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及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差距论文,我国论文,货物贸易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同时总体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拉大。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地区间、不同行业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28～0.33间浮动。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基尼系数迅速扩大，1999年达到0.404，2009年更是达到0.47，我国已经成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82年的1.82扩大至2010年的3.33。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必然联系呢？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收入分配相对公平而之后则收入分配迅速恶化呢？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这会提高相对充裕要素所有者的收益。我国拥有大量非熟练劳动力，资本与技术则相对匮乏，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将使从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非熟练工人工资上升，生产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熟练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得出对外开放将缩小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推论，由于非熟练工人往往来自农村而熟练工人大多来自城市，因此城乡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应该减小。但是，国内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得出相悖的结论。本文认为应该在加入其他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是否存在对外贸易对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可变的情形，并分别测算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
二、文献评述
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南北国家间贫富差距明显扩大，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大多趋于恶化。这种与SS定理相矛盾的事实引起各国学者广泛关注，出现大量研究文献，但并未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一致结论。
Mehta和Hasan（2012）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业改革对印度工人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二者约能解释工资差距扩大的一半，且服务业改革的影响比贸易自由化大得多，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提高工业部门相对其他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二是增加了贸易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这与Krugman（2000）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恶化的原因是“技能偏好型的技术进步”是一致的。Cain et al.（2009）以家庭消费开支数据对若干收入不平等指标的回归分析发现，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教育的边际报酬，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又高于农村，整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因此被拉大。Galiani和Sanguinetti（2003）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收入两极分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们以细分行业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工资收入分化加剧的行业往往伴随着进口渗透率（进口额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的提高。但是同时，贸易深化只能解释工资差距的小部分，国内因素如失业率、国民受教育水平等的影响更为显著。
国内的研究文献大多认同对外贸易恶化我国收入分配的观点。喻美辞（2008）以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引起总体相对工资差距的扩大，将对外贸易分解为进口和出口时，进口贸易对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更显著，技术进步因素对相对工资水平影响不明显。以工资差异为研究对象的还有潘士远（2007），其通过分别对产品生产和知识生产建立产出模型的推论发现，实施贸易自由化之后，落后国家引进吸收到相对多的与熟练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而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上升更快，这种技术吸收的有偏的学习效应导致对熟练劳动力需求更高，最终扩大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差距，这一结论与喻美辞（2008）的观点并不一致。王少瑾（2007）采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认为出口显著扩大了各地区的收入差距，出口能够缩小收入不均等但作用较小，对外贸易总体上还是导致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也对收入分配的恶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与之相反，文娟等（2009）以中国区域间收入基尼系数对进出口额、贸易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总体上对我国收入分配恶化起到了改善作用。
从以上观点可以发现，目前学者们对收入分配、工资差距与对外贸易相关性所进行的研究并不能形成一致结论，甚至相互矛盾。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目前还没有将对外贸易与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二是不同学者所采用的数据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此外，胡超（2008）的研究则表明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即进出口首先扩大收入不均，之后则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笔者试图进行进一步分析，考虑两种开放贸易对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可变的情形。长期以来制造业出口受“两头在外，中间加工”的生产模式影响明显，整体利润率低的特点迫使企业压低工人工资进而导致其收入增长缓慢。本文认为，如果存在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拐点”，那么服务贸易的“拐点”应该比货物贸易提前达到。
三、模型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假设
为尽可能准确地考察和比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对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本文选取1982～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如下形式的多元回归模型：
变量gap为代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本文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trade表示对外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下标1代表货物贸易依存度，下标2代表服务贸易依存度。Kuznets（1955）认为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会趋于平等，因此加入体现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变量：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edu=（未入学人数×1+小学学历人数×6+初中学历人数×9+高中学历人数×12+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16）/全国人口总数①。
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还考虑加入名义GDP增长率（gdp）、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finance）、失业率（syl）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比重（fdi）作为反映宏观经济景气程度的控制变量以求尽可能准确地估计贸易依存度对收入分配的真实影响。
从表1可以发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呈现整体扩大、部分年份缩小的时间趋势，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前后城乡居民收入比明显减小，一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政府进行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引起的大批城镇工人失业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对城镇居民就业及收入增长的消极影响也要大于对农村家庭的影响。
GDP年增长率这一指标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围绕10%的均值上下波动。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这一指标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走势比较一致，二者进行回归分析的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有助于认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影响。受政府推行义务教育等政策推动，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平稳增加，由于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笔者认为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也是逐渐减小。另外，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以下的低水平；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94年达到6.04%以后逐渐下降，说明外资流入的增长明显慢于GDP增速。
图1绘出了服务贸易依存度与货物贸易依存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主纵轴表示服务贸易依存度、副纵轴表示货物贸易依存度。从中可以看出货物贸易大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90%左右；另外，2002年之前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于货物贸易，而之后二者的走势比较接近，说明加入WTO对加快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实现对外贸易结构均衡都有积极影响。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贸易依存度出现了明显下降，且服务贸易依存度的降幅大于货物贸易，可以看出服务贸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比货物贸易要差，需要政府对服务贸易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持和保护。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以上指标说明及模型假设，对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下页表2。
从方程Ⅰ和方程Ⅱ可以发现不考虑服务贸易因素时，货物贸易依存度对收入差距的解释力较差，且加入其二次方或者对数项都不能使其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与收入不平等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一般的理论分析和现实不符（发达国家人均受教育程度高，总体收入差距比发展中国家小）；白雪梅（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形曲线，因此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考虑加入人均教育年限的二次方与对数项作为解释变量的情形。
在方程Ⅲ至方程Ⅵ中我们除考虑加入服务贸易依存度及其二次项、对数项外，还检验了引入金融发展指标、失业率、吸收FDI等不同控制变量是否有助于提高整体解释能力。从各个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来看，GDP年增长率与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正相关，GDP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0.02，这说明城市居民从经济发展中的获益明显大于农村居民，使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进一步凸显。这也启发我们在保持经济合理可持续增长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向农村地区进行政策倾斜；近年来，政府采取取消农业税、发放耕地补贴等多种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都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并不明显，主要是由于其与GDP增长率、失业率、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都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导致回归方程中其系数并不显著。但从方程Ⅱ、Ⅲ的结果看，金融发展也对收入不平等起着扩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金融机构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贸易融资、政府投资等方向，农村地区从金融发展中获益有限，造成金融业越发达、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现实。
失业率与收入差距正相关，主要原因是不同收入阶层面临的失业风险不同：由于劳动可替代性的差异，高收入阶层面临的失业风险往往小于低收入群体，这是造成失业率与收入差距正相关的直接原因。
FDI流入的增加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大部分流向二、三产业，农业利用外资的比重非常小。外资流入对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提高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大，因此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
方程Ⅰ中变量edu的系数为正，说明国民人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与一般理论分析的结论相矛盾。因此，本文在随后的方程中分别考虑加入其二次方和对数项，从方程V和方程Ⅵ的结果看，其二次方项的解释力更强，系数的t检验也更稳健。edu及
的回归系数表明，当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时，并不能起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只有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临界点”后③，才能发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根据笔者的计算，我国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达到9年，政府仍需重视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进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
此外，通过比较方程Ⅲ至方程Ⅵ的分析结果，本文发现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依存度的对数项时的模型解释力优于其二次方项，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标准差也更小。与edu类似，货物贸易依存度和服务贸易依存度也存在着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拐点”。不同回归方程使用的控制变量不同对这一“拐点”的估计有较大影响，如方程Ⅳ和方程Ⅵ的估计结果分别为15.71%、24.07%；但方程V和方程Ⅵ计算出的服务贸易依存度的“拐点”分别为1.93%、2.98%，说明控制变量的改变对服务贸易依存度“拐点”的估计影响要小得多。
如图2所示，我们根据方程Ⅵ的回归结果绘制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依存度的变动对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影响曲线，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服务贸易发展最初扩大了收入的差距，当服务贸易依存度超过2.98%后，则发挥出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与之相反，货物贸易依存度低于24.07%时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之后则表现出缓慢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
四、研究结论
通过将对外贸易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引入不同宏观经济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本文分析了考虑贸易依存度对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可变的情形下，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影响。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笔者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教育发展及其他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四个方面依次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结论。
根据方程Ⅵ的参数估计结果，货物贸易依存度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临界值”为24.07%。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10年间我国的货物贸易依存度都在25%以下，这一时期货物贸易的发展起着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伴随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货物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从1990年的25%增长到2010年的51%，但这20年间货物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使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逐渐恶化。政府应对货物贸易发展加以引导，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摆脱我国制造业出口低质低价的发展瓶颈，对于增强我国货物贸易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和提高制造业工人收入水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服务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与货物贸易有很大差别，当服务贸易依存度小于2.98%时，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超过2.98%之后则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差距。结合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历程看，1992年之前服务贸易依存度在3%以下徘徊，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992年之后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鉴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缓慢、贸易规模较小（约占总贸易额的10%），应该对发展服务贸易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扶持，把服务贸易摆在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服务贸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能极大地改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刺激消费增长，还有助于改善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人员流动及先进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的扩散，从而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
代表教育发展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之间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即教育发展的滞后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只有当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后，才能起到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积极作用。根据笔者计算，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刚刚超过9年，因此仍然需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在鼓励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推动普及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整体教育素质，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现状。
此外，GDP年增长率、金融发展水平、实际利用外资水平和失业率等指标也都与收入不平等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政府应该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并引导金融资本和外资向农业及农村地区倾斜，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最后则要促进新增劳动力顺利就业，保持低失业水平。这些措施将有效改善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总体收入两极分化的不利局面。
注释：
①1982～1989年各学历人数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中学历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每年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推算得出，其中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归为大专及以上组、高中和职业中学归为高中组，按照平均人口死亡率估算并剔除各学历人口死亡数。相应地，1990～1999年、2000～2009年、2010～2011年各学历人数分别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计算基础，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可以尽可能减小估算中间年份各学历总人数的误差。
②本文设定变量的二次方与对数项不存在于同一方程中，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
③根据方程V和方程Ⅵ计算出的“临界点”分别为10.6年和10.1年，二者非常接近。
标签：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服务贸易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对外贸易依存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经济论文; 城乡差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