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逻辑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8）05-0028-06
党的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1-12 这些重大论断表明了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历史地位，也破解了如何界定、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的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个最新概括是许多人士企盼已久的、深得党心民心的。同时，这一论断科学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继承与发展关系，也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由此，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无疑成为当前一个不可回避而必须讲清的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又各领时代风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那么，一脉相承承在何处、与时俱进新在哪里？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自觉传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逻辑延伸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时又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突破和超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基本精神的自觉传承
脉者，身体之经络、心绪之通道也，含有源和道两层意思。中国有句古话，叫“脉从根来”，可见，“脉”代表可延续、可遵循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承”就是继承。所谓一脉相承，首先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对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基本精神的自觉传承。
第一，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精髓的自觉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脉相承，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213 这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直接的概括性阐述。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3]278，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束缚，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的萌发、形成和全面展开始终是以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轴心的。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作为它的灵魂，不仅是外在的方法和作风，而且是它的本质内容和内在生命力。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致使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向了歧途，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在思想禁锢与理论僵化、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严峻形势下，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弘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前进，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求真务实，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使马克思中国化进入了继续发展期，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从延安时代“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到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再到进入新世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进而到十六大以来对“求真务实”核心的强调和阐释，党的思想路线内涵不断丰富，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精髓观。
第二，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信念的自觉传承。理论信念的坚定，既是一个政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动力。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对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更有力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在奋斗纲领上一脉相承，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发展方向。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尽管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波折，但坚持以社会主义救中国、以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信念的坚定推动着理论上的不断创新，信念的坚定又依赖于理论创新的支撑。惟有理论上不断创新，及时破解一个又一个历史难题，方能信念上日益坚定，历经艰难曲折而更加坚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4]63 “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4]137 正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心，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不断排除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种种错误观念，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一步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根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焕发出新的时代活力。党的十七大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核心主题，以鲜明的姿态、坚定的信心自觉传承着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第三，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立场的自觉传承。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5]864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1096 正是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顶住教条主义的压力，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正是基于对广大人民利益的关注而提出来的。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即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第四，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品格的自觉传承。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这些话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品格，即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注重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充分体现了这种品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6]29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传承了毛泽东思想实践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理论品格。首先，它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单纯的学理，实践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充实新的内容而不断完善。其次，它是创造性非凡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强大的活力。再次，它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容的逻辑延伸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300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既不可能脱离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也不可能脱离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这一思想和理论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容的逻辑延伸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理论对象的逻辑延伸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发展过程的阐明。”[7]680 作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解决各自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应运而生的。这些历史课题是前后相继的，相应破解课题的理论也是环环相扣的。毛泽东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就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4]62。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113 的角度讲，没有第一次革命的成功，就不会有第二次革命。正如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7 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由于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主观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毛泽东晚年并未能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继承者们肩上。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创性的精神和胆略勇敢地承担起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回答的主要是革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的主要是发展和改革问题。从近现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看，革命是发展和改革的逻辑前提，发展和改革是革命的逻辑延伸。
第二，体现在理论观点的逻辑衔接上。我们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始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它们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源头。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苏为鉴”，以探索自己的道路为指针，在与苏联对比的基础上论述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十个重大关系，明确指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和缺陷，首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思想，意在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8]1082。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新时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先导。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驱散了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的迷雾，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理论。这就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4]370 的社会主义改革论奠定了理论依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也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毛泽东曾提出我国还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思想，这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源头。
此外，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是我国促进科学艺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关于划分三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以及实行对外开放、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时期“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无疑也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9]5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些都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
第三，体现在历史教训的辩证总结上。毛泽东留给他的继承者们的遗产是双份的，一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另一份是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从消化、继承这两份遗产起步的。由于1957年下半年在国际国内出现的一些复杂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冲击，再加上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与客观形势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的偏离，这使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离开了正确的方向而走到歧路上去：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有一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4]271 邓小平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毛泽东探索中的积极成果，纠正和克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4]172；“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4]223。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紧迫的加快发展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依法治国的方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等一系列科学决策的确立，无不与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透视、反思和总结紧密相联。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突破与超越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许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还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因而没能成功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大思路之后，在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革命导师若干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虽是正确的但没有展开的思想提高到一个较为完整和严密的高度加以论证。解决了马克思未曾预见、从列宁到毛泽东未曾解决的一系列历史难题，构建了具有逻辑联系的崭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性飞跃，突破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第一，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转变。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政治革命而展开的，是关于如何进行革命并夺取胜利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也曾努力实现由政治革命到经济建设的转变。例如，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0]328 即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实践中还初步形成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战略上的转变。一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大张旗鼓地进行拨乱反正，才真正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变，实行改革开放，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始终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第二，实现了毛泽东时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零散的、局部的、一时的、较为具体的或者正确但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更为宏观、论证严密、更深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它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统一的严整机体。
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比较来说，可以看出认识上的飞跃。毛泽东“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渊源之一；另一方面在这两者之间又有重大的区别。因为毛泽东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一种总结，但没有作出科学论证，比较空泛，更没有在实践中坚持这种原本正确的看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则在党的十三大作过明确的界定，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作了深入、全面、系统的阐述论证。
第三，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只讲社会主义特征的思维框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从更深层次上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各个方面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为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确定了时空方位，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从社会基本矛盾和事物内部联系这个层面上追根究底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怎样才是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克服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长期停留在基本制度这个层面上，而且往往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注重现象而忽视本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肤浅性和表面性，并且揭示了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实现这些目标、完成这些任务的发展过程，无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突破性进展和质的飞跃。
第四，实现了由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理论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某些理论就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认识而形成的。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也曾想使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善，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党的“八大”前后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努力探索即可为证。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去突破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就连这种探索，在“八大”不久后就中断了，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探索才得以恢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层次的探索，促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形成，其标志是市场经济概念重新界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推进体制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历史性突破。
第五，从以物为重心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境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看到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弊端，为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道路。20世纪，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我国不同时代的具体实际，对我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从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有新思路”等重要论述，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位、发展特征、发展内涵、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以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开拓性，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创新内容，系统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既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收稿日期：20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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