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排序、分歧解析与措施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措施论文,目标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排序
1.经济增长
1997年1～4季度GDP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分别为9.4%、9.5%、 9.0%和8.8%。高于“七五”期间平均增长速度7.9%约一个百分点，低于“八五”期间GDP平均增长速度11.9%约3个百分点，为9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比1985～1996年中位数10.2%低一个百分点。横向来看，8.8%的速度是比较高的，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接近韩国、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速度。考虑到各国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及增长基数的不同，横向之间实际上缺乏可比性。纵向来看，8.8%的速度仅比1985年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低一个百分点，也不算低，属于中速增长。但考虑到1986～199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8 %之中包含了1989～1990年间由于双紧政策“用药太猛”而造成的经济滑波，8%不应被视为合理增长区间的下限，剔除这一因素， 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下限宜掌握在9%。以此来衡量，1997年8.8%的增长速度本身并不算低，但已接近控制下限。1998年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保证8%以上速度目标的实行。
1997年以来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在1996年下降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处于1991年以来最低水平。除国有工业增长率比1996年略有增长外，占整个工业总产值比重40%的集体工业和31%的其它类型工业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并呈继续下降趋势。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银行授信条件的收紧和信贷投放中的逆向选择，大部分信贷资金和其它资金主要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尤其非国有企业资金普遍比较紧张，而后者恰恰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其原有的非正规融资渠道在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以来陆续被堵上，而新的融资渠道未能开通（即堵斜门的同时未能开正门），货币传导的信贷渠道不畅，将可能导致非国有企业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占工业总产值36%的乡镇企业自1985年以来每年增长约25%，前几年甚至高达30%，但1997年仅增长18%。受此一因素影响，1998年工业增长率、GDP 增长率有进一步走低的可能性。
2.物价水平
1997年各项价格指数在1996年下降基础上继续呈下降趋势， 处于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通常作为通货膨胀衡量指标的零售物价指数（RPI）1997 年9月出现零增长，10月以来为负增长（月通胀率为负）。与零售物价指数类似但调查品种更多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接近1%。 1997年1～12月累计零售物价指数0.8%，消费物价指数2.8%。考虑到消费物价指数中包含了服务价格调整等政策而非市场性价格变动，消费价格指数实际上比真实的通胀率要高一些，需加以剔除。从理论上来说，零通胀优于正通胀和负通胀，为物价水平控制的最优选择。但在现实中由于零通胀的不可操作性，最佳的通胀率并非零，而是一个较低的正水平。为了避免与通货膨胀一样对经济有害的通货紧缩出现，各国一般将通胀控制目标定为1%～3%。1997年12月我国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为0.8%和2.8%，应该说已处于控制目标下限。
作为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自1996年3季度进入谷底以来，目前仍处于低谷平台。1997年以来无论当月还是累计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均为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中当月指数于1997年5 月出现负增长，累计指数于1997年10月接近零增长，11月出现负增长。根据一般规律，先行指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与消费物价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之间存在密切的时间序列关系，其先行周期约为10～15个月。预计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可望在近期内进入谷底，考虑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中起主导作用的原材料价格指数仍在下降，并无上涨迹象，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有可能在近期内继续下走，如此一来，通货紧缩出现的可能性将会加大。
从货币供应数量来看，目前的通胀压力与反弹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小，但考虑到经济中货币化进程仍在加快，通货膨胀反弹的压力实际并不大。1997年以来，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大于经济增长率（GDP ）和通货膨胀率（RPI）之和，存在所谓超量货币供应（EMM）。 但事实上，超量货币并非只有现在存在，由于中国的改革过程同时表现为市场化、货币化过程，因此，超量货币供应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所需要和拉动。如果考虑到货币形成的额外货币需求，则所谓超量货币供应可以看成基本正常的货币供应。1997年虽有超量货币供应存在，但基本处于1985年以来平均水平，即使略高于平均水平，也未必意味着通胀压力增大。如1996年MM[,2]超量供应达9.5点，高于平均水平4 个百分点，1997年通胀率一路下走，不仅未发生通胀，连指数回升的迹象都没有。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的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不能用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来寻找直接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经济结构变化在宏观经济尤其货币政策效果方面的影响，货币传导中需考虑多种因素，货币供应量变化不一定全部或直接表现为物价水平的变化，通货膨胀的现实压力并不大，在物价水平方面，当前需要关注的不是通货膨胀反弹而是通货紧缩出现。
3.就业水平
1997年以来随着通胀率进一步回落，失业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问题。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 与1978～1982年期间的失业率相比，失业率并不算高，但已属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横向比较，我国当前失业率也不算高。美国1997年10月份失业率创24年来最低水平，仍有4.7%之多。 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目前日趋增加的企业下岗人员，则失业率会有所上升。1996年下岗人员720 万，1997年统计为900万，下岗人员增加可使失业率提高4～5个百分点。 如果再考虑国有企业冗员和农村待转移剩余劳动力，失业率将更进一步提高。下岗人员再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已成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4.国际收支
1997年国际收支继续以双顺差为基本特征。1997年12月外贸顺差累计约300多亿美元。由于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存在，到1997年12 月外汇储备达1399亿美元。进口为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在边际进口倾向不变情况下，进口变化反映了本国国民收入变化状况。1997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较快而进口增长缓慢，进口增长率为1991年以来最低年份，而出口增长则为1991年以来次高年份。在不考虑边际进口倾向变化情况下，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我国经济增长形势弱于我国出口伙伴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1997年以来，出口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如果没有出口的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有可能更低。 考虑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经济衰退和东南亚国家出口竞争力增强及我国出口顺差扩大的不利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出口增长将可能放慢，对于国内经济增长极为不利。
5.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排序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排序，在1994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RPI上涨21.7 %）的情况下，把抑制通胀放在第一位，采取财政金融适度从紧（双紧）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无疑是必要的。经过3年多的努力， 通胀现已基本消除，失业问题凸现，必然面临新的政策目标排序和政策措施选择。从目前宏观经济指标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已近合理区间下限，且有进一步下降趋势；通胀率已处控制目标区间下限，亦有进一步下降引发通货紧缩苗头，而并无通胀反弹之力；失业和下岗则空前严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改革的成果，但失业增加却是一个现实而严重的问题，且失业无疑已成为目前最为突出的宏观经济问题，如何在不引起通胀复发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的最大挑战。鉴此，应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排序中优先于增长和通胀的目标加以实施。从公共选择角度来说，在目前背景条件下，优先考虑失业问题既符合社会利益也符合政府利益，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应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需要，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保持动态一致性和政策可信度的基本前提下，适当增加灵活度。
二、关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分歧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应该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针对目前经济增长放慢、物价水平负增长和失业增加、企业效益下降等情况，有些学者认为出现了总需求不足问题。而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目前投资增长、消费增长和出口增长并不慢，经济增长不仅不慢，相反处于低通胀下的稳定增长态势，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要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必须对此分歧有一个解释。
1.总供给与总需求是相对而生的宏观经济学范畴，离开总供给无所谓总需求的过剩不足
从总需求自身或作为其构成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等各自的速度和规模难以得出具有宏观经济政策意义的结论。同样，用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及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等指标，也难以判断总供求关系。因为无论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还是工业总产值都是经过价格和数量调整而形成的事后的均衡数量，既包含了需求一面，也包含了供给一面，并不单纯反映总需求或总供给某个单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作为一种理论而非实证模型，其均衡状况并不能直接从总供给或总需求自身比较中得来，而需从价格变化和产出变化来观察得到。一般来说，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物价水平趋于下降；数量方面，短期中，将以库存来调整，以求供求平衡；中期中，将削减产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长期中，则削减生产能力，形成企业关闭退出等，在此调整过程中失业随之增加。针对我国目前存在价格水平下降（出现零通胀甚至负通胀）、库存积压、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等现象的存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便是总需求不足。如果认为不存在总需求不足，则需对上述现象给出另一种解释。
2.短缺结束不能对价格下降、通货紧缩与产出下降，出现过剩现象同时并存给出兼容性解释
否定总需求不足的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为短缺经济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中国社科院课题组，1997；刘国光，1997）。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讲，短缺现象在短期中存在，中长期中经过价格和数量调整将不复存在。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人为地压制价格，致使短缺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现象。改革以来，随着价格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价格管制的逐步放松，价格水平得以恢复性上涨。价格上升促使生产供给增加，短缺现象逐渐结束，价格水平趋于回落；与此同时，产出水平大大增加，经济持续增长。在此情形中，价格下降与产出增长同时并存。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在价格水平下降的同时，产出水平也在下降，显然与短缺经济结束的特征不相吻合。短缺结束形成一定的买方市场的观点，只能解释价格下降，解释不了产出下降，且对于价格下降的解释也只能解释与严重通胀结束相应的价格下降，而对于目前比较实质和关键的零通胀或负通胀（价格水平负增长的通货紧缩）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3.过热和降温对于产出下降与过剩的解释存在逻辑矛盾
由于对价格下降和产出下降、生产过剩同时存在不能给出具有兼容性的解释，否定总需求不足存在的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产出下降和生产过剩，认为过剩出现除了买方市场正常的供大于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短缺经济中数量型高速增长方式所必然带来的结构失调和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在多次经济过热中，盲目追求粗放扩张、重复引进等造成供给结构的扭曲，一旦需求膨胀消失，结构问题便暴露出来（中国社科院课题组，1997）。由此，否定总需求不足存在的学者认为，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不是需求总量、增长速度问题，而是结构、素质和效益问题（刘国光，1997）。应该说这一看法无疑已经触及到了当前我国经济中主要问题所在，但此观点以过热和降温来解释过剩等结构问题在逻辑上面临着挑战。从理论上讲，短缺和过剩都是一种短期现象，经过中期的可变资本调整和长期的固定资本调整是可以避免的，难以成为一种常态，而在长期中基本均衡才是常态。短缺结束无疑有一个过程，长期均衡现实地讲也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在前几年的经济过热中，生产能力增长的确比较快，如果说目前的过剩是因为1993～1994年过热中形成的过度进入和过剩生产能力的话，那么是否意味着1992年左右中国经济已经基本结束了短缺状态。如果说1992年短缺仍未基本结束的话，1993～1994年过热充其量是加快结束短缺，而不可能造成过剩。1995～1996年速度已回落，过热已基本消除，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可能性更小，即使造成过剩，也只是局部的，而目前的过剩已多少带有一些普遍特点。在此，过剩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而非已经解释的问题。由此可见，否定总需求不足的学者虽然列举了一些方面的理由来加以证明，但由于逻辑和学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其论证并不充分，正如否定总需求不足的学者认为，持总需求不足观点的学者没有充分理由说明当前经济中的困难和问题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一样，否定总需求不足存在的学者同样未能给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总需求不足并不存在。
三、经济基础中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1.客观地看，价格下降、通货紧缩和产出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进口需求不振等属于明显的总量问题
当前一些人不肯承认总需求不足，暗含的原因是不能正视松动，而不能正视松动的原因则在于对“一松就胀”的担心。松紧循环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改革以来这一问题日益突出。目前的松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已不亚于80年代，80年代松紧循环基本上是增长与通胀的正向搭配，即“高增长—高通胀”组合与“低增长—低通胀”组合的交替，而当前的松紧循环则成了“高增长—高通胀”组合与“中增长—低通胀—高失业”组合的交替。形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基础构造的变化。以工业为例，1985年以前，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般在2/3以上，1986～1992年，国有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降为1/2，1993年以来，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逐渐下降到1/3，1995年为1/3强，而1996年又降为1/3弱。可以说80年代的经济形势以国有企业为判断标志，而90年代中期以来已唯非国有企业马首是瞻了。由于80年代国有企业为主体，非国有企业只是极小的边际因素，经济运行基本为宏观经济政策所左右，紧缩时必然出现通胀率与增长率同向下降。90年代以后，尤其是1992年以来，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企业仍为主体，但非国有企业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边际因素，“边际决定作用”开始发挥。这一变化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由于非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现行金融体制之外，具备自己的内源融资机制等，松动条件下可借助于非正规金融体系得以迅速发展；当经济紧缩时，虽然会因紧缩和对非正规金融的整顿而减速，但这种减速有一底线。这样当整个经济因紧缩而价格总水平下降即出现低通胀率时，非国有企业在收缩的同时仍保持一定的增长，从而使整个经济减速有一底线。1995年以来GNP增长速度基本上与1981年以来17年的年增长速度平均数接近，处于一种中速增长态势，原因正在于此。这就避免了紧缩时“一紧就滞”局面的出现，而形成了1994年以来虽然连续坚持紧缩，却仍呈现出“中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增长—零通胀”，甚至“中增长—负通胀”局面。考虑到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尤其是非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不仅“一紧就滞”的局面已部分地避免，且由于非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国民经济已具备了更快增长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判断总量状态时，产出变化已不如价格变化明显。目前的中增长而非低增长不足以说明总量问题并不存在，而通胀水平已降至相当低的程度，并正在向零通胀接近，有出现负通胀即通货紧缩的苗头，尤其是后一现象，除总量因素外，已别无解释。一定程度总需求不足存在的可能性已无法排除，不能因为担心“一松就胀”而一味求紧，因噎废食，不肯承认总量问题存在放弃或拒绝必要的松动。
2.结构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下岗、失业等以结构问题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结构问题的背后存在总量问题，总量问题加大了结构问题的解决难度
当前的结构问题主要是同水平重复建设，既包括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结构问题，也包括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结构问题，其中主要是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结构问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互补与互替两个阶段。改革以来到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经济基本处于短缺状态，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对于国有企业来讲是互补而非互替关系，乡镇企业等非国有内资企业即使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也得以异军突起，足见当时短缺经济对于生产能力的巨大需求，当时非国有企业被看作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写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关系的确是互补者而非互替即竞争者，虽然有时在原材料供应中处于替代者，但在产品市场上为互补者，双方均面临足够大的需求，互相间并无激烈竞争。随着非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整体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经济总量矛盾趋于缓和，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开始由原来的互补关系转变为“互补—互替”双重关系，乡镇企业等技术装备较差的非国有企业以成本优势在同一技术或较低技术层面以基本相同或较低质量但价格更低的产品与国有企业竞争，“三资”企业等则以技术优势从而换代产品等与国有企业竞争，国有企业在此意义上处于非国有企业的高（技术）、低（成本）“夹击”之中。国有企业由于体制缺陷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率——高成本在位者，短缺经济时期高成本者可以生存，而一旦短缺现象消失，高成本在位者必然面临低成本进入者的替代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是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从表象上看是个结构问题——产业、产品结构问题，其实质为所有制结构即产权制度问题。如果体制健全，国有企业可能是高效率——低成本在位者，那么非国企必须在产业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的基础上才能进入，那时整个经济将在产业升级中得以迅速发展，而不会出现严重的结构问题。由于体制问题，国企作为高成本在位者，非国企可以较低的成本优势与之竞争，并逐渐将其替代。在高成本在位者与低成本进入者的产业进入博弈中，低成本者进入是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具有必然性。虽然这些进入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过剩，但却是有效率的。无论是否有经济过热，非国有企业都将进入。过热的意义在于加快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而延缓了其对国有企业的替代。由于过热使得原本非国企对国企的替代关系暂时表现为互补关系，如同在短缺条件下一样。一旦短缺结束或经济过热开始降温，非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的低成本对高成本的替代必然现实发生。这正是目前失业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原本以种种方式存在于经济中，非国有企业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非国有企业以低成本优势替代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高成本产品及其市场份额，国企面临的市场需求趋于下降。与此同时，低成本劳动力以低成本产品优势替代国有企业高成本产品的方式替代了国有企业的部分高成本劳动力。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已逐渐进入了升级换代期，开始吸纳较高技术劳动力。如果非国企能以较快速度发展，可以吸纳其中一部分高素质、高技术劳动力甚至普通劳动力就业或再就业，失业问题不会太突出。但由于紧缩政策的作用，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的需求约束越来越严重，大量亏损停产，不但不能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还会造成大量下岗等；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紧缩中受到极大限制，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失业问题不可避免。1986年以来， 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增加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已从1986年从业人员增加343 万下降为1996年从业人员增加—16万。非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增加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如在过去15年中，乡镇企业创造了9500万个就业机会， 但非国有企业受紧缩政策的影响非常突出， 因1988～1989年和1994年的紧缩而两度出现负增加，致使整个经济中吸纳就业的机会大为减少，这就形成了“中增长—低通胀—高失业”的格局。微观地看，这里的失业既有隐性失业显性化问题，也有失业的结构性转换与替代问题。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则在于就业从国有企业向非国有企业转移这一动态过程受阻。劳动力退出国有企业（下岗等），无疑是改革的一大成果。由于紧缩使得退出后的劳动力没有新的岗位去重新就业，这才形成了真正的问题。近年来，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非国有经济由于受紧缩影响，一方面面临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市场约束，另一方面因融资机制中的歧视性安排和倾斜性政策而面临资金约束，双重约束致使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大大放慢，新增就业岗位明显下降，甚至为负，退出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没能完成本来并不太惊险的一跳而摔成了失业者。
3.当前的结构问题，由于其特殊的产业组织特征，具有同上同下性质，宏观经济政策松动时，容易形成“一松就胀”的格局，强化和延误结构问题的解决；政策紧缩时，又容易陷入僵局，使得结构调整难以实质推进，这是当前结构问题的症结所在和结构调整的难点所在
非国有企业从成本与技术方面来划分，可以分为高技术—低成本的“三资”企业，低技术—低成本、高（新）技术—低成本及低技术—高成本的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等。“三资”企业等要么以技术优势，要么以成本优势来替代高成本国有企业，这一趋势近两年来日趋明显并将呈加速态势。不仅如此，“三资”企业等也开始替代进口，近年来进口下降在总量上因为国内总需求下降，其微观基础中包含了“三资”企业产品对进口产品的部分替代。低成本—高技术的乡镇企业等对于高成本国有企业的替代也是明显的，这一过程正在而且还将继续进行。对于大多数的乡镇企业来说，基本为低成本—低技术或高成本—低技术者组合。高成本—低技术者多系在短缺或过热时期产生并发展，随着短缺结束和经济降温难以为继，可能停产倒闭。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低成本—低技术的非国有企业与高成本—高技术的国有企业之间，这是目前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低成本—低技术者可以生存，但难以发展，在动态中也将难以生存。高成本—高技术者虽有发展的技术可能性，但因先天性体制缺陷，为低效率在位者，面临低成本进入者的替代挑战。在高成本—高技术国有企业与低成本—低技术非国有企业的博奕中，很可能形成某种僵局，各自凭借自己的优势占有一块市场，既替代不了对方也难以为对方所替代。虽然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重复建设等也存在此类问题，各自依靠部门或地区支撑而形成一定的行政性垄断，相互间又有激烈竞争。但由于国有企业之间没有体制性的成本——效率差别，技术等因素的作用比较重要，一旦垄断借以产生的行政因素弱化，竞争将趋于激烈，并最终如彩电等行业一样以市场方式和渐进方式加以解决。垄断竞争市场上往往不可避免地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或许这正是“一松就胀”的根源所在。由于大多数国有企业为高成本—高技术者、而相当多数的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为低成本—低技术者，一旦实行扩张性政策，经济过于松动，双方均有了足够的市场需求，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导致经济过热。否定总需求不足存在的学者强调结构问题、反对扩张性政策的原因正在于此。低成本—低技术的非国有企业与高成本—高技术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博奕，通过中长期调整可能在谁替代谁问题上达成某种均衡，高效率者存在于市场，而低效率者退出，均衡结果将以市场方式达成。但在目前的现实中，政府方式却在部分地替代市场，由政府决定谁保留，谁退出，虽然如此一来的结果可能是非效率的。目前，一方面由于适度从紧政策坚定不移地连续实施，总量状况趋于紧张；另一方面，作为紧缩政策内在构成的人为的倾斜性、歧视性体制安排，致使信贷资金等主要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占有产值不足30%比重的国有企业拥有银行信贷资金的绝大部分，在有些地方甚至在96%以上。占有产值60%～70%、构成增长份额优势比重和新增就业岗位主要份额的非国有企业面临紧缩和倾斜歧视双重因素造成的资金紧张问题，发展明显减速，使得市场方式进行的结构调整因陷入“僵局”而趋于停顿。正因如此，持总需求不足观点的学者才主张适度松动。适度松动虽然对于国有企业本身可能影响不大，但对非国有企业意义非凡，必将促进后者的发展并以后者发展的外部效应来“补贴”前者，即通过促进整体经济增长为国有企业重组提供财务支持，并以新增就业岗位来吸纳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以活的增量来推动存量的调整和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不能在扩张中进行，但同样也不能在过于紧缩中进行。进行结构调整同样要求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松动，以保持一种不紧不松的宏观环境。
四、顺应变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及相应的配套性改革
1.1998年货币政策选择
（1）降低准备率和备付金利率。 目前银行准备率和超额准备率水平偏高，主要原因在于法定准备率和备付金利率偏高，尤其是备付金利率偏高，致使银行不去积极发放贷款，而是将资金存入央行吃利息，造成资金在金融体系之内循环的“资金短路”现象，加上融资机制中的结构性供求不对称，使经济中的货币供求趋于紧张。1998年应选择适当时机降低准备率和备付金利率，从资金供给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松动。
（2）适当下放贷款权限，放松不必要的贷款限制。近年来， 伴随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金融秩序的整顿及银行内部控制加强和金融风险意识的增强，银行贷款权限上收较多，基层单位权力有限，提高了信贷的交易成本，加上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使企业融资成本大大提高，资本融通渠道有所不畅，授信条件趋紧，强化了货币政策的收缩力度。针对此一情况，1998年应适当下放贷款权限，取消不必要的贷款限制，放松授信条件，以降低融资成本。
2.与贷币政策相配套的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
（1）积极疏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资金融通方面来看， 我国目前处于典型的二元体系，国有企业处于现有金融体系的覆盖之下，非国有企业处于现有金融体系之外。形成于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现有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特征，而支撑国民经济运行，占有工业产值70%的非国有企业则具有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特征，资金供给的计划特征和需求的市场特征及结构不对称，使以中小尤其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承受着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资金紧张成为目前困扰非国有企业的两大重要因素之一。1998年应积极疏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堵斜门的同时积极开正门，克服资金供应中的逆向选择和倾斜安排、人为歧视，切切实实给非国有企业以平等待遇。
（2）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银行和其他银行改革， 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提高金融经营效率。国有银行行为不合理，缺乏效率，一方面加大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货币政策和金融调控措施消极被动“应付差事”，扭曲了货币政策的效力。1998年金融改革中应在国有银行改革方面有大的动作：①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强化产权约束；②在强化外部即现行金融体系外竞争的同时，引进体系内竞争机制，结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根据具体情况对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区域分割经营，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竞争机制；③研究改进主办银行制度，克服信贷行为中的逆向选择。主办银行制度是日本等处理银企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银行改革有一定启示，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这一制度安排可能存在的陷阱，我国主办银行制度试行以来银行借贷行为中的逆向选择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主办银行制度主要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后者恰恰是低效率者，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被排斥于现行金融体系之外，致使信贷资金配置出现非效率问题。1998年配合货币政策实施应对主办银行制度进行认真总结改进。
（3）改革准备金制度，选择适当时机合并准备金和备付金帐户，并相应降低准备金率。
3.1998年财政政策与投资政策选择
考虑到目前中国财政收入的不可逆性和赤字规模，财政在紧缩方面可以有所作为，但在松动方面似乎回旋余地不大。虽然从国债与GDP 比重方面来看通过发行国债方式进行松动有一定的可能性，但考虑到中央财政对于国债较高的依赖度，国债发行也是有限的。在此严峻约束下，财政政策除总量方面可以进行微调外，还需在结构方面做文章。
（1）税收政策。对于有市场、有发展潜力、 能够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的中小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均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鼓励其健康快速发展。
（2）支出政策。继续严格控制经常预算支出， 适当增加投资预算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支出以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国内投资需求。
（3）投资政策。针对我国目前消费需求平淡，投资需求不足， 出口需求可能趋于下降的局面，为避免经济继续下走，有必要在投资政策方面有所松动，以增加国内总需求。1998年应在继续调整投资结构的基础上，从严控制一般性投资项目，增加交通、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如铁路建设投资、高速公路网络化建设投资及城市交通建设投资等。
4.其他政策措施及配套改革
（1）人力政策。针对当前下岗人员增加、失业上升的现实， 除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积极开拓就业机会外，对于下岗职工的再培训工作也应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应采取有力措施，抓好下岗职工的再培训工作，建立健全下岗培训和就业服务系统。
（2 ）社会保障改革。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建立健全救济制度。
（3）中小企业管理体系。借鉴国外中小企业管理模式， 建立有效的中小企业管理服务机构，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平等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