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几种企业性质理论的再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企业性质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在康德所开辟的理性空间中，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这对于踌躇满志意欲征服自然的人类来说，无疑是一种委婉的忠告。可是，无论是哪一个时代里的人们，却总是将理性的张力指向无垠的空间，最终又在时代的阈限面前止步不前。对于“企业”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人类发明出“企业”后，一直把它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很少有人间津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常常习惯于把企业作为一个即定的因素而置于经济学的基础地位上。如果说过去人们很少问津企业性质的原因可以归咎为企业本身尚未“羽毛丰满”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时代阈限，那么，自从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以来，特别是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发表后，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和形态的日渐“丰满”，我们今天应当说已经具所认识企业性质的时代背景和理性能力。目前，有关企业问题研究的文献堆积如山，只要我们输入一种方法和思路，就能得到一种结论，甚至于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现有的材料将所得到的结论体系化。一言以蔽之，只要站在前人们的肩膀上，我们就可以给出企业一般性质的新思路。
对于企业性质的回答，不能不使我想到了如何解释“事物是什么”（what）这一问题。人们对此类问题的回答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给出的。一是通过事物之间表象差异的描述，如事物在方位、形态、颜色、状态等方面的特征，提示出事物的性质。二是通过事物之间的联系来揭示事物的关系属性，并以此来规定事物的性质。三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给出事物的功能属性，通过事物之间的功能差异来揭示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人们对于事物性质的回答，通常是从自己的认识能力出发来揭示出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的，然后把事物的性质归结为某种属性。这样，对一事物性质的回答就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们又都有一定的道理。就企业性质问题讨论的情况看，也存在着此种状况。如交易费用、企业利润、资产专用性、市场不完备性、技术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释企业的性质问题。显然，这里存残的问题是，各种理论之所以都能有效地解释企业的性质，恰恰说明每一种理论都固有自我的局限，仅能从特定的角度做出回答。其潜在的涵义是每一种理论本身必然遗漏了企业的某种更为重要的性质。这就使我想到：能不能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解释来替代所有这些解释呢？或者是能对所有的解释进行一种新的综合呢？
来自哲学的理性给予我们一种新的思维路径。任何事物都表现为某种现象，而将本质深藏其中，所以人类直接感知的不过是事物的某种现象。一般来说，事物的本质决定了事物多样的质，每一种质都表现为一定的属性，从而通过属性来反映出事物的整体现象。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通常是首先认识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然后通过属性来把握事物某一方面的质。显然，对事物性质的认识还不能等同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康德看来，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类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对这种不可知论的最好批判，是把我们的认识从现象的层面上不断地向本质的层面上延伸，而不能停留在对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和质的把握上。人类认识的进化表现为人类理性认识抽象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但是，人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却是一个不断进化而永远也不会完结的过程。
沿着这条思路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以往人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还仅仅停留在功能主义的描述上，并以此来解释企业效益（交易费用的节约，利润的最大化都是效益范围的内容）提高的原因，尚未达到对企业本质的刻划程度。确切地说，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以往人们对企业性质的描述不过是对企业某一方面质的揭示，因而它们都有可解释性和存在的理由。但是，各种解释能否走向一种新的综合呢？或者找到一种能超越于各种解释之上的新解释？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沿着人们已往的思路继续前进，直到找到能够把人们以往的认识统统纳入一种新的框架来达到企业的本质性认识为止。
一、以往人们对企业性质的揭示
科斯先生的《企业的性质》发表后，虽经过三四十年的沉默，但终于为整个经济学界所认识，从而引发了对企业性质的探索热潮。应当承认，科斯先生所创立的新的研究方法，把企业理论的研究域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人们研究的新视野。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在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忽视了交易费用存在的客观事实，把市场交易的世界理解为一种“无摩擦”的理想世界，从而未能有效地给出企业的确切边界，也不能充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另外，在以往人们的视野里，企业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赚钱工具，似乎没有什么更复杂的东西可供研究。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更钟情于那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探索，至多也只是把企业的产权关系和治理结构作为研究对象。至于企业是什么这类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企业性质这类企业理论最基本问题的回答，往往着重以其他企业理论的构成以及整个企业理论的建立。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论述可以说是整个企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企业性质问题的关注和问题探索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有人把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看作是经济学领域里的一场革命。
引发这场革命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概念的出现。它奠定了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理论的基石，因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可否认，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首先得益于正统经济学“交易”概念的一般化。虽然“交易”这个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早已存在，但它的使用空间还是相当狭窄。将“交易”慨念一般化的功绩应归之于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先生。在康芒斯看来，人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分为生产活动的交易活动，二者构成了人的全部经济活动。“交易”是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最小单位。因此，整个“制度”的运转实际上就是多次“交易”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三种交易类型的活动。一是买卖的交易。即权利平等的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换活动。二是管理的交易。即在一个组织内所具有的上下级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关系的运作。三是限额的交易。这是由权力所实施的资源分配活动，如国家制度颁布的税法等项规则。这样，康芒斯就完成了“交易”概念一般化的工作，除去生产活动的人类一切经济活动都被他整合在“交易”这个最一般的框架之中，通过各种不同交易活动的组合来构造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建立在一般化的“交易”概念基础上的交易费用理论为企业性质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然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的管理交易都是有成本费用的，那么，经济活动似乎就是在市场和管理交易之间做出选择，看市场和企业究竟哪一种机制的交易更为节省。由于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省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同时还可以以低于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这是不是说，既然企业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又能减少生产成本，就可以让企业交易完全替代市场交易，把全社会的所有交易都交给一个大企业来完成呢？在科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企业的扩大，企业内部组织追加公易的成本可难会上升。边界的扩张将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分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企业家是在市场交易和交易之间不断地进行选择，以便寻找到能够维持均衡的边际点。总之，科斯把企业理解为一种可以替代价格机制的行政协调机制，它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
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也从产权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强调产权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企业是一个班组，因为生产需要由多人协作联合完成。在协作联合生产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企图“免费搭车”，因此需要有人进行监督。但是，如果监督人也会偷懒，又有谁来监督他呢？要使监督人有积极性，就需要让他得到企业的剩余收入。换言之，就是监督人必须拥有企业财产所有``权。而获得企业剩余收入的人成为企业家，他所经营的企业效率要比合作或集体经营方式的效率高。
阿罗在《组织的界线》一书中认为，“市场失灵”使得企业的存在成为必要。阿罗在市场失灵的许多原因中特别强调了不完全信息所带来的外部性，认为企业存在的价值莅于企业组织内部的信息系统优于市场上的信息系统。即企业可以减少不完成信息所带来的外部性，降低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风险。
罗伯茨和米尔格罗姆关于企业的定义深受阿罗的影响，他俩也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们认为，市场交易费用是由签订短期契约的费用带来的，而不是由契约的不完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带来的短期契约的费用主要有：第一，在买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可能产生多个均衡点，而市场机制则无法做出最优的选择。第二，信息度量费用的花费。第三，不完全信息。如买卖双方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上，都尽可能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和价值判断，从而造成信息的不完全性。由此导致市场交易费用的产生。企业是长期契约的组织形式，因而可以避免短期契约所造成的交易费用。他们把企业定义为：（1）企业具有中央机构，而中央机构具有任意权力。（2）企业是独立于任何其他具有任意权力的一种组织。如企业的经理具有很大的任意权力，他要开除下属人员，是不必引用任何法律条款的。
克雷普斯则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概念。假定契约是不完全的，只进行一次交易，效率就不会高。因为买卖双方互相戒备，买者怕先交钱，卖者就不会履约；卖者也怕先交货，买者可能不会如期交款甚至不交款。反之，双方交易如果能重复进行的话，这种情况或许就不会发生，因为毁誉行为必然损害自己将来的利益。可见，良好的信誉可以减少市场交易费用。在克雷普斯看来，只要有一个企业长期存在，并有良好的信誉，别人又能够观察到它的商业行为，就足以使“信誉”发挥作用。别人可以同它签订契约，接受它的权威指令，而不必担心它会滥用权威。因为是一种无形资产，处于企业的核心地位，它可以起到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的作用，任何企业都会珍惜自己的声誉的。克雷普斯把声誉称为企业文化。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会努力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但是，只有掌握了剩余控制权的企业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良好的信誉确实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因此，企业的核心是信誉。
詹森和麦克林则把企业定义为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和多数其他组织一样，都是一种法律虚构。企业的职能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这“一组契约关系”是指资本所有者、企业管理者、劳动所有者、生产资料供应者、产出品消费者相互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企业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个人之间的一组复杂的契约关系，撇开这些契约关系，企业就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名词了。因此，诸如“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目标函数”等都是一些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误人歧途的说法。
技术决定论也是对企业的一种解释。它认为许多在技术上紧密相联的生产阶段归属于同一企业的经营范围内，是由技术经济所决定的。如钢铁的冶炼和轧钢两个生产阶段如果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企业，冶炼企业铸出钢锭，轧钢企业再加热扎制，就会耗费大量能源。如果二者合并为一个企业，冶炼出的钢锭可以马上送到轧钢车间，稍许加热甚至不需加热就可以开轧。因此，把两个生产阶段归属于一个企业里，更符合技术经济的要求。用技术经济的观点来解释企业的形成，仍然没有脱离交易费用理论的范围，因为两个生产阶段组合在一个企业中，节省的是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
市场缺陷论是通过分析市场存在的一些“缺陷”来说明企业的。由于市场上存在着垄断、寡头、不完全竞争市场缺陷，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就十分大，为了规避风险，生产性企业常对可能会对自己产生不利条件的原材料供给企业实行兼并或纵向联合。威廉姆森对此做了深入探讨，他提出了“资产专用性”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他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专用性。即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越高。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就越大。譬如一座炼油厂如果设计成只能加工墨西哥原油的话，炼油厂这份资产就对墨古哥石油具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旦墨西哥原油供应商要高价，“卡脖子”，炼油厂要么不得已接受高价。要么关门倒闭，要么重新设计炼油设备，以便于能够加工其他地方的石油。这三种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这些损失都属于潜在的交易费用。除了上述资产本身的特定专用性外，资产专用性还包括资产选址的特定性和人力资产的特定性，资产选址的特定性是指一项投资一旦投向某一地点形成专用资产后，移动搬迁的费用极高。人力资产的特定性是指一个企业的雇员在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训练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专门知识，适合于该企业的工作，形成了专用性很强的人力资产，让他从事其他工作，还需要花费培训等项费用。当资产的专用性达到一定高度后，巨大的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使企业从依赖市场转向纵向一体化。反之，如果一个产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那么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就较小。
威廉姆森还进一步探讨了市场失灵的四种情况。一是有限理性。人们在签订合同时，总是尽可能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面面俱到地写入合同。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预想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所以，人们越是对未来表示担心，就越想把合同写得尽可能的完善，而合同越复杂，越完善，交易费用也就会越高。二是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所设计的经济人不仅是自利的，而且只要能自利，就不惜去损人。他将之称为机会主义，即只要一有机会，人就会不惜损人利己。这样，市场交易双方需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将大量的交易费用花费在对机会主义的防范过程中。三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天有不测风云”通俗地表达了不确定性的含义。不确定性的存在降低了经济活动的预期值，干扰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为了防范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害，不仅需要比较完善的合同，甚至社会上还得成立专门对付不确定性的保险行业组织。这就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的付出。四是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较小，市场为垄断力量所控制，而非垄断的一方就要付出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如中国以前的民航国内航线，尽管它服务质量极差，但顾客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当上述四种情况发生相互作用时，市场机制就会失灵，交易的发生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机制来替代市场机制。于是，企业制度就应运而生，把交易“内化”到企业之中，以期减少交易费用。
单伟建认为，不幸的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学术价值及应用范围都被学术界夸大了。交易费用只是在“边际”上起决定作用，真正的主导因素永远是经济利润的潜力，而经济利润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因此，交易费用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它加强了，而不是替代了组织理论中利润决定论的概念。没有利润理论，组织理论的分析是不全面的。因此，经济利润才是企业存在的主导因素。显然，企业被理解为获取利润的工具。
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勾画出企业内管理与决策职能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在1840年以前，美国企业通常是由所有者亲自管理的仅经营单一产品的小规模企业。由于规模小，它的许多交易环节是由市场来协调的。1840年以后，美国铁路网和电报的营运使得远距离的大规模的商品交易成为可能。各种新技术的出现也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但是，导致美国现代工商企业产生的原因还不能仅仅归结为这些外部因素，钱德勒认为在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条件下，管理协调具有比市场机制更高的生产力和更低的单位产品成本。因此，现代工商企业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和决策工作的专业化。随着一些原来由市场调节的交易活动转移到企业内部进行，企业逐渐演变为能够执行多种经济功能的庞大的经济组织。
国内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企业与市场差异的角度把企业的性质归结为生产职能，认为企业只是生产工厂或“车间”。而盛洪则把企业看作“成本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关于企业的观点，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对以往企业性质理论的评价
以上所介绍的有关企业性质的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理论的分析角度进行归类，把分析角度相同的理论归为一类，以便于进行评价。从上述所介绍的这些理论来看，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从效率的角度对企业性质进行的探讨交易费用理论和经济利润观点等都是从效率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都把企业和提高效率当作一回事，最终把企业归结为效率。应当说，这种见解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是可以在多种经营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如采取个人分散生产经营或由政府直接组织生产经营的方式等等。人类之所以选择了企业作为生产经营形式，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在各种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中效率是最高的。严格地说，企业的产生与发展，并非人类主观上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结果。就此来说，从效率的角度来讨论企业的性质，确实把握了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无论对于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内的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笼统地讲经济利润的观点，虽说遗漏了少数分布于公共产品领域内的国有企业，但对绝大多数企业还是适用的。且严格地说，少数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能否算得上企业，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比较而言，交易费用理论却弥补了经济利润观点过于笼统的缺陷，把企业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是科斯提出了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所以，企业的成立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的节约，即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哪一个交易费用最小。沿着交易费用这一分析思路，威廉姆森又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未来不确定性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交易费用理论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企业能够节省交易费用的原因，即企业产生和存在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但是，正如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样，交易费用理论也存在着解释的“盲区”。例如，只有当交易费用是市场上唯一的“摩擦阻力”时，它才具有完全可解释性。可是，我们知道，在市场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并非仅有交易费用，行政干预、市场结构等都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企业的存在规模。在市场出现垄断结构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不可能达到最优，这时我们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我们就会看到，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力量推动企业的产生与发展、缩小与倒闭，垄断所带来的丰厚利润足以抵消庞大的交易费用而有余。即使出现亏损，行政干预也会让企业成为“不倒翁”的。再者，如果把交易费用看作是企业存在的唯一因素，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行业和同一市场上，企业的规模却不相同。一句话，当市场经济受到扭曲的时候，交易费用理论就难以得到有效解释。其潜在的涵义是，交易费用理论肯定遗漏了某种重要的“企业性质”而没有全面揭示出来。
比交易费用更为笼统的经济利润，以及比经济利润更为笼统的效率概念，也都存在着此类问题。一个概念似乎越宽泛，越笼统，它的可解释性就越强，什么问题都能解释。但是，一个概念所能解释的问题越多，所涉及的域面越广，它所产生的解释效能就会越差。什么都能解释的，最终恰恰是什么也解释不了。确切地说，交易费用、经济利润和效率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本身就是衡量企业规模的经济变量，它们就座落在企业边界上，和企业边界是同一涵义的概念。所以，用它们来解释企业的边界，简直就是同义反复。换言之，这些理论并没有给出决定企业边界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即决定交易费用、经济利润、效率的背后原因。这是学者们普遍忽视的一个思维方法缺陷。即用同一层次的概念来说明同一层次的问题，导致逻辑上的同义反复。走出这一思维误区的途径是朝着决定企业效率的深层方面前进。
2.从功能的角度对企业性质进行的探讨把企业的性质归结为生产功能、成本中心和弥补市场分工的不完备性等观点，都属于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目前看来，这种分析方法虽然也能从某一侧面给出企业的某种属性，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认为交易费用理论不能有效解释企业性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生产功能是市场机制所无法替代的。许多人从此出发而把企业视为一种生产性组织。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人类社会的生产为什么要采取企业的形式呢？企业必须有生产：功能，但有生产功能的不一定是企业！采取个人分散生产或由整个社会来组织生产难道不行吗？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认为，中国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企业。但是，中国社会的生产却一天也没停止过。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能从功能主义的角度作出回答的，因为用一种功能来解释另一种功能无异于一种同义反复，无法给出企业存在的真正原因，而要找到企业存在的原因，就不能让思维停留在功能的范围内止步不前。只有让思维跳出功能主义的阀限，挖掘出隐藏在功能背后的深层原因，兴许才能发现企业的真正奥秘。
认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弥补市场分工的不完备性，将市场不能专业化的交易协调和风险决策活动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形成专业化的观点，仍属于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这种观点提出了企业内协调与决策专业化产生了一种收益变量，以此弥补了交易费用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一种现象。即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企业组织成本高于市场交易成本时，只要企业内协调与决策专业化的收益出现增长，足以弥补企业分工效应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和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的角度所作的分析，确实弥补了交易费用理论分析的不足之处，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科斯等人虽然也看到了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效应，但却未能把这种收益变量引入到企业边界的具体分析中去。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是，这种观点即使前进了一小步，却仍属于功能分析和效率分析的范围。
3.从文化层面上对企业性质的探讨把企业看作一种文化的象征，明确企业声誉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和作用，无疑加深了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是，仅仅用企业文化来解释企业的性质，显然还可能有遗漏之处。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一切乃至人类自身，都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个人、团体、党派、政府都存在一个声誉问题，良好的声誉肯定也会减少它们的交易费用。但是它为什么不是企业呢？显然，仅仅从声誉的文化角度还不足以将企业同其他组织形式区分开来，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肯定还遗漏了企业更为重要的“性质”。
4.从企业存在形态的角度对企业性质所做的探讨把企业定义为一种具有中央机构的独立的商业组织，或把企业视为个人之间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点，都不过是对企业存在形态的一种描述。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描述能够给出企业在形态方面具有的一般属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类描述并不能把我们引向把握企业根本性质的路径。确切地说，从形态角度所做出的一般性描述，还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次上，尚未深入到企业的本质层面上，因而这类描述还不能有效地给出企业的本质问题。
5.从产权制度的角度对企业性质所做的分析把企业看作财产权利制度的创新，把财产权利视为企业产生与存在的基础。这种观点增加了人们对作为制度产物的企业的深刻理解，开辟了关于企业问题研究的制度空间。但是，仅仅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性质，还不足以把握企业这一“有机体”的全部内在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发现企业的真正本质。不可否认，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构建，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是制度的产物，没有制度就不会有企业。如果我们把制度引入到对企业性质的分析过程中，确实难能可贵。但是，如果我们把制度看作是决定企业性质的唯一要素，我们就会走向谬误，这是不言而喻的。
总而言之，以往人们对企业性质的探讨，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揭示企业性质的某一侧面的，因而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他们所研究的问题的视角来说，这种评价并不过分。然而，就企业本质所把握的程度来说，这些观点又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主要原因是他们几乎都把企业当作一个“黑箱”来处理，没有从企业的内部机理上给予说明。可以认为，它们在揭示企业某一方面质的同时，也疏漏了企业更为重要的性质。就是说，这些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片面性。或许，把这些观点协调起来，进行一种新的综合，才能找到解释企业性质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