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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劭 译
M·H·阿布拉姆斯是美国著名的文学史家，他的《镜与灯》几乎已进入了经典的行列。本文是他对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回应，分析德里达与他的耶鲁同事J.H.米勒的思想，清晰而又具洞察力，同时不乏同情和智慧。
编者
最近象“起源”、“中心”和“结局”这样的词语颇引人注目，我敢说这些话题是我和韦恩·布斯就我的著作《自然的超自然主义》中的基本理论所进行的对话而引发的。希利斯·米勒就这本书发表了一篇书评，布斯对这篇书评又进行了评论，而我又对布斯的评论发表了评论。这样我们三个人都被卷入这场论战中，最终变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对话。难以预料在这场论战结束以前还会有多少人被卷入进来。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一下米勒在他富于挑战性的评论中提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和布斯在下面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即多元主义——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并得到不同的结论——对于理解文学史及文化史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需的：在研究中，不同观点的聚合是唯一能深入研究的方式。但我也说过，米勒在文章中对解构主义解释原理的激进评论已超出了多元主义的界限，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我们称之为文学及文化史的东西。如果这仅仅涉及到一本书中的历史主张正确与否的话，也许不值得在大众面前进行讨论。但米勒把《自然的超自然主义》看作“现代人文学术的伟大传统，柯蒂斯，奥尔巴克，洛夫乔伊，C.S.刘易斯的传统的一个例证”，并清楚表现整个人类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方法都是不可靠的。这很显然是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让我尽可能简洁地概述一下我与其他西方文化史家所共同拥有的基本前提，米勒正是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并意欲颠覆的：
1.历史的基本材料是书写的文本，这些文本的作者开拓了他们所继承的语言叙述一件明确事物的可能性及规范，并设想读者如果了解他们的语言技巧，就能理解他们要表达的内容。
2.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仅能解释他的选文现在的意义，还能解释作者创作这篇文章时所表达的意义。一般来说，历史学家解释时所用的语言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作者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解释应与作者的意图相去不远。
3.历史学家把他的解释传达给公众，希望专家级读者对选文的解释能接近他本人的解释，因此增加他解释的“客观性”。老练的作者希望他的某些解释是错误的，但这样的错误（在限度之内）不会严重影响他整个历史的正确性。如果他的大部分解释都是误读，那么他的书将被看成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
注意这里我说的是语言学的解释，而不是模糊不清的“历史的解释”——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应用于文本研究中的范畴，主题、概念及解释类型，是用来构成故事的，在故事中文本的篇章及它们的语言意义起到了例证及证据的作用。这些不同的组织范畴、主题及类型导致了历史学家讲述故事的多样性，这在多元性的理论中是可以接受的。毋庸置疑，选文的语言学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家看待它们的不同观点有关系，但语言学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抗拒观点的改变，历史学家忠实于这些意义，而不是篡改或曲解以迎合自己的先入之见，就成了判定故事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
我要预先讲明的另外一件事实是：我并未声称我对选文的解释已穷尽了这些文章的全部意义。米勒在他的评论中声言“对阿布拉姆斯来说，一篇文学或哲学的文本具有单一、毫无歧义的意义，符合直视镜中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实体。”我不知道是如何给了米勒这种印象，认为我的“语言理论”显而易见是“摹仿性的”，是它所反映的现实的“直视镜”，除非他和德里达拥有同样的假设，这种假设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假设把非解构主义的所有语言观都看成摹仿性的。总的来说，我的语言观是功能性的和实用的：语言，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就是使用大量的语言行为来完成大量不同的人类目的，只有这诸多目的才能断言事物的某种状态；这样的语言学的断言并不是反映(mirror)，而是用来引导注意事物状态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力。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的许多选文的意义都是含混和多重的。我所坚持的——所有传统的历史学家需要坚持的——是不管作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他至少有“这种”意义，而我特别强调的“这种”意义对于我要讲述的故事来说已足够了。其他讲述一个不同故事的历史学家可能在他们的解释中确立同一篇选文所表达的意义的不同方面。
这就是我与米勒观点的关键性区别。他的中心论点并不只是说我的解释有时候、或总是错误的，而是认为我——及其他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解释绝对不可能正确，因为米勒赞同尼采对“解释中的‘正确性’的概念”的挑战，赞同尼采的断言，认为“同一篇文章允许不可胜数的解释：所以不存在任何‘正确’的解释”。如米勒所言，尼采的观点与最近的解构主义者（包括雅克·德里达和他本人）是有关系的，他们“重新解释了尼采”或者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下”写作的。他继续从尼采的《权力意志》摘引了“阅读决不是对意义的客观确定，而是把意义输入进‘本身’毫无意义的文本中”。例如：“最终，人在事物中所发现的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他自己输入进去的东西。”“事实上解释本身是一种成为事物主宰的方式。”表面上看，这些彻底的解构主义的宣称可能启发了刘易斯·卡洛尔派的语言哲学家，他们断言意义是由解释者的权力意志输入进文本的：
“问题在于”，艾利斯说，“你能否使词语意味着这么多不同的东西。”
“问题在于”，Humpty Dumpty说，“谁将成为主人——这就是全部。”
当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些解构主义的断言只简单地是些教条主义的断言，相反，这些是从某些语言学前提中推断出来的结论。我想列举出这些前提，首先是德里达，然后是米勒的，并且相信如果我误解了这些理论，我的错误会很快得到纠正。为了减少疑惑，我首先说我不认为从这些前提得来的激进的、怀疑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相反，我认为这些结论是正确的——事实上，它们是一贯正确的，这便也正是问题所在。
Ⅰ
经常听说德里达及其追随者把对语言的探究凌驾于所有其他的探究。这是真实的，但并不明确，因为这没有把德里达的著作和理查德·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区别开来，这种转向是英美哲学及大多数英美文学批评的特征，包括上半世纪的“新批评派”。德里达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象其他法国结构主义者一样，他把问题从语言转向了“文字”(ecrifure)，书面的或印刷的文本，其次他是用一种非常有限的方式接受一篇文本的。
德里达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策略是取消语言传统观点上的口语对于书面语的优先权。所谓优先权我指的是把口头的话语作为产生书面语及语言总体的语义及其他特征的概念范型。德里达的基本参照系转到了书面文本，这些文本是由我们观看时发现的东西组成——“一个书面文本，白纸黑字”。在德里达令人目眩的展示中，他最终依靠的是把白纸上的黑色记号作为阅读中实际出现的唯一的东西；他把这些白纸黑字的视觉特征扩展到了多种复杂的象征意义，在讲述时，只是把它们重新压缩到它们的基本状态。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唯一明显存在的是“记号”，被“空白”划分成组；当我们把独立的记号与成组的记号进行比较时，也会发现存在着“间隔”、“边缘”，“重复”及“区别”。他用修辞技巧诱使我们跟随他转到这些新的前提上，并且把我们封闭在里面。这个转变是从他所说的所有传统式“古典”的语言观的封闭的“词语中心论”（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柏拉图或基督教的超验存在的错觉上，这种错觉被用作意义的源头与保证）转向他的文字中心论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唯一存在的是白纸黑字。
通过这个勇敢的转向，德里达在游戏开始以前就驱逐了全部的规范，控制或指示物，这些东西在语言的一般应用中确定了理解与被理解的界限。既然唯一存在的是现存的记号，我们就无法求助于讲述或写作的主体，或自我，或思考的自我，或意识，也无法求助于任何可能的力量来获取某种意义。所有这些力量都被认为是语言产生的虚构，等待解构主义分析的分解。通过这个转变，他使我们无法参照学习说话、理解或阅读语言的方式，参照认识及纠正言语及理解中错误的方式。作者的地位也被德里达变成了众多记号中的一个，放在文章的前面或后面。甚至把词组织成有意义的句子的句法，在决定合成词语的意义时也不具有任何作用，因为根据文字中心论的模式，在看书时，我们看不到任何组织，而仅仅是成组的记号“链”，一些单独的符号排列。
正是“符号”(Sign)这个概念使德里达的前提有了有限的发展。因为他认为纸上的记号不是偶然的标记，而是符号，具有能指、所指和信号、概念双重功能。但这些意义在阅读时并不存在，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为了解释意义，德里达转向了一个高度专业化、复杂的索绪尔的概念，即确定声音或符号的意义并未涉及肯定的属性，而是否定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区别”或可区别性，在一篇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声音和符号的区别。德里达的区别概念是现成的，因为书页上有些记号是重复的，但有些是不同的。在德里达的理论中，“区别”——不同a、b、c之间的区别，而只是它自身的区别——作为一个基本的操作性词语增加了文本的固定因素。“区别”使含义持续的游戏在表面呆滞的印刷记号中活动起来。
为了解释符号含义的不同，德里达提出了一个名词“痕迹”(trace)。痕迹并不存在，尽管它的作用象含义的影子。区别在过去的能指中所产生的任何含义在现在以及未来的使用中以“痕迹”的形式在起作用。一个能指（符号）所集聚的痕迹的“沉淀”构成了它现有的多样性的含义。这种痕迹是文本中难以捉摸的东西，它本身不存在，尽管能起作用。它扮演一个角色，但并没“在场”，它“出现／消失”，“表现自我时又消灭了自我”。任何想界定或解释一个符号或符号链的企图只是解释用另一个符号或符号链来代替它，符号代替，我们追索它的固定及现在的意义最终是徒劳无功。痕迹似乎提供了一个存在，使含义的游戏可以找到一个决定性的参照，但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实现，而是不断地推迟、延期。德里达创造了一个法语词“differance”（拼写成—ance，融合了区别及推迟的概念）来表达含义的无休止的游戏，而参照则被无限期推迟。德里达的结论是“中心的所指，原发和超验的所指”在“区别的体系外从没有存在过”，“缺乏最终的所指把含义的领域和运动扩展到了无限”。
德里达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符号（链）都不可能有一个决定性的意义。但在我看来他得出结论的过程和用结论来分解的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一样要依赖一个源头、背景及结局，一样具有目的论的色彩。他的源头及背景就是他的文字中心论的前提，文本中封闭的空间。他因此让我们放弃听、说、读和理解语言的普通经验领域。从这样的开始我们又回到了先前的结论。德里达的文本空间是一个封闭的回声屋，在其中意义被降低为持续的言语模仿，四处回荡的幽灵般无形的符号，不是任何声音所发，不是任何人所为，不指示任何东西，在虚空中嗡鸣。
对于传统的解释的幻想，无望地试图确定作者的含义，德里达提出一种代替的办法，那就是我们自己去参加文本符号含义的无止境的自由游戏。在语言的阴暗及文化的废墟上，德里达让我们试着凝视，不是用卢梭式的对失去的安全感的怀恋，因为我们从未真正拥有意义，而是用“尼采式的肯定，对世界运动，变化的无知的喜悦的肯定，对没有错误，没有真实，没有源头等待解释的符号世界的肯定，它的游戏没有安全性，在绝对的偶然中，肯定自身也向生成性的不确定投降，向痕迹的偶然性投资。”文字中心论的前提结束于一个明显的形而上学上，结束于关于differance的自由而持续不断的游戏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观我们甚至无法命名。德里达的观点，如他所述，是一种“至今无法命名的东西，无法声明自身，除非在无种类的种类中，无形式的形式中，在诡异的沉默及恐惧中。”
Ⅱ
希利斯·米勒把当今的结构主义批评家做了聪明的区别，“聪明的批评家”及“糊涂的批评家”。聪明的批评家仍坚持认为“结构主义的批评是理性的或可以变成理性的活动，具有约定的规则，已知的事实及可计量的结果”。糊涂的批评家不再怀恋无法确定的肯定性。他认为自己属于后者，他的不动产就是让我们分享他所批评的不同作品中自我解构的展示，没有任何起源、背景、存在或结局，只是不确定的意义的无止境的自由游戏。
象德里达一样，米勒也把书面文本看作一个已知事实，“一页纸上具有痕迹（或意义的遗迹）的黑色记号”；然后他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尽量扩大意义的数量及多样性，尽可能地减小任何可能限定它们自由游戏的因素。这里值得讨论他的两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米勒是在极其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解释”和“意义”这两个词语的，以便能把语言的话语或书面语和理论的形而上学的表现或物理世界的“事实”融合起来。这些不同的领域都被一视同仁，被看成供“阅读”或“解释”的“文本”。这样他就未留任何余地来考虑。语言不象物理世界，语言是快速发展的文化现象，是有意味的，是力图把意义传达给具有语言常识的大众的。这样在词语文本的领域中，米勒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标准，用于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的标准和用于他的一件作品，或作品的一段、一句、一个词的标准一致。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的批评家，我同意《李尔王》可能有许多不同但可行的解释（尽管并不同样合适），但我要确切地知道李尔说的“Pary you undo this button”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第二种策略与德里达的“痕迹”有关。象德里达一样，米勒通过他的前提摒除了对含义的任何控制或限制，摒弃了参照词与短语的用法或参照作者的意图或词汇语境的方法。一个文本中的任何词语——或至少是他选择进行特别研究的“中心词语”——可能意味着它有史以来具有的众多意义中的任何一种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语言，比如英语或法语，还要追溯到它的拉丁和希腊语的词源，一直到可能有的印欧词根。无论何时，不论是谁，不管在什么语境中，如果使用了一个词，那么这个词所能意味的东西只是解释者在历史及词源词典中所能找寻到的信息。这样米勒在解释文本时就固执地依赖词源学了。
这样一个词就被赋予了它出现以来所积累的全部意义，但摒弃了所有选择某些意义而拒绝某些意义的标准，一个中心词就变成了（米勒从马拉美那里摘引的短语）“悬置的颤动”(suspens vibratoire)，具有同样的可能性的颤动的悬置，包括“不相容”或“不一致”或“矛盾”的意义。从这些观点中米勒用许多种方式表达他的结论：一个中心词，或语篇、或文本，因为是不确定意义的无休止的游戏，所以它是“无法确定的”，“不可解读的”，“不可阅读的”。或直接地说：“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任何阅读都会被文本自身的证据证明是误读”。但在误读文本时，解释者只是重复了他面前的文本所做过的事情，因为“任何具有或多或少清晰度的文学文本已经阅读或误读了自身。”如果说这种解释观念使我从事的历史丧失了根基，这便是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任何文本，不论部分还是整体，都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我们无法说一个人所写的任何东西具有任何意义。
但如果所有的解释都是误解，所有的批评都是批评家本人的误构，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去解释和批评呢？米勒不止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用他所喜欢的比拟的词语，煞费心思，为解释的行为找到了答案。这些比拟把文本变成了克里特迷宫和蜘蛛网，他指出这两种比喻在阿里阿德涅之线（忒修斯就是循着这根线逃出迷宫的）和阿拉喀涅之线（她用这根线织她的网）的神话中合二为一。下面就是米勒对为何从事批评所做的一个回答。
佩特的作品，象西方传统中其他大作家一样，曾经是可以解释的，但最终变得不可解释、不可阅读。他的作品引导批评家在迷宫中越走越深，直到最后遇到疑难(aporia)。然而这并不意味读者从一开始就放弃理解佩特的努力。只有在迷宫中一直走下去，跟循已知的线索，批评家才能到达死胡同，这正是解释的终点。
现在我敢说我理解了米勒的这段话，它所阐明的部分是说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解释行动是有起点和终点的；开始时是有意图、有目标的追寻，这种追寻结束在死胡同中。
到达了解释的疑难或死胡同时便陷入了米勒所说的“糊涂时刻”——在这个时刻，想着解构文本的批评家发现他自身也加入了自我分解的文本的无休止的游戏中。下面是米勒的另一段话，描述了他与德里达两人的步骤：
作为一种解释形态的解构是小心而慎重地进入每个文本迷宫的。解构主义批评家试图通过这个探查的过程，发现文本系统中不合逻辑的元素和将会拆散整个文本的线，或将会使整个建筑倒塌的松动的石头。解构要通过表明文本已经湮灭了这个基础来湮灭建筑立足的基础。解构并不是打碎文本的结构，而要表明文本已经拆散了自身。
解构中的糊涂时刻，如米勒所说，是突然的“堕入深渊”，深渊是无底的，在无尽的意义中自由游戏的符号即表现了深渊，又覆盖了深渊，在这些符号中的游戏中我们得以在“虚无的眩晕”中瞥见了深渊自身。
米勒说过，“解构主义批评家”“寻求发现”文本中的非逻辑元素，这根线一旦抽出来，整个织物都会散开。根据米勒的词语和文字中心论的前提及解释方法的自由，可以发现解构主义追求的一贯正确的规则就是：“寻找，你就会发现。”解构主义的方法是有效的，因为它无法不有效，它是一项不会失败的活动，没有任何韵文或非韵文的篇章可以作为检验它的适用性或局限的反证。糊涂的批评家，不管他要分析的文本差别有多大，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并且只有一个结论。用米勒的话说，解构主义的阅读“应用于任何文学、哲学或批评文本上……会到达，以文本允许的特别方式，‘同样’的疑难时刻……一次又一次对不同文本的阅读都到达了‘同一个死胡同’。”
这些批评与我们平常对文学、哲学或批评中独特性、丰富性及情感倾向的体验没有任何关系。但指出这点亦毫无裨益，因为批评已把这些语言幻觉的产物分解了。我要强调说，读米勒与德里达的作品是有重大收获的，这包括欣赏他丰富的智力及语言游戏；还有他大量阅读及辨别文学及哲学传统中的一致及不同的锐利眼光所得出的令人震惊的见解。但这些收获是用这种方式得出的，最终导致眩晕的方式，处于深渊边，摇摇欲坠；甚至这种发现所产生的震惊也因它意料中的不可胜数的重复而变得乏味了。
我最后选一段文字来说明米勒对修辞、双关语和比喻熟练而富于创造性的使用，这给予了“深渊”的公式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其中他融合了迷宫、网和深渊的比喻，并把它应用于作为解构前提的关键条件的白纸黑字上。
阿里阿德涅的线并没有指明逃出迷宫的路，相反，这根线制造了迷宫，这根线就是迷宫。对文本网的迷惑的解释或解决只是增加了网上的丝。一个人决不可能逃出迷宫，因为逃跑的行为本身就制造了更多的迷宫，批评在现存的织物上又织上了更多的线。这条线象从作家笔下流出的墨水线，把他网在网中，悬在裂口之上，悬于隐藏着细线条的空白纸上。
解释：希利斯·米勒，被文本之网的迷宫线悬挂于深渊之上，这个深渊就是空白书页上黑色线条，他忙着解开使他免于堕入空白深渊的那张网，但发现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写作又结成另一张网，同样的易于解构，但只有通过笔的运动在持续下沉的深渊上再结一张墨线网。正如米勒在这段引文最后悲哀（这是我的感觉）地说：“在阿里阿德涅故事的一个说法中，在忒修斯抛弃她之后的失望中，她用那根线吊死了自己”。
Ⅲ
对于文学、哲学及人类其他以语言为媒介的成就所显露的深渊景象，一个人做何感想呢？我想只有一种可能的反应，那就是威廉姆·布莱克在《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对天使所做的反应。他们摸索着走下一个曲折的洞穴，天使把地狱的可怕景象展示给布莱克，地狱象一个“无底的深渊”，“黑色的太阳闪闪发光”，周围爬行着巨大的蜘蛛。但与那位天使朋友分手以后，这番景象就消失了，布莱克发现自己坐在月光下的河岸上，听着竖琴的歌唱。天使“吃惊地”问我是如何逃脱出来的？我回答：“我们看到的所有景象都产生于你的形而上学”。
我很高兴地说，作为解构主义天使的米勒对解构主义并不是认真的(serious)（黑格尔意义上的认真）：他并非完全和一直使用他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很幸远，他实际上是一个双面间谍，用两套相反的规则玩着语言游戏。一种游戏是解构主义批评家对文字作品的分析，另一种游戏是他偶而走出文字中心论的前提，走到这个讲台上与我们交谈。
我想冒险推测一下米勒下一步的行动。他会表达一些确定的事情，并且会熟练地用语言清楚而有力地表达他自己的意思，而且相信我们能理解这些意思。他在对话的开始、持续或结束时不会有任何理论上的困难。他的演讲会立刻表现出一个思考的主体、自我，表现出独特和稳定的气质。因此，象我一样熟悉并欣赏他的近期作品的人会因他讲话的独特性而欢欣鼓舞。更进一步，他的演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思考的主体，还表明了一个感情主体。这样的主体，除非有超人的忍耐力，肯定会因为我这个老朋友愚钝地误解了他的批评意图而有些反应的。
来这里以前，米勒把他的思想变成了文字。在这个讲台上，他会把文字再变成讲话，可以说他的演讲会再次变成文字传达给公众。文字代替话语肯定会有些差别，但这并不是本质差别。他的演讲不会跨越本体论的鸿沟跳到书面上，在半途抛掉可被理解的所有特征。因为每一个读者都能把书面符合重新转化 为话语，他不会只把词当成符号或声音接收，而是作为具有意义的东西来接收；同样在阅读时，读者会注意到一个充满智慧的主体，组织了结构严谨的句子进行辩论。
我们无法求助任何语言学或其他法则来阻止一个解构主义批评家对米勒的——或者我的、布斯的——书面文本进行解构主义的分析。如果这个批评家真的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肯定会把文本翻译成令人眩晕的深渊。但对于我们这些拒绝用解构主义来代替普通的语言技巧和机智的人来说，理解文本没有什么困难。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我们阅读书面文本会比听到口头的演讲理解地更好，因为印刷把转瞬即逝的词变成了固定的文字排列，这样我们可以去反复阅读，去排比、琢磨，直到最后满意为止。
如果米勒和我用这种方式仔细研究了对方的话语，我们的观点可能会继续尖锐地对立。我这样说意思是我们两个人都不会觉着对方的理由非常地具有说明力，而情愿放弃自己的前提和目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更清楚地知道别人为什么会那么做，进而发现有些理由其实是很好的理由。概括一下，只要我们能根据别人的话语来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对方。不管怎么说，如果不相信语言可以表达意思，不相信通过解释可以了解别人的意图，那么我们就毫无理由进行现在的对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