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五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史研究和编撰，是二十世纪新词学中的一项重大工程。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这项百年工程可以划分为两个既互相衔接又各有特点的时期。关于前一个时期，笔者已有《本世纪前半期词学观念的变革和词史的编撰》一文（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3 期）详加评述。本文则集中考察和评论新中国五十年的情况，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文学古籍整理、研究的有计划开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重新审视和诠释古代文学遗产，已在学界蔚成风气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一大背景下，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前半期这十多年间，词学研究亦成果斐然。老一辈词学名家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刘永济、俞平伯、詹安泰及历史学家邓广铭等人，焕发青春的活力，在词学文献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两方面贡献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成果。一批年轻的研究者也加入词学队伍，以他们的新成果改变了词学研究的旧面貌。然而令人惊诧和遗憾的是，在从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的漫长日子里，词史研究和撰著的工作却处于徘徊状态，竟然没有一部哪怕是十分简略的新词史著作问世。
是那一段历史时期还不具备撰写词史所需的学术条件和专业基础吗？
回答是否定的。
撰写词史所依凭的条件有二：一是相对完备的文献资料；二是对于词体文学历史发展状况的理论把握。而这两条在五六十年代应该说都是大致具备了的。若干唐五代两宋词名家的别集已经点校、笺注而大量印行。唐圭璋以数十年辛勤劳动编成的《全宋词》，得王仲闻精审修订后，已于1965年正式出版。以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邓广铭《辛稼轩年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高质量的唐宋词人年谱、传记著作的问世，更为描述词人创作活动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如果说，那时由于对金、元、明、清词及与之相关的材料的整理、编纂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因而撰著较为详明的通代词史和宋以后断代词史还有一定困难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产生唐五代两宋词史的材料基础已经大备了。
再从理论把握方面来看。几位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的词学大师，在五十年代那个基本上还算正常和良好的学术文化环境中都不同程度地重视理论研究与评论，并且建立起了较为宏通和具有现代理论色彩的词史观。比如夏承焘在他的《月轮山词论集·前言》中回忆自己在三四十年代走的是“校勘、考订的道路”，“经过一二十年，到解放后，才开始写评论文字。”在这篇序言中，他谦称自己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评论文章仅仅是“由于朋友的鼓励和教学的需要”而“试写”的“几篇作家作品论”，这些文章“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但紧接着，他就毫不含糊地指出，自己之所以要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等宋词大家来论述，目的只在“肯定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些话表明夏承焘已有鲜明的词史意识，并透露出他心目中的撰写词史的途径：以文献资料为底子，以传统诗词理论为框架，以代表性词人的作品为骨干，描述词的发展过程。夏承焘从三十年代中期便有为词修“史”作“志”的宏远计划，那时他曾规划“以十年力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注：参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425、427、430页。），并曾几度“裁排旧为各词括札记，着手为词史”，“裁排词史稿”这些计划虽因故未能完成，但解放初期他在词史方面仍续有所作。他发表于1955年的那篇著名论文《唐宋词叙说》，以词体的产生、发展为纲，以词人创作活动为迹，勾绘了唐宋词的“历史过程”，实为一部断代词史的写作大纲。若非后来政治文化大环境的限制和阻遏，从夏承焘的书斋里产生一部高质量的词史当是毫无问题的。
此外在中国现代词学三大家（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中，龙榆生可以说是最有实力撰写词史的一位。如前所述，他早在三十年代就认定：研究“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是“文学史家之所有事”（《研究词学之高榷》）。那时他发表的《词体之演进》（《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两宋词风转变论》（同上刊，第二卷第一号，1934年）等专题论文，便是探讨总结词体文学渊源流变和发展规律的“史”、“论”一体化的杰作。他所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字词选》都体现了一种宏通而鲜明的词史观，在两书的《后记》里均对词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和介绍。尤其是《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后记》不但描述了自唐至清一千多年词史的概貌，而且指出了各个历史时期词的源流，反映出词的发展演变的真实情况，表现了选编者对词史的深刻认识。事实上，龙榆生不但在心目中早有词史的构想和大致轮廓，而且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已经两次进行了撰写词史的初步尝试。他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韵文史》一书，其下编即为词曲史，从“燕乐杂曲词之兴起”到“清词之结局”，俨然一部简略的词通史。他五十年代发表的长篇论文《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新建设》1957年8 月号），重申自己在《两宋词风转变化》中提出的词史观，并运用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系统地描述了唐宋词的发展过程，论证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篇文章，同前述夏承焘的《唐宋词叙说》一样，亦可视为一部酝酿中的唐宋词史的写作大纲。这一年龙榆生55岁，正处于学术积累十分丰厚而精力又非常旺盛的大好时期。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急遽变化，在龙榆生那里，一部唐宋词史乃至一部词通史的产生，也是指日可待的。可悲的是，就在1957年夏秋之交，龙榆生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基本上停止了词史研究的工作。在1996年秋天所谓“文化大革命”肆虐全国之际，龙榆生在病中被非法抄家，并发肺炎和心肌梗塞，悲惨地撒手人寰！另一位词学大师夏承焘虽然侥幸熬过了“文化大革命”，活到了八十年代，但当他以衰病迟暮之躯来重理词学旧业，面对积案如山的文献资料来进行“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瞿髯论词绝句·词坛新境》）的思考时，却只能废然长叹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同上书《前言》），再也无力动笔著述了！
举夏、龙二人为例可以概见其他。建国后的头三十年词史研究和撰著之所以停滞和出现空白，主要是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压抑和封杀所致。诚然，当时词学界旧宿皆在，新秀也涌现不少，许多人对词史都有精深研究，如果客观学术文化环境允许产生词史，并非除了夏、龙二位别人就写不出来。我们举夏、龙为例是要证明：那个特殊的年代已经不允许和不可能有词史著作产生。考察和回顾当时的学术文化环境我们还可以得知：除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剥夺了学者们的时间和写作的权利之外，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已经使学者们改变了对词体文学和词发展史的看法，从而在应不应该、值不值得为词修史的问题上止步不前了。
二十世纪前半期词学研究和词史撰著之所以出现高潮乃至成为“显学”，是与人们对于宋词在文学史上的独特而崇高地位的体认密切相关的。从王国维到胡适，二十世纪新词学的几位领路人都力破前代以曲子词为“诗余”、“小道”、“末技”的旧词史观，论证和确立了宋词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殊地位。由此，新的词史观树立起来，为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宋词修史，进而为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之一体的词修通史，成为人们竞趋而为之的重要学术课题。可是，自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左”的思潮的泛滥，随着“左”的政治文化对学术的侵凌和规约，对宋词乃至对整个词体文学的文学史定位和价值评判陡然下跌。同古典文学界的众多同行一样，当时的词史专家们真诚地信仰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重新审视和评价宋词与整部词史。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词史专家们所理解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成分。因此，当他们搬用文艺批评中时兴的诸如阶级分析、人民性、“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等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评价词史时，就难免导致学术错位，用政治社会价值评判去代替艺术的、审美的研讨，从而造成对词体文学的历史地位的贬低和否定。比如一位著名的词史专家用是否“反映现实”、是否有“社会意义”为绳尺来评估宋词，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的人都把‘宋词’和‘唐诗’、‘元曲’并提。如果就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看，宋词是比不上唐诗和元曲的；不但比不上唐诗和元曲，就是和宋代的诗、文比起来也有逊色。因而宋词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没有出现过象诗中的杜甫和曲中的关汉卿这么伟大的作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把宋词的评价提高到和唐诗、元曲并驾齐驱的地位，从而认为它可以为宋代的代表文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注：詹安泰：《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人所共知，词是一种纯粹的抒情文学，它以言情（特别是男女性爱之情）为贵，以表现人们幽约怨悱的心灵意绪见长，而并不以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题材为能事。宋词传世之作两万多首，十之七八为清切婉丽之作。从庸俗社会学的视点来审度，它自然缺少政治教化功能和“社会意义”，“不具备”一代（注：詹安泰：《宋词发展的社会意义》，《宋词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之文学”的资格，而只能是文学史上“最薄弱的一环”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经过本世纪初文学史家的论证和揄扬而确立起来的宋词崇高地位，在五六十年代被贬抑和否定了。庸俗社会学与封建时代的儒家诗教殊途同归，将宋词的文学史地位重新挤压到了“小道”、“末技”的角落！
回顾五六十年代的词学领域，可知上述的庸俗社会学的词史观并非为个别学者所拥有，而是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当时发表的宋词研究文章和开展过的几次关于唐宋词名家作品的讨论，大多数都是批判所谓“封建糟粕”、“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和贬低词体文学的文学史地位的。就连人称“一代词宗”的夏承焘，五十年代初犹在强调宋词“在整部文学史上应该有其崇高的地位”（《唐宋词叙说》），后来也改变了观点，于六十年代中发表《“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一文（《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 批判道：“他们（指宋代作家——引者）在诗里表达积极的、面对现实的思想感情，而让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思想感情用词来写，于是词便成为消极颓废的思想感情的逋逃薮，便成为名符其实的诗之余了”。由此他也认定：宋词“上不逮唐诗，下也有愧于元曲”。可以想见，宋词既是文学史中“最薄弱的一环”，既然地位低下、价值不大而不足以称为一代之文学，那么为什么还要专门撰写词史呢？五六十年代没有词史著作问世，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词学研究和其他学术文化工作一样被迫全面停止，“词史”就更无从谈起了。不但如此，政治阴谋家们导演的“评法批儒”闹剧，更歪曲了词的发展史，糟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早在“文化革命”前，词学界就盛行“豪放”、“婉约”二分法，将宋词作家强划为“豪放”、“婉约”两大派，称颂“豪放派”为“现实主义主流”，进行不适当的抬高和揄扬；认定“婉约派”为“反现实主义逆流”，对之大张挞伐，批判其“剥削阶级思想感情”，从而搅乱了一部词史。在“文化大革命”的“儒法斗争”狂涛冲击下，一些人望风下笔，在继续否定和批判“婉约派”的同时，又在所谓“豪放派”中强分儒法二派，将苏轼及苏门词人作为保守的“儒家”来批判斗争，而给王安石、辛弃疾、陈亮等人戴上了“法家”桂冠。这就更进一步地阉割和歪曲了词史，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的起码规则，造成学术界和一般读者群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二
现当代学术事业的发展，总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1979年以来，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古典文学研究者挣脱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扭转了前三十年学术研究政治化或将学术工作当成现实政治工具和附庸的不良倾向，在“拨乱反正”中清算了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从而迅速地实现了使学术回归学术、使文学史研究回到文学史本位的历史性转化。在这个良好的大环境中，词学和词史研究找到了繁荣发展的契机，重新成为“显学”，其昌盛发达、百花竞开之状，远逾三四十年代。词学界思想之空前活跃，队伍之日渐壮大和研究成果之成批产生，从各个方面催促人们规划建立新的词学研究体系，其中包括接续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建构出富有新时代特色的“词史之学”。于是在八十年代前期，撰写新词史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0年5月， 词学家马兴荣在他的反思总结文章《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中，将“忽视词史的研究”列为建国三十年来词学研究的重大缺失之一，并痛切地陈述道：三四十年代以来“除了王易的《词曲史》、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等几部史著和吴梅的《词学通论》、薛砺若的《宋词通论》、龙榆生的《词曲概论》等几部通论性著作谈到，或部分谈到词的发展史之外，完全的词史只有三十年代初，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刘毓盘的《词史》（它的前身是北大的《词史》讲义）和稍后由上海大陆书局出版的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胡云翼还有《中国词史大纲》，书未见）。从这两本词史出版到现在，已经快五十年了，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本新的词史，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没有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写的新词史。很显然，这和‘古为今用’变成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相信，词史的空白在不太久的将来，总会要被填补起来的。”此后三年，另一位词学家吴熊和撰成了《唐宋词通论》一书。在此书末章最后一节《词学的展望》的末尾，著者在列述了新时期词学应予完成的八大项目之后，提出：“完成这些重要项目之后，或者在进行的同时，综合这些研究成果的完备的词史，就可以指望诞生。而写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词史，无疑是词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目标。”
这两位有影响的学者都把词史）特别是通代词史）的撰写作为词学研究的重要项目、甚至作为“中心目标”来加以强调。这应该说也是新时期词学研究者的共识。从那时开始，十多年来词学研究者分头努力，进行了既朝向一个“中心目标”，又十分个人化（指各有不同的选题和学术思路、风格特色）的词史撰写工作，推出了一批高质量、有特色的断代或专题词史，同时也有了一两部通代词史和词学理论批评史。这一时期的词史撰著者，大都摒弃了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一改列传式修史者按作家作品的历时性排列叙述来构“史”的单一模式，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将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学科贯通起来从事综合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通过翻译渠道参酌吸收了诸如文化学、心理学、原型批评、意象研究、“范式”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等西方理论，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了词史撰著的多元化。与以前的学者相比，这一时期的词学家和词史撰著者大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意识和较自觉的文学史观，具有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历史使命感。比如清词专家严迪昌不但依凭自己编撰词史的经验和体会，而且跳出“词学”的圈子，俯瞰新时期文学史撰著的全局，写出了阐述其文学史观的论文《审辨史实，全景式地探求流变》（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这个题目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宏大的学术气魄和一个宏通的文学史观。在文中严迪昌提出：“我主张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专家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所长，根据积累的史料，根据主客观条件写文学史。目前似更需要断代文学史、文体发展史、流派史，以及各种专题文学史、特种文学史，如文学世族演变史、地域文学史、妇女文学史以及诸如八旗文学史等等。如果有了一批卓有识见并史实丰富翔实的各类文学史著，那末，一部理想的大文学史也就指日可待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词史，但实际上已从全局观念出发，将词史（它属于文体史和特种史）摆到了整个文学史体系中的恰当位置。此文之末，作者还表明了反对传统话语霸权，主张文学史撰写个人化和多元化的意见：“我不赞成一言定鼎而又不尽符合史实的论断方式，特别是对偏执己见而又居权威之势的学术风格。一切都应该并可以允许重加认识，权威不应成为截流的闸门，否则，学术无以更新创辟，何况未被认识的历史长河中的景观正多，有所认识而认识未必准确精审的史实则尤须重加审辨。学术的民主和自由的氛围是必须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都应为之而创造条件，对一切障碍正确认识文学历史的观念务须共同来清理，我想，这对一项宏伟的艰巨的整体研究工程来说，是亟待解决好的。”
新的词史观的确立和多元化研究格局的出现，自然跟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分不开。在这种良好的充满创新思维的学术环境中，词史研究者迅速地超越了八十年代初期单纯地“拨乱反正”和反思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迈进了词史撰著推陈出新的更高境界。此中尤以断代和专题词史成果最丰，也最有特色。
三
断代词史中问世时间最早、学术转型意义最显著的是杨海明的洋洋四十余万字的《唐宋词史》。此书完稿于1986年，初版于1987年。它以词体文学从萌芽、成熟、发展到高度繁荣的唐五代两宋时期为描述对象，凭借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创新色彩较浓的体系，建构出词史研究和表述的新框架，打破了仅以时间为序平面排列词人词作的旧词史框架。其主要特点有三：
（一）加强了对词体文学审美特征与风格面貌的宏观把握和整体描述。在概论性的章节中，作者将横向上的词体文学抒情特质、独特风格的阐发与纵向上的发展衍化轨迹的展示密切结合起来。比如第一章总论中，作者首先对唐宋词的特异性作整体观照，论证词体文学是一种“心绪文学”，较之五七言传统诗歌，词的抒情深度有了更进一层的开掘和伸进，揭示出词抒情的狭深性特质和悲剧特、伤感性的美感形态；又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探讨和论证了唐宋词整体上所显示的“南方文学”特征和“柔美型”的主导风格。接下来，作者又宏观地描述了唐宋词风由“少”到“老”、由“春”到“秋”到“冬”的历史进程和“生命”季节演化轨迹。在第三章中还独具只眼地分析了晚唐五代“词境”由晚唐“香奁”诗的“诗境”衍化而来的过程，阐明了词与传统五七言诗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全书将唐宋词发展史划分为晚唐五代、北宋和南宋三大历史阶段，在详细探讨每一阶段词的具体发展过程之前，都设专章宏观论述该阶段词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及词坛整体面貌。
（二）加强了对词人群体和流派的研究。作者对这一段词史上的作家，既有“面”的展示，又有“点”的解剖，在重点作家的“身旁”或“身后”带出作家群或流派来，有时则径以作家群和流派作为论述对象。书中重点解剖的大词人是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和辛弃疾等。对南宋词的论述，则基本上是群体和流派的整体观照。如论南宋前期词，将词人分为“伤感”、“愤慨”、“隐逸”三大群体和三类词风进行论述，其中也重点介绍几位代表作家；南宋中期则主要论述辛派爱国词和“雅词”群体中的姜夔、吴文英；宋末词坛则侧重分析“浙派词人”和“江西词人”的异同。
（三）加强了词史的理论探讨，拓展了词史研究的历史文化视野。作者十分注意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对词创作的巨大作用和深刻影响，如论述北宋士大夫文人词的“富贵气象”和南宋“伤感词”、“愤慨词”、“隐逸词”的产生，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去探索其因由。作者揭示出：北宋词的“富贵气象”本源于“升平时代”城市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士大夫与上层市民的优裕生活，而当时词坛上的两种审美趣味则形成于北宋文化的两大层次。作者还特别重视“心灵史”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词人爱情意识与忧患意识发展演化的曲线轨迹，并分析了北宋词人的双重人格和复杂心态。作者还十分注意考察分析作品风格意境与词人的审美情趣、文化心理、学问修养、个性气质的密切关系，在评介柳永词、姜夔词及南宋雅词时，都对此有详细而精彩的分析。如此等等。
此书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唐宋词史的描述，偏重于晚唐五代和北宋两大时段，而对南宋词的介绍和论述则相对粗疏简略。这虽是作者从自己的词史观出发所作的有意安排，但如果按一部完备而客观的断代词史的标准来衡量，则难免让人有畸轻畸重之憾。
如果说，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是在一片熟地上深耕精耘，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和体系建构使之“旧貌换新颜”的话，那么严迪昌的《清词史》（注：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则有拓荒之首功，是词史研究和撰著中填补空白的力作。
在中华千年词史上，清代词号称“中兴”，创作成就巨大，艺术质量远超金、元、明各代，然而迄今为止，尚未编就一代总集，学人多不辨其全貌。时至今日，甚至连基本发展情况亦湮没不彰，亟须有断代史著以补此缺。但清词史的撰著，首先需要整理发掘大量的资料，以便作全景式的观照。学者面对广博而散漫的文献资料，往往知难而止。清词到底有多少流派？多少词集？多少词人？这个“家底”实在不容易说清。而严迪昌恰是有把握将这个“家底”大致理清、说清的一位专家。他长期喜好和沉潜于清词，且作为《全清词》重要编纂者，曾以三年半时间收集、汇录、整理、编辑“顺康卷”，对清词有整体的摸底和把握。除此之外，他还对清词赖以产生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作过专门研究。比如他为了研究阳羡词派，除了在图书馆爬梳文字材料，还几次跋涉于太湖西岸的溪山之间，对阳羡（今江苏宜兴）的山川、历史、人文，对陈维崧及阳羡词人的遗迹及影响等作了深入的实地考察（注：参见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卷首所载马兴荣《序》。）。在这样的基础上撰就的《清词史》，无疑地材料丰富而扎实可靠，其论述之可信程度亦较高。
《清词史》的作者将清词的流变视为一个整体，从而对之作全方位的考察和描述，其中有顺向的前瞻，也有逆向的回顾，有对词史整体的扫描，也有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析，并结合社会、经济、文化、师承、家族、乡邦、地域等等，多角度和全景式地描述清词发展的历史过程。著者在《绪论》中宣称：“因为清词流派变迁的走向是与一代清词盛衰起伏的演化历程适相同步，所以本书的总体框架是：以词风流变为主脉，以词派消长和各时期重大创作活动及群体实践为骨干，从而经纬以大家、名家创作成就的论评。评估则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两个方面来探觅其‘因’和‘变’的沿革流向为重点。”全书并未标榜任何一种时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和史、论一体化的文学史框架已然呈现于人们眼前。
《清词史》一书不但成功地描述了清词流变的全过程，而且还突显了清词不同于宋、金、元、明词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征。它通过时空交错、点面结合的论述，清晰地描画出清代各个历史阶段词坛的多元态势和词风递嬗之轨迹，并重点揭示出清代词派和词人群体所独具的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两大特点。作者考察清代词风的发展演变，还十分注意“时势人心”的影响，如论清初词坛，一方面指出词风新变的自身规律及其“中兴”格局，另一方面揭示词赖以复苏的社会文化背景，那就是：虽然当时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清廷实行钳制舆论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歌哭唱叹之窗又怎能紧闭双扉，心绪情波务需有能抽发流荡之时。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雕红琢翠、软柔温馨的习传观念恰恰成为一种掩体，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之一体而日趋繁荣了。”（《清词史》第9页）此外， 作者掌握资料较全面且有较深刻的洞察力，因而发掘和论述了不少为前人所忽视的清词流派和词人群体。如历来论清词只注意浙派和常州派，而不知或不承认阳羡词派的存在。本书则指出：“崛起于清初词坛的阳羡词派，是一个在流派构成的各个要素上无不具备成熟条件的意识性极强的词的派别。它对清初词风的嬗变以及整个一代清词的发展，均曾起过极为可贵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同上，第154页）通过专章论述阳羡词派及其他一些词派，对清末以来谭献、徐珂、刘毓盘等学者认为清词只有浙派、常州派二大派的说法进行驳正，填补了清词史研究中的重大空白。
《清词史》由于是清词研究领域的第一部史著，故它除了具备“史”的规模和意义外，还派生两个价值：文献价值和选本价值。文献价值指：在《全清词》尚未编成之前，读者如欲了解清词主要流派、群体、地域、风格和作家作品总集、别集、词话评论及版本等诸种情况，则此书可作“要籍解读”、“词人词作系年”来读，其词学信息量颇大，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选本价值指：由于著者是以大家名家的评论、代表性词作词风的分析来表现清词流变的，故书中征引评析名篇佳什特多，粗略统计，除摘句式的片言只语外，全书五编之中，较完整地引用就达760余首之多（其中第一编220首，第二编199首，第三编195首，第四编147首；第五编36首）。引这些词时，大都有关于作者、流派、风格、史实和写作背景的相应说明，与所论360多位词人合而观之， 其选本价值就更为显明。故此书又不妨作为一部独特的大型《清词选》来鉴赏（注：严著的这两点独特价值，是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首先揭示的。参见曹旭：《全景式的清词流变观照——评严迪昌新著〈清词史〉》，《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杨海明《唐宋词史》和严迪昌《清词史》是充分反映新时期词学研究水平的两部代表作。其他断代词史和专题断代词史尚多，其中较有特色和影响的有：陶尔夫《北宋词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和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等。《北宋词坛》虽为青年读者的入门读物，然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词史形态。此书可称作迄今为止第一部北宋词断代史，它将北宋词分为小令的繁荣期、慢词的兴起期、豪放词的创制期、词律的规范期等四个阶段，结合重要作家作品，分析和描述了北宋词的兴盛、发展过程，突出了各个阶段词的主要艺术特点。《南宋词史》则是《北宋词坛》的作者为了续完宋词史而与其夫人刘敬圻合作写成的后出转精之作。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南宋词断代史。比起《北宋词坛》一书，此书不但去掉了普及读物的色彩，强化了“史”的意识和理论阐述的成分，而且还在词史框架的建构上颇下了一番功夫。概括言之，此书对南宋词史的整体观照和建构，是由“一个基点”和“两条主线”贯穿。“一个基点”是指著者在通观整个中国词史之后得出结论：“中国词史，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四个阶段。纵观此四个阶段，南宋恰值高峰时期。”（第522页）这一宏观的词史划段，源于清代浙西词派领袖的“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之论，而反对王国维等人尊唐五代北宋、贬抑南宋词的观点，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从这一基点出发，著者将他们目之为千年词史之“高峰期”的南宋词划为：词坛的重建期、词史的高峰期、词艺的深化期和宋词的结获期这样四个时期，来进行描述。通过这样的分期和描述，使人清晰地看出南宋词逐步朝向“高峰”运行、变异的轨迹，原先显得“杂乱无章”的南宋词在此书中形成了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整体。所谓“两条主线”，是指此书援用传统的“豪放、婉约”二分法，以“豪放”、“婉约”两大风格体系为线索来探讨南宋“词艺”的发展与深化。书中指出：“不论南宋豪放词以外有多少种不同风格，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婉约词在南宋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深化而已。所以，此书将始终以豪放与婉约二者为线来加以贯穿。至其发展演变以及风格特色之明显不同，则主要靠分析阐释来加以解决。”（第215 页）此处暴露了本书的一大矛盾和缺失：既然已经认识到南宋词风格流派多姿多态，在“豪放词”之外有若干种“不同风格”（且是“明显不同”），那就应该突破“二分法”的传统格局，改从新的视角或层面去把握南宋词的历史进程，以期描绘出如朱彝尊所说的“极其工”、“极其变”的风格流派多样化态势；遗憾的是，著者仍囿于传统词史观的简单化、两极化的思路，将多元化的南宋词流变格局又套回削足适履的“豪放”“婉约”二分法的框子里。因此，此书虽然详细描述了南宋词史，比之前人（指本世纪前半期）在同一领域的耕耘，的确是做到了“点的深化和面的拓展”（见该书卷首王兆鹏序），但从观念、方法与词史范式上看，基本上仍属守成之作，而较少创新之意。
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则是一部打破旧观念、超越传统的词风词派论，专从风格衍化的层面来描述唐宋词流变史的新颖之作。该书细致而深入地论述了词的“主体风格”—即“真、艳、深、婉、美”，自唐五代形成、至两宋不断发展和“变态”的漫长历史过程。书分上下两篇，上编论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及其变革，着重探讨词的狭深性总体风格及其所形成的时代原因、地域原因和文体原因。对唐宋词主体风格形成过程及其形成后的几次“变态”的论析，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并清晰地论述了唐宋词中不同风格之间的并存与交融；虽未作驳论，却实际上否定了五六十年代词学界盛行的关于词史上“豪放”、“婉约”两大派对立斗争的谬说。下编杂论雅与俗、刚与柔、疏与密、自然与雕琢，将传统的审美范畴和风格概念放在唐宋词流变中予以论析，拓展出了词史研究的新领域。此书的特点和意义，大致如作者的老师唐圭璋在卷首小序中所推许的：“自来治词学者，有词选、词论、词史、词集考订、词人年谱之作，然尚未识有专从风格入手作纵横谈者。海明此书，亦史亦论，寓史于论，实为首创。既有宏观之综述，又有细密之论析，融研究、评论、赏析于一炉，自出新意，颇有创获。虽因篇幅之限，犹未能尽论列名家名作而畅所欲言，然唐宋词风格之大端，略已具陈。”此书的美中不足之处，除“未能尽论列名家名作而畅所欲言”之外，还在于：关于“风格”的概念有时含混不清，如称“真、艳、深、婉、美”五字为唐宋词主体“风格特色”，但“真”与“美”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皆应具有之品格，而非词独有之“风格特色”；又如将“以诗为词”称为苏轼词风格，将“以文为词”称为稼轩词风格，也可商榷。此二项实为写作手法，手法的变革固然会影响到风格，但毕竟不等于风格本身。
四
在新时期的后十年中，进一步摆脱按时序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并完全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去硬套宋词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转而从作家群体、流派、审美风尚及创作范式的产生与演变等角度去考察、把握词史，已成为词学研究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较为成功的著作是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和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王著颇有创意地首倡“代群分期”法，将两宋三百余年的词人划为六代词人群体，将其中的第三代—南渡词人群体纳入自己的考察视域，将宋南渡前后的词坛作为两宋词史上的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加以深入研究和论述。著者认为：“文学的创作活动，并非孤立个体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每一作家总要与前代作家（过去时态）、同代作家（现在时态）、后代作家（将来时态）发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关系。同代的作家相互构成群体关系，不同世代的作家形成代群关系。共时的作家群和历时的代群共同创造出生生不息、纵横交错的文学史。”（见该书《绪论》）《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一书，便是运用这一新的文学史观来撰写词史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书中还引入“创作范式”这一概念范畴来考察唐宋词的发展历程，把唐宋词发展史归纳为三大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和清真范式—的相互演进的过程，在下编中通过对花间范式与东坡范式各自发展演变的进程的考察，大致勾勒出了晚唐五代至宋南渡时期词史运动嬗变的轨迹。
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则是意在继承其师吴世昌打破传统的“豪放”、“婉约”两分法，建构科学的唐宋词流派理论和体系之遗愿的一部新作。八十年代初，吴世昌连着发表几篇文章，力破将唐宋词统筹为“豪放”、“婉约”两体两派的旧说，引发了词学界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无论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吴世昌观点的人都认识到：对唐宋词流派产生衍化的历史过程，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了。吴世昌未及正面提出和完整建构唐宋词流派理论体系就去世了。刘扬忠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钻研，终于完成了这部以流派产生发展为骨干的断代词史。此书列专章先探讨了流派理论和划分标准，认为：既要超越传统的词风词派论，又不能简单照搬现代文艺学的“流派”概念，而应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词各个发展阶段构体衍派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和阐释。著者在探讨了与词派构成密切相关的诸如审美风尚、时代风格、群体艺术趋向及个人风格等问题之后，将唐宋词原生态的流派归纳为三大类型。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对唐宋词流派作了严肃的界定和划分，并详细地描述了各种流派的发生、发展及消歇的轨迹。全书把唐宋词流派的发展演变史划分为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晚期、南渡时期、南宋前期和南宋中晚期等六大阶段，结合时代风云、社会习俗、人文心理、词学观念、审美风尚等方面来把握词人群体、流派的发展，系统地分析和描述了晚唐五代“花间”派、南唐词派、北宋前期晏欧江西词派、柳永俗词派、苏轼“以诗为词”派、周邦彦典雅词派、北宋后期俳谐词派、南渡时期英雄豪杰词派、学苏的文人才子派、隐逸词人群、供奉词人群以及南宋前期的稼轩词派、中后期的姜张词派、学清真派、梦窗派、宋末江西词派等等共十多个大的词派。这些词派中的大部分，前人及今人亦曾提到或论述过，本书则对之进行了集成式的梳理和全面论证；另外又发前人所未发，挖掘出了一些重要的词派和群体。至此，唐宋词流派史的骨干已经大备，总体框架已经建构出来了。诚然，此书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唐宋词流派研究及修史任务的终结。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加以探讨，一些较小的流派和准流派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或发掘。
检阅新时期词史著作可以发现：唐宋词史成果较多，学术水平也较高；清词史从无到有，虽仅有一部，出手已自不凡；金元词史，除澳洲籍华人学者黄兆汉的《金元词史》（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出版）之外，国内尚无著作；明词史则至今一片空白。造成这种不平衡状况的原因固有多端（为避辞费，这里不展开讨论），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词学研究者“史”的意识还比较薄弱，未能将词体文学的一千多年的发展史视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各个发展阶段（哪怕是它的衰落期）进行贯通一气的研究。由于词史的某几个阶段（金、元、明）的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或空白点，基本情况若明若暗，甚或湮没不彰，这就影响到近百年来人们争相撰写断代词史（主要是词的黄金时代宋词史），而甚少问津词通史。偶有词通史问世，亦因材料单薄、描述史实过于简单、结构不完整和框架陈旧而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新时期仅见的两部学术含量不大的词通史—黄拔荆《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和许宗元《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出版），就是这样的作品。以黄拔荆《词史》为例，此书为著者拟议中的一部词通史的上卷，共六章，从词的起源论述到金元词。它问世于刘毓盘《词史》和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出版半个世纪之后，本应后出转精且面貌一新，但虽论述略有加详，而格局体系并无突破，仍是以词人时代先后为序，逐个叙述词人生平、词作内容及其艺术特点。书中将宋词分为六个时期，一依前人分期法，时或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词人划入同一时期，或把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词人划入不同时期，对前代学者的疏误和不合理之处未予纠正。看来在本世纪词史研究和撰著中，词通史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人们期待已久的完备详明而且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词体文学发展通史迄未产生。要使这种局面根本改观，只能寄希望于新世纪和新一代学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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