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二十六)——关于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二十六论文,前途论文,命运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先生，您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写过许多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所以，我想就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向您请教，请您畅谈一下有关看法。
●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关注和思考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先后出版了一些成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共鸣。我愿意广交朋友，特别是愿意和青年同志们交朋友，和他们一块研究和探讨问题。
▲首先请您谈一下目前加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学有专长的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持冷淡、反感和讥讽的态度。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大国。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并不尽如人意。
●听说目前有些青年朋友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理论不感兴趣，陷入事务主义之中，甚至不懂、不学、不信、不用马克思主义。究其原因，我以为，这主要应归咎于我们过去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官方垄断的学说，缺乏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同时，理论本身有时难免有枯燥之感，尤其在市场经济的浮躁气氛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但是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也难以真正弄懂各种复杂的问题。而在理论上，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总是值得信赖值得研究的。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对于马克思，不论你赞成他也好，漠视他也好，反对他也好，只要碰到必须解决的社会、历史问题，就不能不向他请教。尽管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为探求历史真理奠定基础并提供一种最可靠的方法，而且作为方法，也有一个根据新的科学资料进行创新的问题。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倾覆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议论非常之多，甚至连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的所谓“少谈些主义”这个旧命题也重新搬出来了，仿佛今天已经可以为那场争论作结论了——马克思主义并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我说，作这样的结论为时过早。如果仅仅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失误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已宣告失灵，乃是过分匆忙之举。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误不能由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科学负责，而应当由那些任意歪曲这门科学的人负责，具体地说，应当由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负责。
▲这涉及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生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而不是教义。针对有人曲解和迷信自己的思想，马克思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上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譬如，林彪就公然说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很显然，这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恩格斯曾经说过：“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也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
▲破除迷信，就需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至少包括五个要素：宏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您刚才提到理论本身有枯燥之感，不过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发誓不让老百姓看”的东西。例如，我每当读《共产党宣言》时，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谈《资本论》时，往往为马克思的严密的逻辑思维所折服；读马克思的一些论历史问题的文章时，深深吸引我的不独是字里行间散发的精辟见解和深刻分析，而且还有马克思在表达思想时所显示的优美文笔和浩荡气势，且妙笔连珠。西方史学家曾称赞马克思有一种使语言翩翩起舞的才能。所以，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冷淡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或者抱有一些成见，甚至存在误读和过分实用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下苦功夫才行。今年是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国内外都举办了一些活动，很有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来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
▲一提“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似乎众所周知。实际上只要认真地想一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还真是一下子说不清楚。况且，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按您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已经有80多年了。我个人接触这门科学从30年代末算起，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时间了。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我看来，至今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部分于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自然是对的，但这样说并没有回答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大史学，其中包含着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恩格斯1885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称之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它根据大量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其哲学是为此提供一种科学方法和最基本的历史观，而其政治经济学则是为解开历史之谜并使之贯通古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提供一把钥匙。因此，这种史学不但和中国传统所称的“史学”、“史籍”等不同，而且和19世纪西欧出现的“分解式历史编纂学”、“实证主义史学”等不同。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起，从苏联开始，有人将马克思主义演绎成一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奉的刻板正统的“经典原理学”，实际上是把它看成教旨圣谕一类东西，这自然与马克思主义品格大相径庭，因此是扼杀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的论证，我在《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一书中曾详细论述过，在这里就不再展开谈了。
▲要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需要正本清源，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活水源头是什么?
●从来读书治学重“元典”。所谓“元典”，就是一门学说的本源、根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呢?这里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而是指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源头。现在我们就面对着一个追本溯源的问题。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是《共产党宣言》，有人说是《资本论》，也有人说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若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侧面来说，这些说法自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那么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部著作或那部著作、这个论断或那个论断，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尤其是后者，即历史唯物论。
唯物史观是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社会科学思想中出现的最大成果。像达尔文在19世纪第一次提出了千姿百态的生物有机界的发展奥秘一样，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第一次基本上揭开了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人类历史之谜，揭示了人类社会(包括漫长的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和动力，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说：黑格尔曾称赞战胜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产生“是一次壮丽的日出”，其实，在世界观上真正的“壮丽的日出”乃是唯物史观的创立。
历史唯物论全称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在特殊意义上亦称历史辩证法。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唯物史观“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唯物史观同时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或者说，它是作为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它为马克思主义各门具体社会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提供了基础和方法。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属于唯物史观系统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极其重要的思想内容。恩格斯在其晚年，特别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思想信条之一。这一切总起来说，就是实现人的解放，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经济建设和生产方式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人的解放服务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并请一切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注意这一点：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要从这里起步付出你们的艰辛的劳动，而不是只限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并以此为满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要从这里起步提出你们的像样的反驳论据，而不是只知道纠缠于这个或那个具体论点，或嘲笑那些过时了的或过于理想化的论点。
一切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源和流，马克思主义的“源”就是唯物史观，其他论著(包括《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它的“流”，都是唯物史观的应用、阐释，并为唯物史观提供科学的证明。科学的“源”是由繁到简，高度抽象，大体稳定；而派生的“流”则往往是呈现着纷繁复杂的状态。所以，历史上出现这样那样的回流曲折、前进后退的运动是不足为怪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历史的科学态度。从整体上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未来社会的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是否有历史的局限性或空想的成分?
●从马克思主义这门人类大史学的实践性看，不能不相应地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主义态度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观念、策略、方针、原理等都是历史的产物，当然也要随着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历史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举例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后来最被推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是马克思根据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的历史条件推论出来的，而不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甚至是神化了的教条。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应用与验证。但即使是这样的著作，也只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及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们固然展示了历史的必然性与真理性，反映了人类美好的科学理想，但其中提出的关于旧社会灭亡新社会诞生的种种措施和步骤，只不过是依据一般原理所作的判断、设想，是不能作为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共同行动准则的。其中，有些观点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有些则带有明显的空想成分。甚至对于“共产主义”这一名称，恩格斯也曾指出，是需要弄清楚它的确切含义之后才能够使用的。拿《资本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巨著来说，它的不朽功绩在于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探明了资本创造财富的秘密，同时实际上也探明了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尚只限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一段发展行程，它不可能对迄今为止资本主义整个发展机制及其运作规则进行全面的考察，因此，它对资本主义历史行程的预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工作尚待后人去完成。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著作了。《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说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以产品经济(废除了货币与商品流通)为内容的计划经济说，都是一种基于历史长程研究之上所作出的理论推断，只是提出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空想成分)，并不是各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应当机械遵循的东西。例如，在中国实现的社会主义，远非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而只是属于不完备、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将历经百年以上的时间(如果我们搞得好的话)。时代既然不同了，各国的情况又千差万别，依据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作用于实际。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即指此而言。
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速度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当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候，其时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胎胞内远未成熟，资本主义正处在其上升发展的初期阶段。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却未能认清这一点，仅仅根据他们“思维着的悟性”，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响起了丧钟。所以他们初期提出的为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一般主张和某些实际措施，难免从一般规律出发而偏向于理想主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部分称得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高表达，西方不少著名学者也称赞它难以被超越。然而在发现和创造新世界方面，在提出具体改造方针时，其论述却往往表现出过多的“理想”成分，不少属于假设和推理性质。这在科学上是允许的，但要经过实际验证，其中包括证伪。例如，“不断革命”的理论早已过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大灾难以及令人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往往是由那些怀有崇高道德理想的人所为，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人为的灾难是理想的必然代价，是道德的化身。而这些当然不能由马克思负责，正像罗伯斯庇尔的有些行动不能由卢梭负责一样。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看来，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已达到其“最高点”，即不能再发展的“垂死的阶段”，显然是错误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作品要有时代性，要从所处时代的实际状况出发；人要有时代精神，不当抄书匠。为此，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独立人格，力求有创新与创见，不可人云亦云，随风俯仰。否则，将只有马克思主义之名，而无马克思主义之实。如果人人只做经典著作的注释者和复制者，则将无可读的马克思主义之书了。
▲谈起马克思主义，人们往往讲马克思，实际上恩格斯的作用不可忽视。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你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研究恩格斯，特别是研究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并署名的；二是有些著作恩格斯虽然没有署名，但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了不懈的努力，其晚年对普选权、阶级斗争的作用、资本主义的新发展都作了深入的探讨。
▲我看过一个材料。马克思去世时，《资本论》仅出版了第一卷，其余各卷只留下了一大堆尚未完成的手稿。为了把这些零乱的手稿整理编辑成书，恩格斯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不仅克服了年迈体病、视力衰退、原稿不完全且潦草难辨的困难，而且要追踪马克思的科学思维过程，以便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调整全书的结构层次，删去重复的内容，对保留的部分进行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增补和校订。因此，恩格斯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编辑工作，而是直接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埋头苦干十几年，终于使《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出版。
●要完全弄清楚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最好认真读一读他在逝世前一年所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篇《导言》实际上是恩格斯对他在1848年至1870年那一段历史及斗争形势所作的过高期望的最坦率的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当时所以出现过高期望的宏观上的原因(如当时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常遭遇危机，人们灾难不断，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甚至采取砸毁机器的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极不稳定，局势动摇，且内乱不断等等)，单让我们从恩格斯的《导言》中摘录几段话来看一看吧。《导言》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又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扩展能力。”此外，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他们当时的观念还受到历史上法国革命的影响：“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正是它现在重又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恩格斯在他的反思中，根据当时的条件，特别是法国工人政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这里，恩格斯提出应当把“利用普选权”的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他又强调声明，我们的同志“是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按：恩格斯说明，这里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须知革命权是惟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就在同一年的2月间，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提到：“‘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有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毫无疑问，这些率直反思(包括关于接受法国历史影响的教训的反思)充分表现出恩格斯作为一个革命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的最负责最严肃的态度。
▲列宁晚年的理论反思有点像恩格斯。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变了，承认原来好多东西错了，犯了急躁冒进和空想的错误。
●谈到列宁，就不能不谈苏联问题。我觉得，我们应好好研究一下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剧变已10多年了，但人们对此的评论仍莫衷一是。我想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及教训确实重要，值得研究；二是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弄清或没有完全弄清，同时随着历史的沉淀、岁月的洗礼，五颜六色的历史表象逐渐衰退，人们对问题的评价会更容易一些。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我国影响很大，请您谈一下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很多，我想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苏联的消失首先是领导上的原因。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广大党员干部对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所欲为无可奈何。你可以看一看《人民日报》(海外版)1991年12月31日刊登的一篇专稿：《1991年：苏联终止存在》。这篇文章综述了苏联消失的经过与事实，以及外国观察家的评论，这些评论大体公正可读。
第二，要弄清革命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过去有人总是按书本上的说法，认定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毫无疑问是对的，但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以后，革命的基本问题则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社会的两极分化，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这时必须把经济建设摆到中心地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政权也不可能真正巩固。因此，关于究竟什么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取得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以后应当有不同的提法，不可一概而论。经济是基础，取得政权以后，只有有成效的经济建设才是巩固政权的最可靠的道路，舍此谈不上政权真正巩固与否的问题。过分地为巩固政权而巩固政权是不行的。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除特殊时期就是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当然，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特定的经济阶段的任务不可逾越，过分夸大用政治动员和群众热情搞“跃进”的办法行不通，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苏联长期推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超过了限度，高速度本身便成为人力、财力、物力的高浪费。因此，在苏联，这种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呈不断下降趋势，生产费用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虽令人生畏，但民用工业和农业日益萎缩，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同西方的差距愈来愈大。很显然，这样的经济体制是赢不了竞争的，最终只能把自己拖垮。这种体制是官僚主义加上教条主义，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停滞。
第三，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突出表现为害甚烈。20世纪30年代苏联完成了全盘集体化，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等于宣布，苏联今后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因此，苏联后来一直宣布他们正在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苏联所说的“发达社会主义”，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完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马克思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胡乱吹嘘什么“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自然是异想天开，最后肯定是碰得头破血流。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谁热心于共产主义，谁就必然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苏联的消失，除了共产党丧失了执政条件这个原因以外，主要是由苏联各民族联盟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正确对待民族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各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与各国独特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就是各国的社会主义都要有本民族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当然，民族传统本身也要加以分析，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二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要由本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不能由别人强加，也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记得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真正的独立，不能掌握本民族的命运，历史地看，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更谈不上选择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了。我认为，这个说法考之于东欧各国的得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第一个社会主义不幸诞生在一个对外扩张野心难改的国度里，植根于大国沙文主义的土壤上，在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却将扩张主义强加于社会主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终于葬身于民族造反的熊熊烈火之中。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的一大悲剧!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问题。政治、政权，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已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权，创造了一个为保障资产阶级所有权和发展经济服务的相当复杂的政治操作系统，构成这个政治操作系统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二是分权制与权力制衡制度；三是政党政治；四是法制权威；五是舆论监督。这五样东西实际上都操纵在资本主义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们的企业股权掌握在他们选择的经理层手里一样。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功能来看，至少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服务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宏观管理功能随着经济的需要(包括发展的需要，度过危机和困难的需要，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的需要)不断有所改进，并能保证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坏法制的严重事件发生。
如何创造出一套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上层政治操作系统，并借此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秩序，苏联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始终没有解决。在理论上，只局限于把政治权力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并单纯致力于强化权力、强化官本位本身，而忘记了取得政权后革命的基本问题已转为经济建设、民主建设和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政权必须创造出一套善于从宏观上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民主的政治操作系统、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民主法制秩序。不这样做，而以政治号令经济，甚至按行政组织和行政区划来组织经济，经济随着政治的高度集权也高度集中，这就窒息了经济自身的活力。
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漠视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之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依靠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发号施令的权力社会。苏联党从斯大林开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家长统治，个人专政，废弃法制，破坏党内外民主，乃至神化个人，君临臣民。按照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本意无非是废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如此而已!它并不意味着少数人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实行家长式统治和个人专断。恰恰相反，国家是用来保障一切有公民权的人的民主自由，只对极少数违法分子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实行专政，而且这种专政必然依照国家法制行事，不能取决于个人意志。历史上，民主也好，专政也好，都要以法制为载体，离法无以立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既是社会主义的立国之道，也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道义力量所在。一个执政的党和社会主义如果单纯依靠政治力量，而缺乏必要的道义力量，最终是维持不下去的。而苏联的民主法制状况却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以致民怨日增。苏联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远离了社会主义目标。一方面，它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从而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窒息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从而妨碍人的自由发展。前者可以看作是妨碍“物的解放”，后者可以看作是妨碍“人的解放”。而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又和经济文化落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苏联政治模式的诸种弊端，通过“苏联党”的特殊地位，同时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曾广泛影响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各国受影响的程度不同，但都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难题。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如何表现?是着重于做宣传、“普遍灌输”，还是着重于制定党自身的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无疑，着重点在后者而不是前者。要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使执政党的行动正确，符合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有效地服务于社会进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灌输”和“教育”才能有效。所谓“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各个阵地”的提法，只能解释为：在各个方面实行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并使人民信服，而决不能理解为任何行政式的武断、强制。这样，就首先面临着一个正确处理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执政党党员，在理论研究上必须有充分的自由，“政治宣传有纪律，理论研究无禁区”，这是一项起码的原则。而国家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又是党内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事实证明，苏共领导机构作出的决定不是一概正确无误，相反，错误往往是很多的，有些更是明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自身没有这种理论的研究自由与批评自由，也就丧失了理论的指导，因而也将不成其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果丧失了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精神和自由批评的空气，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实用主义或御用工具，只有实用政治价值可估，毫无理论价值可言。而在对外关系上，如果只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划线，最终也必然使自己陷于孤立。这是我们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所看到的严重问题之一。
其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根据人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经由实践选择、改造、发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吸取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它恰恰是终结了“终极真理”的局面，为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的某些论断和结论，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是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需要人们去研究、讨论，因此要有宽松的环境，以造成“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共产党人的“私产”，更不能由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形成“一锤定音，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具有一种统治式的政治权威。不，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权威，是说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如果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或者被党组织奉为不允许讨论的教义，那就等于宣布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而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恰恰在许多方面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及其思想发展规律，出现许多反常反科学的现象，因此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活泼的生命力。
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它使马克思主义变质。顺便说一下，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显得生气勃勃，人才辈出；革命成功以后，除了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很突出、注释经典的风气很盛以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显得没有多少生气了。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第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和包围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有军事防御能力。苏联建国初期为此而进行努力是完全必要的。苏联在这方面的失误有二：一是为了军备而破坏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削弱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二是在二次大战以后，为发展和维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顾自己的国力，与美国进行过分的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自己。有人提到苏联有个“勃列日涅夫停滞期”。这就是所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最醒目的“政绩”。
第八，关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创造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在生产力“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的一场“试验”。既然是试验，就有成功有失败，重要的是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进行自身的改革。改革就是为了消除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的弊端，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像苏联，虽然出现明显的弊病和问题，却百般掩饰，自我吹嘘，拒绝改革。不仅如此，还将自己的模式推行于其他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当这些国家试图改革不适合自己条件的模式时，往往加上“修正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罪名而加以粗暴的干涉，甚至以武力侵犯其主权。其结果，是把种种社会弊病和人民的不满积累起来，最后弄得不可收拾。改革是有风险的，也会有失误，但不能在方向上失误。社会主义自身范围内的改革，即不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只是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经验的改革，同最终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路线，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
▲随着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如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了国家干预和“计划性”；股份制使“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态”；科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已大大超过绝对剩余价值；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趋于消失等。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胚胎中孕育的新社会因素。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我向你推荐两篇文章，一个是杨启先写的关于瑞典的考察纪要，一个是中国驻英外交官于日写的《旅英十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专门写过文章。在这里稍微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首先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迫于劳动人民的压力，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其历史作用来说：一是有利于稳定资本主义秩序，或者说对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革以克服其危机，这是首要的、直接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尤其经过累进税制实现某种程序的分配公正化，扩大了社会生活保障制度。但是这一切一般来说当然并未改变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其政治权力仍属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而政府归根到底仍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机构并没有变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潮流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处可见。因此，这种新现象究竟有没有或有多少社会主义倾向很值得讨论。瑞典社会民主党自认为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但是又郑重声明：他们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民主”，他们宁愿仍称为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解放“新社会因素”的运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正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结合现实，您怎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论断?
●马克思不是神仙和算命先生，人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就对150年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一览无遗，一一预见到。但是如果人们仔细读一读《资本论》，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出现“社会资本”即社会化资本的趋势，资本向世界扩展的趋势，以及资本家在生产中应用科学技术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并且相对剩余价值有超越绝对剩余价值的趋势等，已经有预见并作了科学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这种状况，确实证明资本主义自身的病根并未除去，也不可能除去。因此《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现状来说并没有过时。但是，不管怎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发展，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使我们确实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机体还有活力，资本关系还能容纳较大的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为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仔细研究。这就是说，我们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
举例来说，现在恐怕不能再把资本主义看作只有个别企业有计划而整个资本主义仍是无政府状态了。人们记得，考茨基曾提出过一个所谓“超帝国主义论”，遭到列宁的严厉驳斥。什么是“超帝国主义论”呢?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呢?在资本主义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国金融资本还以“民族国家化”为主，各国剑拔弩张，你争我夺，以致发动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考茨基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并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自然是错误的。但是，考茨基预见到国际金融资本将有“国际化”的一天，这一点已被现代资本主义的现象所证实。现在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借科技之助，已将社会化大生产推到了世界范围，实行世界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使生产全球化了。
此外，20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不仅生产日益社会化、全球化，而且生产资料(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也日益社会化。在生产力的要素中，大量增加了知识和技术的分量，“知识”工人已成为劳动力的重心。教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发源地。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日益取代了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产中，经营管理阶层的作用超过股权持有者。中间阶层的力量在增强。在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来作为社会主义理想的消灭城乡差别已接近基本实现。
时间能改变一切，当然也能改变资本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视而不见，不去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论点和见解，还是死抱住19世纪的每一个旧论点不放吗?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当年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并且即将付印的时候，恰逢1873年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马克思立即决定推迟《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这场危机和过去的危机大不相同，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东西。他必须等待事态成熟，对新的经验加以“消化”，将已经完成的稿子加以修改。但马克思在这场危机结束以前就去世了，所以《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生前未曾出版。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今天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他会怎样对待呢?他会安然躺在原来的《资本论》上一步也不向前挪动吗?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紧密相连，您怎样看待二者的关系?
●正确处理两制关系，始终是摆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头号重要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最近写了一本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沟通论》。我这里只强调一点，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表现。见外资而心栗，闻剥削而涕零，这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确立的条件下是大可不必的。我们不要这种伤感的自命“纯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要反的主要不是资本主义，而应是封建主义对我们的毒害。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到了近代(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尚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极其深厚。在中国，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反封建”仍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如一位文学家用文学语言所说：“我们反了多年资本主义，反得糊里糊涂，回头一看，原来背后站着一个封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运行了几百年，经过磨合和调适，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维护和巩固自身统治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已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部分。有些东西，我们决不能照搬，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是三权分立制度，也包含着权力制衡、民主监督的原则。我们要认真研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
▲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人，而解放生产力包括物质解放和人的解放两方面。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因此，谈论社会主义离不开人。
●纵观人类发展史，确实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自我解放、自由和人性不断张扬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很长一段时期，人并不真正成其为人。奴隶社会不必说了，那时广大的人群等于被少数人驱赶的畜群。到了封建时代，生产力虽有进步，但依然是经济从属和人身依附，农民不仅仅是“人”(这个“人”不仅指主人，还包括宗法关系等在内)的依附者，而且是神的奴隶。这时人虽更像个人，但并不真正自觉其为人，并不真正自觉其为社会组织之成员。资本主义时代，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冲破了封建制度的羁绊，也冲破了家庭关系的束缚，个人的独立性和聪明才智开始显露出来了。人们要求个性解放，要求“自我意识的自由”，即要求承认人作为人是自由的。人人都应当有自由，这就叫平等。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这种自由平等看作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叫做“天赋人权”。资产阶级提出人权问题，主要是用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神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时作为主体的人已开始追求支配自己活动的应有的权利，已开始具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人人都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必然出现人的权利和意向的互相冲突。用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解决，这就是民主。实行民主有多种形式和办法，主要办法是选举，没有真正的选举，也就没有民主。达到个人的觉醒，提出自由、平等、人权、选举等等，是人类社会的划时代的进步。
▲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应该比以往任何社会更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从而使人得以全面发展和真正成其为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对待人，如何解决人的问题，大致说来，主要通过三方面的途径，即：人们在社会政治方面依法获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和法律保障，以及应有的自由平等权利；依照经济发展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文化需要；每个人尽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社会主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人道主义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实现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不是天赋的，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的。社会主义天然应当承担这种义务，应当最自觉地关怀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也就是最自觉地关怀人的自由发展，否则，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了。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们确有不堪回首的遗憾和愧疚心情。
▲我记得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概念、人道主义概念以及人的自由发展概念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和战斗的年代，由于必须集中力量批判当时毒害群众意识的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所以不是经常有机会得到正面阐述，甚至因此曾引起了一些误解。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正面把马克思主义这些概念的内容向我们显示明白了。误解正在消除，真理日益显露。因此，现在我们有责任根据经验来谈谈这些问题，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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