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历史档案看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事前论文,书刊论文,历史档案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4－0078－0009 20世纪30—40年代是苏联对文学书刊审查最严厉的时期，这种审查包括事前(出版前)审查和事后(出版后)审查两种形式，其中最令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头疼、苦恼的是事前审查。本文主要研究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对文学书刊的事前审查。 一、越来越严的审查制度和查禁不尽的“有害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负责监管文学书刊的机关是联共(布)中央文教工作部。1930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书刊出版总局》的决议确认，由党的机关向书刊出版总局派遣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书刊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①。根据这一决议，负责书刊出版前审查工作的是各书刊编辑出版单位(图书出版社、杂志编辑部)和书刊出版总局(在总局里具体负责审查的是“特派员”和政治编辑)。 不言而喻，“有害作品”是否会流向社会，取决于书刊出版前编辑出版单位和书刊出版总局把关是否严格，如果出现问题二者都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从30年代的实际情况看，一旦出版单位发表思想或艺术方面“有问题”的作品，就会受到指责和处分，而书刊出版总局常常置身事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1937年3月27日，中央文教工作部副部长安加罗夫向联共(布)中央报告，《新世界》杂志主编格隆斯基让其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有政治问题的小说，杂志的“每一期上都在宣传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胡说八道”。因此他建议撤销格隆斯基的主编职务②。 1938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乌里扬诺夫一家〉的决定》中指出，在了解了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乌里扬诺夫一家》以及这部小说问世的背景之后，“认为《红色处女地》主编叶尔米洛夫同志以及国家文学出版社前社长布尔舍缅尼科夫同志准许刊印沙吉尼扬的小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因而决定撤销叶尔米洛夫的主编职务，给布尔舍缅尼科夫以警告处分③。 1939年8月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因《十月》杂志1939年第5—6期的合刊上发表了谢尔文斯基“一系列反艺术的和有害的诗”，决定给签字同意该合刊的《十月》杂志编委会成员伊利延科夫以警告处分；同时向书刊出版总局局长萨德奇科夫指出，该总局工作人员准许出版该合刊，“表现出腐朽的自由主义”④。 在以上三个例子中，前两个只是将责任推给了书刊编辑出版单位，对书刊出版总局的责任则只字未提；后一个对杂志编辑部的责任人进行了处分，而对书刊出版总局的责任人仅仅提出了批评。 20世纪30年代末期，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以下简称中宣部)取代中央文教工作部负责监管文学书刊。1939年8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波斯佩洛夫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了最近在《红色处女地》和《十月》等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有害作品”。但他也仍然认为这些“有害作品”得以发表的主要原因在于发表这些作品的杂志编辑部审查不严——如果这些编辑部在编选作品时能将所有“有害作品”筛下，“有害作品”又怎么会刊载出来呢？因此他向中央提出的建议中也只是要求加强各杂志编辑部对稿件的审查，具体办法是：设立杂志责任书记和建立新的杂志编辑委员会⑤。 1939年8月20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的《关于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决定》接受了波斯佩洛夫关于设立杂志责任书记和组建新的杂志编委会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由责任书记领导杂志编辑部，他应该对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负责”：在责任书记的参与下组建杂志新的编委会。但中央组织局并不认为仅靠这些措施就能避免“有害作品”的发表，所以《决定》又责成苏联作协改进对杂志的领导；责成中宣部报刊处监督本决定的执行，并对文学杂志的工作进行系统的监督⑥。此后对书刊编辑出版单位拟付印作品行使审批权力的虽主要还是书刊出版总局，但中宣部和苏联作协也开始参与这项工作，也负有了对出版前的书刊进行审查的职责。这里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1940年9月26日，中宣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致信联共(布)中央，说车里雅宾斯克州立出版社准备出版鲍里索夫的《警告处分》一书，中宣部发现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建议禁止出版⑦——这说明中宣部已对该书进行了出版前的审查。 1940年9月25日，联共(布)中央总务部部长克鲁宾向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反映，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阿赫玛托娃的作品选集有许多“政治错误”，建议禁止该选集的流传。日丹诺夫随即要求亚历山德罗夫查明，为什么作家出版社在出版了邱里林的有害诗集后，又出版了阿赫玛托娃的有政治错误的诗集，“是什么人促成的？书刊总局的立场是怎样的？”⑧同年10月19日，亚历山德罗夫回复日丹诺夫：经调查，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是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的，分社社长布雷金、社长雅尔采夫和苏联作协主席团均同意出版该诗集，书刊出版总局的政治编辑鲍伊钦科签字批准了该诗集的出版⑨。10天后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决定，给予在该诗集的出版上负有责任的布雷金、雅尔采夫和鲍伊钦科警告处分⑩。——这说明，作协主席团已参与了对该诗集出版前的审查，但对它的出版承担责任的是出版社和书刊出版总局的人员。 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联共(布)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文学书刊的控制，并决定由中宣部取代书刊出版总局最终决定图书出版社和杂志编辑部拟付印书刊能否付印出版。1944年5月5日，亚历山德罗夫在给中央书记谢尔巴托夫的关于出版监督问题的报告中交代道：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为了节约纸张以出版战争条件下必需的书刊，中央规定季度出版选题计划必须经中宣部批准，所有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图书出版以及所有杂志的出版必须经中宣部“预先审查”(11)。书刊出版总局和苏联作协虽然仍拥有对书刊编辑出版单位拟付印作品进行审查的权力和义务，而且有时也会从这些作品中撤下几篇他们认为有害的作品，但因中宣部可以否定他们的审查意见，所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也便耍起了滑头，不是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审查意见，而是被动地等待中宣部的审查意见，然后再根据中宣部的意见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书刊编辑出版单位和中宣部也便成了防止“有害作品”流向社会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 然而即使由中宣部最后把关，也不能防止“有害作品”的发表。比如，《旗》1943年第7—8期合刊发表了谢尔文斯基的一首“思想内容不健康”的诗；《十月》1943年第2期发表了卡达耶夫“粗制滥造”的剧本《蓝色手帕》，该刊同年第6—7期合刊和第8—9期合刊又发表了左琴科“卑鄙下流的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但是，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等中宣部领导人在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却把发表这些“有害作品”的责任统统推给了杂志编辑部，说“杂志编辑部对待所发表作品的思想政治内容和艺术价值抱不负责任的态度”；“出现这种情况只能用杂志责任书记对编辑部收到的稿件缺乏严格的批评态度来解释”。当然，杂志编辑部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同作协主席团对他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特别是与作协主席团主席和书记法捷耶夫对某些文学作品的看法同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也有关系。而对于中宣部这个最终审查环节，报告不仅未做自我批评，相反还进行了自我标榜，宣称正是由于中宣部的查禁某某“有害作品”才没有得以发表(12)。 联共(布)中央从这份报告中意识到了继续采取措施加强对书刊的事前审查的必要，但它并不认为最近一段时间杂志频频发表“有害作品”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杂志编辑部选稿不当，而是认为中宣部这个审查环节也同样难辞其咎。所以，无论是杂志编辑部本身还是中宣部都应提高责任意识，增强审查力度。为此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12月2日和3日分别做出了《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和《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的责任感的决定》。 第一个《决定》毫不客气地向中宣部指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杂志，尤其是对文学杂志的监督很不得力。只是由于监督不力的结果，诸如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或谢尔文斯基的诗《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这样的在政治上有害的、反艺术的作品才能渗透到杂志中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联共(布)中央“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普京(中宣部副部长——作者注)同志组织对杂志内容的监督，杜绝可疑的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在宣传部内部实行对杂志监督的分工负责制——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负责《新世界》，普京同志负责《旗》，费多谢耶夫(中宣部副部长——作者注)同志负责《十月》。确定对这些杂志进行监督的同志应在杂志的内容上对联共(布)中央承担全部责任”(13)。 第二个《决定》批评各杂志的责任书记履行中央交给他们的职责很不得力，他们“不能批判地对待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对所发表的作品质量及其政治思想内容没有表现出高度的要求……其结果是让一些粗制滥造的、没有精心加工的、有时是有害的作品渗透到杂志中来”。为此决定(14)： 1.责成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提高对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的质量要求，建立对杂志编辑部收到的稿件进行处理的工作秩序，以便完全杜绝在杂志上出现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2.警告各文学杂志的责任书记，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思想政治方向和内容上对联共(布)中央承担个人责任。 此外，为了加强苏联作协对文学书刊编辑出版单位的领导和督察，确保他们在对作品进行初审时就能把“有害作品”筛下，联共(布)中央还于1944年2月对作协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决定由中宣部副部长波利卡尔波夫出任作协责任书记，由吉洪诺夫取代法捷耶夫担任作协主席。 上述决定做出后，中宣部的责任心和审查力度空前增强，随后它发现各编辑出版单位虽也同它一样，空前加强了查禁“有害作品”的力度，但《旗》编辑部拟付印的作品仍有不少问题，从而加大了中宣部进行第二遍过滤的工作量和难度。1944年8月7日，亚历山德罗夫向马林科夫报告，在《旗》各期的准备和出版过程中，中宣部仍不得不纠正其犯的错误。正是由于中宣部的禁止，尤佐夫斯基的《批评日记》和乌西耶维奇的《不屈的人们》等“政治上不正确的文章”才没有发表在《旗》1944年第1—2期合刊上，可是在第5—6期合刊上他们又打算发表多尔马托夫斯基的《领袖》这首“不正确地描写了红军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撤退”的长诗。为此他建议，撤换《旗》编辑部的主要领导，重新组建编委会(15)。联共(布)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44年8月23日做出决定，由维什涅夫斯基担任《旗》新的责任主编，建立新的《旗》编委会；责成作协主席团审查《旗》近期的计划(16)。然而在这之后《旗》编辑部对稿件的筛选仍不能让中宣部感到满意，于是亚历山德罗夫一边在谢尔巴科夫面前指责《旗》编辑部和苏联作协没有严格执行中央1944年8月23日决定，一边把作协责任书记波利卡尔波夫、作协主席吉洪诺夫和《旗》副主编塔拉先科夫召到中宣部进行了训话。此后波利卡尔波夫的责任心陡然增强，对文学书刊进行事前审查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宣部，特别“在《文学报》内……一切不适合他口味的东西都被无情地砍掉、撤销、禁止”(17)。 尽管如此，“有害作品”还是频频漏网，不断面世。譬如，194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雷斯的“在思想上有错误的”中篇小说《在城门旁》，《旗》1945年第5—6期合刊发表了梅日罗夫的“充满苦难、死亡和绝望情调的诗作”《在边界上》，1946年《星火》杂志出版了左琴科的“低级庸俗、缺乏思想性和反艺术的”小说集。至于列宁格勒的两家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和《星》，更是在1944年夏至1946年夏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包括左琴科的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和阿赫玛托娃的诗《仿佛独白》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意识上有害、艺术方面很差的作品”。以致联共(布)中央不得不于1946年8月就这两家杂志做出决议，对这两家杂志编辑部、苏联作协、列宁格勒市委和中宣部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决定停办《列宁格勒》杂志，重新组建《星》的编委会，并由中宣部副部长叶戈林亲自兼任这家杂志的主编(18)。 这一决议迫使各图书出版社和杂志编辑部、苏联作协、中宣部的责任感和对作品的审查力度再度加强。1947—1950年禁止出版的书籍和文章达323种，禁止发表的诗歌竟多达408182首。然而“有害作品”还是难以查禁殆尽，这样的作品还是不时被发表出来，如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两个人》、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等。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由中宣部最终决定某部(篇)文学作品的发表，那么它在发表后怎么还会被认为是“有害作品”呢？是谁来认定它是“有害作品”的呢？ 正如前文所说，苏联对书刊的审查包括事前(出版前)审查和事后(出版后)审查两个方面，由于本文的任务是论述事前审查这个方面，所以对事后审查这个方面未做涉及，而对发表出来的“有害作品”的发现和认定正是由后一个方面来实现的。中宣部和苏联作协不仅具有对文学书刊进行事前审查的职责和人员，而且也有对它们进行事后审查的职责和人员；各文学报刊都设有“文学评论”栏，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些栏目里发表文章，对某部(篇)作品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此外，各中央领导人可随时向中宣部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提出对某部(篇)作品的批评意见。这样中宣部的领导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就可以根据各方对某部(篇)作品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些批评意见的合理性、多寡和激烈程度，根据提出批评意见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来确定该作品是否是“有害作品”。 二、在此审查制度下每件作品的问世都极其艰难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几位书刊审查人员的报告。1945年2月22日，《旗》杂志副主编塔拉先科夫在给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德罗夫的报告中写道：杂志编辑部在通过对稿件的审查和筛选编出杂志的清样后，需要将清样分别报送书刊出版总局、作协主席团和中宣部，所有这些部门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所有涉及军事问题的作品，应送交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所有与国外题材有关的作品，送交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所有关于海军的作品，送交海军书刊审查机关。”(19)1945年8月3日，中宣部副部长叶戈林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又这样写道：“一个剧本在刊印或搬上舞台以前应该通过下面这些机关审查：剧目委员会、艺术事务委员会、共和国管理局、‘艺术’出版社、书刊总局、军事或海军书刊审查机关。”(20)此外还包括中宣部。1944年5月5日，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谢耶夫在给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则表功说：1942年仅中宣部就从各出版社打算出版的作品中阻止了283种书籍和小册子、163种招贴画和版画的出版；1943年禁止了142种书籍和小册子以及215种招贴画和版画的出版，还禁止了相当数量的报刊文章(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列宁格勒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在长篇小说《围困》完稿后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出版无望，于是便将书稿交给了曾担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而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兼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的洛佐夫斯基，请他审阅并帮助出版。洛佐夫斯基在审阅完书稿后，于1943年5月19日写信给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说《围困》是“一本关于列宁格勒的好书”，它提供了列宁格勒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鲜明画面，书中对所涉及的一系列严肃问题“从政治上来看解决得很正确”，因此，该书“值得认真对待”(22)。谢尔巴科夫看过此信后将其转给了中宣部。6月15日，中宣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报告谢尔巴科夫：已同凯特林斯卡娅进行了谈话，给她下达了如何继续加工《围困》手稿的指示(23)。 凯特林斯卡娅在按中宣部的要求对手稿做了进一步加工后将其交给了列宁格勒的《星》杂志和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但两家出版单位却都表示不能将其出版。于是1944年3月7日洛佐夫斯基又致信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一方面抱怨这部书稿“仍在各杂志、国家文学出版社、党的机关传来传去，无论如何也不能送到印刷厂”，另一方面称赞该书稿“表现的是列宁格勒人真正的、而不是徒有其表的英雄主义”。因此他请求日丹诺夫“干预此事，扫除障碍，让列宁格勒作家有可能出版关于列宁格勒的好书”(24)。日丹诺夫看罢此信后将其批转给了中宣部副部长马哈诺夫，让他来处理此事。而马哈诺夫则指示列宁格勒主管宣传的市委书记伊万诺夫来调查和处理这件事。 1944年11月20日，伊万诺夫将调查和处理情况直接向日丹诺夫做了书面汇报，说《围困》曾在《星》前编辑部遭到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该书稿对1941年夏秋事件的描写在政治上有问题，而且书稿也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优点；国家文学出版社和中宣部的约夫丘克同志对书稿关于1941年秋红军撤退的描写也持否定态度。现在，《星》新的编辑部正在和作者一起修改书稿，而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则一边让作者修改，一边将书稿列入了1945年的出版计划。这样，该小说“完全有可能在1945年出版”(25)。但事实上该小说并没能在1945年出版，而是又经过了三年左右的轮回，才终于在1948年同读者见面。不难想象，假如没有那么多“贵人”相助，这部书稿会遭到怎样的命运。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诗人和作家，但其作品也经受不住那层层的审查，因而也不得不走“上层路线”。1944年5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谢尔巴科夫，含蓄地请求这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给予帮助。谢尔巴科夫遂让亚历山德罗夫同写信人谈话，以了解他具体想得到怎样的帮助(26)。6月24日亚历山德罗夫报告谢尔巴科夫：帕斯捷尔纳克要求出版新诗集和一卷莎士比亚译本，并要求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中宣部作为特例已给作家出版社下达了指示，令其出版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大的新作品集；同时指示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卷帕斯捷尔纳克的莎士比亚译本。此外，已通知帕斯捷尔纳克，中央一级报纸可根据质量自行决定是否发表他的作品(27)。 因作品的出版问题而向中央领导人请求帮忙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其中阿谢耶夫在1943年12月2日致莫洛托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写一本书比设法出版它要容易得多。即使在作品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的情况下，由于某些无法猜测的原因，要让它真正流传也超越了作者的可能。”莫非要“把自己的诗集放进桌子里留待死后发表吗？或许您认为有可能帮助我吐出这块鲠在喉咙里的骨头？”(28)不言而喻，能够同中央领导人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帮助的作者只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作者是根本没有办法让其作品逃避任何一个审查环节或让审查者在审查其作品时高抬贵手的。 三、审查机关和人员在此审查制度下的困难 在这种审查制度下，各级各类书刊审查机关和人员审查作者的作品难度也非常大。对这些机关和人员来说，无论其责任心多强，多敬业，还是不能防止“有害作品”的发表；而一旦有“有害作品”发表，他们就要遭到指责，甚至受到处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奇百怪。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众多部门干预使得相关工作难以进行。1945年2月22日《旗》副主编塔拉先科夫在关于《旗》的编辑出版问题给日丹诺夫等人的报告中讲道：在众多审查机关交叉审查的体制下，“常常有这种情况，一部作品经军事审查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而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的，却引起宣传鼓动部方面的反对，于是也被撤掉”。还有这样的情况：一期杂志经中宣部的最后审查批准付印了，可是当把杂志印好正准备发行时，中宣部却又突然发现了杂志中某几篇文章有问题，于是要求撤下这几篇文章并重新编辑这期杂志，而撤换稿件和重新编辑的过程，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花费数万卢布”。在《旗》新编委会半年的工作期间内，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例子“积累了数百个。结果是每一期杂志生产周期都长达3—4个月。杂志拖延出版这种丢人的事已经变成了慢性病。现在是2月末，可是去年的12月号至今还没有印好”(29)。 另一方面抱怨、嘲讽和指责不绝于耳。譬如，1941年5月，作家魏列萨耶夫在未能获准发表的《关于作者和编辑》一文中写道：近10年来，“编辑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独断专行地按自己的趣味修改和改动作者作品的倾向”，“《三十天》杂志编辑部约我为杂志提供一篇篇幅不大的小说……小说总共只有3页多一点的篇幅，据统计，其中的修改达142处”(30)。1944年3月7日，洛佐夫斯基在致日丹诺夫的信中更是气愤地抨击道：“出版社和杂志社有这样一些编辑，他们审阅文学作品时，想的主要是别出什么事。如果他表示反对，那么书就不能问世，自然也就不会出什么事；如果他表示赞成，书问世以后，要是突然在书里找到一句不正确的话呢？”在这种自私、畏怯的心态下，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他们那里“卡住了”(31)。1944年7月25日，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谈话时虽对编辑们的做法表现得比较理解，但同时也进行了抱怨。他说，列宁格勒《星》杂志责任书记戈卢别娃对他的几篇小说都进行了修改，为的是能在莫斯科的审查机关获得通过。“可是，我想它们是得不到通过的，因为戈卢别娃的修改把它们给弄糟了。她想要弄成这个样子，以为能够通得过。”(32) 中宣部及其审查人员面临的问题在于： 第一，经常处境尴尬。一是在联共(布)中央面前常常处境尴尬。一旦发现有“有害作品”问世，中宣部必须及时向中央报告，并建议对这些“有害作品”进行收缴，这是其职责所在。可是这些“有害作品”当初又是在通过了中宣部的审查后才得以问世的。虽然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是把这些“有害作品”得以发表的原因归罪于出版社或编辑部审查不严，但它作为最后的把关者的责任是不言自明的。二是在发表了“有害作品”的作者面前常常感到尴尬。对于左琴科的中篇小说《日出之前》中宣部副部长叶戈林原本是称赞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赞许该小说才得以批准发表。不料发表后该小说立即遭到了“上面的”指责，叶戈林又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部小说进行批评，可是批评文章发表后，他又害怕左琴科在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受批判时把他以前赞许这部小说的事揭发出来。1944年7月25日，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谈话时讲道：叶戈林看到我没有在会上揭发他，很是感激。“他在会后向我走过来，小声说：‘小说很好’。”而我之所以没有揭发他，是“因为我可怜叶戈林”(33)。 第二，会遭到书刊编辑出版单位的抱怨。如塔拉先科夫在1945年2月22日给日丹诺夫的报告中先是抱怨中宣部事前看不出某期杂志有问题，待这期杂志印出来才发现问题并要求重编。后又抱怨说：不知为什么亚历山德罗夫“在爱芬季·卡皮耶夫的作品里看到了‘对战争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解释’，而把关于爱伦堡的文章从准备就绪的这一期里抽掉，是因为马茨金称赞爱伦堡，用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话来说，‘不对劲和不是地方’”(34)。 苏联作协及其审查人员遇到的问题在于：对书刊编辑出版单位送审的稿件，审查不严会遭到中宣部的斥责，审查严了则既可能遭到编辑出版单位的抵制，又可能被编辑出版单位和中宣部搞得颜面扫地。正如前述，波利卡尔波夫因对《旗》的审查不严而被亚历山德罗夫叫到中宣部进行了训话后，责任心和对书刊的审查力度陡然增强。1945年2月9日波利卡尔波夫致信《旗》编委会，反对他们在《旗》1945年第1期上发表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因为在这部日记里，“个人的私事和狭窄的文学细节掩盖了重大的题材”，“掩盖了对被围困的城市生活和斗争的一些有价值的细节和观察，并把这些排挤到次要地位上去”，“我确信，编委会倘若发表该著作，必将会犯错误。因此，不得不请求各位编委再次讨论关于发表薇拉·英贝尔日记的问题”(35)。但《旗》编委会却不买波利卡尔波夫的账，第二次做出决定发表英贝尔的这部日记。在这种情况下，波利卡尔波夫只好做英贝尔的工作，建议她拒绝发表这部作品，但英贝尔同样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最后波利卡尔波夫只得请求中宣部枪毙该日记，孰料中宣部竟也认为这是一部好作品而准许发表(36)。 1945年12月24日，波利卡尔波夫再次致信《旗》编委会，称自己审读了编委会拟发表在《旗》1946年第1期上的薇拉·潘诺娃的长篇小说《旅伴》。“我认为这部作品是错误的，歪曲了苏联人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实情景”，“作者所勾勒的一系列人物在精神方面是贫乏的”。所以，“刊登这样的作品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我表示坚决反对发表潘诺娃的长篇小说，并坚持召开编委会专门会议，会议应请作者参加并宣读我关于这部作品的声明”(37)。波利卡尔波夫在就这部作品同《旗》副主编塔拉先科夫谈话时甚至扬言：“我就是到中央书记们那里也不会让你们刊登这个东西。”(38)但《旗》编委会仍旧不买他的账，编委会会议在波利卡尔波夫亲自参加的情况下再次决定发表潘诺娃的这部小说。最终该小说又得到了中宣部的肯定，而发表后在文艺界则得到广泛好评(39)。至于发表后的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更是被联共(布)中央视作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1946年8月7日，亚历山德罗夫等中宣部领导人在给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指责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对一些低劣的作品“百般吹捧，过分赞扬，而与此同时，像英贝尔的《列宁格勒日记》这样的作品却遭到粗暴的讥笑”(40)。同年8月9日，在有斯大林参加的中央组织局讨论列宁格勒的两家文学杂志的会议上，《旗》杂志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又痛斥《列宁格勒》杂志负责人道：“当薇拉·英贝尔发表她的《日记》时，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对薇拉·英贝尔——一个在整个围困期间同你们站在一起的人——讽刺挖苦，你们这么猛烈地打击她，以至于她差点没倒下去。”(41)如果说作为一家地方文学杂志的《列宁格勒》因对待《列宁格勒日记》的态度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那么作为苏联作协责任书记的波利卡尔波夫因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又该受到怎样的批评呢？ 在这种体制下，唯有书刊出版总局及其审查人员遇到的困难和需要承担的责任较少。这是因为书刊总局不像苏联作协那样对文学书刊编辑出版单位负有领导责任，它原本应承担的对书刊进行出版前的最后审查和批准其出版的职权又上交给了中宣部。这就是说，一旦有“有害作品”问世，那么入口没把严的责任在书刊编辑出版单位以及对这些单位既负有领导责任又对他们拟出版的作品有审查职责的苏联作协，出口没把严的责任在中宣部。书刊总局虽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最终让“有害作品”漏掉的毕竟是级别比他们高(书刊总局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也应比他们高的中宣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对书刊进行审查时投入的心血较少，而在“有害作品”发表后，他们受到的指责也较少。 四、各审查机关的领导者对这种审查制度的态度 苏联各审查机关的领导者不仅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审查制度带来的问题，而且也看到了由这种制度产生的种种弊端，但他们却都不敢指责这种制度，而是把这种制度带来的弊端归罪于各级各类审查人员的水平低下和作风粗暴。所以他们一再向党的领导人表示，应当得到改进的是审查人员的工作，而不是审查制度；对那种放宽书刊审查的企图必须予以坚决回击。 1941年5月7日，苏联作协主席、书记法捷耶夫在给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中说，他不认为魏列萨耶夫的《关于作者和编辑》一文可以在《文学报》上发表。“编辑独断专行的事实在杂志和出版社的实践中的确是常见的。一些愚蠢的半文盲的人感到自己背后有国家机关，便在一定程度上为所欲为，对稿件‘不顾情面地’大肆窜改，往往改得面目全非……可是魏列萨耶夫的整篇文章却是别有用意——损害编辑们的威信，编辑是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是我们国家政策的传播媒介，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人。魏列萨耶夫不能公开地说书刊总局的监督、我们杂志和出版社的政治要求使他感到压抑……文章总的基调则是哀叫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出版自由’。”(42) 1945年8月3日，中宣部副部长叶戈林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讲道：“书刊审查机关或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本来应该从原则上判断艺术作品的思想本质，可是有时所做的修改具有对作者吹毛求疵的性质。有些书刊审查人员企图把剧本或长篇小说改成决议，而不考虑这是艺术作品，修改可能破坏作品的完整性，降低感染力。作家们对书刊审查人员和编辑的意见有一部分无疑是正确的。很遗憾，我们一些编辑粗暴地和无知地对待文学创作问题。然而，这未必能成为一些放肆的言论的理由。”报告列举了维什涅夫斯基的一些言论——“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做了数次发言，在发言中涉及一个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问题——言论自由……而我谈的正是斯大林宪法的基本条例”——然后宣称这些言论“是极不妥当的，他实际上是要求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43)。 1946年4月30日，亚历山德罗夫报告日丹诺夫，说《十月》杂志第3期拟发表作家潘菲洛夫的《论小瓦罐和小小瓦罐》一文，该文总的意思可归结为苏联文学似乎已由不学无术、没有专业知识的文学官僚们控制。作者给他们起名叫“小瓦罐”和“小小瓦罐”。可见，“文章的主要之处是有害的和错误的论断”，“隐蔽地试图批评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为此他建议：可以让《十月》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同时让联共(布)中央的机关报刊《布尔什维克》杂志或《真理报》发表文章对该文进行批判(44)。亚历山德罗夫的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十月》杂志1946年第5期发表了潘菲洛夫的这篇文章，同年6月24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对该文的观点进行了批判(45)。 既然对这种审查制度颇为不满的审查机关的领导者们都不敢指责这种审查制度，那么其他机关的领导者自然更不可能对这种制度提出异议，于是这种严格的制度也就一直实行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的“解冻”，苏联当局对文学书刊的审查开始有限度地放宽，与此同时，30—40年代在出版前遭查禁的某些作品得到了出版，在出版后遭批判的某些作品得到了平反。 注释： ①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3—1094页。 ②《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③同上，第43—44页。 ④同上，第53页。 ⑤同上，第54—57页。 ⑥同上，第58—59页。 ⑦同上，第74—76页。 ⑧同上，第68页注①。 ⑨同上，第79—80页。 ⑩同上，第81页。 (11)《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92页。 (12)同上，第128—143页。 (13)同上，第144页。 (14)同上，第145页。 (15)《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04—208页。 (16)同上，第210页。 (17)同上，第273页。 (18)同上，第322—323页。 (19)《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25页。 (20)同上，第252页。 (21)同上，第193页。 (22)同上，第105—106页。 (23)同上，第105页注①。 (24)同上，第175—176页。 (25)同上，第216—217页。 (26)同上，第189—190页。 (27)同上，第196页。 (2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6—127页。 (29)同上，第225—227页。 (30)同上，第88—89页。 (31)同上，第175页。 (32)同上，第202页。 (33)《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97—198页。 (34)同上，第225页。 (35)同上，第220—223页。 (36)同上，第226页。 (37)同上，第271页。 (38)同上，第273页。 (39)同上，第273页。 (40)同上，第290页。 (41)同上，第302页。 (42)《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87—88页。 (43)同上，第252、253页。 (44)同上，第279—281页。 (45)同上，第281页注①。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十月论文; 列宁格勒论文; 日出之前论文; 杂志编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