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关系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一书的出版开创了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先河。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创立。可以说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这时才正式融合在一起。此后，卡普（Kapur，1976）和马西森（Mathieson，1980）认识到麦金农和肖就金融论金融的局限，从发展中国家实际生产企业的资本需求出发，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由于内生增长理论被引入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发展理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如赫尔曼、默多克、斯蒂格利茨（Hell-manmn，Murdock，Stiglitz，1997）的“金融约束”理论以及一些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许多实证研究也支持这种论断。但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引起金融发展理论家的重视。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将对这些研究做一理论概述。
一、金融发展理论中收入分配研究的萌芽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发展理论很少正式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但一些金融发展模型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麦金农和肖在M—S模型中主张应该使实际利率等于或尽可能接近均衡利率，废除一切对利率的干预和控制，积极制止通货膨胀，使名义利率免受物价上涨的影响，实行金融自由化。在这些措施中包含了防止人为对利率的控制从而造成利益在部门间的不公平分配的思想，体现了注重“公平”的原则。同时，麦金农研究了金融抑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在金融抑制条件下，在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同等待遇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在信贷配给的情况下，社会收入分配也达不到公平。
加尔比斯（1977）在两部门金融发展理论中把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部门一是落后或者低效率部门，部门二是现代的或者技术先进的部门。而且两个部门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以统一价格出售。他同时假设：部门一全然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部门二可按银行吸收的存款量取得一定的贷款支持。商业银行的存款为金融资产的惟一形式，部门一可以用这种形式进行储蓄，部门二把其全部储蓄用于实际投资，故其不存在存款形式的金融资产。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实际利率长期受到压抑。在此基础上，他构造模型分析了金融抑制的经济后果。金融抑制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由于贷款的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必然造成“意外利润”。而在银行和获得贷款的企业获得意外利润的同时，部门一的存款人和部门二未获贷款企业却遭到损失。部门一的潜在存款者因利率过低只得从事低收益的投资，部门二的潜在借款者得不到贷款而损失获利机会。由此造成得利者部门和未得利者部门收入差距的扩大。当然，他只是简单涉及了一下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此问题并不是他所要说明的重点。
赫尔曼、默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的“金融约束”理论认为构成“金融约束”一系列政策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所谓的租金是超过竞争市场所能产生的收益。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在金融约束的情况下，为银行创造租金可以增加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使其有动力成为长期的经营者，积极有效监督企业，管理其贷款组合风险。可以促使银行增加投资，吸收更多的存款。为此，政府必须采取一些限制竞争的措施。同时，在严格控制贷款利率的情况下，银行的收益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银行因此试图通过要求补偿性余额以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另外，金融约束与其他强有力的经济干预一样，为政治官僚寻租提供了机会。实际上金融约束中租金的获取是政治官僚、银行和企业三方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它也是租金在各个部门重新分配的过程，从而影响到收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配。
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的新进展
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正式研究始于Greenwood & Jovanovic的《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1990）一文的发表，他们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个人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每期只能选择一次）：或者投资于收益率较低的无风险资产；或者投资办企业。企业投资期望收益较高但具有风险，其回报受整个经济的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性这两类随机因素的影响。单个投资者只能观察到综合投资收益，但不知道整个经济的平均收益率和具体项目的盈利状况各为多少。在这种假定下，金融中介的主要吸引力来源于投资信息具有公共品特征。金融中介汇集大量个人资源，它可以进行试验性投资以获得风险收益率方面更为丰富的信息，从而获得较高的期望收益，以保证存款人得到较高回报。然而，享受金融服务和形成金融中介是有成本的，在第一次加入金融中介时需要支出固定成本；每期也要花费一定比例的营运费用。在这种环境下，Greenwood & Jovanovic证明由于存在两个门槛财富水平，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穷人由于没有能力支付成本而不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但穷人保持比富人更高的储蓄率以期在未来跨越门槛财富水平，只有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愿意支付成本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总体上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穷人和富人由于财富的不同导致投资收益率也不同，收入分配差距因而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充分发展，穷人也会逐渐积累财富超过门槛财富水平获得充分的金融中介服务，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较高投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关系，因此他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假说相似的结论。
Galor & Zeira在《收入分配与宏观经济》（1993）一文中通过一个两部门跨期模型分析了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他们假定个人的寿命分为两期，个人可作为不熟练劳动在两期都工作或者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在第二期作为熟练劳动工作，不熟练劳动工作于传统部门工资效率低，工资水平低；熟练劳动工作于现代部门工资效率高，工资水平也高。另外，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一个投资门槛，初始财富低的人达不到这个投资门槛，初始财富高的人就能达到投资门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同时，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初始财富不同的人筹资的能力也不同，初始财富高的人能够享受到借贷服务，初始财富少的人几乎借不到款。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个体初始财富的不同从而个体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同，财富多的人人力资本投资也多，财富少的人投资相对也较少，因此，在第二期，初始财富高的人收入高，初始财富低的人收入低，从而初始财富的差异影响着未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影响整个经济活动。现实经济中存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三个阶层，中产阶级比例的扩大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国别对比也表明：富裕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有更平等的工资差距和收入分配。初始收入不同的国家遵循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并收敛于不同的稳定状态。
Bannerjee & Newman（1993）分析了职业选择与财富分配的关系。技术的运用需要投资，财富投资无非有三种途径，一是无风险资产；二是有风险的自我雇佣生产；三是风险性的企业生产。从而对应四种职业：不工作、雇用工人、自我雇用以及企业家。同时因为信贷市场的不完善，人们的借贷数量是相当小，当然，不同阶层的人所能借到的款是不同的，富人由于自身信誉好就能比穷人借到更多的款，他们通过静态和动态模型的分析得出结论：拥有初始财富在[0，ω[*]]区间的穷人因无钱投资只能选择为雇用者工作，拥有初始财富在[ω[*]，ω[**]]区间的富人则自己开办企业并监督工人。这样初始财富不同的个人的职业选择、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以及相对应的均衡工资就确定了。经济发展中家庭生产（自给自足）占主体还是工业生产（雇用合同）占主体取决于国家的初始财富分配，一般来说，信贷市场越不完善，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初始财富分配也决定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或是衰退阶段。他们利用随机差分方程得出，初始财富分布差别不大的经济可能收敛到完全不同的状态。
总之，Galor和Zeira（1993）以及Bannerjee和Newman（1993）模型均包含共同的思想，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初始的财富分配差距未见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Clarke，Xu & Zou（2003）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来研究金融中介部门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Ln（Gini Coefit）=a[，0]+f（Financeit）+a[，2]CV[，it]+ε[，it]，其中Ln（Gini Coefit）为基尼系数取对数；Financeit为衡量金融发展的变量，这里用私人信贷/GDP的值来具体衡量；并且，f（Financeit）=a[，11]Financeit+a[，12]Financeit[，it][*]Financeit+a[，13]Financeit[*]Modernit，Modernit表示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GDP的值；CV[，it]为控制变量，包括每单位资本的初始GDP量、政府消费、通货膨胀、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增加值/GDP的值、制度变量等因素。他们运用全球91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对金融部门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是Greenwood & Jovanovic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假说未得到证实。当然，他们的结论也有一些局限性，如基尼系数的选取、没有控制样本期的人口流动，这要求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考虑这些因素。
K.Beck & R.Levine（2004）认为许多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金融发展能否减少贫穷呢？他们运用全球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减轻贫困之间的关系。在回归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POOR（贫困增长率）和GINI COEF（基尼系数）、GCAP（以美元计算的每单位资本的实际GDP增长率）、INFANT MORTALITY（婴儿死亡率）、PRIVATE CREDIT（私人信贷/GDP）、EXPEN（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INFL（通货膨胀率）、TRADE（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穷人是有利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快于每单位资本的平均GDP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减少。因此，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但是，文章没有对减少贫穷的金融发展战略和为穷人提供更多金融服务和产品的政策提供具体分析，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Honoban（2004）选取中国、俄罗斯、英国、韩国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增长以及贫穷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金融发展毫无疑问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他用金融发展指标如私人信贷/GDP、股票市场成交量/GDP等进行回归都得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贫困比例。另外，他结合样本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这对我们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是，他认为文章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还不够全面。
在国内，一些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进行了研究。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研究了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他们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额占GDP比例来衡量各省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控制其他因素如OPEN（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FDI（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HRS（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中的推广程度）、FISAGR（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比例）等因素后，利用1978—1998年的各省数据对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把样本期分为两个时期1978—1988年和1989—1998年，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同时，他们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并不依赖于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特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假说在他们的数据样本中并不成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的原因进行很好的解释和提出很好的金融发展政策建议。
三、简要评论
综观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无论是麦金农和肖的M—S模型和加尔比斯（Galbis，1977）的两部门金融发展理论，还是金融约束模型都未把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当做主题来研究，只是附带的涉及，他们更多的是研究一国的金融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规范研究当数Greenwood & Jovanovic动态模型的建立。其后的学者都是根据他们的思想进行理论修正，从不同的角度如人力资本投资阐述了金融市场不完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利用国别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上，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一是利用更高深的数学知识构建更规范化的模型，模型必须既要考虑宏观上的相关关系，又要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二是在实证方法上，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实证局限在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进行简单的相关关系分析，忽视了各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同时必须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三是借鉴西方理论，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研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