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的发展与逻辑体系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逻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4）04-0002-04
1 图书馆学研究在当代发展的特点
1.1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思潮对图书馆学产生的影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
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极大。科学主义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联。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是以重视自然科学理论、重视技术实践为传统的。自然科学及科学方法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知识的惟一典范。在这种以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统治下，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图书馆学当然也不例外。我国从20世纪初以来的四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中的很多人，很自然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性”，努力探索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都很执著地期望有一种具有象自然科学一样严密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期望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论是从观察、定量研究、统计分析，还是研究结论的可检验性、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证实或证伪等等，都可以成为图书馆学科学性的最重要的指标。为此，他们不懈追求，痴心不改，但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形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相对封闭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于图书馆学研究队伍的人员表现出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叛逆。[1]这些研究者强调图书馆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主张解释、体验和主观介入的研究方式，坚决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他们强调把主体性研究当作前提；强调图书馆活动中主体的特殊地位，对图书馆活动中人的问题的研究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强调研究的主观性，认为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追求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各种主观因素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非常重要；强调价值规范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特殊作用，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涉及的是人的活动，旨在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因而它应是解释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强调非精确性，认为图书馆活动是人的活动，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不完全适合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来描述。在西方，这两种思潮的冲突由来已久。在我国，近年来随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也凸显出来。不过，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冲突是极富启发性的，它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强调两个极端都是非常片面的，应充分吸收各自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同时努力克服其片面性。目前，高科技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思想观念和方法技术上都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要防止、克服和削弱科技成果可能带给图书馆学研究“科学化”倾向和非人化后果，加强图书馆学研究中对人的关注，强化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同时，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必须以科学精神为基础，只有把科学精神渗透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全过程中，那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指导图书馆实践。
1.2 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上的分化与综合
由于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趋势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是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其结果是大量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突飞猛进，知识的不断更新，信息的多渠道传递，引起图书馆学不断分化和综合。比如图书馆心理学、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信息论、图书馆数学、图书馆管理学等等，都是各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为图书馆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其它学科研究成果向图书馆学的不断渗透，图书馆学开始思考如何在概念、范畴、体系各个方面对各种理论成果实现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比如当“数字图书馆”概念出现之后，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就不仅仅着眼于图书馆概念的简单变化，而且必须从图书馆的各个方面，如：建立“复合图书馆”的观念，在图书馆的体制、目的、内容和方法各个方面适应新的观念，建立一种更科学的“数字图书馆”的理论体系。再如在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以往局限于图书馆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后来人们对“图书馆与经济”的关系、图书馆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关注，将其纳入“图书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体系之中，就使这一理论更丰富、更全面了。当代的图书馆学不是那种无所不包的大图书馆学，对其它任何理论来者不拒，而是一种能使古今中外的图书馆理论精华融为一体的高度综合的图书馆学。既注意借鉴相邻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使各种研究成果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既能对各分支学科的新成果兼收并蓄，又能对各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指导；既能为理论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又能为实际运用留下广阔的空间。
1.3 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开放性
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开放式的动态系统，它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它的开放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现实开放。图书馆学的产生是以图书馆工作的实际需要为发展动力的。随着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发展，图书馆学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导致其分支学科不断产生；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图书馆学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交叉学科也不断的涌现。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形成不断地补充和完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开放的，它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提高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二是对其它学科的开放。图书馆学的发展受到有关人、社会和自然的一些学科发展的制约，这些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图书馆学学科发展可能实现的程度。这就需要图书馆学的建设要放眼人类科学文化的有机整体，广采博取，特别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克服就图书馆论图书馆的狭隘思维模式，要在广阔的科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全方位地建设和发展自身体系，要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三是向世界开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不同的思维模式，孕育了不同国家图书馆学学科的不同结构和发展模式。图书馆学学科的民族性不是要求我们拒绝与国外学界对话，另创一套学术规范。图书馆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关注国际潮流，高瞻远瞩，在统览世界全局的基础上找到自己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学科的建设。我国图书馆学学科要在国际通用的学术规范前提下，在对渗透独特文化底蕴的传统图书馆学和对当代图书馆工作特殊性、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原理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思想和理论，建立起中国图书馆学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构建。
1.4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补
近些年来，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确实出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局面，来自哲学的、心理学的、教育学、情报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以及来自一些新兴学科的方法如“老三论”、“新三论”等等，使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显得异彩纷呈，这也是图书馆学在当代发展到一种新的水平的标志。当然，这种现象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新问题。首先是方法的灵活选择。每一种方法都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限制，超出这种适用范围和条件，它就会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有可能导致荒谬。例如，统计方法对于揭示通过调查、实验得到的数字资料中蕴含的特征和规律，有特殊的效用，但它既不能解释图书馆活动中实际存在的情感因素，也不能代替人们在图书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判断。同时，经济学方法对于论证和说明图书馆在经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是十分有益的，但它不能说明图书馆在人的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也不能解释图书馆活动自身的独特性能。这表明，图书馆现象和图书馆问题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由图书馆员、读者、图书馆设备，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多种因素相联系，这就形成了不同层次和方向的研究课题，孤立地使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对图书馆学问题研究满意的效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种方法灵活选择，联系实际，讲求实效。其次是方法的综合互补。图书馆现象和图书馆问题涉及不同层次和多种方向的图书馆课题，从图书馆活动的整体综合研究来看，单一的方法显然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这就必须采取多种方法互相补充、综合运用的方式进行。同时，就图书馆活动某一层面或某一种方向的课题而言，往往着重采用某一种方法，如探讨图书馆哲学问题用哲学方法，研究图书馆经济学问题注重经济学方法。但只限于某一种方法也难于达到研究的目的。因为图书馆活动的某一层面也涉及不同方面不同因素的问题，并和其他层面紧密相关。所以，无论是研究整体的图书馆学问题还是研究图书馆学的某一层面的问题，都要求多种方法的互补与综合，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总体的指导思想来使各种方法协调一致，只有这样，我们在采用多种方法的时候，才能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有所分析，吸取每种方法的合理成分，剔除每种方法的不合理成分。只有这样，我们在采用多种方法的时候，才能较好地保持各种方法的具体一致和相互协调，而不陷入这样行、那样也可以的折中主义的怪圈。
2 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逻辑体系的建构
2.1 图书馆学的理论建设
首先，批判和继承传统的图书馆学理论，立足现实，建构面向未来的图书馆学逻辑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和综合，当代图书馆学也在迅速地进行分化和综合，呈现出多元性、专门性和包容性。但现代图书馆学仍然是在传统的图书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构建形式仍然在被广泛运用。例如德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Marth Wilibaid Schrettinger，1772-1851），法国著名图书馆学家诺德（Gabriel Naude，1600-1653），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E.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79），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麦·杜威（Melvil Dewey，1851-1931）、P.巴特勒（Pierce Butler，1886-1953），印度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C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1892-1972），中国古代西汉的刘向、刘歆，西晋的荀勖，南宋的程俱和郑樵，明代的邱浚，近代的杜定友、刘国钧等图书馆学大师都对图书馆学有过精湛的论述。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然这些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都未能使图书馆学进入全方位整体性更强阶段。[2]但是，他们的图书馆学思想，仍然给我们很多启示。传统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在现代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仍然在延伸、扩展和深化。它们一方面是传统研究目的的继续，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研究领域的扩张和更新，和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要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进展，必须从传统文化遗产中吸取合理的成分，同时，也需要了解各种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获得对图书馆问题的透彻了解。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图书馆学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图书馆学发展的现状，并为当前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还可以使图书馆学研究者开阔视野，提高理论素养和科研水平，养成历史思维，和理论思维相结合的习惯，形成浓厚的历史感和史论相结合的意识，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图书馆学的发展。
其次，学习和消化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中国和西方的图书馆学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两个文化系统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我们既要看到其中的共同特点，也应尊重各自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学习和消化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就更有必要了。一方面，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由于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图书馆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西方各国的图书馆学家取得了一定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如巴特勒和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卡尔·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肯普和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米哈伊诺夫的“交流系统论”等，对于我国的图书馆改革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对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由单一论走向多元论，形成了“知识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学科群体论”、“层次体系论”等观点，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文革十年，对中国的图书馆学是一次严重摧残，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学系在1966—1971年间停止招生，全国没有正式出版一本图书馆学著作，没有一种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图书馆学研究形成了10年空白。[3]图书馆学研究相对于西方国家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要落后很远。我们要在图书馆领域特别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界对话的能力和地位，成为世界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超过世界图书馆学的先进水平。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对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学习和借鉴也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当今世界人类在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正面临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如：数字图书馆的理论与方法、图书馆网络的经营管理、图书馆的法律环境、标准化问题、图书馆服务的新模式、图书馆的国际合作、特色图书馆研究等，而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必然会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因此各自的特殊性也可向共同性方面发展，这也使我们学习西方图书馆理论成为必要，以对方理论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介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根据中国图书馆现状进行消化吸收方面做得不太理想。当然，我们现在跨出了这一步，很快就会看到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互补与融合的新图书馆学体系的产生。
再次，学习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建立科学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各种相邻学科的横向渗透，是当代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大趋势，这不仅是相邻学科许多概念的运用，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图书馆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从文化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角度研究图书馆学的许多尝试。各种相邻学科向图书馆学的广泛渗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与当今世界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大趋势相关，愈来愈深和愈来愈专的分化及愈来愈在学科的边缘和交界处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成果，为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过去不为图书馆学关注的问题陆续进入图书馆学关心的视野，比如：图书馆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图书馆变革问题、知识总量飞速增加与图书馆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图书馆对策问题、图书馆国际化问题等等。[4][5]这种形势迫使图书馆学改变传统的研究格局，向相邻学科求援，提倡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思考和研究图书馆问题，这就拓宽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视野。其三，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门学科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内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有重大作用。
最后，总结和升华图书馆实践经验，为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
科学的图书馆学逻辑体系，不能是凭空设想，抽象思辨，而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的，因为图书馆实践需要建立在雄厚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也需要把实践经验的研究当作发展自身的活力之一。因此，首先必须广泛搜集图书馆实践经验材料；然后经过认真分析综合，阐明图书馆活动中各个因素、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揭示图书馆活动的规律，从而丰富图书馆的原则和方法；最后以一定的概念、范畴加以表述，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使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组成一个客观表述图书馆活动实际过程的逻辑形式。[6]这种表述越和实践相联系，表述得越深刻，图书馆学理论就越真实、越科学，就越趋向和接近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目标。
2.2 图书馆学的实践价值
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图书馆学既要研究问题，揭示图书馆规律，也要能够回到图书馆实践中去，指导具体图书馆实践，它应当在读者个体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方面产生具体的“发展效应”，也应当在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方面产生社会效应。因此，图书馆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来发展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服务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事业。首先，图书馆学要为读者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些具体实施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一旦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加以运用，便将大大地提高图书馆实践的质量和效益，使读者整体的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其次，图书馆学还必须为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它要为图书馆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使整个图书馆改革和发展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之上。再次，图书馆学还必须研究如何使图书馆学理论迅速而有效地转化为实践运用的问题。图书馆学理论只有被广大图书馆实践工作者理解了、认可了，才能真正成为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力量，[7]体现图书馆学理论的终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