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识人间有此人
◇赵立波
光绪三年(1877)，大清国第一任驻外使节郭嵩焘已经五十九岁。在此之前，已饱尝拂逆挫折、宦海浮沉的他却依旧在心里有着对人生和理想的憧憬，顶着强大舆论压力和唾骂来到英国就职。
综上所述，秃尖长、穗长、株高与其他农艺性状呈显著相关的数量最多。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对这几个性状的选择代替对其他性状的选择，比较简便易行；活动积温、出籽率、穗长、穗行数对玉米品种产量的影响最大。可以通过考察以上几个性状，验证品种产量的稳定性。梁晓玲[1]等人研究认为，即千粒重、行粒数、穗行数对产量影响较大，在提高千粒重的同时还应关注穗长及出籽率。
最先冲击郭嵩焘的不是那汹涌波涛的大洋风浪，而是巨大的舆论几乎要将他吞没，没出国门就已经扣上卖国贼的帽子，湖南老家更是被打出“天主教大教士郭寓”的字幅。好友李慈铭说他：“往彼谢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他的同乡故交王闿运颇为伤心地说：“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更是当面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唯有李鸿章称其“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有的人更是感叹：“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赵烈文对郭嵩焘此行却非常赞赏，在书信里热情赞扬了郭嵩焘：“五十之年，爵位无所慕，禄利无所取，独出身冒泷涛万里之阔，以宣国家威灵，镇抚殊俗，辑和中外。此士君子之盛节，古人之所希有。”总之，对待郭嵩焘出使，赵烈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比汉代出使匈奴、西域及乌孙诸国都要光荣。远在咸丰十一年，赵烈文就曾对此上书给曾国藩说：“外国夷人，政治修明，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险阻风俗，今天一个图谋，明天一个说法，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对此，赵烈文总结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接着赵烈文又说，中国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学习使用烦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似乎未来大势是天意要“开通六合”。
赵烈文的预见很清楚，那就是说要实现宇宙空间全部联通，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最后赵烈文说，外国人也许不是超出人类的异人，政策方法也不是什么奇异之术，只要我们反其所为而用之，一定会收到效果。
很大程度上，郭嵩焘正是赵烈文心目中处理洋务的合适人选。
Pscr为静力触探比贯入阻力，MPa；ps0为dw=2，du=2时，比贯入阻力标准值，MPa；αw为地下水位埋深影响系数，地面常年有水且与地下水有水力联系时，取1.13；αu为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影响系数，对于深基础取1；dw为地下水位深度，m；du为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将淤泥和淤泥土厚度扣除；αp为与静力触探摩阻比有关的土性修正系数。
郭嵩焘在提名刘锡鸿这个“定时炸弹”为副使后，他们开始了大洋之旅。在极端恶劣的旅行条件下，郭嵩焘花甲之年，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辛，漂荡了几十天后终于来到了英国，然而这却是他晚年悲剧的刚刚开始。
出发第二日的午后，船舶遭遇风浪，他非常懊恼，并说这都是自己的命运不好的缘故。看来此时他并无踌躇满志，相反是战战兢兢。
“每一只狗狗天生就是孤儿，因为它离开了母亲和人类生活在一起。”我又想起这句话。是啊，我们天生就是孤儿，离开母亲，也只剩下了无边的孤单。但是我庆幸碰到了您—我的主人，您的温暖照亮了我的悲伤与寂寞，使我感受到了爱。您曾跟别人说，您爱我就像爱您的孩子。
二、“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此事发生后，他的副手刘锡鸿认为倒郭时机已然成熟，于是草拟了郭嵩焘三大罪状，虽然现在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最终成了倒郭檄文，效果非同寻常：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系统观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37]47。究其实质，这是“符号学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基础”的翻版。该观点把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当作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预设，却没有深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我们追问语言系统为何是一个先验的整体，先于要素而存在时，最终必然会追溯到索绪尔语言学的本体论预设。因此，本文认为“语言”既是本体，又是一个先验的系统，语言系统观源于语言本体观，符号学层面的系统性源于本体层面的任意性。换言之，没有本体论作为基础，索绪尔的符号学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英国的几年里，他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无论政治结构还是国家元首到各级官员与当时的清政府形成强烈对比，这给他以极大震撼。尤其是英国、法国的科学技术和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哲学思维方式，让他在晚年彻底颠覆了传统思维方式。郭嵩焘认为洋患生于中国，乃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局，是势之使然。因此，他反对“严夷夏之大防”，主张开放。他说：“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于天者，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也’，吾所弗敢知矣！”郭嵩焘外交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反对视西方诸国为“夷狄”，主张把它们当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明国家来看待。针对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郭嵩焘认为：中国除“取法”西洋外，别无他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他所从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于是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此前，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意图将英国先进的春风吹进古老帝国的每个角落。孰料适得其反，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使西纪程》的推出本以为会是一本重振大清的教材，最后却成了压垮郭嵩焘的一根稻草和让他的反对者随时引用的一个罪责账本。
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外交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郭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回国前夕，郭嵩焘再次像当年遇到僧格林沁一样，感叹自己又遇到了刘锡鸿：“天于此遣一刘锡鸿相贼伤，亦云酷矣。”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路经香港之时看到风浪大作让他感到惊心：“甫近香港而风浪作，嗣是日益加剧，沉阴冱寒，数日不解，为历来春景所无。天意固必不相宽假耶？抑将以中土人心乖忤百端，微示之机兆耶？”可以想见郭嵩焘此时极端忧惧。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总而言之，郭嵩焘已经彻底身败名裂，成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叛徒”“汉奸”。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直到他死后九年，当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请开棺鞭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当年慈禧苦劝郭嵩焘出洋，最后又将一切罪责推给郭。慈禧后来委派曾纪泽接替郭时倒是说出了真谛：“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