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工业工程：科学认知与技术实现建设性范式的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建设性论文,认知论文,工业工程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1—0093—06
当我们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时候，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了。因为，后现代不是别的，它只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对现代性反思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以及对现代性特征的重写。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促进了哲学的对话与反思。应该说，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二元论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对齐一化思维方式的解构、对多元化和差异的推崇、对他者与自然的尊重，对于我们走出现代性所造成的生存危机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建设性后现代的科学和技术范式，简称科学和技术的建设性范式，打破主体性哲学和意识哲学所支持的现代科学的世界形象，矫正征服、宰制自然的技术方案，为我们走向和谐发展的以后工业工程样式为主的当代工程提供了可能性。为此，我们既不能无视（建设性）后现代科学、技术范式的存在，或盲目地加以否定，也不能不经批判地接纳，或无反思地简单认同，而只能是注重借鉴、整合其合理的、积极的方面，用以修正、弥补现代科学、技术范式的局限和不足，也只有这样才能扬弃自为的现代工业工程，去建构自在自为的后工业工程。
一、后工业工程认知的后现代科学范式
根据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一书的描述，迄今为止，以现代科学为参照，科学经历了前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科学。前现代科学强调“神启”的知识，滋养的是宗教式的生活态度，“万物有灵”，是泛神论的自然观，自然秩序不能为人所了解，幸福来自执行神的旨意，因此是附魅的科学。现代科学始于近代科学革命，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滋养的是世俗化的态度，其目的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自然被客体化了、对象化了，是祛魅的科学，表现为机械论、还原论、现象论、感觉论、实体论、客体论、唯物论和超自然神论等范式，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像照相机拍照一样的“片断性思维”，世界观的基本假设为：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空洞的实体”。因此，世界的形象是个“完美的机器”，人也是机器，自然无目的、无经验，实体是无目的、无感觉的、无经验的非主体——客体，排除其存在的内在原因、是受外部左右的被动的东西，失去了价值与意义，自然物是死的。后现代科学是在对现代科学的反动中诞生的，它批判、质疑现代科学，认为现代科学使自然、世界祛魅，也使自身祛魅，进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特别是借助相对论、量子力学与机械力学的不一致，在科学内部瓦解现代科学自身。主张“全息摄影”：整体的信息包含在每一部分之中，属于泛经验论、整体论、有机论和过程论，世界的形象是个待照料的大花园，是返魅的科学。生态科学是后现代科学的一种典型范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论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二是涉及一种实在观，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止境的复杂网络；三是具有新的价值观，即适应生态意识的价值观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整的价值观。因此，“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1](P121) 可见，后现代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冲突的新的自然图景和世界形象，但由于其诉诸泛经验论，其科学范式的合法性必然会受到质疑。
肖显静在其《后现代生态科技观》中，就明确否定了此种以泛经验论为本体论的后现代科学成立的可能性，并区分了“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与“温和的后现代科学”。他认为前者在本体论上的泛经验论是唯心主义的，只是一种假说，与科学揭示的自然有很大差距，而且在认识论上与科学的认识论相去甚远，抹煞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甚至将科学等同于灵学，因此是不能成立的。而后者是正处在建构中的新的科学范式，它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以研究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相互作用为目的，属于交叉科学，如环境科学、民族植物学等，这类学科呈现生态化、人文化的特征，既与传统科学不相一致，又保持了近现代科学的乐观主义和历史进步的涵义。它与近现代科学不是断裂而是有紧密的联系。相对于近现代科学，它有一个基本转移和反向，是对机械论、还原论、朴素的实在论以及牛顿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反动，是以熵、进化、有机论、非决定论、可能性、相对性、复杂性、解释、混沌、互补性和自组织为基础的，从而与后现代性的一些概念相一致。它反对在机械论与有机论、整体论与还原论、实事与价值、自然与人类、真理与谬误、确定与不确定、决定与非决定、惟一与多元、主动与被动之间僵硬的二分及其对立，倡导两者之间相对的区分及其融合，是对激进的后现代科学的扬弃。在本体论上具有整体有机论的特征，认识论上具有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方法论上具有反还原论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它在哲学上更加灵活，科学上更加复杂，伦理上更加敏感，并且生态上更加健全，能够完整、全面、系统地认识自然，从而也就使人类更好地改造和保护自然[2](P8—10)。应该说，此种做法是较为稳妥的，因为，“温和的后现代科学”试图在现代科学与“激进的后现代科学”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实际上，“激进的后现代科学”并非要废弃或完全抛开现代科学，而是要纠正它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仅仅是一种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价值观而已。正如费雷德里克·费雷所说：“现代科学将世界描绘成一架机器，使现代意识背离了目的、责任和整体；后现代科学的任务是让我们保持现代分析工具的锐利，使其发挥适当的作用，并将使我们回到那个花园中，小心而谨慎地工作。”[2](P123) 建设性后现代哲学家们提出后现代科学的主旨在于纠正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小约翰·B·科布在《生态学、科学和宗教：走向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一文中指出：“一旦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开发环境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时，事实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因为工业革命疾速地加剧了这种破坏，因而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直到最近我们对这一切还熟视无睹。答案在于，我们的认识受我们的世界观所驱使。”[1](P133) 在他看来，后现代生态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来，并不源于西方传统。它提倡一种科学和宗教的改良，但它与现在的趋势保持了明显的连续性，并从某些方面回归到了古典宗教的源头。它最初并不强调整体而主要着意于构成整体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是因为我的具体思想和经验而存在，但也是作为它自己体验的中心而存在。同时，生态世界观将固有的实在以及活动和体验重新归于自然。万事万物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我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丝毫不能有损于我们已实现的价值的独到之处[1](P136—139)。他指出，实体论认为价值是有限的，强调“竞争”模式；生态学主张价值是无限的，讲求人与人以及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协调”模式。“就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物力方面而言，这一提法不无道理，但是就人际关系和美的享受这类更为重要的财产而言，其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竞争的。而且，一个具有生态学观点的人可以做到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资源，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生态种不同物种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调整的实例不胜枚举。竞争不是最终的准则。”[1](P139—140) 显然，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有助于“温和的后现代科学”的建构与发展。它们共同为确立和谐发展的工程观、营造后工业工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论证。
最为可贵的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哲学家们主张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或自然观，但他们不将其绝对化，而是强调保持一种开放的、探索的态度。正如大卫·伯姆在《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一文中所说：“相对论和量子论推翻了牛顿的物理学，这一事实表明，对世界观的自满是危险的。它还表明，我们应该不断地把我们的世界观视作暂时的、探索性的和有待探究的。我们必须有一种世界观，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不容有待探索和改变余地的绝对之物。我们必须谨防教条主义。”[1](P79)
二、后工业工程实现的后现代技术范式
所谓后现代技术范式是相对于现代技术范式而言的。技术认识论的代表人物F·费雷首先作出了这样的区分[2](P185)。他在《技术哲学》和《认识和价值：趋向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认识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并根据技术的发展，把技术分为前技术、现代技术和后现代技术，认为前技术的基础是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缺乏精确性的实用理性；现代技术的基础是分析性、精确性的理论理性，理论理性只关注部分而不顾及整体，缺乏系统性、综合性，是现代社会一系列技术问题产生的根源。人为了要发展就应该扬弃现代技术，采用经过批判考察的、精良的、建设性的、整体性的后现代技术系统。生态化技术所具有的目标多元性、产生的整体性和应用的非线性、循环性已经是对传统技术的一种变革，也是对蕴含于其中的现代性观念的反叛，具有某种后现代性的特征，确实体现了后现代技术的本质内涵，可称之为后现代技术。因为，生态化技术与自然过程相一致，不仅遵守物理、化学规律，还应遵守生物学、生态学的原理和规律，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因此，可以理解为技术与生态学的接近、融合，是生态学向技术的渗透过程。其过程不仅包括在工艺流程或生产线设计和管理方面体现出生态学原理，还包括宏观的技术政策、技术发展战略的确立过程融合保护环境的思想。生态技术不仅是应用生态学原理，而且是应用全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设计的，包括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它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应用创造生态工艺，使产品生产与环境保护在统一的过程中完成。生态化技术的运用就会产生资源低消耗、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的生产即节约型生产。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污染被视为一种设计上的缺陷，一旦出现污染，将在生产过程中消除，因而是环境安全的生产。问题是，该生态化技术能否获得社会实现或者说能否为工程实践所运用？目前，工业生态学的建立比较完全地反映了这一思想的内涵，卡伦堡工业共生体系就是生态化技术实施的案例，而“生态工业园区”和“工业生物群落”的出现将促进该生态化技术的实际运用[2](P185)。
工业生态学所体现的内涵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是建立在集约化生产理念之上的，在共同体中，你的废料是我的原料，我的废料又是他的原料，形成相互依赖、互补共生的生产系统。它的最大优势是把污染问题的“过程末端治理”变为“过程中预防”，而且实现了能源的综合利用，有利于缓解生产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形成工业系统与生态圈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变换的良性循环。卡伦堡共生体系开创了应用生态化技术的先例。
受卡伦堡的启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地相继建立了许多“生态工业园区”和“工业生物群落”。所谓“生态工业园区”是指在一个园区中，各企业进行合作，以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特别是将一个企业的废料作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料。它区别于传统的废料交换项目的地方是不满足于简单的一来一往的资源循环，而旨在系统地使一个地区的总体资源增值。“工业生物群落”则指寻求“恰当的”，即最优化的工业活动组合。比如，与其单独建造一个蔗糖厂，不如一开始就设想一个联合企业，以使与蔗糖生产有关的物质、能源都得到最优化利用。这样综合化的技术措施与传统技术相比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从技术应用的目的看，它不是以经济为惟一目标，还包括环境目标；它不是反自然的，而是尊重自然的；不是以现代人的利益为惟一的利益，而是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维护子孙后代和其他生命的利益。二是从技术的产生过程看，它是整体论的。通过生态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创造综合性技术。三是从技术应用的过程看，它不再以单项过程和生产单一产品的最优化为目标，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整个生产过程的综合型和多种产品产出的最优化为目标。传统的生产工艺运行模式是：“原料—产品—废物”，是线性的、非循环的；而生态工艺的运行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呈现出非线性的、循环的状态[2](P182—185)。这里实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转换：从生产的“经济目标”到“生态目标”；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从“当代利益”到“代际利益”；从“机械论”到“整体论”；从“分析”到“综合”；从“线性”到“非线性”；从“废物”到“剩余物”；从“污染”到“环保”等，从而由原来的仅侧重于前一组概念，到青睐后一组概念，表明考虑了自然和环境因素的生态化技术体系的生成。它无疑是建立在后现代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基础之上，并以后现代科学为理论依据的后现代技术体系。如果说（建设性）后现代科学为后工业工程提供了理论和观念上的准备，那么以生态化技术为主导（建设性）后现代技术则为后工业工程提供了实施的策略、方法（方案）和手段。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生态化的后现代技术范式还只是初见端倪，或者说它正处于范式形成的前一个阶段，不得不同以往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工业化的现代技术范式进行碰撞、较量。根据爱丁堡学派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该技术范式能否最终确立，不只是技术本身优劣的问题，还受制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具体地说“技术并不是按照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的，而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条件所决定；某种技术被选择，是体现不同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大量的技术争论的结果，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单向的逻辑程序的展开；因此，技术不能只依据过去技术状况来推知，一种技术的特质和形式是技术的形成过程中多种社会前提条件的结果。这些社会性的前提条件，包括我们的体制、习惯、价值、组织、思想和风俗等等，都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技术。”[3] 况且，即使该生态技术范式得以确立，仍然有该范式下的技术的生成、积累、创新、实现、扩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过于乐观，最好的方式是积极准备以迎接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三、后工业工程的价值预设与人文关切
后工业工程不是人凭空想象的理想图式，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主观选择，它既有客观的依据，又有主观的取舍。说它有客观的依据，是指它就孕育在以资本的逻辑所展开的现代工业工程之中，吸收现代工业工程的营养——对它来说有用的东西，并最终瓦解、捣毁阻碍它成长的东西，是扬弃了的现代工业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工业工程就不会有当代后工业工程；说它有主观的取舍，是指人类饱尝了现代工程所给予的“福”与“祸”之后，面对生存危机的当下处境，经过反思、批判，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自身关切与价值判断出发，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因为现代性所成就的现代工程是拷问自然、促逼自然、宰制自然和反自然的，直接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继续选择这种工程样式就意味着选择了“自然之死”和“人之死”，而对它的辩证批判，只能是对它的扬弃，因而它只能是后现代工程或后工业社会的工程，而不可能是回到前现代的工程。就是说后工业工程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工程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当代人文精神之上的新的工程样式。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价值批判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后工业工程是有其价值预设，并充满人文关切的。
从后工业工程的价值预设来看，后工业工程是在对现代工程的反动与扬弃中展开的，其使命在于走出现代工业工程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困境，这就决定价值判断是先行的，凡是符合这种先行的价值观的工程就是后工业工程，反之亦然。这种先行的后工业工程的价值预设分别表现在对自然、生态和发展等方面根本看法和态度上，即反映在其自然观、生态观和发展观上。
后工业工程的自然观是由后现代的科学范式所决定的，其实，后现代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观。如前文所述，这种自然观与现代科学所支持的自然观是不同的，它所向往的世界形象是一个有待照料的大花园，而不是一架完美的机器；人是自然界的照料者、园丁，而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主宰；自然物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人的“为我之物”；自然有其存在论根基，而不是仅有“使用价值”、“消费价值”和“工具性价值”。
后工业工程在生态观上，信奉生态学的世界观，主张自然界不是堆积起来的自然物——物的集合，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生态系统”。它坚持有机论、整体论的世界观，反对机械论、原子论的世界观。整体对于局部来说具有优越的地位、终极决定作用和最高价值，整体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是支持局部事物存在的基础。同时，整体又是由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人不能只做一件事”是生态学的第一定律，意指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许多后果，而不可能只有一种后果。对生态系统中任何局部自然物的改变，都会因为改变了这一自然物同其他局部自然物的关系而使自然界生态系统整体的稳定平衡遭到破坏[4](P231)。因此，以制造为主的工业工程由于仅限于对局部自然规律——因果规律的把握，而没有关照自然界的整体规律——生态规律。后工业工程要求从关照整体生态规律出发，采取生态化的技术措施，如清洁技术、“绿色技术”或“软技术”、太阳能技术、“多样性技术”等，以减少或避免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干扰。
后工业工程在发展观上，坚决反对现代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支撑的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及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单纯向上、直线、无限的发展观，主张发展只能是有限的发展，是考虑了自然资源有限性、熵作用机制和生态系统约束的发展观，是建立在生存论哲学之上可持续的发展观——和谐发展的工程观。因此，它批判地扬弃近代主体性哲学、实践哲学和笛卡尔以来的“以人为本”、“终结自然”的传统人道主义，自觉地认同发展伦理学所提倡的“新人道主义”[4](P318—323) ——用自然界整体的“天道”来限定“人道”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人道主义；它拒斥消费主义“无意义消费”的增加所支持的生产的发展，强调“合理需求”或正当需求所引导的生产的发展；它抛开不计算自然成本和环境代价的经济核算体系与经济发展模式，接纳“绿色国民账户体系”和“稳态经济模式”；它鄙视“个体本位”的利益追求和为了有限价值的“竞争”，张扬“类本位”的优先地位与为了无限价值的“协同”；它放弃靠理性说话的——使人“物化”的、资本逻辑的价值取向，诉诸凭德性说话的——让人“人化”和“让……存在”的自由逻辑之价值取向。
显然，后工业工程与现代工业工程相比较，它所崇尚的价值观表现在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上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未来意识和人文关切。它是在对历史上的工程样式——前工业社会的以农业为主导的“自在工程”和现代工业社会以工业为主导的“自为工程”的辩证统一与扬弃，进而呈现出“自在自为”的反思性，是经过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新的提升与飞跃，即发展。这种发展不是盲目的，是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可持续生存以引导、规范当下人类工程行动的发展。它不仅仅从“人道”出发，在现实的工程行动中肯定、确证、提升人的自为本性——类本性，以及人作为“能在”的存在物，表明“人是什么”和“人能够是什么”；而是首先承认“天道”——自然界整体的生态系统的规律对人类工程的约束与限制，把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作为“绝对命令”和大前提，让“天道”为人类的工程实践照明，强调“人应该是什么”、“人应该怎么做”。就是说人不但可以描述为马克思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人、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是列维纳斯所理解的“伦理——道德的存在”，彰显人类行动的“责任伦理”意识，进而使人类的工程行为担当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可有可无的，作为工程主体必须承担，如是工程伦理就有了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且把原来只是对人类内部的伦理责任拓展到人类外部的自然界整体和自然物。只有这样，人类的工程才能依循“天道”，秉承“人道”，遵守“物道”，让工程不仅符合“天命”，富有“人性”，而且保守“物性”，“天”、“人”、“物”或者“自然界整体”、“人”、“自然物”作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统摄到工程当中，进而达到天、人、物相互映照、相互融合的天人合一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让工程走向和谐发展的当代工程。也惟有这样，人的自然的、肉体的或自在的生命与人的社会的、精神的或自为的生命才能够在现实的工程行动以及它所构筑的工程化生存方式中真正获得统一，克服那种要么以群体为本位的“神化人”、要么以个体为本位的“物化人”的片面、异化的生存状态，达到以类为本位的“人化人”的生存境界；走出要么顺从自然、臣服自然，要么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暴力的逻辑”，步入讲求工程伦理、用德性和智慧牵引的“自由的逻辑”；既能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人的存在以“是其所不是”与“应该是”的张力，也解放“物”——使没有存在论根基的“为我之物”成为“自在之物”而“是其所是”；不仅使人在工程的建造中充满劳绩，而且能够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真正实现以“栖居”为指归的“筑居”[5](P149)。
总之，正是有了上述后工业工程认知与实现的建设性（后现代）科学和技术范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以自然观和世界观为基础的价值预设或新的价值观，为我们寻求和谐发展的当代工程，并为最终走向遵循“自由逻辑”的后工业工程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能否实现这种可能性，则不仅是理论探究的问题，而且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因为，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不能等同。尽管如此，我们有必要也必须用应然的理想去牵引、规范人类现实的工程实践。也惟有这样，才能够澄明工程的本真存在，进而彰显其本体论意义。
［收稿日期］2007—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