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阻止行为与市场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9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位论文,中国论文,绩效论文,制造业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0)09-0034-012
能否自由进入市场是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的主要标志之一。潜在进入的威胁会限制在位企业可能的垄断行为，使其不至于对社会净福利造成更大的侵害。而新的竞争者的实际进入则必然会改变市场的结构，使市场更具竞争性。因此，无论是潜在的还是事实上的进入，都会影响在位企业的行为，促使市场绩效更加优化。问题在于，这种潜在的和实际上的进入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场本身的特性，例如规模经济性和沉没成本的程度；市场中在位企业对潜在进入的限制；以及政府出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目的所设置的行政、法律壁垒等等。
在本研究中，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了维持自己的市场势力，保证较高的盈利能力，在位企业会对潜在进入采取怎样的行为，进而这些行为会对潜在进入者的决策造成怎样的影响，又会对市场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基于此，利用中国29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的面板数据，我们对在位企业可能采取的策略性行为对市场势力，进而对市场进入及市场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方法上，我们建立了一个两方程模型，首先从静态上对我国企业是否采取了策略性行为来阻止进入进行了检验，接着从动态上就这些行为可能对净进入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基于这些结果分析了这些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可能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二部分说明研究思路和相关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样本选取及变量的选择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实证结果分析；最后一部分总结研究的结论和不足之处。
一、文献综述
自贝恩(Bain，1949)的开创性研究以来，进入壁垒和进入阻止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其中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进入壁垒的决定因素以及对“集中度-利润率假说”的验证(Bain，1949，1956；Mann，1966；Mansfield，1962等)。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一般以利润率作为绩效的衡量指标，试图用市场集中度、生产规模壁垒、市场增长率、产品差异等来解释市场绩效的差异及其变动(Comanor and Wilson，1967；Miller，1969)。这就导致其研究始终是从间接层面展开，而未能直接对进入及阻止进入的影响因素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Orr，1974a)。Orr(1974a)利用加拿大71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对影响进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结果发现，绝对资本需求、广告销售比和高集中度形成了很强的进入壁垒，而R&D销售比也会形成中等强度的进入壁垒，市场需求增长率和行业高利润率则对进入有一定的吸引力。Orr的文献成为了以后此类研究的基础，大多数新的研究都以此为基础。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企业投资于进入阻止的策略性行为的研究逐渐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热点之一。在这些研究中，过剩生产能力被看做是一个主要的进入阻止策略(Spence，1977；Dixit，1980)。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使得在位者有能力威胁一旦有厂商进入，它就会扩张产量、压低市场价格，从而使得进入无利可图(Lieberman，1987)。同时，设置过剩生产能力所产生的沉没成本使得在位者向潜在进入者承诺其将长期留在该市场上，这也会影响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决策(Spence，1977；Dixit，1980；Cabral and Ross，2008)。限制性定价是另一个得到广泛研究的阻止进入策略。早期对限制性定价研究的文献(Bain，1949；Modigliani，1958；Sylos-Labini，1962)因其静态性、完全信息假定及Sylos-Labini假定①而备受责难(Hay and Morris，1991)。Milgrom and Roberts(1982)的经典文献重新赋予了限制性定价理论以生命。除了过剩生产能力和限制性定价外，广告由于其通过商誉积累所形成的以沉没成本的形式做出的可置信承诺以及广告支出的规模经济效应(Von Weizsacker，1980)而成为了策略性行为的一个手段。
理论研究的进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Hilke(1984)首先对过剩生产能力与进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发现过剩生产能力确实对进入比率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Kessides(1985)分析了广告所形成的沉没成本、进入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广告支出对利润率的侵蚀三个效应分别对进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由广告支出所形成的沉没成本效应会阻止新的进入的发生，然而广告对进入的总的影响却是正向的。Masson and Shaanan(1985)利用26个产业的数据建立了一个三方程模型，试图用各种结构和行为变量解释过剩生产能力、价格成本差和新进入者的市场份额。他们发现，过剩生产能力对价格成本差有中等显著的正效应，这与认为过剩生产能力能够阻止进入并使市场势力得以运用的假说是一致的。他们还发现过剩生产能力和广告销售比都降低了新进入者的市场份额。同时，过剩生产能力对价格成本差有正的影响，鉴于此，他们认为这支持了限制性定价的假定。Ghemawat and Caves(1986)、Gilbert and Lieberman(1987)、Lieberman(1987)以及Paraskevopoulos and Pitelis(1995)等人的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了生产能力可以影响竞争对手投资决策的假说，这些研究同时还表明，对生产能力的投资动机是十分复杂的，策略性阻止进入仅仅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Martin，2002)。Mathis and Koscianski(1996)对美国钛产业的过剩产能壁垒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设置过剩生产能力的企图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利润率。Conlin and Kadiyali(2006)对德克萨斯州的旅馆业的进入阻止行为的研究证明，高集中度市场中的企业以及拥有很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更有激励去设置进入阻止产能。
除了这些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之外，调查问卷形式的实证研究也在考察企业策略性阻止进入行为中得到了运用。第一项这样的研究由Smiley(1988)完成。他根据新产品市场和成熟产品市场的不同特点设计出两类调查问卷，由样本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填写。在将调查问卷结果进行分析之后，Smiley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公司承认试图采取各种进入阻止策略来阻止进入，这比其他的市场策略和产品策略更受重视。同时，对于新产品市场，公司倾向于采取专利策略以及通过大规模广告来提高产品忠诚度等限制进入，而限制性定价则很少采用。对于成熟产品市场，企业则通常倾向于扩大产品种类、隐藏利润以及利用大规模广告提高产品忠诚度等限制进入。随后，利用进一步的调查数据，Bunch and Smiley(1992)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们发现，对于新生产品市场而言，当集中度较高、市场由大企业组成而且R&D密度较高时，阻止进入策略会被经常使用。对于成熟产品市场而言，高集中度及较高的R&D密度同样会激励企业采取阻止进入策略，但是企业的规模对此却并没有影响。Chang and Tang(2001)用调查问卷对新加坡的企业进行了调查，得到了与Smiley(1988)及Bunch and Smiley(1992)几乎同样的结论，而且，对于新加坡企业而言，设置过剩生产能力和限制性定价是最少使用的进入阻止策略。
与国外关于进入壁垒和进入阻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不同，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发展十分迅速。然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进入壁垒与市场绩效关系(李世英，2005)、进入与退出的影响因素(李德志和闫冰，2004；肖建忠；2004；杨惠馨，2004；陈艳莹等，2008)、行业利润率的决定(黄建柏等，2006)等，而鲜有关于中国企业进入阻止行为及其与市场绩效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这可能与国内企业统计数据较难获得有关，也受到国内研究传统的影响。②
研究我国企业的进入阻止行为及其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个实证性的探讨，以期对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研究设计与假设提出
(一)研究设计
进入阻止策略的支持者们认为，在位者能够通过对产能(Spence，1977；Dixit，1980；Hilke，1984；Masson and Shaanan，1985；Mathis and Koscianski，1996；Conlin and Kadiyali，2006等)、价格(Bain，1949；Modigliani，1958；Sylos-Labini，1962；Milgrom and Roberts，1982等)、广告(Comanor and Wilson，1967；Von Weizsacker，1980等)等的策略性运用，影响到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利润水平，从而诱使其放弃进入。问题在于，除了Smiley(1988)、Bunch and Smiley(1992)的调查问卷中确实发现了企业有对这些工具的策略性使用外，其他的实证研究中都只考察了这些策略对进入及利润率的影响(Comanor and Wilson，1967；Hilke，1984；Masson and Shaanan，1985；Mathis and Koscianski，1996；Conlin and Kadiyali，2006等)，却并未对企业是否主动利用这些工具实施了进入阻止策略进行检验。例如，就过剩生产能力而言，企业设置过剩生产能力的原因较为复杂，可能是策略性的——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的进入，也可能是非策略性的——为了满足随机波动或者周期性的市场需求、或者是生产的规模经济的要求(Lieberman，1987)。这就给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从理论上似乎在位者存在着策略性地投资于过剩生产能力以阻止潜在竞争对手出现的可能，在实际的市场中在位者是否真的设置了这些策略性的过剩生产能力。毕竟设置这种障碍是要付出成本的，在位者这么做是否可以获得超额利润。除此之外，就中国的现状来说，普遍存在着的“产能过剩”是否完全是过度进入或者说是退出壁垒过低的结果，中国的企业是否策略性地设置了这些过剩生产能力。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进一步研究企业行为和正确认识我国的产业组织问题具有显而易见的意义。
正是出于弥补上述所说的诸多缺陷以及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的目的，利用中国企业的相关数据，我们为实证研究设计了如下思路：首先，我们通过建立一个实证模型从静态上分析企业是否利用产能、价格、广告等设置了策略性的壁垒以阻止进入并维持自身的市场地位；接着，我们建立了一个实证模型，来回答上述的这些策略对进入及市场绩效产生了怎么样的动态影响。
(二)假设的提出
根据已有的研究，同时考虑到可供利用的数据，我们总结了几种可能的进入阻止策略，包括过剩生产能力、限制性价格、广告支出、研究与开发、市场需求增长率等。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过剩生产能力会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进而成为企业实施进入阻止的一个有效工具，并因此而降低了市场绩效。如前所述，过剩生产能力可能是策略性的以阻止进入(Spence，1977；Dixit，1980等)，也可能是非策略性的——仅仅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或者是生产的规模经济的要求(Lieberman，1987)，或者如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现状的判断那样——是由于过度进入或退出壁垒过高导致了过度竞争(江小涓，1995；陈明森，2004；周劲，2007等)。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都可能减少新的竞争者的进入，不同点在于，第一种情形会增强主导企业的市场势力，而第三种情形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第二种因素对进入及市场绩效的影响则不确定。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过剩生产能力可能对市场绩效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位企业阻止进入的另一个手段是降低新进入者的预期价格，即实施限制性价格。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潜在进入者无法了解在位者的所有信息，此时，在位者会发现，如果它选择了一个较低的市场价格，就会降低潜在进入者进入的风险，保证其市场地位(Milgrom and Roberts，1982)。因此，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企业通过限制性价格提高了其市场势力，这会降低潜在进入。
广告支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进入产生影响。一方面，广告作为企业行为性壁垒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广告可以为在位企业建立商誉，这就加强了行业的进入壁垒。同时，广告还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沉没成本(Von Weizsacker，1980)。除此之外，广告所造成的“噪音效应(Noise Effect)”的存在也增加了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困难。由于这些效应的存在，在位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于广告来增加潜在竞争对手进入的成本，阻止其进入。另一方面，广告支出减少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Nelson，1974；Hay and Morris，1991)，大规模的广告支出会直接侵蚀企业的利润(Kessides，1986)，因此，广告支出也可能降低新进入者进入的风险、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不会造成市场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广告支出对市场势力及进入的影响将是不确定的。
研究与开发对进入及市场绩效的影响同样是不确定的。为了防止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以及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在位者就有激励进行研究与开发，一旦成功地通过研究开发获得了更有竞争力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就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Beath et al，1994)，从而拥有更强的市场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与开发可能会减少潜在进入并使在位者得以维持其市场势力。这对市场绩效又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其一，研发投资增加带来的产品创新和多样化增加了社会整体的福利。其二，由于研发的增加导致潜在竞争者可能不会选择进入该产业，在位企业就有激励利用其市场势力掠夺消费者，又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这样，最终的社会福利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就取决于哪种效应占优势。然而，研究与开发又有另一个效应，如果有新企业通过研究与开发获得了新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它就很容易成功进入市场。因此，研究与开发也可能会鼓励进入，并使市场更具竞争性。
最后，我们还要考察市场需求增长对在位企业市场势力及进入的影响。市场需求的较快增长显然有利于进入并侵蚀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这是因为高需求增长率会对生产能力施加压力，一方面使得寡头之间的协调变得艰难(Bain，1952；Comanor and Wilson，1967等)，另一方面可能会缩短作为阻止进入手段的过剩生产能力得以维持的时间(Lieberman，1987)，并且对于潜在进入企业而言，也意味着其在一个无序的、快速发展着的行业中成为市场领导者的机会(Bunch and Smiley，1992)。
三、数据来源、样本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与行业选取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企业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选取的样本是2003-2007年各年的29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的相关数据。③
理论与实证证据都表明，在集中性市场上在位企业更可能实施进入阻止，原因在于一方面高集中减少了搭便车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设置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位者更有激励实施进入阻止以保证其市场势力、获取超额利润(Bunch and Smiley，1992)。另外，较高的进入壁垒也是实施进入阻止的必要条件。较高的进入壁垒保证了行业较高的利润率，然而也使得行业更具吸引力，因此，为了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在位者就很可能实施进入阻止策略，以阻止潜在进入(Hay and Morris，1991)。
这样，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更有意义，就需要对样本行业进行严格的筛选。
首先，我们选取了360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进入壁垒高低进行排序，从中选取了进入壁垒指数在0.35以上的195个具有中度及高度进入壁垒的行业。④接着，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先将CR8低于0.35的产业排除掉。然后将市场需求增长率为负的以及大于100％的数据作为异常值剔除掉。⑤同时，主导厂商利润率小于全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行业也被剔除出样本。最后，我们将国企销售额占全行业销售额大于10％的行业也剔除出样本。这是因为，一般而言，此类行业存在较高的行政、法律等政策性壁垒，企业即使不采取进入阻止策略也可维持其市场地位。最终，我们选取了29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作为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1)净进入率(NEN)。在进入壁垒研究的早期文献中，一般都利用利润率指标作为绩效的度量指标(Comanor and Wilson，1967)，但是这样的指标缺乏动态性，而且很容易将企业策略性行为造成的利润率较低的现象误以为是市场有效竞争的结果，由于这些原因，以后的文献采取了其他指标。国内关于我国制造业进入退出的实证研究中主要利用企业数目作为被解释变量(李德志，闫冰，2004；杨惠馨，2004等)，这类指标同样缺乏对产业中企业数量动态变动的考察。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中国企业的进入阻止策略及其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除了要考察企业的进入阻止策略对市场绩效的动态影响，还要考察这些行为对产业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净进入率作为市场绩效的度量指标，一般而言，净进入率越高，市场绩效越高。对于本文的研究，净进入率越低，就表明在位企业的策略性行为对其他企业的进入及竞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市场绩效就比较差。
净进入率计算公式为：
(2)价格成本差(Price-Cost Margin，PCM)。价格成本差是勒纳指数的一个替代测量指标，它可以用来度量厂商市场势力的大小，也可以作为限制性定价行为的替代指标，这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厂商的市场势力较大，则即使不实施限制性定价也可以获取足够的竞争优势，而如果厂商采取了限制性价格，就可能会降低潜在进入者进入的风险。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一方面将价格成本差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度量企业是否采取前述策略实施了进入阻止，另一方面则作为度量限制性价格的解释变量来衡量其对净进入的影响。
价格成本差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VA为工业增加值，W为主营业务工资，S为工业销售产值，t为年份。
2.解释变量
(1)产能利用水平(XCP)。Hilke(1984)、Masson and Shaanan(1985)等人在研究中直接采用了主导性厂商的过剩生产能力作为度量指标。但是由于国内缺乏这方面的数据，我们采用各行业中前八家厂商各年的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之比作为替代指标。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固定资产及其变动反映了生产能力的规模及变动，而流动资产则反映了短期生产活动的规模及其变动，因此，单位固定资产承载的流动资本的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产能力的利用水平，从而，对于其一定的固定资产规模而言，流动资本投入越多，说明其产能利用水平越高，过剩生产能力就越小。
(2)广告销售比例(AD)。借鉴前人(Comanor and Wilson，1967；Orr，1974a，1974b等)的研究经验，我们采用广告支出与工业销售产值⑥之比，即广告销售比例来作为广告壁垒的度量指标。
(3)研发销售比例(RD)。我们利用研究开发投入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例衡量研究与开发密度。
(4)市场需求增长率(Growth)。由于无法直接度量市场需求的增长率，我们用工业销售产值的年度增长率作为市场需求增长率的替代指标。
3.控制变量
(1)单位平均固定资本(Scale)。固定成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新企业的进入。其一，固定成本越高，说明新企业进入一行业所需投入的必要资本量越高，从而新企业进入的难度越大。其二，固定成本的大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沉没成本的大小，因此一般而言，固定成本越高，潜在的沉没成本就越高，新企业进入的难度就越大。由于这两方面的影响，固定成本越大，在位企业实施策略性进入阻止行为的成本就越低，从而实施进入阻止策略的激励就越大。而由于各个行业性质的差异，固定成本绝对值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我们利用各行业每单位工业销售产值所需要的固定资本来度量沉没成本的大小。
(2)主导厂商利润率⑦(PR)。行业中主导厂商获取较高的利润显然会对潜在厂商形成进入激励，刺激其作出进入决策。同时，主导厂商为了维持其高利润，也有激励采取进入阻止策略以防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根据对企业进入阻止行为与市场绩效的理论分析和本文的变量设定，我们设定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模型(1)借鉴了Masson and Shannan(1985)，试图用来解释研发销售比RD、广告销售比AD、产能利用水平XCP和市场需求增长率Growth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了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进而推断在位者是否主动使用了相关策略来阻止进入。⑧模型(2)则主要用来验证在位厂商通过各种策略性行为怎样影响了潜在厂商的进入决策，进而对市场绩效又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检验使用Stata10.0统计软件进行。
(二)实证检验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中是2003-2007年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到，样本行业的净进入率NEN相互之间差别相当大，最大值为0.77，而最小值为-0.1861。广告支出和研发支出同样存在较大的行业差距，而且其均值仅仅分别为0.0066和0.01，说明样本行业的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较低，因此这两个变量所形成的进入壁垒可能不是很高，当然也可能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产业需求增长率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03966，而均值为0.2752，说明样本行业2003-2007年间需求的增长较为强劲，由此可能会使得在位厂商的进入阻止行为效果较差。我们还可以发现，产能利用水平XCP和价格成本差PCM也存在非常大的行业间差距，这可能与各行业的性质及市场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对于流动资本投入较大的行业来说，其用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之比衡量的产能利用水平就较高，而流动资本需求较小的行业该指标则较小。对于那些市场中存在较多的在位企业从而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来说，各厂商的市场势力较小，从而价格成本差也很小。主导厂商利润率最大值为0.162，而最小值仅为-0.032⑨，利润率均值为0.0619，一方面说明我们选取的行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预示着样本行业存在较为成功的进入阻止行为。
2.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为了得出最合理的估计方程，我们首先需要对两个方程进行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的判断。接着我们需要检验残差是否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表2给出了了检验的结果。表2的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适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残差都存在着异方差和自相关，因此我们利用Driscoll and Kraay(1998)提出的方法进行模型的估计。表3中是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我们对方程一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within)为0.2988，相应的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可见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
产能利用水平(XCP)与价格成本差(PCM)成负相关关系，与我们的预期相同，也就是说，产能利用水平越低，价格成本差PCM越高，换言之，过剩生产能力越高，价格成本差就越高，这与Masson and Shaanan(1985)的结果相同，虽说其显著水平只有0.33，我们认为，由于较高的价格成本差反映了在位企业较强的市场势力，过剩生产能力的设置显然增强了在位企业的市场势力，这说明在我们的样本行业中，在位者可能确实通过设置过剩生产能力增强了自己的市场势力。
广告销售比(AD)的系数为-1.584981，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广告支出越高，价格成本差越低，这与Masson and Shaanan(1985)等人的结果相反。我们如用价格成本差的市场势力解释，则广告支出会降低市场势力，这似乎说明企业不会利用广告支出来阻止进入以保证市场势力。然而，价格成本差也可以用来度量企业的超额利润，显然，广告支出越高，企业可以获得的超额利润就会越低，这样就会降低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可以获得的利润水平，影响进入者的进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较高的广告支出会降低潜在进入，显然在位者有激励去进行大规模的广告支出去遏制潜在进入者的进入。
研发销售比(RD)的回归系数为5.166835，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较高的研发支出会导致较强的市场势力。如前文所说，研发支出会带来企业成本的削减、产品竞争力的增强，从而会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那么，既然研究与开发可以增强在位者的市场势力，又可以使其维持很高的盈利水平，在位者就有激励增加研发支出以提高盈利能力，同时又可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来保证其市场势力，我们认为，模型一的结果支持了在位企业利用研发支出阻止进入的假设。
市场需求增长率(Growth)的回归系数为-0.059，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较高的市场需求增长率会侵蚀在位者的市场势力的假说。由于我们使用了勒纳指数的替代指标价格成本差来度量市场势力及企业的限制性价格行为，而过剩生产能力及研发支出确实等提高了价格成本差，可以认为这支持了企业实施了限制性价格的假定。
因此，综合以上的分析及回归结果，我们认为，在位企业确实采取设置过剩生产能力、限制性价格、进行广告和研发投资等策略来阻止潜在竞争者的进入，这些策略对在位者的不同影响在于，广告支出虽然会阻止潜在进入，但是也会侵蚀在位者的超额利润，而其他几种策略则既可以使在位者维持较高的盈利能力，又可以保证在位者的市场势力的维持。
下面我们通过模型二的回归结果来分析上述这些进入阻止策略对净进入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
模型二的拟合优度为0.5069，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0，而且方差膨胀因子VIF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模型取得了较好的拟合效果。
价格成本差(PCM)与净进入率(NEN)成正相关关系，显著水平为0.01，也就是说，价格成本差越高，净进入率越高。这一方面说明市场中的利润率越高，潜在厂商就越有激励进入该市场，另一方面，又从反面说明了，在位者如果实施限制性定价，以向潜在竞争者发出其是低成本的信息，就会降低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几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性价格行为确实降低了潜在进入，从而使得市场中的厂商维持了较高的市场势力，可能会对消费者的福利及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产能利用水平(XCP)的系数为-0.027，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产能利用水平越高，产业的净进入率就越低，换言之，过剩产能越低，产业的净进入率也越低，过剩产能与净进入率成正相关关系！这显然与我们关于过剩产能的存在会阻止进入的假定相反，因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较高的过剩产能会引致更多的进入，从而过剩产能就不是一个阻止进入策略。我们推测，这一方面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数据有关，而且利用产能利用水平作为过剩生产能力的替代指标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误差，这或许导致了模型估计结果的偏差。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的产业中可能确实存在过度进入或者退出壁垒过高的现象，从而过度竞争的现象较为普遍，也使得市场绩效难以改善。
广告销售比(AD)的系数为-2.596871，这与预期一致，且显著性水平为0.01，表明较高的广告密度导致了进入的困难，这与Orr(1974)、Masson and Shannan(1985)等人的结论相同。由于较高的广告密度使进入更加困难，这就使得在位者得以维持自身的市场势力，可见广告密度较高会对市场绩效产生不良影响。
研发销售比(RD)的估计参数为3.72，说明较高的研发密度会吸引新的进入，这与研究与开发可能会给新的进入者创造较好的市场机会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RD的显著性水平只有0.126，即使在10％的水平上也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研发销售比均值仅为0.01，最小值为0，这表明我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水平较低，难以有效应对市场竞争。
市场需求增长率(Growth)的系数为0.013，与理论预期一致，但是其显著性水平只有0.735，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市场需求增长可能不会对进入产生显著影响，至少对我们的样本行业是如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国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决策面临着很大的非市场性因素的制约。
五、主要结论及不足之处
本文利用中国2003-2007年29个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的数据考察了过剩生产能力、限制性价格、广告密度、研发密度和市场需求增长率对市场势力及净进入率，进而对市场绩效产生的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及结论是：①过剩生产能力的存在确实提高了限制性价格，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支持企业主动利用过剩生产能力实施进入阻止的假设，却支持了我国产业普遍存在的过度进入及退出壁垒过高引致的过度竞争的推测。②较高的过剩生产能力导致了较高的价格成本差的发现支持了企业利用限制性价格维持其市场势力的假设，同样，较高的价格成本差会引起更多进入的发现也从反面支持了在位企业可能利用限制性价格限制了潜在企业的进入，并由此可能产生不利于市场绩效的后果。③实证研究表明，广告支出可能会侵蚀企业的超额利润，这会降低潜在企业进入的激励，较高的广告密度还会增加新的进入者进入的困难，这两种效应都使得市场绩效可能会趋于恶化。④回归方程一表明研发支出也会使得在位企业得以维持较高的价格成本差，保证了在位企业市场势力的维持，但是关于研发支出和净进入率的回归方程却表明较高的研发支出会吸引新的进入，而且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我们推测可能是因为我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这种进入导致的是一种低水平的竞争，显然会引致很低的市场绩效。⑤市场需求增长率对价格成本差会造成一定的侵蚀，不利于在位企业市场势力的维持，而其对净进入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这或许支持了我国产业存在过度竞争的假设，而这种过度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度进入和退出壁垒较高引起的。
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的许多产业确实存在着过度竞争、进入壁垒失效及退出壁垒过高等问题，同时，企业主动利用市场手段进行竞争的程度已经有所提高，这说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已经有所成效。但是，本文的许多结论同时预示着，我国产业市场化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假如我们用企业主动实施进入阻止策略的成熟程度来代表一般市场的成熟度，那么我国的产业市场化程度显然还处在较低水平。如果加入全球化竞争的条件，我们的结论将会对中国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由于数据所限，我们所用的面板数据存在着时间序列较短的缺陷⑩，无法对自回归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由于2003年实行了新的行业标准分类，统计数据可能不完整或者失真的现象，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另外，由于无法直接对企业是否主动采取了进入阻止策略进行考察，我们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判断是推测性的，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缺陷之一。
注释：
①Sylos-Labini假定是指，潜在的进入者预计，当新的进入发生时，行业中的现存企业将维持现有的产出水平。该假设的一个问题在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潜在的进入者确实进入了，那么，在位厂商的理性行为应当是改变产量以保证利润最大化，所以在位厂商维持产量不变的威胁时不可置信的。
②例如，国内由于存在着产能过剩及过度竞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市场结构原因、行政性壁垒等(江小涓，1995；陈明森，2004；周劲，2007等)，而很少考虑企业是否策略性地使用了过剩生产能力。
③由于2003年的行业标准分类采用了修订之后的新标准，在此之前的数据与其后的数据缺乏可比性，我们选取了2003-200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检验。
④我们将影响进入壁垒的各个因素的衡量指标分别赋以权重，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对进入壁垒与市场绩效研究的实证结果，我们给各个指标所赋的权重为：市场集中度0.3，单位平均固定资本0.2，广告销售比例0.1，研发销售比例0.1，产能利用水平0.1，国企销售比重0.2。其次，将得到的各个指标的加权数值进行加和，得到每个行业每年的进入壁垒数值，然后将行业三年的进入壁垒平均，最终得到行业进入壁垒的数值。最后，按照所得到的各个行业的进入壁垒的数值，对各个行业进行进入壁垒高低的排序，根据排序结果，将行业依据进入壁垒的高低分成三类，分别为进入壁垒低的行业，进入壁垒中等的行业，进入壁垒高的行业。
⑤这是基于这样的推断：需求增长率为负的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策略性的，而需求增长率大于100％的行业一方面可能不存在设置过剩生产能力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排除掉可能的统计信息失真。
⑥一般而言，应当采用销售额作为衡量指标，但是由于数据库中销售额数据不完整，而且各类统计年鉴中几乎难以找到四位数产业的销售额数据，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工业销售产值作为销售额的替代指标。
⑦由于中国产业集中度较低，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我们用前八家厂商的平均利润率作为主导厂商利润率的度量指标。
⑧由于无法直接去证明在位企业是否采取了进入阻止策略，我们只能采取合理推断的方式来回答此类问题。以过剩生产能力为例，如果实证结果表明过剩生产能力提高了限制性价格，我们就有理由推断企业确实采取了设置过剩产能的方式来阻止进入。
⑨我们认为该值为负并不会对我们的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从样本来看，主导厂商利润率为负的产业一般是因为该行业中有的主导厂商由于经营的失误产生了巨额亏损，使得整体的主导厂商利润率为负，但是并不能说明该行业不具有吸引力。
⑩我们采用的是2003-2007年的数据，但是由于指标获取及数据处理的缘故，最终有效数据只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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