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传统“忍”德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厚德载物论文,传统论文,德泛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道德思想中有一个颇为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重“忍”，民间广泛流传着《忍经》、《百忍图》和《百忍歌》，严复认为这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区别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所谓的“中国美谦屈，西人多发舒”[1]正言此。而对“忍”的评价，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家们，多持否定性态度，甚至猛烈地批判。如严复“中国美谦屈，西人多发舒”之对比，就意在揭示中国“美谦屈”的不是，而陈独秀则有更尖锐地抨击：“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论空无，……充塞吾民族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2]近来更有论者认为“忍”标志了中国古代“主体性沉沦”[3]。这种否定性认知，使“忍”几乎与阴暗的奴性和颓废画上了等号，也几乎成为封建毒素的同义语。历史语境中的“忍”，固然也含有消极的“忍气吞声”的意思，不过这主要体现在“为人臣下者，……有怨而无怒”[4]的封建等级关系中，但是它也包含了诸多积极成分，若不加分析地将“忍”与奴性等而视之一概否定，是不妥的，这将遮蔽“忍”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正面价值，本文拟就此略加论述。
历史地看，“忍”德是先民基于对自然法则的理解，对社会人事的洞察而总结概括出的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价值选择，其间蕴含了我们民族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和思想智慧：
1.“忍”表现了我们民族吃苦耐劳的优秀品德。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而农耕社会的生存挑战是非常尖锐的。这一是由于农作的艰辛。农业在古代世界是重体力劳动，故农耕一直有“力田”之说，农民的处境很艰苦，《汉书·食货志》有这样的描述：“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二是因为生存资源的短缺。农耕时代生产力不发达，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又严重依赖天时，所以社会的有效供给常常难以得到保障，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之说，就显示古代世界时时存在的资源危机。三是缘于频发的天灾人祸。古代中国战乱不断，灾害横生，有所谓灾荒之国的称号。与此天灾人祸相伴而生的，往往是“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5]，家破人亡，甚至是“炊骨”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难想像，当时人民的生存何其艰难。汉儒鲍宣所谓人民有“七亡、七死”[6]之痛楚，就生动揭示了民生的窘迫。面对如此沉重而巨大的生存压力，揭竿而起固然也是一种回应，但显然那是一种极端的、非正常的选择，而作为芸芸众生的常态的应对，则无疑要忍耐再忍耐，吃苦再吃苦，坚韧再坚韧。庄子所描绘的圣人“股无胈，胫无毛”[7]，《菜根谈》所宣扬的“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百忍歌》所谓的“能忍夏不热，能忍冬不冷”，正映现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换个角度来看，“中国美谦屈”正是为了应对和承受如此尖锐的生存挑战，也因此，“忍”包含有不畏任何苦难、不怕任何磨难的顽强品质等内容。事实上，在风雨如晦的生存环境下，若没有含辛茹苦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恐怕连生存下去的希望也会破灭，更遑论创造灿烂的古代文明！
2.“忍”也体现了人与人的一种宽容与谦让精神，即“礼主其谦”。所谓“谦”，其本质即是超越自我中心、承认与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权益。在人我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常常退一步，先人而后己，此也即如孔子所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中国古代“忍”的一大要意也正在此。对他人的宽容谦让，可谓是远古传统的美德，如《尚书》的“帝尧……允恭克让”，《周易》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老子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8]等等，都显示了一种礼让、谦逊的价值取向，这在儒家文化中尤其突出。高扬人的价值，并主张“仁者爱人”的孔子，其“仁学”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宽容的情怀。《论语》中充满着“爱人”、“惠人”、“恕道”、“成人之美”、“以德报怨”、“不念旧恶”、“礼让为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类的说法，都充分凸现了这一点。荀子完全继承了孔子待人以宽、责己以严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偶视而先俯”之论，其要义即是“君子之度己则以绳，待人则用抴”[9]，意即宽待人、严律己，因为文中“抴”之意为舟楫，所谓“接人用抴”，即为与人方便，体恤、照顾他人。而“度己以绳”，意即要中规中矩的严要求。荀子下面这段话就更为明白地阐释了这一意蕴：“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10]受此宽以待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人伦日用之间形成了一种以宽厚为正的民风和崇尚温良敦厚的道德诉求，即如明儒薛颙所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11]前人的家教、家训中充斥了这一内容，如“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12]，“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13]，“待人宜谦光”[14]等等。清人张英的一首诗也非常著名：“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不容否认，“忍”的指向是内敛、自抑的，但其间厚责己、宽待人的价值诉求，却也同时含蕴了对他人的礼敬，甚至是敬畏，其所表现的与人为善，实也显示了一种包容的胸襟和宽容的情怀。
3.“忍”也含有屈而后伸，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内涵。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崇高的责任意识，使儒家极为注重人格的锻炼与培养。孔子弟子曾参说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5]文中的“弘毅”，所指称的正是一种杰出的人格；而要锻造出这般优秀的品质、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先哲以为不经过一番磨难和磨砺，是不可能实现的。孟子曾经这样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6]惟有如此，才可培养出威屈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刚毅不拔的弘毅品格，也才能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后来的《菜根谈》则循孟子余绪而提出了“横逆困穷”说，“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不论是“苦心志”还是“横逆困穷”，其所提倡的都是一种对苦难和挫折的忍受，是一种不被困境所压倒的勇气和毅力，由此所透视出的“忍”，实是先儒设计的一种为追求“外王”大业而反躬自求的“内圣”功夫，是一种寓意深远的人格自我锤炼法。孟子“动心忍性”一说就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忍”的一大要义正在“曾益其所不能”上，在于诉求一种人格的弹性张力、一种坚韧性，其退让不是出于惧怕和胆怯，而是出于更远大的目标与使命的考量，并为此而无怨无悔地忍受当下的屈辱与磨难，即“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17]。这种忍受形似懦怯，但其底蕴却是明确的人生信念，刚强的人格精神和强大的抗打击能力。史籍中所谓的“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18]以及“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9]等，都鲜明阐示了“忍”的先屈后伸之意。宋大文豪苏轼于此体悟尤深，他在《留侯论》中就甚为典型地揭橥了“忍”的屈而为伸的意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正因为“忍”所包含的人格、意志、理想的价值诉求，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忍”又被视为英雄本色，是受到礼赞的举止，如郑伯肉袒请罪，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忍胯下之辱，皆是千古传为美谈的英雄故事；反之，如果不能“隐忍就功名”，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则被目为逞少年刚锐之气的“匹夫之勇”、“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豪杰项羽，兵败乌江、自刎绝命，就被视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典型。“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20]诗人于此也多有咏叹，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意惋惜项羽过于绝决，而未能坚韧用忍。在诗人看来，“忍耻”决不是懦弱，相反，恰是大丈夫的英雄本色。清人何士瑄的《项羽》之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绪：“忍辱从来事可成，英雄盖世枉伤神。但知父老羞重见，不记淮阴胯下人。”从此也可推论，如果一味以“形如委衣”的无奈与认命，以噤若寒蝉的低目顺眉来解读“忍”，不仅是远远不够的，甚至也是一种曲解和误识，因为在历史语境中，“忍”实深含有为了未来的理想与抱负、为了成就一番伟业而甘愿承受眼前的困厄，顽强不屈，奋进不止的韧的精神。
4.“忍”也表现了先人对“反者道之动”的宇宙自然法则的体认，展现了先人明智而豁达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结合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因而一切也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21]世界上不存在任何静止不动的事物，万物都是在对立中运动和转化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22]，并最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反者道之动”[23]。事物由存在趋向消亡的转戾点即是其圆满性，巅峰的到达即意味着衰落的开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24]。按此“反者道之动”的必然法则，欲保持事物存在的肯定状态，则必须先接受事物的否定存在，即欲“物壮”，则要保持“物弱”，所以大哲老子盛赞柔弱之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25]，并鼓吹“柔弱”的价值：“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26]“反者道之动”的变化理念，固然不免循环论的机械和冷漠，但它却深刻地揭示了否定在事物运动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一思想对古代人生哲学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古人崇尚“天人合一”，“柔弱胜刚强”既然是天道的昭示，那么根据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道自然也应追随它，即应“贵弱”，“不争”，“戒盈”，也就是要自觉处于弱势。明人刘宗周说得好，“四时之序，节满即谢；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阳极而阴降，阴极而阳升，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此天之常道也。……圣人知盛满之难恃，每居德而谦冲。聪明睿智而志愈下，富贵广大而心愈降”[27]。古代典籍中的此类思想也比比皆是，如《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易·谦卦》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等等，文中所宣扬的“谦”，实亦即自我抑损的隐忍。下面这段假托孔子的话，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点：“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于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28]显而易见，“忍”也是对这种“反者道之动”宇宙哲学的参悟，是“物壮则老”哲思所孕育出的人生体悟。这里既有对“天道”的崇尚，更有对天道“贵弱”哲理的觉解。古代中国之所以如此尚“忍”，实也深深结蒂于此。
5.在精神本质上，“忍”的尚谦屈也昭示了先民理性的成熟和“化成天下”的文明成就。“忍”的本意，据《说文解字》是“怒也，从心刃”，段注的解释为“含怒如怀刃”，后来，“忍”转衍为忍耐、克制、退让，即自觉的“谦屈”，而其基调即自我把恃和自我克制。孔子所谓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显示了这一意向。而人的这种自我克制，则标志了人已走出了“睽焉而斗”的自然状态而趋向文明。据黑格尔的说法，在人类的野蛮状态下，人是单纯的、直接的、动物性的存在，受本能的驱使而难以控制和把握自身的行为，因此，野蛮状态“不外是无法的和凶暴的状态，没有驯服的天然冲动状态，不人道的行为和情感的状态”[29]。不言而喻，在此状态下只能是弱肉强食，而谈不上有任何自我克制的容忍与妥协，此亦正如中国古代哲人柳宗元所说，只有“交焉而争，睽焉而斗”[30]；进入文明境域后，由于理性的生长，人类获得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能力，于是“我对于我的活动的加以反省”取代了“没有驯服的天然冲动”，人对人不再是狼，友善与合作替代了冲突与格斗，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人逐渐克服了狂暴的自然本性，而生长出自我约制的理性和宽容精神，于是，人也就真正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即“人之能自曲折以赴礼者，谓之成人”[31]从此意义上来索解，中国古代的“忍”，因其展现了人的“自曲折”的能力，故也象征了人的“成人”的“人文”成就和理性的成长。非常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堪称是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此时神学没落而人学高涨，孔子仁学更是独领风骚，天地间人为贵，人为天地间之灵杰的观念，蔚为思想的主流；而就在此时，谦屈之“忍”的议论也甚为繁茂，如《尚书》中的“帝尧……允恭克让”，《周易》中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再如老子之“贵弱”，孔子之崇“忍、让”等等，这种时空的巧合恐非偶然，而有其历史的深意——即“忍”之思想的滥觞，实折射了其时的人性的启蒙与勃兴。
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成功与风险交织，市场无情，瞬息万变，故而更需要基于理性前提下的胜不骄、败不馁以及愈挫愈奋的精神；只有经得起成功的喜悦，才能担当得起失败的打击，百折不挠，方可有成功可言。环顾天下，今日成功人士，无不经历苦心志、劳筋骨的艰难历程，“棋圣”聂卫平就曾感慨过：“下棋的难处不光要‘勇’，还要能‘忍’。日本有个前辈高手岛村俊广，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满了立轴，上面斗大一个‘忍’字。他宣扬‘忍之棋道’。”[32]话虽然是就下棋而言的，但其间的道理恐怕是共通的，即现代人仍可以从传统之“忍”中，汲取滋润心灵、激扬意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