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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身体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规模兴起的时间，以英国社会学家特纳(Bryan S.Turner)为代表的学者一般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①约翰·奥尼尔(John O' Neill)的《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Five Bodies: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1985)与《交流的身体》(The Communicative Body,1989)、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身体的政治解剖学》(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1983)、唐·约翰逊(Don Johnson)的《身体》(Body,1983)，以及特纳的《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1984)②等社会学著作的出现，既是身体研究蓬勃兴起的标志，也直接推动了身体研究成为席卷欧美的持续理论热潮。这些著作面世之后，身体研究以其新颖独特的视角、广阔的理论覆盖面和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吸引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女性主义等领域的注意力。这些学科领域原本就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理论资源，因此身体很快变成研究的热点问题或展开研究的出发点。从上世纪末期至现在，以身体为研究中心的跨学科新领域纷纷出现。1992年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在《实用主义美学》中提出了一门新学科，即把对身体理论的探讨与对身体实践的关怀相结合的“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1995年《身体与社会》(Body & Society)的创刊，标志着身体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作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正式兴起。此外还有身体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the Body)、身体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身体女性主义(Corporeal Feminism)、身体学(Somatics)、身体神学(Theology of the Body)、身体本体论(Somatic Ontology)、身体叙事学(Corporeal Narratology)等等。鉴于身体研究涉足的领域包罗万象，丰富的称谓令人眼花缭乱又无法整体性地指代所有相关研究，2003年柯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在《身体与社会理论》的第二版序言中，以“身体研究”(body studies)来囊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运动与休闲研究、哲学、神学与宗教信仰等领域中所有关于身体研究的内容。③
一、什么是身体
身体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相区别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它明确地以身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或者从身体这个角度来重新梳理并审视某些问题或领域。在进入对身体研究的辨析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明确到底什么是“身体(body)”。《牛津英语词典》对身体的定义是，人或者其他动物的物质材料框架或结构，该组织通常被视为一个有机的实体。④这样看来“物质性”仍然是身体的最基本含义，同时“有机性”也是作为活物的身体所衍生的必要特性。英语中其他指称“肉体”的词语往往只侧重身体作为物质实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性。如“flesh”是强调身体由血肉组成，具有欲望属性；“soma”强调由细胞组成的身体的有机属性；“corporeality”、“corporeity”或者“corpse”强调人的物质形体。不难理解，这些词语与古希腊以来人们对身体所作的二元划分有密切关系。身体被分割成物质性的肉体与超越性的精神与灵魂两部分之后，后者有了其特定的词语符号，“身体”这一符号也就只指称剩余的血肉之躯了。法语的情形也相类似。“corps”侧重物质性的身体概念，与“精神”相对立；“chair”侧重指“肉感的”、“饱满的”、充满生机的身体；“incarnation”或“incarné”则主要用于描述宗教信仰中上帝降生为人，以“肉身化”的身体来到人世。与英语和法语不同，德语中的“肉体”(K
rper)与“身体”(Leib)是明确区分开来的。“肉体”指外在的肉身躯体，而“身体”是指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身体，后者比较符合大多数身体研究者对身体的再度阐释。概括起来，在传承了两希文化的欧美世界，身体具有模棱两可性，它既是群体性的、客观的、物质的、自然的身体，也暗含着个体性的、体验的、社会的身体之意。就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前一种涵义是后一种涵义的基础，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身体的基本理解。
由于欧美身体研究的分支流派各从身体的某一角度或属性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所以展现的只是对身体某方面的看法，很少论述整体性的身体特征。而且，身体研究本身是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中成长起来的，传统的追求普遍规律及秩序的认识方式充分暴露了它在日常生活和生命面前的苍白无力，也不符合身体本身的未定性与反思性，因此身体研究中鲜有对身体下定义和进行普遍性理论建构。在对身体的认识中，较有典型意义的是梅洛－庞蒂的看法：“在本世纪（即20世纪，引者注）中，‘身体’和‘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把人的生命看成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人的生命始终以身体为基础，在其最具体的方式中始终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身体是一块物质，一堆机械结构。在20世纪，人们修正和深化了肉体，即有生命的身体的概念。”⑤随着身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身体并不像传统观念所构想的那么简单，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倡导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社会里，身体己不仅仅是理性和道德束缚之下被动的物体，而是跟着身体快感这一指挥棒可以前所未有地加以个性化改变的身份表征，因而对于什么是身体人们已无法达成共识。就如柯里斯·西林所言，“实际上，我们越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界限，我们对于什么构成了个体的身体以及身体自然特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越不确定。而这种判断并没有过于简单。”⑥
二、身体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理论观点
在身体研究者们看来，身体是社会文化首要的分类系统，通过这种系统社会与人类生活才能重新得到表达和安排，同时身体而非精神也是人类在世存在的基础与凭证。身体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身体，但是由于身体涵义的不确定，身体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就如加拿大社会学家弗兰克(Arthur W.Frank)曾经指出的那样，身体涵义的不确定导致了身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种多样化研究几乎无法被统一在某个典型特征之下。⑦综合起来，身体研究至少包括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切身化”存在（即“embodiment”，又译为“身体体现”或“身体”）问题。身体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及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颠覆了西方历史上传承已久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身体二元论，把身体从精神和灵魂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传统客体性的、工具性的身体被还原为主动的、生活的身体。这主要体现在现象学尤其是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中。梅洛－庞蒂批评传统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身体机械论思想，汲取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在关系中研究存在（身体）的思想，把人的存在进一步明确为身体性的在世存在，而海德格尔的“上手性”思想也被具体阐述为物体空间与身体空间相互融合的结果。梅洛－庞蒂从主体与世界的接触点及落脚点——身体——来研究身心及主客体统一的可能性及途径，强调在世存在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也即切身化的存在。对他来说，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心灵和身体并不存在清楚的区分。身体不仅是物质性的肉体，也是心灵与身体合一的身体，是与世界共生共存的“世界之肉”(chair du monde或flesh of the world)。⑧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可能脱离身体仅靠心灵或思想存在，身体赋予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以意义。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哲学家们一直都奉行把身体从认识自我与世界的过程中清除出去的做法，而梅洛－庞蒂不仅把身体从精神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还认为它才是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根基以及朝向并融入世界的动力与源头，这对西方传统哲学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1997年克里·尼克森(Kelly Nicholson)的《身体与灵魂》⑨提出，尽管不能从理论基础上确定在物质现象之后还存在着另一种现实，但对身体的理解还是要摆脱唯物主义的影响，因为它实际上从根本上清除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身体体验与感受。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的《心智中的身体》⑩与萧·伽勒赫(Shaun Gallagher)的《身体如何影响心智》，则注重理性、想象与意义中的身体基础，认为身体(embodiment)在认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身体决定了认知的视角和可能的限度：“因为我有身体，所以我必须从一个受到限制的空间视野、在特定情感立场与情绪的看似杂乱的框架中来观察理解事物。”(11)伽勒赫汲取了现象学、认知语言学、神经生理学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着眼于论证身体及其建构人类经验的方式如何影响了关于自我的体验。切身化生存问题不仅是身体研究突破传统二元论身体观、开辟人文研究新领域的关键，还影响了后来的身体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例如托马斯·乔尔达什(Thomas J.Csordas)就提出身体研究的方法要从对身体的结构主义式分类分析转换为“切身化(embodiment)”的研究方式，从符号学与文本分析转移到来源于现象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模式。(12)
第二，身体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它主要致力于研究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隐喻所表示的意义。代表作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纯洁与危险》(13)与《自然象征》(14)。在《纯洁与危险》中，作者认为身体是社会文化意蕴譬如神圣与亵渎、纯洁与危险的有力标志，也即身体是文化语境的载体与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产物，并且认为身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身体是社会语境的产物及其表征，这一思想早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已略显端倪。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1915)中指出人是两面的，并将人的身体分为“生理性身体”及“较高层次的道德化社会化的身体”，挑明了身体与社会文化的关联。(15)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此基础上指出身体如何被打上了社会的烙印。他在《社会学与人类学》(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1950)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身体技术”。(16)其意思是，身体的行为表现都是学习而来的，人类透过身体创造了社会秩序。无论是仪式上或日常生活中，身体的表现都与社会文化中时间空间的概念密切相关。莫斯还指出了学习与训练对掌握身体技术的重要作用，这对后来福柯的思想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另外，赫兹(Robert Hertz)对右手的研究也表明，人们一般认为右手具有生理上的优势，但实际上这种优势是由文化精心建构的。(17)在此思想传统的影响下，道格拉斯在《自然象征》中，更进一步阐明任何所谓“自然”的表达都是文化决定的，身体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再现，也是个人经验与外在世界沟通的管道。
第三，身体的表现(expression)与身体欲望(desire)问题。这部分研究侧重于研究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欲望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身体如何建构关于自我的感觉。传统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行为与意识的本质，这样不可避免会涉及对人类身体的研究，然而它并没有足够关注人类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含义，它只是从自我与个人能动性或者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自我，把身体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的对象而非社会的现象来对待。这一状况在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学领域有了很大改观。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18)以有礼貌的文雅身体(the civilized body)的历史形成为例，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伴随着自我心理结构和身体外形及行为的改变；文明发展与社会人形成的过程，也就是人们限制身体本能和非理性冲动、矫正并规范身体的过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戈夫曼(Erving Goffman)出版的一系列专著也有力地阐述了文化规范如何作用于日常生活中自我的表达，以及人们表演出来的自我怎样通过对身体的适当安排得以实现。(19)
随着消费成为当今社会左右人们思维与行为的主导力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我思故我在”被改写成了“我消费，我存在”(I consume,therefore I am.)，同时身体及借助身体表现出来的自我差异性被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整个社会无处不弥漫着对身体及其快感的宣扬。人们对身体、自我、欲望的考察很快与对消费社会的思考结合起来。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借鉴拉康对“欲望即缺失”的分析，精彩地分析了消费文化工业借助符号的力量，永无休止地激发源自身体的消费需求，使身体成为生产符号和差异的场所。他指出，当代社会身体的本质是身体的符号化，身体被编织进符号的网络，进入与物体领域相迭合的交换世界，符号性成为身体的主要特点。(20)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则探究了当代消费文化中身体为何及如何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被体验并改造。他认为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已经形成一个有关身体的产业群，它们强调身体作为自我身体的体现，是未完成的，也是需要不断修饰、改变或变形的。与传统道德规训身体快感不同的是，消费文化打着享乐主义和满足身体需要的口号，实施了对身体新的规训方式。这种新的操纵身体的方式是通过不断刺激欲望并把欲望进行符码化与美学化处理，因而更为隐蔽也更具诱惑力。(21)消费社会中身体的研究与文化研究也有相通相同之处，研究对象已从身体扩展到身体转喻物，例如英国社会学研究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Joanne Entwistle)对衣着话语的研究。(22)
第四，身体的性(sex)与性别(gender)问题。在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天然的同盟性与同一性，女人或者被等同于身体，或者就是女性性别的符号表征。自女性主义理论里程碑著作《第二性》面世之后，身体性别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身体性别建构性特征的揭示，到80年代以来“酷儿理论”对性别的流动性与个体性的宣扬，以及近几年对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研究，性别的身体一直是女性主义批判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构建新的理论的强大武器。总体上看，女性主义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与文化构建，以及以何种方式建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露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埃莱娜·西苏(Hèléne Cixous)与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等。其中，格罗斯较极端地认为，身体与社会话语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她也指出，在“主体”这个问题上，主体与性征明确的身体有紧密关联，但是主体同时也是无法确定的，因为它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话语与身体相汇合之处。因此对她来说，身体与主体就不是一个静态的混合物，而是动态的过程，而且还具有含混性与模糊性。(23)实际上，身体与社会话语的复杂纠葛，不仅使女性主义难以寻获到批判男权社会的利器，也是身体研究难以突破的难点之一。
第五，身体政治(Politics of the flesh)，也即身体的约束与规训(regulation and restraint)问题。本文中的身体政治是指权力弥漫于身体生成的过程之中，以话语或知识的形式对身体进行操控和规训，并参与身体的微观层面的活动与实践，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得益于福柯的身体思想。早在1957年，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H.Kantorowicz)的《国王的两种身体》(24)就分析了身体在社会文化与权力系统中的象征性涵义是如何维持并巩固权力的运作的。他以国王的身体为例，指出国王有现实性的身体和抽象的神圣身体，神圣身体具有象征性，象征着国王永不衰弱的统治权力。正是永恒的象征性身体保证了国家权力的延续性，尽管个体性的国王身体不可避免会死亡。由于国王身体的这一象征性，任何对国王身体的攻击都被视为是对国家权力的攻击。后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开篇就详细描述了对威胁国家权力的弑君者的身体惩罚。但是福柯这部著作重在论述现代性过程中作用于身体的社会力量的变化，即如何从直接的、公开的身体惩罚转变为从空间上控制身体并规训身体行为的隐蔽模式，此书及《临床医学的诞生》与《疯癫与文明》等，极富洞察力地阐明了身体政治的问题。福柯指出，现代政治和权力的运作必然会产生被动的、奴性化的身体(docile bodies)，被政治体制与知识权力安排是个人身体无法回避的选择，权力的规训和监控必然大量生产出驯服的身体，因此现代社会也就是后来特纳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肉体社会”(somatic society)，(25)即现代社会体系中的身体己成为政治与文化活动的基本领域。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影响了其后一大批身体研究者，上文所列举的身体再现与表现问题、性别问题及下文的医学身体问题等，都深受福柯身体思想的影响。是故我们说，福柯的身体政治思想与梅洛—庞蒂的身体在世存在理论共同构成了身体研究的拱顶石。
第六，医学与身体的问题。身体健康的人们往往会忽视我们就是身体这一点，但是生病的人则会突出地体验到身体的存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体是有限的，也是有缺陷的，除了死亡之外，恐怕身体最突出的局限性就体现在疾病上了。疾病、死亡及两者对身体的威胁如影随形，在此情形下清理医学与身体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医学与身体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医学化(the medicalization of the body)问题。身体的医学化是奥尼尔提出的概念，指人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怀孕、分娩、哺育、性交、疾病、痛苦、衰老、死亡等均处于以医疗管理为中心的职业化和官僚化体系的掌控之中。(26)通过身体的医学化，身体不仅被组织进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网络，而且通过这一网络身体获得社会化，并且所有的身体都被纳入国家机构的监控之中。其次，与身体医学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是医学知识对人体的监管问题。譬如福柯对疯癫和疾病的研究指出了医学知识如何通过身体及疾病的隐喻对身体进行分类，并界定身体的空间位置甚至心理与行为。医学知识对人体分类和监管的目光无所不在，甚至深入细微到家庭对儿童身体行为的监控。再次是医学伦理学与生物伦理学中的身体问题。医学上的革新常常会引发重大的伦理问题，譬如16世纪解剖学的诞生与20世纪人类的基因组计划，它们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身体为何会生病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我们对身体的看法、对身体的安排规划甚至重构身体之间的关系。
第七，身体与叙事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身体叙事学中。弗洛伊德曾指出身体及欲望是艺术生产与美感产生的源泉，但是他并未对此作详细而具体的分析。(27)其他身体研究者也只是关心身体与文化、社会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这对于发现和阐释艺术文本的内涵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身体与艺术形式的问题则无暇顾及。针对这些问题，丹尼尔·庞德(Daniel Punday)在《叙事的身体》(28)中正式提出身体叙事学。这本书指出经典叙事学忽视了身体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论述了身体观念在形成叙事观念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身体对于叙事技巧比如叙事时间的影响，以及如何叙述身体等，力图从身体与叙事技巧和形式的关系等方面勾勒出身体与叙事关系的轮廓。其实在1984年，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已经在《解读情节：叙事中的设计与意图》(29)中，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描述了激发、推动叙事的身体欲望的动力学。2003年他在《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对象》(30)中又深化了身体与叙事关系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的小说与绘画等艺术形式中推动叙事展开的动力是身体，叙事的过程就是某种身体的符号化过程，而身体也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这本书与前一本书不同之处在于，它把论述的焦点指向了欲望的对象即身体而非欲望本身，指出它们既是文本叙事逻辑的焦点，也是引发写作的迫切动机与文本叙述的推动力。该书援引了大量的具体作品来阐发这一新颖的观点，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作者过多地依赖精神分析批评，在论述过程中某些论点显得牵强。
其他还有宗教信仰中的身体问题等。传统基督教虽然认为人的身体分享有上帝的光辉，但更重视超越性的精神，并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克制身体的非理性欲望，因此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身心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念。直到19、20世纪之交，具有先知般宗教激情的现象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虽认为人是身心统一体，但仍然强调精神的独立性及它在人面向上帝的升华过程中不可取代的作用。(31)在身体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神学与宗教信仰领域也开始密切关注身体。特纳指出，对身体重要性的日渐关注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基督教神学史的编撰方式。(32)此外，还出现了“身体神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目标是“在对基督信仰的这一永久基础的理解之下思考身体与物质世界。而这一基础是，上帝以耶稣肉身降临世界和通过他尘世生活所展现、所实现的一切，以及他带给每一个人崭新的可能性的死亡和复活。”(33)从上帝道成肉身这一基础出发思考身体而非精神带给人的超越性及上帝与人的关系，相比较传统基督教神学集中于对上帝存在可能性的探究及以精神为核心的修行研究，可谓一个新的论域。
虽然身体研究中可资概括的共性有限，但大多数的身体研究者都对身体持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说”，反对从基因优劣及男女荷尔蒙的差别解释不同种族、地域的身体差别。这种身体生理决定论的源头可追溯至18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与达尔文进化论的身体观。在反对霸权主义和“XX”中心主义、提倡异质性与多元化的当代社会，身体生理决定论因其隐含的种族主义倾向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批判。但是它毕竟如同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一样，也代表了人们对身体的一种看法，也应该视为是促使身体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近几年人们开始理性地思考身体生理特性其实也是造成自我差异性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例如女性主义者就已经着手研究女性与男性生理特征的差异性所造成的身体差异，以重新思考并复原男性与女性的自我，促进两性的和谐共处。
无论是与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作彻底决裂，对身体持极端的一元论的看法（即认为我们就是身体），还是有保留地把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关系改造为一元论（即认为“精神是身体性的精神”、“身体是精神性的身体”），身体研究的重心都从原先非身体研究中的精神、理性、心灵等其他事物转移至身体本身。若要总结多数身体研究的特点，那么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身体被放置在生存境遇及社会文化中来进行研究，所侧重的是精神与肉体的一体性。一言以蔽之，坚持身心合一与身体的情境性与联系性是身体研究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点。
三、身体研究的尴尬
身体研究的独特视角、开放性和包容性及对“自我”、“主体”、“人”这些概念的再次考量都令人耳目一新。但是古往今来对于“人”的认识向来难以穷尽所有关于“人”的真理，仔细思考起来，身体研究其实与其他任何一个人文科学领域一样，既然是关于“人”之真理无法企及但又不断跃跃欲试的言说，那就难免会有难以说清的研究困境和尴尬局面。
其一，真实的实体性身体与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的矛盾性。身体研究视野中的身体一方面是一个真实的物质实体，它使我们的存在得以显现并获得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性的实体又难以避免被体制和习俗所操纵，因此身体也是一个被话语建构的、并无本质的身体，它在语言描述及符号建构之外并没有物质性。以福柯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思想为例，福柯在观察权力运作与身体的关系时，认为身体在此过程中被降格为机器的身体，也就是物质性的器官组合体，同时他又不同意把身体仅仅等同于物质性的身体，更不认为身体具有某种确定的本质，而是提出身体在某种性质上是不断被社会话语铭写并赋形的，因此是变化的、无本质的，在此之外，身体并不存在。梅洛—庞蒂揭示了身体的境遇化存在和具象化存在，把笛卡尔从身体分裂出去的精神和心灵又返还给了实体性身体，向人们展示了人的存在既来源于物质性基础的身体，又具有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但是他的理论难以解释现代性进程中社会话语如何把身体塑造成被动的话语承载物以及身体又怎样应对这种塑造。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也无法协调作为存在之基础的实体性身体与社会话语建构的身体的矛盾。如果说身体研究的各种论说不可避免有其理论盲点与局限性，那么这一矛盾则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当下的各种身体研究中，因为它来源于“身体”本身无法解脱的悖论性。生存于世的人与生俱来有着有限与无限、主动与受动、可见与不可见等矛盾，西方哲学传统处理这些矛盾的做法是把人分成精神与肉体，从而把这一系列的矛盾转化为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身体研究把研究焦点集中在身体之上，摒弃了精神与肉体的区分，但是有限与无限、主动与受动的悖论性关系仍然与人的存在如影随形，在转换观察角度和确立了新的研究基础之后该如何协调处理这一系列的矛盾关系，身体研究仍然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其二，人们试图转换以往以精神意识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真正以身体为中心，可是当人们言说身体时，身体总是处于外在事物的缠绕包围中，它不可能脱离其生存处境而纯粹地存在。换句话说，人们只能在身体与精神、意识、文化的关系中谈论身体。“人类身体的社会地位与功能、它的文化意义及最终身体这一概念都会根据秩序(the Order)所蕴含的分类、区分、等级与相反事物的变化而改变。因而对身体的历史考察有一个根本的起点，那就是身体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与身体相对的或相区别的其他事物。身体的历史是‘身体与／或／对X’的排列，它的根可以远远地追溯至人类文化的黎明时期。”(34)在身体的物质性基础之上，披裹铭刻着厚重繁复的社会文化与知识权力话语，它们看似外在于身体，但又是使身体构形得以可能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追踪身体的本来面目有如追问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由于身体与社会文化及话语在阐述上的循环互证关系，伊丽莎白·格罗斯则把它称为身体研究中的“莫比乌斯之环”(the Mbius Strip)。(35)但尴尬的是，身体的这个特点往往会使身体研究的重心不知不觉地发生偏移，从身体转移到对文化与精神这些因素的研究。柯里斯·西林不无担忧地指出，“虽然明确为何我们身体性身份与关系不可简化为自然或生物的因素这一点是有用的，但是这些身体社会学理论仍然有一种趋势，那就是觉得我们的身体性存在(embodied being)由于某种原因可被简化成话语、技术进步，或者是社会的结构。”(36)应该说西林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此类身体研究常常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怎样避免这种现象，目前来看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借鉴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尽量还原研究对象也即身体在世存在的情境性与能动性，采用情境式而非结构分析式的研究方法。
其三，理性的分析语言与被描述对象身体的冲突。在身体研究者们看来，身体是生成性的、流动的，每时每刻都处在与世界的复杂立体的交流互动中。身体研究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这个复杂的身体系统进行逼真的整体呈现与探本溯源式的历史描述，但是这又与他们所使用的理性的逻辑的学术语言相冲突。这种语言讲究概念的明晰性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线性特点，它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共时性地还原身体系统的面貌，只能历时性地逐一地论述身体及其建构特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身体类型学为何会成为研究身体的主要展开样式。身体类型学是大多数身体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和论述模式，它把身体依据其属性或特点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展开论述，十分有利于深入揭示身体的某些属性特征，但是很难做到真正整体性呈现身体，以达到身体研究的理想目标，因而也有学者对这一研究方式提出质疑。譬如台湾学者黄金麟对身体类型学就持批判意见。他认为这种研究模式“缺少历史纵深”，是“形式的”、 “实证的”、“静态的”和“理念型”的分析。(37)身体及身体体验的流动性、立体性、未完成性，确实决定了对身体存在难以进行秩序化分析与理性概括。但问题就在于，身体及其体验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对它进行表述。哈维·费古生(Harvie Ferguson)对身体与语言符号的这一悖论性关系作了深入的说明：“身体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它也只有通过再现(representation)才能被理解。而再现的领域是一系列无止境的自我指涉的符号系列，身体在其中有如被拖入一个两面镜子互照的世界。我们要体验这个世界及自身，只能通过符号的中介。而从这个角度看，身体又被缩简为多样化符号的纯粹物质载体，并因此在矛盾性与原初性的误解过程中，失去了它的实质(substance)。”(38)身体与语言的悖论关系，典型地体现了语言能否抵达被言说物的本真面貌这一古老而又恒新的哲学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解答的。其实黄金麟的近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也不得不从几个方面来切割式地展开对身体的论述，主要考察的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如何形塑臣属的、工具性的身体。就如他自己在第一章的末尾所言，以此书的篇幅也只能揭开身体复杂面貌的冰山一角。
注释：
①特纳认为，总的来说身体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规模兴起的时间应该是1980年代，但细究起来，身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出现的时间并不太一致。社会学学者对身体产生浓厚兴趣是在1980年代，而在人类学领域中，关注身体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追溯至19世纪。详见其论文《身体历史上的最新发展》(Bryan S.Turner,"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the Body," in Mike Featherstone,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Turner,eds.,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本文作者认为，推究身体研究兴起的时间应该与身体研究所针对的核心问题联系起来。概言之，身体研究所尝试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引发的身心二元对立、主客二元对立以及如何逼近并描述个体性的存在状态等问题，而从身体研究发展的整体脉络上看，最先对感性的、有欲望的身体产生兴趣并质疑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是尼采，因此宽泛地说，身体研究从尼采开始兴起。在20世纪，经过梅洛－庞蒂和福柯的深入阐发之后，有生命的、文化性的身体更进一步地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所以若把庞蒂和福柯这两位身体研究的开创者与代表也包括在内，我们也可以说，身体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
②特纳在为帕斯·福克的著作《消费的身体》所作的序言中，提出这几本书是社会学领域中身体研究兴起的标志，并且引发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身体研究的热潮。详见Bryan S.Turner,"Preface" in Pasi Falk,The Consuming Bod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4.p.vii.
③Chris Shilling,"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p.iii.
④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umn Ⅱ,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354.
⑤［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84页。
⑥(36)Chris Shilling,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p.3,p.ix.
⑦虽然弗兰克在论文《走向一种身体社会学：一种分析式述评》中从身体与自我、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把身体分为被规训的身体(the disciplined body)、镜像化的身体(the mirroring body)、主导性的身体(the dominating body)与交往的身体(the communicative body)四种类型，但是在论文的结尾，他也感叹道，身体不是实体，而是动态的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又不存在一个有着稳定研究对象的身体社会学。详见Arthur W.Frank,"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an Analytical Review," in Mike Featherstone,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Turner,eds.,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
⑧本文作者以为，在身体研究发展史上，梅洛－庞蒂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回答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身心如何融合统一，为身体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哲学上的基础。对梅洛－庞蒂来说，身体不能分裂成肉体与灵魂／精神／心灵来看待，身体是有生命的肉体。梅洛—庞蒂赋予了肉体以全新的涵义。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肉体的感性和有限性而抛弃了它的价值，转而把注意力放在普遍性的精神之上，但实际上，肉体的感性及其与周围环境密切结合的特性使得我们的存在既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也具有能理解他人处境的沟通能力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同时，肉体与周围环境的密切互动与互生特性也使得身体是关系中的、情境中的身体，是与世界相互涵容的身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洛—庞蒂把构成身体与世界的基本质素称“世界之肉”。由于身体是与世界密切联系的身体，是“我”与周围环境互相交织的身体，所以对梅洛－庞蒂来说，身体及其处境所包蕴的涵义，是消除“我”与他人、物体彼此客体化从而达到和谐共存的核心要素。梅洛－庞蒂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之中。
⑨Kelly Nicholson,Body and Soul:the Transcendence of Materialism,Cumnor Hill:Westview Press,1997.
⑩Mark Johnson,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and Reason,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1)Shaun Gallagher,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
(12)Thomas J.Csordas,"Introduction:The body as Representation and Being-in-the world," in Thomas J.Csordas,ed.,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The Existential Ground of Culture and Self,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3)Mary Douglas,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London:Routledge & K.Paul,1966.
(14)Mary Douglas,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New York; Pentheon Books,1970.
(15)涂尔干以文身为例，说明身体既是个人性的肉体，也是集体感情即人的社会性的象征。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已经注意到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需要凝聚着集体情感的物质象征物体现出来，并且提及了身体的象征作用，为其后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进一步阐释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奠定了基础。详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3-304页。
(16)［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01-317页。
(17)Robert Hertz,Death and the Right Hand,London:Cohen and West,1960.
(18)［德］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9)戈夫曼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ndentity,Harmondsworth:Penguin,1968;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Harmondsworth:Penguin,1969以及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Harperand Row,1974等。
(20)波德里亚在其初期著作《物体系》中，指出了机械化大生产越来越简化人在生产与消费中的身体投入，操作与使用变得“傻瓜化”，这使得物体逐渐与身体分离，其意义来源于自身整合于物体体系中的能力，而不是与身体相互融合所积淀下来的意义。详见［法］尚，布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又进一步分析了身体在形成消费符号体系中的作用。消费符号之所以能形成体系，主要体现在消费符号基本的构成规则是对青春、美丽、健康、性感等身体形象神话的个性化与时间性表达，虽然这种个性化与时间性表达具有同质性。同质的身体形象神话是使符号凝聚成一个体系的关键，但同时符号的个性化与时间性表现又使得符号之间具有区分性。详见［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见［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此外，费瑟斯通在其著名的论文《消费文化中的身体》中更简洁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见Mike Featherstone,"The Body in Consumer Culture," in Mike Featherstone,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Turner,eds.,The Body: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1.
(22)［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3)Elizabeth Grosz,Volatile Bodies: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St Leonards:Allen and Unwin,1994.
(24)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25)［英］布莱思·特纳《第二版导言》，见《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6)［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中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27)弗洛伊德与尼采一样，肯定了美与生殖冲动与感官快感之间的关系。详见［奥地利］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9页。弗洛伊德同样从欲望的角度分析了文学创作与接受活动中欲望身体的作用。详见［奥地利］弗洛伊德《诗人与白日梦》，《弗洛伊德文集》，王嘉陵等编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303页。
(28)Daniel Punday,Narrative Bodies: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TM],2003.
(29)Peter Brooks,Reading For the Plot: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
(30)见［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31)［德］马克思·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上下册），倪梁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此书对身体的论述详见下册第486-579页。
(32)［英］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见《后身体：文化、权利与生命政治学》，汪民安、陈永国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33)Mary Timothy Prokes,Toward a Theology of the Body,Edinburgh:T& T CLARK,1996.p.32.
(34)Pasi Falk,The Consuming Bod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4,p.45.
(35)Elizabeth Grosz,Volatile Bodies: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St Leonards:Allen and Unwin,1994.p.xii.
(37)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38)Harvie Ferguson,Modernity and Subjectivity:Body Soul Spirit,Charlottesville &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2000,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