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喀什宗室成员碑文及考证——对马在田墓碑及碑文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碑文论文,喀什论文,宗室论文,新疆论文,墓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2-0033-(06)
1995年在我留学瑞典隆德大学攻读宗教史博士学位期间，曾获得丹麦王国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院的短期奖学金，由此我在北欧亚洲研究院一边研究和讲学，一边利用就近的丹麦皇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在隆德大学做有关云南回族社会伊斯兰教历史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听图书馆馆员的介绍，有一些法文资料，其中包含有中国云南伊斯兰教的历史材料，建议我去查找一下。根据这一线索，我查找了将近数十年的法文杂志Revue du Monde Musulman(《穆斯林世界杂志》)。果然，我在该杂志的1913年即第25卷中发现了有关一则新疆喀什宗室维吾尔族穆斯林马在田先生葬在云南的墓的碑文资料。① [1] 由于此碑文涉及到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加之原碑经过150年的战乱和历史变迁也早已不复存在，碑文也未见之于余振贵和雷晓静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及答振益和安永汉主编的《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等资料中，所以这则由西方探险家收集保存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资料如今就成了一则独家史料了。从发现这一资料至今已历时10年，现整理出来，加上我的考证和初步的研究成果以飨宗教史学界的读者，同时也为那一段的历史中发生的有关事件和史实存档归案。
一、碑文的发现及由来
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亨利·奥龙(Henri M.G.d’Ollone)上校受法国政府之委托在中国西部进行探险和调查。他大约走访了云南、四川、甘肃等地，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边疆的地理地形以及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情况。这次历时近半年的实况调查结束后，奥龙上校及调查团回法国递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经整理后出版了In Forbidden China,the D' Ollone Mission 1906-1909(《在中国禁地：1906年至1909年的奥龙行记》)一书。事实上，该书由巴纳德·米亚尔(Bernard Mial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版于1912年在伦敦出版。由于奥龙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许多地方多为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众所居住，因此奥龙将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的材料专门整理成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中国穆斯林研究》)一书于1911年以法文在巴黎出版。该书的部分内容被翻译成英文以题名为“Investigations on Chinese Moslems”(《有关中国穆斯林的调查》)的文章分别于1920年、1921年和1940年在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奥龙所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碑文资料有一些，包括云南元朝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碑文等，其中部分刊载在巴黎出版的《穆斯林世界杂志》上。
奥龙使团在云南做社会历史调查时考察了昆明的佛教寺庙穹竹寺(以海源寺而著称)。他在赴穹竹寺的旅途中考察了昆明郊区虹山公墓山脚下回族穆斯林马颖之墓和维吾尔族穆斯林马在田之墓。根据奥龙的描述，这两座墓以走大路计算的话相距800米左右，而以走小路算则相距60米。马在田的墓所在地向东50米有一座四柱三楹的石头牌坊。从外观上看，马在田的坟墓像一座小型的庙宇式建筑，墓座北面镌刻着阿拉伯文，墓座南面则是汉字。而墓座的两侧没有任何文字。墓的南边竖有一块大石碑，这就是马在田的墓碑。碑石不是由大理石制成。碑的正面是墓志铭，背面是立碑者撰写的介绍亡者生平的碑文。虽然奥龙在这次调查活动中曾经拍了马在田墓的牌坊、墓和墓碑的照片，但他出于疏忽，没有拓下碑阴部分的碑文。回法国后，奥龙上校专门写信给他居住于昆明的好朋友、法国传教士及东方学家科尔迪埃(M.G.Cordier)，请求他想法将马在田墓碑的碑文抄写下来。科尔迪埃接信后就请一位中国绅士帮忙，到马在田的墓地上照实录下了碑文全文。虽然，科尔迪埃应奥龙上校的提议曾访问了昆明地区的一些穆斯林家庭和老人，可他并没有获得除了碑文以外的任何有关马在田的材料。后来，科尔迪埃将马在田墓的汉字碑文翻译成法文并作了几个非常简短的脚注发表于巴黎的《穆斯林世界杂志》。本文在刊载马在田碑文的同时，并没有使用科尔迪埃所作的注释。这则碑文的所有注释都是笔者根据参考资料和工具书悉心整理的。
二、马在田之墓碑文内容
墓碑阳面的碑文：
同治五年岁次丙寅② 季秋月吉旦
皇清诰③ 赠武功将军 御前花翎④ 侍卫马公在田之墓
天
明
昆明教末马学楷率男 秉 良敬立
忠
墓碑阴面的碑文：
谨按：马公天龙□字在田，道号⑤ 德普，生乾隆十一年⑥ 六月廿四日，卒于道光五年⑦ 十一月十二日，乃哈什哈⑧ 之宗室⑨。乾隆年间⑩ 逢使进贡朝 觐天朝(11)。蒙圣恩，照例交礼部学习三月，次序有进(12)。礼部代领引见。奉 旨：赏给花领
翎
侍卫，在御前当差。期满，送 兵部考验，复奏请旨，奉 硃批，以参游(13) 归 部候选。此公晋身之由来也。乃公不图仕进(14)，呈恳辞休。而天朝例制：凡各国外使在廷供职者，若不愿仕进着者仍发回本国，不准逗留在都，任意行止。给文驰驿(15) 回籍。公归本国后，将不愿仕途、恳求出俗，情由申报本管(16)。国君随蒙查勘事实，饬(17) 本宗连名出保，准其出俗。于是公得云游大地，从甘、陕泛三江(18)，涉五湖(19)，经百粤(20)、川、黔等省而入滇。□公其为人乐善不倦，滇人钦佩，常相聚晤。公□乃述其生平梗概，而众□始知公之所从来也。兹叹其过都越国(21)，远托异域，诚恐日久□湮没无传，今川、陕、滇、□黔、粤好善人士捐资勒石其行，庶(22) 公之后裔有宦游(23) 来滇者，得识其隐逸(24) 焉。是为志。川、陕、滇、黔等众亲同立。
道光九年(25) 五月初九日。
三、对碑文的考证和解说
这则为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报道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碑文可以填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者出版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碑文资料或金石录的空缺。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篇碑文中介绍的维吾尔人马在田或马天龙到底何许人也？如果真是像碑文说的，马在田是喀什地区的宗室成员，那么根据我的分析他应当是属于和卓(26) 家室的。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新疆的大小和卓(27) 之乱后，曾在北京安置了附降的和卓家室和部众，编为镶蓝旗之一佐领，授白和卓为佐领。并于今西长安街路南(今新华门南面)辟“回子营”，建礼拜寺一所。当时，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御制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2] (P199～200)，并用汉、满、蒙、回(阿拉伯文)镌刻于石。清廷理藩院还严格规定喀什噶尔当地的维吾尔族的伯克、贵族须轮流朝觐京城，以防范、笼络之。这种轮流入京朝觐制度成为回疆伯克对中央政府效忠的必尽义务。后来在理藩院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编写的《钦定回疆则例》明文规定“各城回子伯克年班定为九班，每年轮班朝觐”。从碑文记载马在田于乾隆年间来京朝觐当指的是与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的事件有关。因此，马在田的和卓宗室身份恐怕并非毫无根据。况且，科尔迪埃在《穆斯林世界杂志》第25卷第306页中简略地介绍马天龙(马在田的姓名)时，一句带过地说其是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教公子(prince mahometan)，虽然科尔迪埃没有给出任何证据，但他也暗示马在田有可能是和卓之裔，或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追溯新疆和卓家族历史，我们知道，进入16世纪时，察合台汗后裔的叶尔羌汗国势力已经衰退，而玛赫杜米·艾扎木的后裔为代表的和卓势力则迅速发展兴起。在17世纪下半叶时，和卓家族的势力分别控制和操纵了叶尔羌(今莎车县)和喀什噶尔等地，并将叶尔羌汗国政权实际沦为傀儡。当阿帕克和卓邀请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军于1679年攻克叶尔羌后，统治南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察合台汗后裔建立的汗国实际上寿终正寝。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南疆由白山派和卓和黑山派和卓交替掌权。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前，南疆包括喀什噶尔由白山派和卓统治。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在田是和卓后裔的可能性是较大的。由于白山派一直以喀什噶尔为据点，因此，阿帕克和卓通常被称为“喀什噶尔和卓”。碑文称马在田是喀什噶尔宗室成员，那么看来，马在田属于白山派和卓是比较可能的。即使马在田不是和卓宗室的人，他也必定是喀什噶尔当地的贵族宗室之人。但是，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者王东平博士的意见，马在田不应是和卓后裔，其理由有二：1，在天山南路，“宗室”一词应该是指伊斯兰化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后裔，即察合台汗国的后裔。从元朝到叶尔羌汗国乃至清初都应该这样划分。2，喀什噶尔白山派和卓家室在清平定回疆后，除逃往境外者外，余如喀喇玛特系均被延至京师，封以王公，编入八旗，为清政府控制较紧。此外，其谱系较为明晰，似找不出有获准离京回籍的可能性。王东平博士还认为，马在田有可能是叶尔羌汗室成员，或假托汗室者。这里，我罗列两种不同的意见供专家学者参考。我坚持马在田有可能属于白山派和卓的理由是：穆斯林在感情上把穆罕默德的后裔视为圣裔，因此完全可以称其为宗室成员。此外，如果马在田是叶尔羌王室成员的话，那么应该称其为“叶尔羌”而不应为“哈什哈”(喀什噶尔)。再则，17世纪末，叶尔羌汗国已经被准噶尔部推翻而成历史终结，清政府没有必要再为此多加防范。马在田被安排到北京朝觐当差正是在清政府镇压大小和卓叛乱后采取的措施。所以，马在田的朝觐是肯定与白山派和卓的叛乱有联系。当然，王东平博士的意见也值得参考。我在下文把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排除。
这篇碑文的意义在于，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的宗室成员马在田(这是他的汉名或官名)在年轻时，按照清朝政府的定制作为边蕃使节来北京朝觐乾隆皇帝。朝觐后，被安排在礼部学习。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被任命为乾隆皇帝的侍卫。服务期满后，按照规定，他被送交兵部审核考验，以便进一步提拔委任。大概受伊斯兰教苏非神秘主义的影响或者是清政府镇压新疆大小和卓叛乱后对自己宗室人员的结局悲伤不已，加之他本人对布罗尼和霍集占大小和卓搞分裂活动的不满以及又对清政府在镇压和卓叛乱的军事行动中伤及大量无辜的穆斯林群众这样的可悲结局感到十分痛心，马在田最后选择了不入仕途官场而甘愿做一名普通百姓的道路。经他再三请求后，清政府同意他的意见，送他回喀什噶尔原籍。他回当地后，仍然不愿入仕晋官，甚至进一步要求脱离和卓宗室或叶尔羌汗国宗室的干系而“还俗”。这里的“还俗”并非是马在田放弃了伊斯兰教的生活实践而成了背离宗教之徒。从碑文内容来看，马在田得到了昆明穆斯林的深深景仰和爱戴。他“乐善不倦”，致使云南穆斯林对其十分“钦佩”，因而“常相聚晤”。他亡故于昆明后，云南的穆斯林仍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安排了葬礼，这可以从马在田的坟墓上刻有阿拉伯文的书法得到佐证。虽然法国探险家和传教士没有任何有关这些阿拉伯文书法的内容，我们揣测，它无非是从《古兰经》中摘选的有关“无常”(佛教用语，但被中国穆斯林用来作为“逝世”或归真的代名词)的节段。在保山、峨山、通海和个旧沙甸等地的清代的云南穆斯林墓碑碑文中的阿拉伯文书法都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因此，马在田虽然脱离了与和卓宗室或叶尔羌汗国汗室的联系，但仍然坚持伊斯兰教的功课、照旧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传统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在他得到本宗室的联名担保后，清朝地方政府准其“出俗”，于是他周游中国，真正过着像苏非一样的“隐逸”而洒脱的逍遥自在生活。游历了西北、中原、江南、华南、西南后，他最后落籍云南，直到亡故于昆明。在云南生活时，他大概常常与云南穆斯林讨论伊斯兰教教义和苏非学理，谈论天下时事，并流露了他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和生平故事，当然，也可能叙述了他家乡的和卓或叶尔羌汗国历史和喀什噶尔地区的教门情况。他的阅历、经历和丰富的伊斯兰教知识和学识深得各地穆斯林的尊重和敬佩。在他亡故4年后，远至四川、陕西、广东、贵州以及云南的穆斯林纷纷慷慨解囊，捐资勒石以纪念他的人品和生平事迹。同治五年(1866)，即各地穆斯林教亲替马在田筑墓立碑后又历时37年，昆明的伊斯兰教人士(完全有可能是一位教职人员)马学楷率其四个儿子又为马在田重新镌刻了墓碑，可见马在田在云南穆斯林的影响仍然存在。由此可知，他在伊斯兰教和宗教功修上非同一般。
虽然，马在田祖籍是新疆喀什噶尔人，且是和卓或叶尔羌汗国宗室成员，由于他年轻时就到北京朝觐，并在北京居住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并由乾隆皇帝赏赐花翎，担任皇帝的侍卫，因此，他无疑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起用了穆斯林的汉名汉姓“天龙”，又自己冠之以字名“在田”和道号“德普”，由此可以推测他的汉文化水平是很高的。从他的道号，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他具有很深的苏非主义思想。这里，可以进一步佐证他和白山派和卓家室或叶尔羌汗国王室的联系和纠葛了。
从碑文中可以推测出，马在田并没留下后裔，可能他在云南也未曾娶有妻室。这种独身和云游大地的“隐逸”生活与苏非教派的嘎德林耶派有无关系？查史料，中国嘎德林耶教团的创始人和卓阿布都·董拉希(约1573-1689)及其弟子们也过着独身的生活，并一生云游大地、淡泊于世。和卓阿布都·董拉希与阿帕克和卓有一定的联系甚至有可能交往过。[3] (P89～90)阿布都·董拉希本人曾于1674年来过云南传授苏非教理。此外，他还在四川、陕西传教，最后卒于四川阆中的盘龙山。仅仅相隔半世纪后，马在田也游历了陕西和四川，最后到云南。这期间他是否与嘎德林耶教团的苏非人士有过接触？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在纳格昔班底教团发展史上，它和亚萨维教团、嘎德林耶教团以及沙孜林耶教团都有密切的联系，其苏非修行方法都互相吸纳和交流。又由于穆斯林的特殊生活习惯和要求，穆斯林在旅途过程中总是尽量寻找自己教门中人开设的旅店和栈房下榻，或者受到当地穆斯林村落教胞们的亲切款待。云南伊斯兰教学者马注在康熙年间、马德新在嘉庆和道光年间以及无数的朝觐者、穆斯林商人和哈里发(经学生)们都受到了这样的慷慨待遇。所以，在这样的云游路途中，伊斯兰教的学术思想和教义学理的学习得到了交流，伊斯兰教的实践和传统得到了发扬，《古兰经》知识得到了传播，各分散的穆斯林社团也得到了彼此联系的加强。虽然，马在田的身份可能是和卓家室，并信仰和实践苏非主义，但是，乾隆末期前，中国伊斯兰教社会中并无强烈的门户之见，也未有明显的格迪目(中国伊斯兰教传统派或老派)与苏非教团之间的畛域，所以，传统伊斯兰教逊尼派与苏非主义派别之间的宗教思想交流是确实存在的。
有关马在田的白山派和卓家室的联系和他为什么要放弃和卓宗室或叶尔羌汗国宗室成员的身份而不图仕进，宁愿选择了云游各地的隐逸生活值得进一步研究。碑文的意义在于享年79岁的喀什嘎尔的和卓之裔或伊斯兰化的察合台汗国后裔曾在北京侍护乾隆皇帝，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决心脱离与和卓宗室或叶尔羌汗国宗室的联系而过着四处云游的隐逸生活，晚年在云南定居，并和云南的穆斯林群众和学者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肯定会把西域的苏非神秘主义修行和思想学理与云南的伊斯兰教教门和实践发生联系。云南虽然在地理上距离伊斯兰教中心世界十分遥远，但通过穆斯林社会网络联系，云南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团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来自伊斯兰教中心世界的各种影响，包括教义上和苏非神秘主义学理的影响。此外，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马在田与云南的回族穆斯林马学楷两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熏陶，但伊斯兰教的信仰将这属于不同年代的两位穆斯林的心灵紧密联系起来，甚至四川、陕西、贵州和云南的穆斯林都赶来纪念他，可见这种伊斯兰民族和信仰的纽带是多么紧密和强烈。本碑文及笔者的分析与考证解说仅是反映这种穆斯林社会网状组织的一个尝试，同时进一步揭示：中国穆斯林社会的网状组织在某些方面像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跨地域、跨民族、跨语言、甚至跨文化的宗教组织系统，具有联系性和亲和性，并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环境里表现出凝聚力。
注释：
①此碑文摘录于Revue du Monde Musulman(《穆斯林世界杂志》)，1913年，第25卷，第295页至306页。原文无标点，标点系作者所加。方框系辨认不清的字。方括号中的字系作者试图补正所加。碑文格式基本按照碑文的抄件及拓片。在对碑文资料的法语翻译中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徐拓先生的帮助和指正，特此鸣谢。
②同治五年岁次丙寅：公元1866年。
③诰：帝王任命或封赠的文书。清制五品以上官，覃恩予封者，本身之封曰诰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曰诰封，殁者曰诰赠。(见《清会典·十二·吏部》)
④花翎：即孔雀花翎。清代官员的冠饰，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清初，花翎只赏给得朝廷特恩的贵族与大臣，咸丰以后赏戴甚滥。又定报捐花翎之例，于是五品以上官员皆可援例捐纳单眼花翎。(参阅《清通典·五四·冠服》)
⑤道号：方士、有道述之人的称号。这里，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修行的伊斯兰教人士马在田先生起用“德普”为道号。也可能是云南昆明一带的穆斯林对他的尊称。
⑥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
⑦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⑧哈什哈：系喀什噶尔的旧名。明代时期称哈失哈力。乾隆时期亦称哈什哈力。今称喀什，地处新疆西陲。
⑨喀什噶尔之宗室，根据资料和碑文，似是18世纪喀什噶尔的白山派和卓宗室。和卓一词是波斯语的音译，《元史》和《明史》译为“火者”；清代史籍多译为“和卓”或“和加”、“华者”、“霍加”等。它在中亚和新疆的伊斯兰教用语中一般专指“圣裔”，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也有说是伊斯兰教史上四大正统哈里发的前三位的后裔。在维吾尔族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卓”泛指“老爷”、“主人”、“先生”、“老师”、“长官”、“财主”、“宗教长老”等享有特权者和地位显赫者。
⑩乾隆年间：即公元1736-1795年。
(11)镇压了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政府规定的回疆回部伯克宗室每年振人赴京朝觐天朝的定例。开始是每3年一次，后改为9年轮班举行。
(12)次序有进：即按照计划进行学习，然后作出相应的人事安排。
(13)参游：旧时称下见上为参。参游：即臣子历长途而觐见君主。
(14)仕进：进身为官。《后汉书·五二·崔骃传》：“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
(15)给文驰驿：旧制，由朝廷乃至皇帝赐帖或证书告谕各处驿站为持证者提供马匹和粮草并沿途护送。
(16)管：管制、管理。《战国策·秦·三》：“淖齿管齐之权。”《史记·七九·范睢传》：“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上。”引申为管理之区域。如岭南五管。
(17)饬：告诫。通“敕”。《史记·五帝纪尧》：“仪饬百官，众功皆兴。”饬，《集解》引得广：“古敕字”。《汉书·五行志·上》：“又饬众官各慎其职。”
(18)三江：三条江的合称。三江说法很多，主要有：1，《国语·越·上》“三江环之”。注：以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出三江之口”注：“吴江”作“松江”。2，《水经注·二九·沔水》引晋郭景纯(璞)说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3，《书·禹贡·释文》引《吴地记》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4，《汉书·地理志》上“三江既入”注：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5，蜀有三江，即长江上游的支流的岷江、涪江、沱江。见晋常璩《华阳国志·一》。从碑文内容来看，马在田先生“从甘、陕泛三江，涉五湖”应是江浙一带的三江较为合理。
(19)五湖：《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五湖的说法不一，然从碑文所引的典故来看，五湖应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江浙地区。
(20)百粤：又作百越。我国民族名，又地名。《史记·八七·李斯传》狱中上二世书：“非地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疆。”古南方之国，以越为大，自句践六世孙无疆为楚所败，诸子散处海上，其著者，东越无诸，都东冶，至漳泉，为闽越。东海王摇，都于永嘉，为瓯越。自湘漓而南，为西越。牂牁而上邕雍绥建，为骆越。江浙汨粤之地，皆为越族所居，故称百越。
(21)指马在田先生游历甚广，既在京城服侍过皇帝，又跨越疆界，周游于回疆与内地之间。
(22)庶：(1)副词。表示希望。《诗·大雅·江汉》：“四方既平，王国庶定。”(2)平民、百姓。根据碑文似是后者之意。
(23)宦游：外出求官；做官。《史记·一一七·司马相如传》“(王)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长卿，相如字。
(24)隐逸：(1)隐居，远遁。《汉书·八六·河武传》：“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2)隐士、逸民。《后汉书·十七·岑彭传》：(岑熙)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三国魏嵇康《嵇中散集·述志诗之二》：“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
(25)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
(26)关于“和卓”一词的解释，请参看注⑨。
(27)大小和卓即指阿帕克和卓的曾孙子波罗泥都和霍集战兄弟俩。其父艾哈迈德和卓为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拘禁于伊犁时生他俩。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割据势力后，将兄弟俩释放。返回南疆后，他们进行分裂活动，1757年正式发动叛乱，事称“大小和卓之乱”。两年后被清政府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