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素质培养与社会正义建构
——论玛莎·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思想
刘慧姝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玛莎·努斯鲍姆批判了功利主义教育，致力于建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与教育模式，其审美教育将文艺教育与世界公民的民主教育相结合，提倡批判性思维，通过艺术与人文领域的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的同情心、文学想象与公共推理能力，塑造完整的人性并实现理性的社会正义。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虽有理想化色彩，但富有实践意义与价值，诉诸培养世界公民素质，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有助于完善民主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 世界公民；批判性思维；同情心；文学想象；诗性正义
努斯鲍姆运用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广博知识，倡导教育的人类发展模式，并使之成为民主制度的必需。这种教育模式实质是审美教育，致力于造就具有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塑造公民的道德情感与人性，构建公共领域的社会正义。
一、批判功利主义教育
努斯鲍姆指出了当前民主制社会发生的巨变，各个国家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努力培养高度实用并能赢利的技能，而科学与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特征——想象的、创造的、严谨的批判性思维正被忽略或萎缩，努斯鲍姆担忧此种倾向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只会制造出有用的机器而不是完整的公民。
席勒揭示了现代社会造成了人性的分裂与弊端，他通过人性中感性与理性的整合来实现社会的变革，指出审美教育能“培养我们的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1]。努斯鲍姆提倡的教育模式已然具有审美教育的内涵与理念，不但继承和发展西方美育的教育宗旨，也承继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通过人文艺术的审美教育塑造人性并改进社会，她倡导培养完整的公民——能独立思考，批判传统，理解他人苦难与成就的意义。“努斯鲍姆确实承认当代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但是以重申古典人文主义理念和激进自由政治学来回应这些问题。她支持人们对普遍人文主义价值观的需要，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碎片化和相对论漂移的疗方，而这个问题是全球自身造成的。”[2]她批判了不重视审美教育的弊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民主制度健康陷入危险，甚至造成蔓延广泛的全球性危机。
在为赢利的教育与为培养更全面公民素质的教育之间，努斯鲍姆力图证明学校教育中人文学科和艺术的重要性。她引用了不同教育阶段和水平的大量例证，提出“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公民素质。教育能培养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员，重要的是，教育能培养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3]11为了一切民主国家内部的健康发展，能对世界最紧迫问题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创造一种良好的世界文化能力极为重要，而这些能力与人文艺术领域的审美教育相关：包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本国的忠诚、以“世界公民”身份看待世界问题的能力、以同情之心体会他人困境的能力。她提倡的人文主义审美教育模式，来自东西方优秀的文化传统。努斯鲍姆深信教育首先是育人，其次才是授业，而绝不是培养赚钱的工具。这种教育重点培养学生的三种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同情能力，它们对造就民主社会的公民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深入认识各种文化、民族、国家的批判性思维与反省能力意义重大。它们能维持民主制的活力与公民的普遍警醒，使民主国家将自己视为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员，能负责任地处理人类当前面临的问题。任何现代国家的利益都需要强大的经济与繁荣的商业文化，人文学科和艺术会“形成一种能使负责任的、警觉的人们得以发挥才能的氛围，形成一种创造性革新的文化氛围”[3]13。增强同情与想象他人的体验能力，能促进建构以人为本的民主社会，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现代社会的正常制度。
元素化合物在高中化学中占据了较大比例，也是许多学生的薄弱环节，这一部分内容涉及的知识点相对复杂且多，理解起来具有难度。除此以外，这部分内容与实际生活存在一定联系，通过生活化学习方法便可落实这一内容。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在上课前学生应提前做好准备，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阅，做好预习工作，并将相关章节中的难点标记出来，如若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与其他同学进行讨论。在课堂上学生应认真听课，对于教师讲述的知识加深印象，对于不懂的地方可以举手提问或留在课后与教师商讨。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适当进行引导，科学导入各个知识点，使化学知识的应用更加灵活。
培养同情心，是最现代的民主教育理念的关键。各级教育机构若想积极发挥这种作用，须让人文学科与艺术教育课程成为核心内容，发展一种参与性的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通过他人眼睛观察世界的能力。在人类生活中，艺术的首要作用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移情能力，艺术能丰富人们的个人情感与想象，使之获得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能力。杜威曾有大量文章论述艺术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成分，杜威实验学校主要通过音乐和舞台戏剧培养想象力。泰戈尔认为，艺术的首要作用是培养同情心[3]134，他一直运用“角色扮演”教学法，要求学生以不熟悉的立场去思考，以体察他人的思想感情。这种方法既培养了同情心，又培养了逻辑思维能力。为了增强与扩展学生的同情与表达能力，艺术教育还须培养纪律性，树立他们的志向。努斯姆斯提倡培养学生的“内心视点”(inner eyes)[3]139-140，这意味着在文艺教育中需要仔细熟练的指导，使学生体验与理解性别、种族、民族与跨文化问题，从而消除具体的文化盲点，理解一种不同于自己文化的价值与缺憾。这种审美教育结合了艺术教育与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使艺术的作用与民主价值观建立稳固的联系，要求学生以一种标准的观点去看待人类的关系，即将他人看做与自己平等的人，有尊严的人，有内心世界的，有价值的人。想象力的培养要求认真选择作为教材的文艺作品，探索他人的世界本身还包含着一种矫正作用：“它能矫正出于自我保护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往往联系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控制他人的欲望。”[3]141艺术还能为人们提供感知、希望与重要的娱乐功能，在被种族和阶级分割的美国文化里能让不同阶层、种族的人们互相包容体验艺术表演，艺术发挥了培养民主公民素质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不能充分培养的同情心在文学中得到伸展。贪婪和自恋心理与尊重和爱作战，导致真正的文明冲突存在于个人的心灵间，发酵出暴力和灭绝人性的势力，而未能培养出造就平等和尊重文化的力量。人文学科和艺术的作用远比赚钱更宝贵，“它们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使人们将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与同情；它们能造就这样一种国家，它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讲理的辩论”[3]182。
努斯鲍姆一方面批判了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探索了与之相反的美国教育传统。这种模式源自教育理论悠久的西方哲学传统，“教育并不只是被动地吸收事实和文化传统，它还是向思维挑战，使思维具备积极的、胜任的、彻底的批判力，去面对复杂的世界”[3]21。美国一些重要的教育家将文科教育与培养有知识的、独立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相结合，文科教育的模式依然较为强大，在美国经济困难的时期，它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努斯姆斯提出了“人类发展模式”[3]28，此发展模式致力于民主，每个人在生活主要领域中都应享有生命、健康，以及完全的政治自由、政治参与和教育的权利。她认为，如果要发扬一种人道的、以人为本的、致力于增加每个人“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机会的民主，一个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的各种能力，主要包括：正确思考影响国家的政治问题的能力；将公民同胞视为享有平等权利者的能力；关心他人的生活的能力，理解各种政策的能力；想象影响人生全过程的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批判性思维判断政治领导人的能力，但也应多方面地、真实地了解他们能利用的机会；将国家优点看做整体优点的能力；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复杂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的能力，而要解决世界秩序中的各种问题，则要求理智的、跨越国度的深度思考。[3]30-31这些是以人为本的民主社会公民所必备的能力，需通过人文与艺术的审美教育来培养与获得。
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的积极教养结合后来的良好教育，能使儿童产生同情心、关心他人的需要，并将他人看做享有同等权利之人。社会规范、成人期或男性的主导性社会形象，都会干扰儿童同情心的形成，使之产生困难与压力，但良好的教育却能战胜这种陈规，使儿童感到同情与互惠的重要性。商业的第一大要素是自我省察。大跨国公司的主管深知创造一种包容批评文化的重要性。“苏格拉底所说的省察虽不能确保实现目标，但至少能保证要实现的各个目标之间关系清楚，保证重大问题不会因仓促和疏忽而被遗漏。”[3]63商业的第二大要素是创新，“人文教育能增强想象和独立思考的技能，这些技能对保持一种成功的创新文化至关重要”[3]68。努斯鲍姆发现，美国经济增长的明显特点之一，就是一直依靠全面的文科教育，以及在科学中依靠科学的基础和研究，而不是仅重视狭隘的实用技能培训。
二、教育公民的观念与实践
努斯鲍姆强调，负责任的民主公民能正确思考各种具有国家与国际意义的事务，并做出正确选择。如何培养公民的基本能力呢？努斯鲍姆提倡自古希腊以来的民主教育思想，也继承了教育哲学家杜威的教育思想。苏格拉底的教育观造就了积极主动，有批判精神，有求知欲，能抵抗权威与同伴压力的公民，杜威的核心目标与苏格拉底一致，其苏格拉底主义体现为一种生活形式，在教师指导下，与其他儿童一起，努力了解现实世界的各种问题和紧迫任务，而不必被迫接受外界的权威。“批判性思维应当融入各式各样的课堂教学法，使学生学会探究，学会评估论点，学会用结构良好的论点撰写论文，学会分析其他文本提出的观点。”[3]70苏格拉底的教学法并非智力技能，而是社会实践的体现，它既是对待现实生活问题的态度，也是对待他人的方式。它重视每一个人的发言权，会促进一种提倡责任的文化。个体的思想具独立性，不仅对自己的论证负责，还在相互尊重对方的理性氛围中交流思想，目前世界正因种族与宗教冲突而日益分裂，而该理念则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础。对一切民主社会来说，苏氏的思想都很必要，理想上可促成社会政治制度的诸多功能，正规的教育应将之看做一门学科，作为学校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苏氏的理念一直是西方传统文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核心，然而在热衷于经济增长最大化的世界里，其理想却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如果这种倾向继续下去，国家只能得到大批受过技术训练却不懂批判权威的人，生产出毫无想象力的赚钱者，正如泰戈尔所指出的心灵的自杀。
1 000 例糖尿病患者均接受相关疾病宣教及疾病教育后，自愿接种肺炎疫苗患者有104例，自愿接种肺炎疫苗率为10.40%（104/1 000）。
城市地铁修筑时，不可避免的存在新建地铁工程与其他结构(既有线、桥桩、建筑基础以及地下管线等)相互影响[1]，近距离甚至“极小间距”穿越工程问题凸显，一般作为工程重点风险源特殊对待，其设计和施工难度极大。
研究组手术时间比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术前隐性失血量、显性失血量、术后隐性失血量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1:
文艺对公民生活的巨大贡献在于，能使人们不仅在具体的情境中，甚至在思想和情感上发现彼此的差异与不同，能在通常迟钝麻木的想象中认可他人。因此，国家亟需设置有关课程，目的是培养可以自己进行推理的公民，不会把陌生事物视作威胁加以抵制，而是将之看作一种探索与理解的诱因，从而拓展思维以及身为公民的能力。如果人们尚未学会运用理性和想象，就置身于一个包括各种文化、群体与想法的广阔世界，无论他们在职业教育上准备得如何充分，在个人与政治领域仍是赤贫一族。
三、培养同情心与想象力
努斯鲍姆偏爱古希腊斯多亚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尤为确认“在一种真正合情合理而且完备的生活中，我们与他人形成的各种联系是有深度的”[4]512。她认为，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一项主要贡献，就是力劝我们要像有限的存在者用属于人的方式去思考，即从摆脱激情(apatheia)中位移出来，转向爱欲(erōs)和同情。[4]512-513
努斯鲍姆在《功利教育批判》中提出了“行动号召”，该计划旨在以促进民主的教育模式取代损害民主的教育模式，倡导公民素质的根本基础是人文学科与艺术。大量实验表明，音乐和艺术能培养社会共同体，培养卓越以及广义的公民身份感。“全世界的商业文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对商业文化的重要性。”[3]11批判性思维造就了有责任感的公司文化，文艺的审美教育对培养创新能力不可或缺。创新需要灵活、开放、创造性的头脑，想象力是一切健康经济的关键。人文学科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技能，有助于其获得商业领域的成功，华尔街顶级公司的执行官们都在学习人文学科。成熟的人文教育培养的论证技能对个人成功和国家商业文化都贡献极大，使学生们为未来的多种角色做好准备；人文学科还提供了自身的固有价值，使人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自我、人生与生命。
就艺术的道德内容进行坦率辩论是西方哲学与文学界传统的主要内容。苏氏的教学法对民主极有价值，能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辩论，而不是听从传统和权威。努斯鲍姆主张，若想要更好地培养世界公民，应继续让文学教学在更真正的意义上遵循苏格拉底的方式，增加新的文学作品，增强人们对历史与人类的理解，批判性检验更多范本以获得新的见解，更关注自我批评的论辩。人文课堂上应在相对主义者和各种反相对主义者之间进行热烈的辩论，价值判断的高级别辩论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各种选择的理解。努斯鲍姆强调，人们应坚持让世界公民概念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课堂教学的基础。身份认同政治将公民描绘成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集团，是谋求权力的交易之地，认为需要确认差别而不是去理解；而世界公民的观点则坚持全体公民都要理解这种须学会适应的差别，努斯鲍姆倡导要培养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即要将自己的国家看作复杂连锁世界的一个部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培养有智慧的世界公民，必须从人文学科的批判思维的角度，结合宗教研究和正义理论的研究，去教授世界历史和经济学知识，才能使它们发挥最起码的作用。”[3]120努斯鲍姆主张，培养世界公民的大学，应在专业课之外开设全校文科共同课，在研究中将自己看做世界公民，培养世界公民的教育应成为文科的基本课程。课堂讨论中应引进批判精神来分析所学内容。研究一种文化的历史和经济，应提出权力和机会的差别问题、妇女和少数者人群的社会地位问题、不同的政治组织结构的优缺点问题。良好的历史教学，要求使学生懂得历史由众多资料和证据汇集而成，使之学会判断证据、鉴别互相矛盾的历史陈述。学生还应学会如何“专业化”[3]114，更深入地探究至少一种自己不熟悉的传统，从而掌握方法以用于其他地方。培养世界公民素质的教育还需外语学习，所有学生都应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良好的人文学科教育需要小型的班级，参与性的课堂讨论，课堂互动的更细致的定性评估与学生作文，有助于学生掌握批判性辩论的技能。
在培养世界公民的课程中，文艺使人变得敏感，能培养人的判断力与理解力。“实现世界公民之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文学教育，把新作品加入到众所周知的西方文学‘真经’中，并且以审议和批判的精神来考虑标准文本。”[5]文学能够描述各色人等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因而贡献尤其突出。亚里斯多德提出，文学“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6]。这种可能性的预知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有价值，它让我们了解普遍的可能性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有利于对人类整体的理解。努斯鲍姆指出，要追求正义的社会，就必须“持久地关注道德情感，并注重在儿童发展阶段、在公共教育中、在公共辩论中、在艺术中培养道德情感”[7]。因此，公民想象力的基础必须从小开始着手，在成人的陪伴下引导其敏锐地留意其他生命体的遭遇，理解人类的共同目标和因环境产生的异质性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叙事想象是道德互动的重要准备，感同身受和推测猜想的习惯产生了某种公民与社会类型。这种公民与社会所培养的人们关心彼此的需要，明晓环境对需要的影响，同时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与隐私。如果拥有道德能力，就能替他人设身处地去感受与体验，还能抽离出来反思他人的判断是否清晰准确。莱昂内尔·特里林将小说读者的想象称为“自由想象”(1) 参见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它导向对内心意识的尊重，引导读者既重视幸福的物质条件也尊重人的自由。读者在文学故事中学到人类特质诸如勇气、自制、尊严、坚韧与公正等的动态变化，理解想象中的复杂事实，从而变得富有同情心。文学想象不仅激发人们认真关注角色命运，还能赋予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学会尊重隐藏的心灵内涵，并认识到此尊重对于完整人性的重要意义。
努斯鲍姆所倡导的“诗性正义”，指通过文学想象与公共推理，培养公民的道德判断与伦理素养，建构一种人文的公共生活。她坚信故事、文学想象与理性的争论并不矛盾，它们能为理性争论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理论与法律审判难以直接对接，存在文学情感与法律理性相矛盾的困境。[8]究其实，她呼吁建构的是一种价值观，“研究并有原则地捍卫一种人文主义的、具有多方面价值的公共理性观念，一种在普通传统法中被有效示范了的公共理性观念”[9]5。努斯鲍姆提出，思考叙事文学确有可能有益于公共推理，特别对法律有益，她也肯定文学想象不是全部的公共理性仅是组成部分。小说阅读与司法想象具有相关性，她强调需要掌握司法的专业技术，也需要情感和想象，当然，前者必须始终提醒和约束后者。尽管文学裁判对于优秀的审判绝不是充分的，在纯粹的制度约束与法律德性的约束之内，裁判中的文学因素可能为案件的各方面提供一种更完整考虑，文学想象的洞识将有助于完整地考虑相关问题。可见，“诗性正义”是一种伦理素养与精神情怀，指引各项决策与事务，而不仅限于具体操作层面。因此，司法人士不仅需要培养技术能力，更应培养包容人性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公正。文学裁判不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系拥趸有利益偏向，而是以一种全局公正的方式去思考；文学想象为审判相关案件提供了宝贵指引，对于多种公民自由与平等权益具有重要性，为国家亟需的公共理性提供了一种典范。
四、诗性正义与公共生活
文艺能看到人类的永恒，使人理解他们的抱负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文学反映了人类的各种可能性，让人们探索自己是谁以及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文学艺术能发展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是民主的核心。文艺的重要作用能对传统的智慧和价值观提出质疑，古希腊的传统之一即是观赏艺术跟基本公民价值观的论辩与审议密不可分。要培养真正有苏格拉底精神的学生，须鼓励他们以批判的态度去阅读，不仅要共鸣和体会，还要提出批判性问题。因此，富有同情的阅读与批判应并驾齐驱，学生能以新的敏锐视角看清其文本的内部结构，使自己跟文本的关系更为精准。学生若能以公民评价的方式进行阅读，从道德和社会角度讨论文本构建的各种社会境况，探究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如何构建友谊与社会，这种阅读无论在道德与政治上都具有意义。
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理想的理性应包含情感，相信某种情感的指引是公共理性的必须要素。他发现，读者体验中有一种“明智旁观者”[9]23(judicious spectator)的态度与情感模式，期望“明智旁观者”的判断与感应作为公共理性的典范。努斯鲍姆推进了这一思想，明智旁观者的范式体现了文学裁判的衡量与尺度。她反对未经反思地信赖文学作品，强调进行反思性批判：“我们基于自身的文学体验而倾向得出的结论需要持续和批判性检验道德和政治思想，检验我们自己的道德直觉、政治直觉以及其他判断。”[9]114明智旁观者须超越移情，独立的评价位于其活动中心，从旁观者的观点评估历史中痛苦的意义及其对生命的含义。他不仅须对处境进行反思评估，弄清参与者是否正确理解作品并作出了适当感应，还须筛除个人利益所引起的情感。文学裁判致力于达到中立性，明智的旁观者不具有私人的偏见与袒护，文学体验不仅关心弱势群体，还特别关注某些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团体。“诗性想象的光芒是所有被排斥者实现民主平等的关键媒介。”[9]169文学裁判也是一种平衡器，即使小说描绘了人类彼此纠结的善恶世界，强调人们相互依赖的同时，也尊重每个人的独立生活。明智旁观者的情感是进行良好推理的必需因素。学习拥有情感意味着看到独特的人类个体建构的情感，因而能虚拟建构公共理性规范的某些重要元素，为正确感应提供宝贵的指导。这种情感塑造虽具有理想化的特质，但能据此发展人的道德能力，有效孕育人们的公共理性，指明了一种培养人性的目标与愿景。
努斯鲍姆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经济科学观念。该视角用精确地数字计算代替质性差异，物化生命、利己自私、不承认个体人类内心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为何运用小说来建构诗性正义？努斯鲍姆认为，相比于其他的叙述体裁，小说更信奉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个体生命的道德性，更能深刻地反对经济学简化世界的方式，更专注于具体的质性差别。“通过强调每个人生活的复杂性和个体差异的显著性，小说打消了简单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方案，主张采取一种专注于自由同时又能包容多样性的进路。”[9]56努斯鲍姆对文学想象的强调并非反科学甚或否定经济科学，她建议更为适中的方案，即文学洞识的进路使建模和评估更具有可预期的收益，更能为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引；强调文学想象并不意味替代道德与政治理论，或者用情感取代原则性争论。她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乃是因为它是伦理立场的必需要素，要求人们同时关注自身与不同生活的善的立场。这种伦理立场“包容规则与正式审判程序，也包括经济学所提倡的途径”[9]7。因此，文学想象是公民身份理论与实践的必需要素，在其空间里展现了公共工作所需的想象性框架。“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9]26
从公共想象的培养到建构理性公共生活，“诗性正义”还需许多非文学的知识与实践。但是，为实现完全的理性，文学裁判还须有畅想与同情的能力。畅想即为隐喻性想象，乃小说设定的一种能力。畅想具有创造性和真实性的能力，人们不仅可获得具体的图景，想象文本的特殊世界，还获得对待自身的一般性情。通过畅想心灵中的伟大慈爱，读者将会培育一种对世界的宽容理解，据此成为更好生活方式的起因。畅想更培养了对所见事物的丰富理解，激起人们对正义的认同与热爱。小说还能带来道德教化与审美愉悦，它提供给读者一种伦理规范，培养与之相关的同情情感。“小说阅读是一种对人类价值观的生动提醒，是一种使我们成为更完整人类的评价性能力的实践。”[9]75小说捍卫着平等与所有人类生命尊严这一启蒙理想，而不是未经反思的传统主义的捍卫者。若要小说发挥政治功能，须要对小说自身的伦理进行评估。通过在阅读中结合全神贯注的想象和更超然的互动的批判性反思，在审慎的道德、政治判断与阅读洞识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小说描绘了人类的共同渴望以及与具体社会环境的互动，展现了对公共理性的追求，文学性的理解有助于消除群体仇恨的僵化形象，促成了通向社会公平的思想习惯。努斯鲍姆的正义理论以能力为基础，关注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尤其是因歧视或边缘化所导致的能力失败，它将一种紧要的任务交托给政府和公共政策，即要提升由人类所定义的全体民众的生活品质。
努斯鲍姆希望建构一种人文主义的、生动的公共推理观念，将培养批判性思维、同情性想象与社会制度的建构相结合，从而通向社会正义。努斯鲍姆的审美教育思想虽有理想化色彩，但富有实践意义与价值，这种思想诉诸培养世界公民素质，强化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有助于完善民主制度。文学想象与同情心可塑造出更具人性、深怀人文启蒙理想的心灵，该价值观根植于人类的精神领域，成为个体与群体立身处世的基础，终将实现人类公共领域的理性、正义与光明。
肃南裕固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受到当地地形、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裕固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影响，这些地理条件和自然因素不仅塑造了具有裕固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同时也从根本上限制了裕固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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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Quality Cult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Construction :On Martha Nussbaum ’s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
LIU Hui-s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 Martha Nussbaum criticizes utilitarian educ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constructing humanistic values and educational models. Her aesthetic education combines literary and art education with democratic education of the world’s citizens, and advocates critical thinking. Moreover, her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ivates students’ compassion,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reasoning ability through the fields of art and humanities, shapes complete humanity, and realizes rational social justice. Although Nussbaum’s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idealized color, it does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deed, it cultivates the quality of the world’s citizens, strengthens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elps to perfect the democratic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 world citizen; critical thinking; sympathy; literary imagination; poetic justice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9)06-0046-06
收稿日期： 2019-03-22
作者简介： 刘慧姝(1973—)，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刘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