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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3;F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3)01-0033-07
一、投资战线：“雁行模式”的展现
长期以来，日本在东亚孜孜构筑以日本为雁头，亚洲NIES为雁身，ASEAN及中国为雁尾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商品输出和海外直接投资实现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意在不仅保持亚太经济中的领头雁地位，而且要在东亚实现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依据投资对象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产业、技术水平层次的高低，有针对性地、有分别地扩大直接投资规模，使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战线不断地发生动态性变化。即到80年代中期为止，主要向亚洲NIES投资，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则集中在ASEAN，从90年代伊始明显地转向中国，对华投资进入正规的、大规模展开时期。然而随着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ASEAN的投资亦陷入了低迷状态，而对亚洲NIES的直接投资却有了急剧的增长。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战线的动态演变与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及内涵有着密切联系，也与日本与该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贸易结构变化息息相关。近三十年来，东亚地区陆续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被称之为“东亚经济模式”，且以“东亚经济奇迹”而闻名于世。它主要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特点，积极引进外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而这种高速增长率先在亚洲NIES成为现实。因此，日本在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与该国经济战略相符合，且在日本国内处于劣势的制造业的投资；而在香港和新加坡也根据其作为亚洲乃至世界金融流通中心的地位，扩大金融、服务及精密仪器等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的投资，从而把对亚洲NIES的投资纳入到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战略之中，形成了与亚洲NIES之间的水平分工体系。然而，由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的持续升值，亚洲NIES原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随之消失，而迅速崛起的ASEAN却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且采取优惠的外资政策，因此，促使日本企业增加向ASEAN的新投资，甚至呈现出从亚洲NIES转向ASEAN的新动态。在ASEAN四国中，除菲律宾因长期国内政局混乱而无法吸引大量的日资之外，其它三国则成了日本企业进行矿物开采、机电、运输机械、化学等制造业的主要投资基地。以制造业为主的日本的直接投资结构，不仅符合ASEAN国家实现“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也帮助该地区建立出口基地，扶植本地企业的成长，推动了贸易结构的升级换代。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对ASEAN投资结构的类同也造成了该地区出口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贸易摩擦的加剧以及对日资的严重依赖等负面影响。
为了寻求更大的投资场所，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之下，日本企业又开始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保持高增长率，加快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广阔的中国市场。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实行的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鼓舞着更多的日本企业面向具有巨大潜力和优势的中国市场进行投资。特别是闻名世界的三菱、住友、松下等大公司也带着大型投资项目来华投资，进行本地生产，与欧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由于80年代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顾虑重重，步履维艰，采取小心谨慎的消极、被动态势，故造成了汽车、通信等具有广阔市场和前景的关键领域被欧美占领的“惨痛教训”。鉴于此，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向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投资高潮，进行了以制造业为主的较高产业结构上的投资。应该强调的是，90年代以前中日之间发生的严重的贸易逆差，促使中国实行一些限制进口日本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措施，不仅扭转了贸易逆差局面，而且进一步实现了对日贸易顺差。这种贸易政策上的举措也促使着日本从以贸易往来为主向以投资方式为主的转变。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调整外资政策，取消了部分外商优惠措施，再加上日本国内经济的长期萧条，最终导致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持续下降的低迷状态；另一方面对ASEAN的投资却有着增长势头。
可见，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投资是根据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外资政策的调整，投资环境的完善以及与日本之间贸易结构的演变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呈现出雁行结构，即以日本为领头雁，紧接着雁身——向亚洲NIES和雁尾——ASEAN及中国依次扩展，不仅保持日本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弥补贸易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损失，从而把东亚地区纳入到日本企业实行的全球化战略中，在亚洲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水平与垂直分工相互交叉的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这种“雁行模式”实际上是日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具体措施，是实现“东亚经济圈”设想的具体手段和步骤。
二、投资结构：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
众所周知，在东亚确实存在着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产业结构，即日本是属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厂型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NIES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ASEAN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力，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中国在东亚地区属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中异军突起，不仅拥有丰富的生产要素和辽阔的市场，且迅速成为日本对东亚乃至世界投资中的主要接受国，而且与东亚经济相接轨，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区，属第四层次。因此，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结构亦根据不同的发展层次采取了不同阶段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阶梯型结构。
90年代以前日本制造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NIES，其次为ASEAN，而同期对华制造业的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因为在90年代以前，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宾馆、饭店、办公楼等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少的非制造业上。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在对亚洲NIES的投资中，非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而对华制造业的投资则迅猛增长，中国成了亚洲制造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目前，日本对亚洲NIES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金融、信息等非制造业上，而制造业的投资总额有所下降，但其中高精尖加工组装业的投资却明显增加。这说明日本制造业对亚洲NIES的投资已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投资结构由“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型”（以获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为目的）正逐步靠近“对发达国家投资型”（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知识积累，以占领当地市场、避免经济摩擦为目的），从而使亚洲NIES与日本的产业逐步走向相辅相成的水平型的分工体系。
1992年以前，日本制造业对ASEAN的投资数量虽趋于下降，但从绝对额来看却高于其他地区。另外，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机械类和纺织业的投资占多数，因此与亚洲NIES相比，成品或零部件组装和原材料加工型的投资更为引人注目。它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把产品的调配及销售均纳入到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轨道中。所以，它不仅仅停留在当地生产的初级阶段上，而是进一步发展到增加在当地的零部件调配，并进一步培养当地企业，实行新的生产分工体系的阶段。
日本对华制造业的投资自1993年开始迅速增加，其总额也已超过了亚洲NIES和ASEAN，[3]然而，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占比重大的依次为机电、电器、纺织品、化学、机械、食品等。这些产业的原材料主要靠进口，其产品主要靠外销，而在当地调配原材料、零部件及内销的比例仍很低。显然，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与日本国内企业之间尚处于垂直型的分工阶段。而且，对华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势头从1996年以来骤然下降，让位于ASEAN地区。
当然，日本对亚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形成的不同的投资结构，并非固定不变。根据小岛清的投资理论，日本的对外投资与欧美国家不同，它是在充分考虑与东道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朝着扩大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因而日本的投资规模、结构及其战略与各接受国的贸易比较优势相适应，不断地发生变化和调整。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处在经济迅速崛起阶段的地区和国家，日本越扩大其投资规模；而投资产业结构则由低向高渐进变化，当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渐缩小时，其投资转向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程度较高的产业，以此来继续保持与投资接受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增加其利润。[4]实践证明，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根据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扩张理论，依循亚洲NIES→ASEAN→中国大陆的雁行形态，分别进行“产品差别型分工”→“生产过程型分工”→“加工贸易型分工”的雁行产业层次的梯度转移。
三、投资动机：多重目的的并存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贸易导向型，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导目的，然而面对处于不同产业层次的东道国，日本的投资动机也同样存在层次性。对东亚各国的投资从早期对亚洲NIES以追求廉价劳动力为动机的投资行为向ASEAN和中国沿海地区，进而部分向中国内陆等地区转向；对亚洲NIES的投资动机则转向以获取与保证市场份额以及专利、信息收集为主，这点逐步趋同于日本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动机。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基本动机是追求低成本，但就各地区而言则有所区别。如上所述，东亚的经济发展水平（除日本外）存在三个层次，亚洲NIES为第一层次；ASEAN和中国沿海地区为第二层次；中国内陆地区和亚洲其它地区为第三层次。日本对于处在不同层次的国家与地区直接投资的主导动机呈现出多重性，其中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即，确保当地市场、建立国际性产业和流通网络是对所有地区和国家投资的首要动机。而其差别在于：在确保、利用以资源和原材料及劳动力为目的的投资比重中，中国占首位，而在亚洲NIES，以确保和利用资源和原材料为目的的投资微乎其微。可以说，日本对处在第一层次的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的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保证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这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购买力强，对于日本产品的价格以及性能都能够接受，是日本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之一。因此均高于对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平均水平。其次在于专利和信息收集上。日本对处在第二层次的国家与地区——中国和ASEAN的投资目的中，劳动力的保证与利用均超过平均水平。对本层次投资的第二个动机为东道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动机基本上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为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有着潜在的广大市场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同时又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内部仍处于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工资水平低，在中国进行工业生产有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第二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局部地区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不仅有较高的购买力，同时也具备不同技术水平工业生产的条件。这决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商在瞄准中国市场时，以获取中国市场份额为目的的对华直接投资占很大比重。特别是欧美式的以大型跨国企业为中心的直接投资更是如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可大量供应，这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也起到了很大促动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的日本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比占有市场份额更具吸引力。这充分说明了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投资总的来看就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这种动机在80年代集中表现在为了规避贸易摩擦，避免由于日元升值使得经营恶化而追求廉价的劳动力方面。然而，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生产工程及技术转移的加速，投资内容和动机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因企业规模以及行业不同而存在差异，呈多样化的趋势，即中小型企业投资的主要动机是获取低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大型企业则主要是为了获取中国市场份额；服装与纤维产业追求廉价劳动力；汽车和化学工业注重中国的市场；电器工业则看重国际性生产网络的建设。到90年代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以生产为目的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一项高于亚洲平均水平，占日本对华投资动机的首位。[5]
可见，日本对东亚不同地区和国家，其投资动机也各有特点，而这种投资动机上的差距，主要是根据投资接受地区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市场比较优势等区位条件的改善而采取的不同战略所致。这与上述的投资规模、结构变化的根源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亚洲NIES稳定的政局、社会环境、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及外资优惠政策成为吸引日资的优势条件。但是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等市场比较优势是吸引日资的最重要的因素，然后，依次为优惠的外资政策，较好的劳动力因素，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因此可以说，中国比亚洲NIES在廉价的劳动力上明显占优势。而ASEAN各国面临着经济调整的新局面，所以日本对这个地区的投资不是新的投资，而是对原有企业的扩充，即：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和流通费用的提高，把一些竞争力下降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ASEAN的分公司，从而加强与日本之间的水平分工。可见，日本企业在不同的地区采取着不同的经营战略及对策。如在亚洲NIES中最主要的对策是朝着更有利可图的方向调整生产据点，并使之得到加强和集中化，以此提高利润，采取随时转移、调整投资据点为首要战略，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在该地区的投资要采取积极的战略举措。在ASEAN，依靠生产据点的重组和集中化来提高利润，向更有利可图的地区转移生产据点的比率也较高。而在中国内地，对当地零部件、原材料厂家进行技术指导和扩大金融据点成为主要对策，充分显示了对中国内地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战略走向。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对在“雁行模式”中处于雁尾的ASEAN和中国的投资目的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虽然扩大和开拓市场为最重要的投资动机（与世界水平相当），但其它项目却有区别，特别是确保廉价劳动力的目的上ASEAN高出中国4.2个百分点，而确保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项目上ASEAN比中国更是高出9.3个百分点，即，中国以往的竞争优势已被ASEAN所取代，此外，与日本国内企业之间水平分工的比例ASEAN仍然远远高于中国13.0个百分点。[6]事实上日本企业在华撤退或被合并的企业已由1994年6家增加到1996年的16家，1997年和1998年又分别增加到29家。[7]可见，21世纪中国要成为日本企业在东亚乃至海外投资的重点，仍需要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
四、投资效应：“雁行模式”的功与过
以伴随比较优势的变化而进行的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为特征的“雁行模式”，在经历了空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终于全面暴露出其真实面目，引起世人的重新审视。
可以说，90年代以前，日本通过直接投资对东亚推行的“雁行模式”确实对东亚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闻名世界的“东亚经济奇迹”，是通过大量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来实现的。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是东亚各国引进外资，吸引技术的主要来源国。在东亚经济起飞之时，恰是日本国内纺织业、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衰弱，而机械、电子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之时，因此，日本对东亚“加工组装型产业”的投资，不仅顺应了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日本出口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的“吸水池”。不仅如此，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依次从亚洲NIES到ASEAN，一直到中国不断扩张，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雁行模式”所固有的内在缺陷开始日益显现。因为日本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在技术转让方面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向东亚进行标准化或已过时的产业结构投资，使东亚国家经过近20年的引进日资过程，不仅没有吸收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反而导致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出口产品结构的单一，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类同化，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实践证明，“雁行模式”并未真正地为东亚地区经济的长期繁荣做出贡献，也不是最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直接投资模式。[8]
从东道国的立场来看，对外资企业的期望主要有以下四项：①通过出口获得外汇；②创造就业机会；③技术转让；④培养相关产业。即欢迎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能够增加就业，并培养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外国资本。其中前两项易实现，而后两项较难达到。尤其是技术扩散效应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实现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是决定该投资在东道国经济环境中能否长久发展、能否发挥积极作用的关键。由于亚洲NIES采取严格地选择高新技术的对策，因此，在技术转让及培养相关产业上有所收获，而在ASEAN和中国却迟迟未能实现。日本对ASEAN制造业的投资技术为在国内已标准化了的且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机电、化工等部门；在中国，日资企业在所有三资企业中科研实力最差，基本不进行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因此，日本对东亚的投资效应，并非资本、管理技能和技术、知识全方位的转移，而是在国内已淘汰或即将淘汰的有选择性的技术和一定管理经验的投入，是发挥技术优势与区位优势相结合的抉择。
不仅如此，日本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地区出口的贡献度，从长远来看，并非提高东道国产品的国产化程度，而是始终把东亚地区当作加工、组装产品，调配原材料的供应基地，最终无非为形成日本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而服务。这种保守的、利己主义的经济合作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也充分暴露出其缺陷。即日本企业在对东亚直接投资中采取标准化或即将淘汰技术的转让，虽然暂时保持了在东亚经济中的“雁头”地位，但同时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国内传统产业与东亚之间竞争的加剧。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不仅无法挽救东亚经济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难保，使国内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明显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雁行模式”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9]其结果，至今也没有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合作体系，更无法组成亚洲经济共同体来与欧美和北美相抗衡。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在东亚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非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梯度式的发展，而是已出现跳跃式的、各种产业层次并存的非“雁行模式”，如中国，不仅要接受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纤维、纺织业的投资，而且也大力吸收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与机械、信息相关产业的直接投资。因此，可以说，21世纪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已跳跃了“雁行”轨迹，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雁行模式”也必须进行全面的调整，对此，日本政府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因此对东亚的投资中拟更多地采取技术上的扶植，促使东亚各国经济早日自立和振兴，以此纠正由“雁行模式”引致的偏颇[10]。
［收稿日期］20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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