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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2；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0）03—0015—05
20世纪是人类最伟大世纪之一。在这个世纪里，多少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主义不仅从一种科学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而且突破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首先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突破、生长起来。
在千年之交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总览古今，纵横对比，新中国的50年，是发展最快、进步最大、变化最深刻的50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想理论，还是作为社会运动和现实制度，都已深深地根植于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了发达资本主义时期走上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其后探索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一些挫折和失误，由此曾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选择问题上的颇多议论。甚至有人认为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是不可取的，中国本来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错误的说法，应当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与纠正。50年代，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
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 发生了一场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辉煌胜利。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人民接受，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背景，这就是社会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点。广大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并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它适合中国的国情。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广大劳动者就渴望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大同”社会。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篇》曾对“大同”思想作了经典性表述，正式提出并初步描述了大同理想。唐宋时期的农民起义领袖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近代，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了“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世界；康有为曾向人们展示了“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美好社会蓝图。伟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更是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企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些都说明，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执着追求，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尽管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其最高准则和基本特征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天下为公，均平等贵，经济上财产公有，政治上人人平等。当然，这些思想有其根本的缺陷。它没有揭示出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和依靠力量，常有虚幻空想的性质和平均主义色彩，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从另一角度讲，也不能否认，这些思想中的某些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接点。“大同”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容易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理论。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曾向西方寻找了多种救国方案，但最终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并迅速开花结果，便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有力说明。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人们看到了梦想成真的希望，所以在50年代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觉悟、政治热情和劳动干劲，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发展的产物
随着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P52）任何国家任何制度的选择和确立，总要受制于它的外部环境，必然要反映出它所处的时代特征。
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华，必须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作出选择，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出路何在？在这种情势下，不同的思想政治先驱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各种应变方略纷涌而出。先洋务，后变法，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革命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有增无减。中国向何处去？仍旧是悬而未决。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这也使中国人民明白了一个道理，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制度，不符合中国实际。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不能走和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剥削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由于国内市场饱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它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也输出了革命，即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产生和爆发的矛盾和冲突转移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从而使那里的社会危机加深。当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革命便不可避免。这就出现了一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新的社会生产力冲破旧社会的外壳，新社会制度生长、发育、逐步代替旧制度，只能从旧制度体系的薄弱环节，即旧制度尚不成熟、不发达的国家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成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的一条根本出路。苏联如此，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准备了工人阶级这一阶级基础和现代化的工业这一物质基础。它使中国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走独立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政治经济上的独立。中国恰恰是由于外敌的入侵而丧失了这一条件。对此，毛泽东指出：“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2]（P640）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人民以俄为师，抛弃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走上了俄国人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随着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斗争的领导岗位，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了彻底的、决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一革命在第一阶段上，是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并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P667—668）从此，中国革命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若企图再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三、新中国绝无选择资本主义道路之可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一般来说也是一种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但是，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却行不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19世纪四五十年代，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与屈辱，中国社会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入了它的近代时期。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扰与无情阻挡，始终不能自由发展为独立的强大的力量。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利益均沾，并不断扩大势力范围，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进入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之所以不能从封建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
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如果有一支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地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也毫无生命力，旋生旋灭。1905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同盟会领导取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但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国民党在民国成立后混入了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1923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气，也才有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才有了北伐战争。1927年，国民党依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成果，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这个政权不仅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它本身的生存就是依靠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国民党政权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当然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多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多一个本国封建主义”，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但无害，反而有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起见，国民党领导集团不愿意接受民主联合政府，宁可打内战。这也使国民党政府彻底失去了人心，不得不归于失败。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假设在1949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软弱动摇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那结果只能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续彻底完成，必然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的潮流，人民的意愿是不能违背的。
四、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月革命后，马无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人们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广大的先进分子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明确了革命的方向和目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为其纲领，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P614）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便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以此教育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早有认识，早有思想准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大批热血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拦投奔根据地和解放区，因为他们从那里看到了一个崭新社会的雏型和轮廓，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对人民群众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和深远的感召力，使他们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好”，发自内心地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到来。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并巩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使人民大众真正翻身做了主人。在经济上，社会主义经济在与投机资本的反复较量中，在组织国家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中也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充分表现出了公有制经济的优势。
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原先估计的时间表快得多。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的。
五、选择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在当时国际环境中的唯一选择
到了20世纪中叶，世界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和总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江河日下，社会主义欣欣向荣。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结束，但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这块土地上的失败，于是向立足未稳的新中国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在政治上，他们积极推行遏制与孤立政策，不仅自己拒不承认新中国，而且竭力阻止其他国家与我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军事上，他们实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包围，挑起朝鲜战争，把侵略矛头直接对准我国的东北地区，以武力侵占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并纠集其仆从国建立了一个环太平洋的反华军事包围圈。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和禁运政策，不仅中止中美贸易，同时胁迫其他国家中断同我国的贸易往来，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在政治上屈服，重新受它们的控制和摆布，就是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地的地位任其宰割。然而帝国主义的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没有达到其目的，反而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也彻底断绝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新中国在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的选择上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它只能实行“一边到”的政策，并且只能是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一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跨越了资本主义发达时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并选择和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是在近现代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社会本身演变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有人如果说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级毕竟是吃了亏，那我们也只能吃这个亏。历史没有容许我们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级，我们只能跳过这样的阶段，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开始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走了近半个世纪，的确遇到了许多困难，发生了许多失误，但是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决不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能够做到的。
历史不容假设。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唯一选择，并且是最佳选择。时代选择了中国，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人类社会迈向21世纪的今天，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仍然也必须时刻牢记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收稿日期：20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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