营经济面临的险恶局面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更为严峻,但中国仍能稳定发展而不垮,根本原因就在于全国农民所提供的占农副产品商品量绝对份额的市场供应量的充足,以及农村通过民间资本再积累创造出来的数以万亿元人民币计的新财富增量。中国城乡关系如同“四抬大轿”,四个农民抬一个市民,四平八稳。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发展在于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中国的政治稳定在于农村自治社会与基层政权的新型政治关系。

同时,要正确估量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改革坐标系中的方位,就必须给乡镇企业以应有的位置。因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大批农民摆脱土地后溶入第二、三产业行列,社会职业流动度增大,从业结构趋于合理,走出了一条农民由“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经商不弃农”,到“离土不离乡,进厂又进城,经商兼工农”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中国式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路。更为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不仅为国营企业改革作出示范,并是驱动其改革的重要经济力量。国营企业在乡镇企业体制创新的诱导和分享体制创新既得收益的驱动下,必须逐步走上体制改革之路,成为新的体制创新主体。实际上,正是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战略,改革由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深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又相继提出了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各项改革相互推动,共同发展。

总之,中国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以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为战略突破口,遵循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序特征和结构布局渐进拓展。改革既先后有序,轻重有别,又逐步深化,整体配套。这一时序安排和结构布局,不仅极大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初步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而且推动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型,使中国走上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经济与政治、改革与发展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良性运动的轨道。

四、改革的策略运筹与战略制导

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和毫无先例的体制革命试验,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思想文化观念的深层嬗变及全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动力、助力并存,矛盾、冲突、对立尖锐复杂,处理不善就会使社会生活陷于无序混乱状态,引起社会震荡,导致改革流产。所以,要求改革的设计者具备熟练的政治组织技能和预先的运筹帷幄能力,选择并制定理智务实的改革策略,对改革的道路和进程实行有效的战略制导,才能使改革良性发展。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战略、策略进行独创性设计,成功地解答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世界性课题。

首先,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深入研究世界很多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成败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中国必须采取跃进与渐进相结合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的总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在改革的方向上要坚定不移,抓住机遇,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敢于创新。只有敢于放开手脚,大胆改革,才能构造新体制,奠定我国经济跃进发展的基础,尽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这种跃进与其他国家“毕其功于一役”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战略根本不同。它在具体操作上是试验性的、有节奏的,“走一步看一步”。通过实践探试和渐进调适,及时总结经验,抛弃不适宜的东西,保留适宜的成分,使“具体章法”“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种策略既有利于我们抓住时机周期性地推进改革,又为减少在改革中出现大的失误和社会矛盾,把改革失误的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走出一条降低改革成本的最优之路所必需。按照这一改革策略原则,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实行,不搞强迫、运动和争论,而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效去说服对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们,使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以减少社会的利益摩擦和改革风险,从而避免大的社会震荡。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呈现出的改革绩效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改革道路的不同来解释。

其次,在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上,邓小平强调整个改革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中国的改革是政府推进型的改革,改革每一步骤的结果都要有助于加强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并保证对下一步改革起到促进作用,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始终保持政府权威和社会稳定。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以下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制导原则: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必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必须按辩证法办事,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在服从发展生产力、保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对内全面改革,对外全面开放,正确处理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意使个人收入和分配的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刺激机制与协调机制统一起来,使个人收入最大化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间的冲突降低到最小程度,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新体制的建构既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照搬别国模式和经验,又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正确处理转化与借鉴的关系;为保持体制创新过程中的社会制度体系的相对稳定和新旧体制的有效衔接,在体制创新主体上,既要充分鼓励广大群众勇于思考和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又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和两种体制兼容性的一面,正确处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关系。这些战略原则的施行,保证了中国在不断深化改革和社会安定的同时,取得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伟大成就,在人类改革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文稿收到日期:199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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