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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2)06-0101-06
世界的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势所必然。世界的文化是否也在全球化？对此尚有不同说法。但不管如何，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往正在迅速拓展和扩大，因此，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如何为世界所了解，这种文化自觉就日益显现出来。
一、由近及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绝，自强不息，博大精深。
人类历史上，世界曾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有过中断，或被融化，有的甚至被历史消解。至今犹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中，埃及文化就曾因亚历山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继而又被恺撒帝国占领而罗马化，后又因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被雅利安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曾因日尔曼人入侵而中绝，沉睡了千年，文艺复兴才又发扬光大。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一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
中华文化富有凝聚力、融合力和延续力，它不仅融合了各地域的文化如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同化了多民族的文化，如匈奴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等，而且，还吸收了外域文化，如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使外来佛教变为中国式的佛教——禅宗，进而又把禅宗融入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正是在和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相互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向先进文化的方向发展，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谈及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力时说道：“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
在历史上，中华文化长期曾是一种强势文化。梁启超把中国的历史区分为3大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乃是中华文化在本土形成并确立的时代，而从秦立国到清代的约2000年间，中国走向亚洲，中化文化在亚洲呈强盛文化之势，并且传播到欧洲，逐渐走向世界。
中外文化的交流，因时渐进，由近及远。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了第一次交汇，先是西域文化（中亚和西亚），然后是晋、唐时代的佛教文化（来自南亚）。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中华文化，在唐代发展为强势文化，开始向亚洲其他地域辐射、扩散，对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不少亚洲国家都是主动到中国来“取经”，吸取中华文化。唐代的日本高僧在赴唐留学归国后，向日本朝廷上奏：“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当局极为重视，在此后200年间派出的遣唐使就达18次，到奈良王朝达于全盛，使团多达五六百人。日本著名的“大化革新”，基本上是“中华化”，中华文化在此时乃是亚洲的强势文化。后来，欧洲文化在亚洲发展为强势文化，日本经“明治维新”就转而“西洋化”，迅速走上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但日本文化中仍然沉淀着唐代文化的遗韵。
中华文化不仅走向了亚洲，而且在16世纪还开始走向欧洲，对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此时的中华文化不是中国主动“送去”的，而是由西方传教士顺便“带走”的。
早在13世纪的元代，意大利已有儒商雅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写下了中国游记。明万历年间，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罗马教廷的目的，是要教士说服中国朝廷，认识基督教的价值，允许在中国传教。但当时中国乃“远东的伟大帝国”，西方不敢轻率行事，因而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要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坦然接受”。这使得中国早期的启蒙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从而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到了清代康熙时期，也还注意“西学东渐”，通过南怀仁向西方耶稣会士致意：“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甚至，还派白晋为钦差，赴法招聘自然科学家携科技书籍来华任教，在宫廷内传播几何、代数、天文、地理、物理、乐理等科学知识。
西方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在“送来”西方文化的同时，无意中却发现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回国时就把中华文化也“带走”到西方，从而导致十七八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扩及德、英，都引发了对“中国风尚”的追逐。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艺术文化情有独钟，在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时，特辟了一个瓷器馆，专门收藏从中国收罗来的瓷器精品。宫内常举办具有东方情调的化妆舞会，王公贵妇身着中国丝绸刺绣服饰，皇家乐队用中国乐器（笙、笛、锣等）参奏，伴着大家翩翩起舞。1685年这位法国皇帝还特派6名教士到中国“去考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一次就带回50幅中国画。中国艺术传入法国，引发了艺术风格的重大转变：从巴罗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的演化。
二、自盛而衰
中华文化在18世纪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强势文化“中学西渐”，对欧洲启蒙运动、狂飚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的启蒙运动、狂飚运动，促使西方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向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方向和水平跃进。西方的启蒙学者就在这时高度关注着中华文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莱布尼茨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言说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在他看来，中国和欧洲是当时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两个地方，“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是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狄德罗都曾盛赞中华文化的伟大。伏尔泰把中国说成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称道：“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为了推动启蒙运动，伏尔泰还把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轰动欧洲。德国狂飚运动作家、美学家歌德和席勒都倾心于中化文化，对清代小说《好逑传》甚感兴趣。席勒还曾想把它改编为剧本，虽未成功，但在1802年，依据意大利作家戈齐所写的剧本，创作出了诗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呼唤人的尊严和自由。
中华文化和欧洲文化，在18世纪都是世界上的强势文化。中国封建王朝经历了2000年的发展，到康、雍、乾时代达到了顶峰，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居于世界前列，和欧洲文化一道，堪称先进。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总量占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也长期出超。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华文化的博大，促使中华文化成为当时的强势文化，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但是，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日益走向僵化，对内拒绝改革，对外闭关锁国，落后的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力日趋下落。更加可悲的是，康、雍、乾盛世之后，清廷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却又夜郎自大，自我陶醉，对西方已经发生的历史巨变，茫然无知。
此时的西方，正在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英国的产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风起云涌，西方国家正在向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方面推进。中化文化曾经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马克思对其中三项作了高度评价：“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及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工具，并且一般说变成科学复兴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推动力”。中国的三大发明在西方发展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但在中国本土反而不受重视，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却只“停留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先进生产力使西方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反过来要和中国通商。但清廷自雍正以后闭关自守，自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通商。对西方传来的科技产品，如天文仪、地球仪、望远镜和枪炮等等，轻蔑地视之为“奇技淫巧”，只能作为“玩好”。于是，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被打的尴尬境地。马克思同情地把这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在一场珠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的悲剧。”[2]
西方的洋枪洋炮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力一蹶不振，洋货洋物也破门而入。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历史嘲讽，过去的中华文化是强势文化，西方的牧师、教士不远万里来这天朝大国传教的同时，“带去”了中华文化。而今是，中国的先知先觉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地走向西方。如鲁迅所说，“别求新声于异邦”，为了摆脱贫困落后而去西方寻找强国富民之方。中华文化很快降为弱势文化。在以前，中国是“输出文化”占优势，而此后，则是“输入文化”占优势。
三、振兴中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年的开放改革，如今，中华文化又在重返国际舞台，中外文化交流正在不断拓展和扩大。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推进文化的全球化，但文化的全球化却并不必然消解民族化。就文化而言，全球化和民族化本应相辅相成，相互补足，相互沟通。和而不同，应是一种张力的平衡关系。但严酷的事实是，作为强势的西方文化，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媒介，可以畅通无阻地向世界各个角落扩散；而弱势文化若想对外传播，却是寸步难行，困难重重。开放改革以来，走出国门去学习西方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拿来主义空前高涨，这当然是好事。不从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后发国家如何去实现现代化！不了解西方已从现代走向后现代，我们又如何及早发现西方现代文化中的弊病而避免走弯路以便作跨越式发展！因此，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关注西方的新发展，还需继续“拿来”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相对于从西方“拿来”而言，我们把中华文化“送去”西方的却要少得多。西方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要比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要少得多。这种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交流，处在“逆差”之中，而且“落差”甚大。
面向当下现实，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也不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而应自强不息，发奋图强，振兴中华文化，在继续“拿来”域外文化的同时，也要主动向域外“送去”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应有对话和交流。风水轮流转，新世纪是否就会是东方文化的天下？我并不以为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可能只是一相情愿。但我却赞同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自己只好送去了。”但这并非是要强加于人，而是如他所言，为了“把中华民族中的精华分送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西方已经历了现代化而走向了后现代，正在反思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人和物、人和人、人和自然的种种异化，日益暴露。社会矛盾的解决当然只能靠西方人自己去实践，但中华文化的一些重要精神，天人和合，以民为本，群已相济，修身养性，自强不息等，不也可以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参照系么！
但是，如何将中华文化向域外“送去”，却实在不易，就连季羡林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也承认：“把中国文化介绍出去，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因为中国的语言、文字很难为西方人学得。美国著名美学家布洛克曾编选过一本中国当代美学的书在美国出版，他要我把我的《论艺术形象》请人翻译成英文给他。我请一位英文教授帮忙，他虽然完成了此事，但坦率告我，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若遇上古典诗词的引语，就更加困难。所以，中国学人很少愿作中翻英的工作。而在语言文字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障碍：“在历史上长期的环境影响下，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内容，都与西方迥异。想介绍中国文化让外国人能懂，实在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任务。”
为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学人不能知难而退。当务之急是要让西方对中华文化有更多的了解。这就要对中华文化作全面的整理。我们的古籍整理和古迹挖掘还需要不断继续。但中华文化若要让世界所了解，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在整理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而作精选，把中华文化的精粹挑选出来，一是向国人普及，一是向域外送去，这就需要有精当的翻译。不仅是古代汉语要转译为现代汉语，更难的是把古代汉语转译为外国文字。我以为，当前应更多出版英汉对照的精粹文本，向域外送去。最近中华书局推出了一个宏大规划，将精选一套中华传统文化名著100种，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实为值得称道之举。向域外直接展示中华文化的精粹之外，紧跟而上的还要有当代中华学人对中华文化的现代阐释，通过对古籍、古迹的现代阐释，不仅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涵义，更要进而认识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把中华学人的现代阐释强加于人，域外学人也会对中华文化作出自己的阐释。但这正好可以通过中外交流，相互砌磋，达致视界融合，为世界所了解。
近数年间，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向西方送去中华文化的力度正在加大，而且取得了颇佳的效果。中华乐曲已数度走上金色大厅舞台，经过提高加工了的民间艺术，如王洛宾改编的西北民歌、华彦钧的《二泉映月》，经过现代阐释的《春江花月夜》等古典乐曲，以及从传统京戏、地方戏提炼出来的精粹，正在走向西方。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壮大，贸易的不断扩大，世界将有更多国家要了解中国，因此中华文化的走向世界，乃是必然趋势。
只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并非要在世上自我称雄，主宰别人，而只是要对世界的文化创造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此，学贯中西的美学老人宗白华在数十年前就说过一番至今仍能引人深思的话：“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优点而加以新的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方的事业，以中国人做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化，以融合东方，比之欧洲人来采撷东方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缘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3]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学人就不会吸收中华文化而创造出世界新文化，经历了现代化而走向后现代的西方学人已有不少在关注中国前现代的中华文化，将来也许会有更多人进而关注现代中华文化。但是，中华学人更应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大胆拿来，主动送去。中华文化在盛唐时的光辉灿烂，就是“拿来”、“送去”互动而又加以创新的结果，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4]所以，我以为，中华文化若要走向世界，为世界作新的贡献，就必须“拿来”、“送去”多互动，融合中外铸新范。
收稿日期：2002-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