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科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5)06-0003-06 中国传统科学有两千多年历史，中国人接触和探索西方科学最少也得从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算起，至今四百多年了。然而，中国人真正了解和吸收现代科学，却只能够从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欧美大学学习、研究、获得高等学位算起：至于宣扬和推动现代科学，则要等到任鸿隽、胡明复等六人在整整百年前(1915)创办“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和五四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了。[1]那个运动的另一个有名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因此从运动之初，科学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好像是“势不两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有两三千年历史，现代科学却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新文化之一部分。新旧之间免不了竞争，也自然会出现紧张和冲突，1930年代初爆发的“玄科论战”便是表征。当然，时至百年后的今日，尘埃落定，科学的重要性已经昭然若揭，也普遍深入人心，不必再事强调，而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也再没有人予以否定，因此我们大可平心静气来探讨两者之间关系了。其实，这关系相当复杂，因为它不但是个理念问题，也还是个历史问题和未来发展问题；甚至，更是个须要作跨文化比较才能够充分了解的问题。我们在此仅就此问题的要点提出一些看法，而并未展开细致论述。 一、观念上的相助与排斥 在最浅近的层次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发展科学既可以产生助力，也有压抑、排拒，其结果到底是“相生”抑或“相克”，不能轻易断言。一方面，尽人皆知，孔子好学，特别注重为学，像“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样的话充满《论语》。儒家强调立志、发愤、向上、有恒、虚心、反躬自省、自强不息、在艰难困境中不屈不挠、发愤上进等个人修养的重要性，也深入国人心坎。这些教训所培养的人生态度，所包含的自律与修养功夫，照理对于学习和研究任何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应该都有间接帮助。当代中国科学家之中，流露出儒家气质甚至服膺于儒家理念的，为数当在不少。然而，与其他非西方社会的科学家相比较，这是否就可以判断为一种特有的文化助力，却很难说。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所追求的，是隐藏在日常所见表面现象背后的自然规律，儒家的人生态度却彻头彻尾入世，以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治国平天下之道为根本，它的终极关怀在于人际关系与社会、政治建构，自然现象和规律则被目为第二义的事物，因此对之缺乏兴趣，甚至不屑一顾。“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及樊迟请学稼圃被孔子在背后责骂的故事，是这种态度的有名写照。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于自然科学，又有无形但强大的压抑和排斥作用。这种作用，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有一段话说得最为传神：“(中国学者)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总看不起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知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深究……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2] 此外，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鲁迅在日本学医，因为观看军事纪录片，感到中国人即使体魄强健，但头脑愚昧冥顽，那么仍然无补于国事，故此转向文艺，亦即从研习抽象的科学转向能够影响、改造社会的人文之学，那是上述影响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在历史上亦不乏相类似例子。像南宋、金、元之际的大数学家李治(1192-1279)和秦九韶(1202-1261)本来都是相当热衷朝廷的官吏，却因为所守城池被元军攻破，这才在隐逸山林或者颠沛流离中转向没有实用价值的数学研究，而作出重要发现——他们改变的方向正和鲁迅相反，但显示的道理则一致。当然，我们不能够忽略，在传统文化中还有道家思想，其中包括了诸如历法、数学、炼丹等探究自然奥秘的传统科学成分。但那毕竟是衰世或者出世之学，对于聪明才智之士的吸引力无法和长期稳占主流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学相比，上述两位数学家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3] 总的来说，传统文化因为其悠久、博大和强烈的尊古与入世(即以人文和社会为中心)性格，所以对科学的确有压抑、排拒作用。但自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世界强力和全面冲击下，国人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彻底变化，这种压抑和排拒作用也随之而减弱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开始认真学习、钻研现代科学的时候，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人生态度与刻苦自律精神，当亦对于他们这一艰难转向提供了相当的助力。但如何在传统文化的笼罩下发展现代科学这个大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所有非西方国家或者文明都必须面对的，所以简单回顾他们发展科学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不但可以提供新视角，更可以深化上述讨论。以下我们就将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土耳其等四个主要非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发展作一简单比较。① 二、主要非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发展比较 1.俄罗斯：君主的强力推动 我们最先会想到的，自然就是发展现代科学显然比中国要成功得多的两个例子：俄罗斯和日本。就俄国而言，我们只要想到18世纪的雷蒙诺索夫(Michael Lomonosov)，19世纪的数学家卢白雪夫斯基(Nicholas Lobachevsky)、化学家门捷列夫(Dmitrii Mendeleev)和20世纪的物理学家卡皮萨(Pyotr Kapitsa)、兰道(Lev Landau)、统计学家马尔科夫(Andrey Markov)、科尔莫格罗夫(Andrey Kolmogorov)等人的名字；就日本而言，我们只要想到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等物理学家的成就，就都会肃然起敬。 就俄国近代科学的成功而言，我们有相当信心说，这大概不会和他们的传统文化即东正教有多少关系，甚至可以说，它是在突破这种以仪式与神秘直觉为特征的传统宗教之阻碍、掣肘的前提下获得的。而这所以可能，绝大部分是由彼得大帝和卡德邻大帝两位雄才大略，握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以个人意志与信念克服、压制传统文化，努力不懈地将西欧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移植于俄国土壤，而其后的君主和统治者也奉行此政策不渝的结果。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从十八世纪初(那其实也就是现代科学的发轫点)开始，在彼得大帝强力推动下，俄国科学已经开始萌芽，俄国科学院在他去世后不久成立(1725)，它所引进的人才包括像欧拉(Euler)那样的大数学家。因此他们的科学有足足三百年在稳定环境中培育、成长的历史。对于苏俄而言，科学文化虽然完全是外来的，人工移植的，但由于时日久远，所以能够生根发芽，逐渐变为成熟的老传统，它的成功很自然。 2.日本：民间的庞大力量 日本不一样：它的科学发展历史似乎短得多。我们甚至可能有错觉，以为它是从明治维新方才开始，而其实不然。这是因为它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非常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即对于外来事物的好奇、热心仿效和改进。日本对中国唐代文化的全面吸收、保存和发扬是大家所熟悉的。它对西方科学和其他事务的态度也是如此。早在16世纪中叶即明世宗时代，随着葡萄牙传教士的到来，西方洋枪已经开始输入日本，并且迅即被改进和大量生产，使得它在所谓“战国时代”的长期内战中发生决定性作用。在此阶日本枪械的普及和制造工艺甚至一度超越欧洲。②到了17世纪30年代，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基督教而采取严厉的锁国政策，唯一例外是准许与天主教徒对立的荷兰人(其实是各地新教徒的通称)在长崎地区继续通商。极为好奇的民间商人、学者也就是通过这一点点与西方接触机会而发展了所谓兰学(Rangaku)，即通过“荷兰”商人、航海家获得西方器物和知识。这包括17世纪输入的时钟、望远镜、显微镜、眼镜、地图、地球仪等等，以及从18世纪开始发展的解剖学、医学，和18世纪—19世纪间发展的力学和炮术。新井白石(Arai Hakuseki)本是儒学者，但由于其出版于1712年的《西洋纪闻》亦被认为是兰学奠基者；杉田玄白(Sugita Gempaku)所翻译的第一部人体解剖学《解体新书》则出版于1774年。因此日本学习、发展现代科学并非始于明治维新，而是在其前一个世纪即18世纪中叶。换而言之，他们的科学传统至今也有250年了，那虽然仍然比不上俄国，而且在明治维新以前在某些方面(例如数学)甚至还需取法于中国，但由于近140年的持续努力，成绩自然也很可观。[4] 3.中国：错失的良机 谈到这里，大家自然不免会想起利玛窦、徐光启、南怀仁和康熙皇帝来。的确，远在17世纪之初，由于耶稣会教士东来，中国也曾经有天赐良机可以引进和发展现代科学。而且，清初的士大夫也的确为此兴奋、忙乱过好一阵子，李约瑟甚至将那定为中国科学与现代接轨的时代。但很不幸，清初的“西学”至终并没有引导中国走上现代科学之路，而只是激发士大夫的复古，也就是发现、整理和研究古代数理天文典籍，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科学本来优胜的证据，或者企图以本土学术为起点，找到发展另一种更优越科学的途径。③甚至到了1858年-1859年间，大数学家李善兰也还不服气用西方的数学符号，而坚持要用简化的直行中文来算微积分——而且日本人仍然在翻译他的书，虽然明治维新的大潮很快就来临了。所以，在十六七世纪之交，即牛顿现代科学革命之前大半个世纪，中国的确碰上了一个吸收西方科学的黄金机会。然而，当时所有精英学者的基本观念和态度是由传统文化决定的，他们不可能充分认识西方科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白白糟蹋此天赐良机。而这一耽搁就是足足三百年，待五四运动来临，国人如梦初醒，那已经是“再回头已百年身”，中国现代科学也就只能够从1910年代第一批留美博士回国算起了。但我们又哪里能够怪责深深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徐光启、梅文鼎、阮元或者康熙皇帝，认为他们缺乏见识或者毅力呢？ 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无可讳言，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悠久、精深、博大、自足、自信，所以除非在像鸦片战争那样强大和持续的冲击力影响之下，否则引进新观念、新文化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是“万牛回首邱山重”，难乎其难。否则，就需要长期积渐因而变得极度缓慢：佛教文化的传入和生根、萌芽、发扬前后历时将近七百年便是个最好的例子。当然，更不幸的是，从1910年代至今这百年间，中国能够稍为稳定地发展科学的时间也还是极为短促和断裂的，大概就只有1920—1937，1950—1966和1980至今这三段，统共还不到70年。所以中国科学发展至今虽然已经很全面，而且在许多领域已经达到先进水平，但仍然缺乏领先世界的创造性贡献，那是很自然的。 4.伊斯兰文明的谜团及其他 和以上三个例子相反，也有其他文明是与西方科学传统具有非常相近甚至相同根源，却在现代科学发展上更为停滞不前的，那就是伊斯兰文明。这是个令人感到极其迷惑的大问题，因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古代科学传统中断，重新接续、振兴这个传统的，就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伊斯兰帝国，他们通过一个庞大的翻译运动，将古希腊科学和医学典籍全部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庞大和灿烂的伊斯兰科学，它就是欧洲中古乃至近代科学的开端。换而言之，西方现代科学的传统，是通过伊斯兰科学方才能够接上古希腊科学渊源的。 那么，为何到了近代，伊斯兰科学反而一蹶不振，更不要说与西方竞争呢？我们只能够猜想，这与伊斯兰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之困境有关。简单地说，在17世纪—19世纪，奥图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但它的现代化努力始终受困于伊斯兰信仰与现代观念的基本矛盾。在一次大战后凯末尔挽救土耳其于濒临亡国的边缘，因此建立起无比威望，能够采用壮士断臂的激烈政策来解决这个矛盾，即将伊斯兰信仰完全排除于国家体制之外，以建构一个彻头彻尾俗世化的土耳其共和国。他在当时的确是成功了，④代价却是斩断了土耳其与伊斯兰传统的联系——更何况，很吊诡地，在伊斯兰文明之中，奥图曼帝国恰恰就是完全未曾受中古科学传统感染的唯一区域！⑤这样，土耳其不可能肩负起将中古伊斯兰科学现代化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其他伊斯兰地区(有些曾经在奥图曼统治下)，例如近东、伊拉克和伊朗，则从十九世纪开始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它们争取独立之路遥远漫长，至今还不能够说是实质完成。这样，文化转型(即伊斯兰文明的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三、与欧美的比较 不过，话说回来，必须指出，科学的健康发展是一回事，与世界先进地区欧美并驾争先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苏俄和日本的科学虽然蓬勃发展了相当长时间，但离世界前沿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以不同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所得诺贝尔科学奖(即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及医学等三项)来粗略量度科学发展水平的各种问题，然后搜集资料，并做了统计，所得整体结果列在表1。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