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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尽量客观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当代中国文学界、文人当中在议论些什么，争论些什么。对议论、争论的这些东西，有些我一时还不能作出价值的判断，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研究。
最近几年文学界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与前几年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经过1989年的动荡之后，尖锐的斗争气氛逐步让位于稳定的、和平发展的气氛。近三四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带来了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也给文化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现象、新的成就和新的挑战。
新时期文学界的一致和分化
按习惯的说法，我们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为新时期文学。在最初几年，它的一大特点是批判乃至控诉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极左思潮给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包括给文化界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灾难，呼唤和赞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热潮。当时有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上海一个年轻的作家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叫《伤痕》，反映“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创伤。反思文学是上溯到“文革”以前，如《天云山传奇》，写1957年反右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所造成的生活悲剧。这个时期文学界在思想上很团结、很一致，与中央的号召也相当一致，有一种万众一心迎接新时期到来的朝气。这种情况到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分化。
首先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政治倾向问题上有过几次交锋。1982年有对白桦同志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1983年有对精神污染的批评。这些批评已显示出新时期思想批评、思想批判的一些特色，与过去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斗争有很大不同。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同时，尽量避免牵扯面太大，不把它搞成像老百姓所说的“一个人生病，大家吃药”，而是谁有病谁吃药，药也要适量，在批评的同时也有团结，也有帮助，给台阶。小平同志亲自掌握对《苦恋》批判的火候，让《文艺报》写一篇批评，《人民日报》转载一下，其它各报都不转载，白桦同志做一个自我批评，到此为止。采用了很有控制，很有领导的方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除了政治性的争论外，还有文学界本身的争论，这在80年代初期已露端倪，到80年代中期就十分明显了。在举国一致地批判极左，欢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之后，下一步文学怎么办！基本上有两套思路，一是认为文学应该与时代同步，继续反映改革开放当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继续反映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使文学为改革开放，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服务。二是认为我们国家的文学与政治绑得太紧了，一篇小说、一首诗歌写得好与不好都是政治，弄得文艺非常敏感。文艺作品中有一部分政治性很强，有一部分政治性就不那么强。齐白石的画，小虾米、小鱼儿、一棵白菜、一个瓜等等，老实说挂在谁的屋里都是可以的，共产党人的屋里可以挂，国民党人的屋里也可以挂。因此，一部分青年作家希望更多地讲究一点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
关于现代派的争论
1982年和1983年出现了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其实我们中国所说的现代派，与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对古典艺术的批评和否定或对工业文明持反抗态度的现代派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外国人看到中国争论现代派的问题，而且争得头破血流很不明白——你们到底在争什么？我们国家这种事情还特别多，有时借着一个外国名词儿就能打起来。1982年的争论不过是以现代派为由头。被指责的为现代派张目的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他们的思想实质是想把政治和文艺的距离拉开一些，保持一点距离。他们讲形式，讲叙述学，讲借鉴国外的一些叙述方法。解放以后我们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写事情的发生、发展，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表现事物的因果关系和线性关系。而国外的现代派的叙述方法则大大打乱了这种关系，如心理写实主义，它是靠心理活动来塑造的。心理活动再隐蔽一些就是意识流，写人的潜意识，它可能是连作者自己也不太明白的某种心理现象。又如结构现实主义，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空间去表现同一事物，就像一个建筑，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从里面看，你的印象和感觉各不相同，而表现的又是同一事物，给你一种立体的观感。诸如此类的手法，使现实主义在回归的同时又有所开拓和超越。人们对题材、主题、风格、语言等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趋势或倾向遭到了文艺界一些同志的严厉批评，认为现代派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体现——先定了性。认为文学如果脱离对社会的关注，不反映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那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学就会变成面壁虚构或空中楼阁，学习现代派的方法将使中国文学走上死路。
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因为谁也作不了结论。1983年下半年开始反精神污染，就更没有人提现代派的事了。1983年以后在理论上对现代派的争论没有再进行，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学习引用现代派手法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特别表现在1985年以后先锋文学的出现。它与过去的文学样式有什么不同呢？无非是主题思想晦涩一些，看完以后有时你闹不清写的是什么。在叙述方法上淡化故事，心理活动增多。形式结构上讲究一点、怪一点、洋一点。有人在先锋文学上走得很远，他们的作品确实非常难懂，比如孙甘露的一些作品。我有时也被人们看做比较先锋的一个人，但对孙甘露的作品我看着也很费劲。我看不懂不意味我反对，看不懂有多种多样的因素，有时是由于不够耐心，如果仔细琢磨琢磨，或许就能悟到它的某些含义。
文学观念的变化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文学观念的变化。1980年《北京文学》上发表过女作家韩蔼丽的一篇小说《湮没》，可说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讲述了一个爱情的悲剧故事。“我”的男朋友被错划成右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地方并死在了那里，被政治运动“湮没”了，这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小说写得十分动人，作者运用了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主题思想也很明确，无非是说极左思潮给人们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创伤。
1986年又有一篇《湮没》，完全是另一种思路，作者叫洪峰，吉林的一个青年作家。一上来也是“我”，是个男的，对爱情抱着无所谓得态度。第一个女朋友要跟他吹，他不气不恼；在和他吹之前，女朋友表示要给他再介绍一个，他也不拒绝；和第二个女朋友交往中，女友总是爱盯着他问一个问题——你爱我吗？“我”最不愿意正面回答这种问题。有一次划船，“我”被女友这一类的问题问烦了，一把把女友推进了水里，于是女友被水“湮没”了。对这样的小说你还不能理解得太实，如果以现实生活为标准，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首先法律就不能答应。显然，后一个《湮没》游戏的笔墨很重，它也反映出新一代的年轻人对感情生活，特别是对爱情生活的某种特殊体验。
80年代中期以后，在作家当中出现了一些表面看是贬低作家的言论。我觉得这表达了一种愿望，就是希望文学的空气轻松一点。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话对不对？对。但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能塑造灵魂，每一个作家都是工程师呢？工程师不是也有高级工程师、一般工程师、见习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的区别吗？尽管这些言论、这些说法表达得也许不科学、不准确，甚至有些荒谬，不足为训，但它希望文学空间和创作自由能有所扩展的愿望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觉得这也有它合理的一面。
文化消费现象的出现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严肃文学被重视的程度降低了。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谈到。1994年全国出版的新长篇小说五百多部，平均算差不多每天出1.7部。可真正引起热烈议论的有几部呢？ 五六十年代每年出长篇小说十来部，出一部是一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以及《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都非常之大。我记得《红岩》出版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买这部书王府井新华书店排起了长队，比排队买猪肉罐头的长多了。那时的食品供应很差，和现在根本没法比，人们见卖吃的就排队。有时交通警察解决问题围一堆人，一会儿后面排起了长队，以为是卖吃的呢！在这种情况下买《红岩》的人还能排起长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80年代初，文学也是这么热。那时《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在五六十万册，而现在最好的发行十二万，再差一点的五六万。是不是现在的作品写得差了？我不这么看，现在的作品还真有写得好的，但文学在人们的心目中没有那么重要了。消闲性的、实用性的、趣味性的精神消费越来越多，适应这种消费需求的刊物发行量最大。《读者》（原来的《读者文摘》）发行397万册，《家庭》发行200多万册，其次是陕西的《女友》，这三个刊物的品位都不错，它们都不是靠低级趣味，靠黄色、浅黄色来赢得读者的。读这样的刊物你感到很轻松，很随意，不累。
现在的文学到底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呢？理论家都在那儿研究。北大的一批教授提出中国的文学进入了后新时期文学阶段。外国有现代、后现代，工业、后工业，博士、博士后的说法，于是他们提出了后新时期文学的概念。新时期文学是批极左、“批文革”、批江青，这是大家认同的。那么后新时期文学的特征是什么呢？人们提出了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等不同的看法，名词儿不少。最近我在《文汇报》上还看到冯骥才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文化四题》，第一个题目就是《无主流的文学》，意思是你现在说不清文学的主流是什么。现在从整体上概括我国文学的状态和特征还比较困难。
最近两年对文学现状的批评十分尖锐。它还不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的，而是由一些作家、评论家，一些年轻的博士、教授发起的。
文学的市场化与多样化
批评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市场化了。大量的通俗文学、通俗文艺作品出现，它冲击了严肃文学、严肃文艺，败坏了广大读者、广大观众听众的欣赏水平，乃至于造成了我国文艺生活、精神生活的滑坡现象。更严重的说法——我们的文化在崩溃。严肃文学不再像过去那么热是事实，这从发行量上就能看出来。有的中老年作家想把自己的作品搜集起来出个集子，一征订仅有一二百册，出版社无法开印。要印也可以，您先交两万块钱——这还不把作家的肺气炸了！论道德文章都非常好的一位老学者，他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他30年代的诗非常有名。他想把自己早年的诗汇编成集，由于不赚钱，被出版社拒绝了，气得不得了。安徽一位老诗人最近写了两篇文章很尖锐，他说中国的1993年令人想起法国的1793年，这一年将以中国文化的大崩溃载入史册。大量品位不高的文学作品充斥大街上的书摊，乃至新华书店。北京的期刊门市部越来越少，过去北京较大的一个在八面槽，现在没了，早改成卖服装的了。这些令人忧虑的问题确实存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搞的是“裤裆文学”，话说得不大好听，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话显然是针对性描写的下作乃至下流而发。
最近召开的一个评论家的会议上，有人批评说“作家冷淡了现实，所以现实冷淡了作家”。有的作家写边塞大漠、盗匪孤侠，有的写偎红倚翠、红颜薄命，有的沉湎于旧事，有的用死去的语言来写今天的生活……因此觉得中国的文学正在堕落，中国的作家正在堕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上述的情况没什么不好。我们不是整天说百花齐放吗？加上这些样式顶多十花齐放，怎么十花齐放就受不了了？你无非感到这些不是最好的作品，对呀！百花齐放不可能朵朵都是牡丹，如果朵朵都是牡丹，那不又成了一花独放了吗？百花中可以有牡丹，有荷花，有品位比较高的，有朵比较大的，也可以有波斯菊、喇叭花、狗尾巴花……这样的小花，品位不太高，朵也比较小呀。
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有一个被某些同志讨厌的人物就是王朔。他的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很大程度上靠“侃”，说一些挖苦的话、调侃的话。你说他有什么大的、很激烈的言论吧？也没有。可他不断地在那里打哈哈、开玩笑，在根节上打个诨就过去了，所以有人说王朔的特点是“一针不见血”。喜欢王朔作品的人很多，他的书始终卖得不错，比我的书卖得多多了。王朔不是靠写性，写暴力，写离奇的故事，写封建迷信等赢得读者的，他写的是现实。他在写小说的同时还有一些言论，这些言论让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非常受不了。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我就是要把书写得好好的，比他们那些上大学的、得学位的还要强，最后我还要把他们踩在脚底下，这可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惹火了。几个月前王朔发表了一个告别文学界宣言说：我搞文学纯粹是不得已，想当年我要是不写小说，就得去当工农兵，我这个人觉悟低，不愿当工农兵，就写起小说来了。一写还写了好几大本，一想把宝贵的光阴都放在这么无聊的事情上，真是痛心！现在形势大好，各种机会多了，我再也不干这么无聊的事了。你们这些自己懵自己，自己骗自己，自充大人物，除了写点字儿什么也不会的文人，大概连肚子都快混不饱了，你就眼馋吧，你就发火吧，气死活该。这是大概的意思，不是原话。
骂王朔的人，说他的小说是“痞子文学”，是“文学的堕落”。王朔的小说用的都是北京胡同里年轻人的最新口语。我也算是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对其中的许多话也觉得新鲜。比如“爱谁谁”，就是对“爱是谁是谁”的简化。“大腕”、“大款”这些词儿好像都是从王朔那儿来的，现在已为全民所接受。有学者说这是语言的糟粕，是流氓语言。不管你给它戴什么帽子，反正这些话大家都在说。我写过一篇评论王朔小说的文章，对王朔我说了些好话，觉得他的轻松、调侃给“假大空”戳了个窟窿。结果我被认为偏袒王朔。有几篇文章把我和王朔绑在一块来批。
严肃文艺的阵地在扩大
另一个争论的具体问题是“精神滑坡，人文精神失落”。对这个看法我个人抱怀疑的态度，当然你说现在精神滑坡，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比如过去大家做好事是学雷锋，现在有些人做好事先要钱。我就看到过这样一条消息：小孩落水，家长急得要死，有人站出来和家长砍价——你出多少多少钱我就下去救。这确实令人气愤。干部作风也和战争年代没法比，那个时候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领导同志行军的时候最多有个马，后来有个吉普。胡宗南进犯延安，连毛泽东都吃大灶、中灶，小灶都取消了。毛主席在延安也是住窑洞，吃小米。甚至和“文革”时期也没法比，就是那些火箭上来的部长、副总理，他们拿的也还是原来的工资，最多再拿几十块钱的补助。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时你想贪污都没地儿贪去。浩然同志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发行量巨大，而他从出版社仅拿到几百块钱，稿费都不给。我知道当时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高度革命，取消了稿费，一个是中国，一是越南。朝鲜的作家、艺术家的地位很高，稿酬多。它的国徽是镰刀、斧头加一支笔，它完全是照苏联那一套办法来的。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手里也有钱了，私欲也看得见了，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一些新情况。我结婚那会儿，人家送个竹皮暖壶就很不错，送一对枕巾就十分高级了。现在结婚这些东西能拿得出手吗？在农村也拿不出手。这些新情况能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就是“滑坡”了？经济越发展老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反而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很怀疑这样的结论是科学的。
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更要看到我们今天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全貌。严肃的学术、文学刊物并不是没有人看。在商品大潮、市场经济冲击了文学，冲击了精神生活的叫喊中，我们看到许多严肃的刊物、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读书》是品位很高的一个刊物，主要登学术作品。它已创刊十几年了，一直维持近三万本的印数。《读书》的同志对此很满意，他们说我们登的都是大洋古，很多文章比较高深，能有这么多读者很不错了。恰恰是这几年，它的订户不断上升。到1994年底，它的订户达到八万册。至今年5月份，已达近九万册。 一个学术刊物能拥有近十万的订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是事实。在美国一本诗集能发行一千册就很不错。上海有《书林》，广东有《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研究》，天津有《散文》海外版，北京有《中华读书报》、《东方》，南京有《书与人》，河南有《东方艺术》、《寻根》，云南有《大家》，北京语言学院还有《中国文化研究》，三联书店《中国文化》半年刊，北京一批教授办的在香港注册的《书评》……我是讲不全的，起码有十几种学术刊物在1994年成功、畅销或创办。对此各地也有报道，说学术刊物开始走出谷底。文学刊物这些年是不断地提价，1980年的时候一本《人民文学》大概是七八角钱，后来长到一元就了不得了，现在这样的刊物都是十元、十几元。就在大幅度涨价的同时，1995年《当代》增加订户六千册，《收获》增加订户五千册，《诗刊》也在不断增加订户。而且我们的纯文学刊物那么多，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刊物像我们国家这么多。我们的读者选择的机会、选择的式样丰富多了。真正研究学问，关心文化建设，着眼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品位的同志还是很多的。拿《读书》来说，如果一本《读书》杂志有二三个人看，那它就拥有了20多万的读者，这是非常可观的，因为还有许许多多别的杂志可以看哪！前年由于江泽民同志的提倡，我国的交响乐也出现了热烈的局面，每逢元旦我们也搞一个新年交响乐会，说是跟奥地利学的。《爱乐》是个专门谈交响乐的刊物，它的订户竟然达到两万，这是我想不到的。去年，我们又大搞了一次梅周（梅兰芳、周信芳）艺术生涯的纪念，总书记也讲了话。一个传统的，一个洋的，国家都予以高度重视。北京音乐厅最近一直很活跃，组织了规模大小不等，包括义演在内的许多音乐活动，既有西洋的，也有民族的，有的形式还很新颖。看不到好的、成绩的一面，只看到问题不足的一面，然后得出我国文化正在滑坡，正在崩溃的结论，我不能接受这种意见。中国文化在日本占领时期没崩溃，在“文革”时期也没崩溃，现在吃饱了，电视机普及了，中国的文化却要崩溃？
另外，你不能设想大家都关心学术问题，都进行纯艺术的欣赏。外国人听交响乐和大歌剧是了不起的大事，一个女人为了晚上听交响乐她从中午就开始打扮，找出衣服来，左换一件，右换一件，处理发型，抹口红，抹胭脂，照一下不满意洗了重来，能折腾半天儿。其中多数是中老年人。年轻人更迷恋的还是摇滚乐、摇摆舞、酒吧。严肃文学欣赏者的比例不可能太大。另外一部分人你让他干什么去呢？过去通俗文艺不丰富，许多人对纯文艺又无兴趣，那只好打扑克、钻桌子喝凉水戴高帽儿。要不就喝酒划拳。而现在他可以唱卡拉OK，可以去跳舞，可以翻翻通俗读物，可以看电视等等。通俗文化的发展为满足一般人的精神需求提供了可能，它使人们的心态更健康，使社会的心态更和谐，这实在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是要提高人民的精精品位，但你又不能设想全国人民都能欣赏交响乐、昆曲、大歌剧，都能欣赏经典的文艺作品。很大一部分人能接受的是通俗文艺，进入通俗以后再逐步提高。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非常时期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也有很大区别，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区别，承认文化消费现象一定的合理性。
“针眼儿风波”
近年来各报纷纷扩版，副刊和周末版增多。很多作家，包括我在内经常被编辑追着给这些副刊和周末版写一些小文章，过去叫报屁股文章。写这些文章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作家。这些文章中有写喝酒的，有写养猫、养狗的，有写旧居的，有写房子装修的，有写自己婚姻生活为自己辩护的，写出国的、购物的……有的评论家就讽刺说我们的一些女作家写来写去就是我的厨房、我的天花板、我的先生、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碗、我的盆……批评这些作家不关心重大的事件，都是写一些“针眼儿风波”。不同意这种批评的意见认为写一些日常的生活小事，是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的体现。如果出事了，外敌入侵，我们当然不能再写这些东西，应立即投入救亡，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和平时期，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要求人人都关心头等重要的政治大事这是不现实的，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我们社会的建设并不是人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而是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这样社会才能正常发展。如果12亿人，人人都想当政治局委员，人人都想制定国家的发展路线，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也许我为文艺的现状辩护太多，批评太多。文艺现状的不足和问题当然不少，如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孤芳自赏，以至于道德败坏的现象确实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有。前几天报纸报道北京两个知名的女演员缺乏职业道德，拒演，给剧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损失。至于出版物，扫黄打黑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披露出来的黄和黑也是触目惊心的。但出版上的黄和黑基本上是被个体书商控制，不能说这是中国文人的心态。
作家不同的处境
另外，个人的处境和接触面有很大的不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作家的生活状态大体有三类：一、生活如常。我属于这一类，我的作品从来没有畅销过，也从来没有滞销过，一本书最低也能维持上万册，好的也能到十万、十几万册。出版社能印销三千册的书就不亏本，所以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有人问老作家汪曾祺对市场经济、文人下海怎么看？他说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这不是说汪老不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说市场经济对他的个人没什么影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多了，没听说有了市场经济，文学就没有了，美国还活着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就有四个。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自己文学活动的领域。这样的作家也有一批。最成功的是王朔。还有山东的作家贾鲁生。贾鲁生也是没有工作单位的，他的书卖得不错，等于是写作个体户。他们才不怕市场经济呢，没有市场经济他们就完了。还有一些作家本身不是商业性的作家，但也不妨按市场的需求做些尝试。如陈建功、赵大年创作的《皇城根儿》，虽说不是特别成功，但也还过得去。一边放映电视连续剧，一边出长篇小说。你说他们就是为了赚钱，我觉得也不能这么看，他们还是比较严肃、比较正派的作家。长江文艺出版社实际上是和个体书商合作，出版了《跨世纪文丛》，几十本，销路相当好，有的已经重印了三五次。里面都是著名作家的作品，没有下流黄色的东西。华艺出版社出的《当代名家新作大系》也是如此。市场经济对一些作家和出版社来说如鱼得水，他们没有灭顶之灾的感觉。三、确实有一批中老年作家，他们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现在不特别受读者的喜爱。于是就感到某种失落，觉得作家的地位也不如过去高了。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挨整也是最厉害的。这有它的道理，因为你地位高，大家就注意你，对你的要求就高，你做得不够可不就整你吗？如果你地位低一点，没那么重要了，对你的要求可能就不那么高了。在战争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中心搞运动的时期，一篇文学作品的作用了不得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廖沫沙同志对此很不服气，他的诗说：“若是文章能误国，兴亡何必动吴钩。”要是小说的作用真有这么大，这倒省事了，不用打仗我们弄篇小说把对方给灭了不就完了吗？
由于不同的处境，作家的态度很不相同。一些作家对我火气很大，面对困境你王蒙怎么这么高兴呢？你不端着刺刀抱着炸药往上冲，不批判文学的堕落，反而说这是积极的，那是必然的，合理的……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从道德理想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当前的文化格局、文化现象的。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前的文化格局做了某种辩护，角度不同。所以当前文艺上、文化上的争论也很热闹，我是想尽量客观地向大家作个介绍，至于到底怎么看，有些问题也还要再看一看。
汉学家的担心
我最近刚从美国和加拿大回来，很多善意的汉学家担心的不是中国发展不快，而是担心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发展太快很多东西就跟不上，不配套， 社会容易发生动荡， 容易出问题。 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 1982年我去墨西哥，它的一个很有名气、很活跃的女汉学家，中国名字叫白佩兰。我对她说中国很大，历史很悠久，中国的事得慢慢来，不能性急。她说你这个话和李鸿章多少年前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所说的一模一样，你这个话李鸿章多少年前就说过了。我也没脾气了。她说我不这么看，中国人还有另一面，就是非常喜欢新鲜事物，变得特别快。我一想她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世界就是这样，你经常需要用两点论、三点论来解释它，一点论不够用。从李鸿章到王蒙都说过的话有道理，说中国人善变也不是没道理。你说现在中国人变得快不快？市容市貌、社会风气、食品饮料、服装发型……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北京的小姐说话已不是战斗性很强的红卫兵语气了，也加进了港味儿。对迅速发生的许多变化，人们的看法很不一样。说好的、说坏的、气急败坏的、痛心疾首的、痛不欲生的、认为尚可的、得其所哉的……文坛上的很多争论实际上是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反映。而事实上老百姓对文坛上的这些争论并不十分关心。不信你们回到各省以后去问问，有多少老百姓知道刚才我提到的那些争论？老百姓的心态也是越来越务实。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能不争，也不能不管，但又不能举国上下人人介入。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美国有一个学者叫亨廷顿，原籍是阿拉伯人，他发表了一个作品讲述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他认为在世界上两大阵营的矛盾结束以后，文化冲突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而西方文化的主要对手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文化。他的文章一出来，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受刺激，顺着这位学者的思路感到了一种文化侵略的危机。有些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很激烈的言论，比如有人说中国现在面临着列强的重新瓜分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个“不”字，我只好一个人站出来与世界诸列强作战。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日本人说，中国太大，在中国旅行不像是在一个国家旅行，而是像在几个国家旅行。从这个话里他感觉到了亡我之心不死的味道。最近也有另一篇文章是讲爱国主义的，他和十几个中国作家到法国去，一位台湾老板举行酒会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台湾老板致欢迎词的时候用的是英语，明明会中文，他不讲中文而讲英语。他旁边有个翻译，翻译把他的英语没有翻成中文而是翻成法语。我们的十几位中国作家基本上是既不懂英语，又不懂法语，于是就很气愤。有一个作家就想提出——请你们用我们大家都懂的中文讲话！被其他同志制止了。文章就很感慨，中文这样伟大的语言和文字，写出了《离骚》，写出了李白、杜甫的不朽诗篇，写出了《红楼梦》，难道现在变成二等语言了吗？他进一步批评说，中国一些文人的心态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的心态。
这种激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论受到了广泛的喝彩，许多报刊加以转载。我现在没有看到公开反驳的文章，但私下里也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中国是不是现在就真的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无非就是批租一点土地，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做得不细的地方，也有有问题的。关于使用语言的问题，在国外或香港是有这种情形，都是中国人，但在开正式会议的时候讲英语，在法国就讲法语，不讲中文。除了他所在地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海外华人的中文是很不规范、很不统一的，和你说些简单的对话可以，正规了复杂了不行。他们当中有广东话、闽南话、海南话、客家话等等，讲中文反倒有障碍。另外，这些人在海外受的教育都是英语或法语的教育，讲中文只限于日常生活，一进入专业他非讲英语法语不可。你如果把那些英语法语译成中文是非常麻烦的事。比如使用电脑的许多术语翻译过来很别扭，MENU译作“菜单”，我们一看菜单想到的是下饭馆吃饭，其实它是项目的选择。PATH译作“路径”，就算这个还凑合，那DOS怎么翻？没法翻，只好还是DOS。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也有一大套专门名词，翻译时要加许多解释的话才能说清楚。所以语言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不好一概而论，不能都看成是崇洋媚外，看成是对中文乃至中国人的贬低。
关于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的争论。这是上海的几个青年批评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过去的现当代文学史受政治的影响太大，比如被鲁迅骂过的作家都是坏人。对一些不太革命的作家重视不够，如沈从文、张爱玲等。有一阵把重写文学史的意见也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评，但这个批评也没多大效力。去年又出了一个事，北京一批非常年轻的博士、教授和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合作，要推出一套《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以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为首。他是北京大学的硕士，北师大的博士，牛津大学的博士后，三十刚过，是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他们认为“鲁郭茅，巴老曹”的名次实际上是政治地位的排列，这种排列对非左翼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重视不够。于是他们又重新排了一个名次：小说家——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等；散文家——鲁迅、梁实秋、周作人、毛泽东、林语堂等等。诗人第一名是穆旦，后面的我记不清了。他们的排列顺序一发表，哗然。而且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一是把金庸排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把茅盾拿出去了，说茅盾的作品缺少文体价值，主题先行的痕迹太多；再有就是把贾平凹排进来，因为《废都》发表后批评甚多；还有就是把毛泽东算成散文家，而且排在林语堂和周作人中间，林语堂是“白华”——高等华人，周作人是汉奸，这种排列也令人匪夷所思。有人批评说这样的排列是出于商业的目的，用这种奇怪的排列来促销。还有人指出，你们说过去的排列受政治影响，其实你们排列了半天仍然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小说、散文第一把交椅都是鲁迅，这就站住了，然后左中右都有一点，大陆台湾都有一点，以大陆的作家为主，这不也是政治吗？在批评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四五篇为之辩护的文章，说给文学大师排名固然不是很严肃很科学的方法，但它反映的无非是对现当代文学的理解，是一家之言，如果你认为他排得不好，那你可以另外再排一个。有一个同志曾气愤地说：20世纪文学大师的排列绝不是少数人能决定的！别人就问：不由少数人决定，那由谁来决定呢？全民投票这不可能，由政治局、人大常委会通过显然也不可能。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我看有十样、八样或十几样的不同排法，中国也还承受得了。
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说穿了就是中国文学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在体育上全世界有统一的规则，中国获取的金牌越来越多，最近乒乓球、羽毛球又连连告捷，可以说中国的体育在许多方面走向了世界。中国的电影在世界上也纷纷获奖，中国领导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也很恼火，比如一味注意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制片发行过程中不按国家规定的手续办等等。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外国获奖的片子，在中国反而不能上演，如《蓝风筝》、《活着》等。外国人讲笑话说，国际奖变成了中国电影的死亡之吻。文学上有些年轻的批评家非常着急——我们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尤其是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一个日本人大江健三郎，在他之前获此奖的另一个日本作家是川端康成，而中国还没人得过。有些年轻的评论家写文章说——大江健三郎的得奖是给中国作家的一个耳光！一个上海的作家说——诺贝尔奖，我心中的痒。还有人说日本财大气粗，社会各界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我们对这个事关心得不够，国际公关活动不够。也有人指出瑞典的这一文学奖充满了西方的偏见，甚至包含着某种政治企图。我个人对这些说法实在是非常地不感兴趣，我觉得艺术应该比任何现实的奖金更高。这个奖无非是一批瑞典老头根据译本做出的决定。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恐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反过来看，最近几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中国的影响很小，知道他们的绝无仅有，其中只有哥仑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例外。他的《百年孤独》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把神话、传说、故事、历史融为一体，写一个地区如何从蒙昧落后走向现代化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历史跨度相当大。《百年孤独》对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启发非常大，很多青年作家模仿它的写法。再早一点获此奖的海明威和福克纳也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其他的人对中国的文学界、读书界几乎没有影响，比如戈迪默、毛里森、布伦斯基、帕斯、索英卡，还有埃及和秘鲁的两个作家，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老实说这些人的作品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作品，即使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作品，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如语言的原因、文化传统的原因、处境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原因，不能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我们认为很优秀的作品，翻译成外文，老外就是不感兴趣，这是事实，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很不赞成把得诺贝尔文学奖当作走向世界，当作判断文学成就的标志。我有时想中国幸亏没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要是中国真有人得上了，那还不变成活神仙，还了得吗？那么梦寐以求，那么少见多怪。就冲上述的那些说法，不得也罢！日本作家得了奖就是给中国作家一个耳光，那中国作家得了奖你准备给谁耳光呢？准备打倒几个国家的作家呢？这是何等地愚昧乃至野蛮呀！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写作。
今天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些信息，介绍一些情况，包括文坛上的一些争论和说法。对这些争论和说法怎样分析，怎样逐步理出一个头绪，怎样树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生活的规范，做到既有精神生活的规范，又保持它的多样性，保持各种争论和意见的并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完全没有规范不行，有规范又不能对每一种争论和问题都做一个结论，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好处的。
（本文是王蒙1995年5月30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王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