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艺术家如何自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艺术家论文,文化论文,在西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西融合上有许多路可以走通
这次学术活动的题目很有意义。8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面临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它引发了我们许多思考。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百年来或者更长时间面临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史就是以东西方关系为主的文化史。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文化受到影响，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西方。玄奘到印度取经，后来还是回到了中国。而这百年中国主要受西方影响，许多艺术家到了西方，有回有留。留下来的，带着中国的基因，在西方也能够完成他们的事业。我自己就在西方几十年了。虽然呆了很久，但所希望的还是达到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在国内的艺术家虽然受西方影响，但画家还是主体，西方来了我可以取用，可以用拿来主义，也可以不拿。可是在西方呢，从早到晚受的冲击是不停的，就象大瀑布悬头灌顶，怎样把东方和西方结合起来始终是困扰我的课题。
我自己先学哲学，后来从哲学转到雕刻，到法国后，在大学里又教了很长时间的哲学，还研究书法和教书法，退休后又用大量时间做雕刻，也搞过一点观念艺术。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最切身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怎样去了解别人。当前西方艺术那么混乱，我们怎样能够冷静地去看，然后是怎样去创作。
西方艺术在20世纪经历了现代主义，现在到了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的哲学基础是社会进步观，从达尔文开始，到马克思，再到20世纪初的多家学说，社会进步观都占了主导，这种观念认为今天的东西就是好的。经过几十年，发现现代主义产生了许多弊端，于是走向后现代，要把过去好的东西找回来。今日西方文化艺术是多元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自己定义，自己为自己设定游戏规则。当然，你可以说人家的游戏虽然有规则，但没有玩好，也可以说人家的游戏规则太简单，玩不出什么妙处。但是，如果在他的游戏规则的内部传达了某种内容和趣味，那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就值得我们欣赏，而且还留下一个作品。艺术在今天的确自由到绝对没有什么约束了，可是大家仍然觉得艺术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定义，你创造的游戏规则不能太复杂，太复杂就没法玩了，也不能太简单，太简单玩了一次就结束了。此外你自己的游戏还应与生命有关系，如果只是玩游戏，恐怕还不是艺术，如果在你的游戏里透露出一种人生的体验，一种生命的体验，而且很巧妙，让人看了觉得还有可以再想一想的东西，这个游戏就不止是游戏，而是作品了。我想，在今天这样一个艺术上混乱的时代，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隐约的道路，有一些工作的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彩
我觉得解决中西艺术的一个途径，还是自然与人的一种结合，所谓物我合一的问题。这个物我合一并不是老生常谈的那种，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我的感觉是要在认识西方之后从西方回归，回过头来看中国传统的精髓，为我所识，为我所取。例如中国传统中的诗与画，好象是一半对一半，但是它们之间有一种视觉上的联想，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可能是一个发挥。再一个就是线的运用。中国绘画最妙的地方大概就是线条的运用，当然我们不一定说是非要用毛笔，非要用墨，受这个限制。但是这个线的变化，如果有了对毛笔线条的了解，用一把刷子、用一把刀，甚至用手抓两下，也跟西方人用的不同。这里头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去找。在我的经验中，重新看中国传统，重新看过去的遗迹变得很重要了，可以单独看书法，可以单独看绘画，可以把两个合起来看。比如看文征明的画，就有好几个固定的因素是他的独创，但又反映了艺术的基本规律，一个石头和一棵树，在山水画里是基本的元素，一个石头就代表一个面，树就是一根线。一个面跟一根线再加上点，就直接组成了一幅画，三个单元。你如果通过一种新的看法处理，就可能达到不同的创造领域。我们今天看朱屺瞻、刘海粟、林风眠，他们都是通过西方的画出发，然后又回到用中国画。在他们那一代可能还说我要重新拿起毛笔来，甚至连徐悲鸿都是这样，还是把这个宣纸拿起来好。我觉得“材料”可以打破这一观点，我们回来以后可以用更新的材料，可以传达出来不同的形式，可以做一种创新的尝试，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传统的一种价值，它始终还是有一个正待开发的一面。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传统，我觉得它是活的，它永远没有死。当然也有后来许多人说的中画西用、西画中用的问题，就好象在音乐中用管弦乐来演奏中国的传统乐曲，或是用中国的乐器来演奏西方的音乐，或者用中国的乐器奏中国的创新的音乐，我想都可以，只要用的恰当，只要内容传达的好，都可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中跟西分离、分割的观点始终是一个障碍，我个人觉得是要去打破的，把中与西看成是一个整体。那天我们去看法海寺，它旁边有一个小屋，展览中国岩画的照片，我过去很少见到，一看这些照片，觉得又是一个新的领域了，中国的这些岩画，和法国的、其它画家的不同，它是一种活泼的形状和线条的组织，有一块大石头，它上面的线纹好象是在说一个故事，可是它跟那个石头的形状结合成一个整体，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又是雕刻，又是绘画的东西了，象一个非常大的图章。所以说，对中国传统艺术要不断地观照，以新的角度去观照它就会显示出鲜活的生机。
要重视中华文化的保存、继承和创造
是什么维系着中国人，使他们聚拢在一起互相帮助，解决彼此的生存问题，提高共同的生活质素，进而对世界其它民族、人民也有所贡献呢？答案是：中华文化。无论是纵的历史来看或是横的空间来看，依然是同样的答案。
从历史上看，中国不止一次地接受神州以外的民族统治，但到最后中国并没有灭亡，它的主要民族汉族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把神州周围的少数民族融合了，形成了一个更巨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华文化强大的统慑力和包容力。从横的空间来看，除了大陆、台湾和香港，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尤其欧美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更突出地表现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凝聚力。因此我们谈爱国，谈统一，谈振兴中华，如果单从政治、经济着眼，眼光似乎是比较短浅、狭窄；若从更阔的视野来考虑，则中华文化所能起的作用，应该同样的、甚至格外地值得重视。
中华文化的承传、发展和创造的主要场所，当然是整个神州大地。但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在近百年的实践又兵分四路：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区。这种分离的情况尽管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却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是历史、政治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分离，但也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中华文化在承传、发展和创造方面有不同的实践，让这个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在更新的过程中，有更多可参考的经验。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由二次大战结束后到80年代末的冷战年代（其中包括了韩战、越战、两伊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等热战），我们对于那些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为底子，通过海盗式武力扩张，殖民和侵略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不能不抱定反省和批评的态度。尤其是近代以来使东方民族感到自卑、羡慕以至崇拜的西方科技文明，结果却造成了战争、污染、自然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极度浪废，更加值得我们深思。而中国自清末以来针对中华文化所作的以西化为前提的种种批评、转化、调整甚至批判，也有值得商榷、检讨之处。
许多学者都指出，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许多宇宙观，适足济西方现代文化的种种弊端。但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下，东方文化的精粹已大量流失，或已被扭曲、改造、变形，被纳入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之内。这样下去，不但传统文化会加速式微，就是现代文化的素质也会大大地下降，有着悠久光辉历史的中华文化势必陷于沦亡之边沿；振兴中华文化，对人类作较大的贡献，矫正西方文化的缺失又从何说起？
文化并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一时的评价不应该是最后的评价。中国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所惯用的“增删观念，不是对民族文化有所损害，就是对民族文化原貌有所改造、扭曲，这对新文化的创造是不利的。晚清以来，我们对文化的视野已大为扩张。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依然没有改变历来那种“增删“的观点。其中一个关键是我们一直没有清楚地把文化的保存与继承、创造划分开来，文化的保存，应该做到尽量客观、全面，不应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文化的继承或创造却可以主观地各取所需。或全面继承，或取其一端，或加以改造，或完全舍弃，或中西合璧，或全面西化，都不成问题。但如果把保存、继承与创造搅在一起，或以继承、创造的观点来作为保存文化的准则，民族文化遗产必然大量流失或受到歪曲、损害，这对民族文化的继续创造是极大的不利。
文化多元化是世界趋势
这次讨论的题目可以说既是大的，又是小的。所谓大，是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世界性的东西方交流的时代，我们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到文化体制的改革，都必须思考东西方两大体系的融合与交流这种趋势。所以说这是一个大题目。所谓小，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都正在以自己的实践来探索这个问题，很具体。东西方的关系困扰了我们百多年，鸦片战争开始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百年来一直在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但是，中国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虽然在近代落后挨打，但顽强地要翻身自立。1949年以后是初步做到了。可以按我们自己的意志办事了，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意识形态的斗争摆到了首位，到文革就更紧张，犯了错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发展使世界对我们有了崭新的看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想独立、有戒心这样一种心态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这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尚有道理。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改变，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对立起来，绝对化，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个是落后的，这个是先进的，那个是保守的，这样简单看问题，就会出现极端和粗糙的东西。过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不多的，我接触的不少西方人只懂他们自己，对东方既不懂，还排斥，原因就是在他们的眼中，我们是落后的。现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重视起来了，这两年很明显，英、美及好些国家都开始主动了解中国艺术和美术教育，不少艺术学院派人来考察。我们今天也要以宽阔的眼光看待西方。第一，我们对西方艺术要做深入地了解，不仅仅是看艺术作品，还要了解它的社会背景。我到国外去，就不仅仅是看博物馆，还要与各界人士交往，作调查研究，才能清楚它的艺术现象为什么发生，才能从自己的角度去吸收。第二，作为中国人，必须了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对西方的东西有兴趣，一头扎在里面，认为越现代越好，西方化的倾向很强烈。因此，现在不是要强调学西方，大家都很自然地去学。但是，学中国的东西就要稍微说一下，提醒一下。研究中国的东西，有助于知识面更宽更丰富，有助于自己的创造。西方的一些学者，特别是大学者是看重中国文化的，而且拼命在学，我们自己更应该认真学，两方面都认真学了，我们“如何自处”、该怎么办，答案也就自然出来了。
我80年代初到美国，考察他们的艺术，那时候主要是新表现主义绘画，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才刚刚开始。这次去，发现以装置形态为主的观念艺术已成为主流。但现在的东西没有活力和冲击力，不如80年代初看到的当时的主流艺术那样新鲜。西方艺术的这种发展有它的合理性，在信息社会的今天，绘画作为古老的品种，它的视觉冲击力已经很弱了。以往一点技艺上的提高都会引起轰动，而现在摄影、电脑图像的冲击无所不在，所以西方的艺术起了变化。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趋势，但文化上将是多元化，多元化才丰富，艺术上才不会越来越单调。在这个形势下，东方文化艺术的传统在世界上是十分可贵的，我们自己重视得还很不够，对它的转换还远未完成。因此，我们要通过这样的研讨、交流，在思想上重视起来。
东西文化碰撞中的“自守”、“自处”、“自主”和“自由”
这次学术对话的前提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可以叫“冲击”，也可以叫“碰撞”、“融合”。我觉得西方文化的冲击不是现在开始的，近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外国军事、经济入侵以后，产生了文化的入侵，我们前辈的有识之士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思考。当然历史发展不是按照哪个知识分子的设想来变化的，由于中国的国情，中西融合这个题目一直延续到今天。中西融合不光是本世纪、我们这一代人的课题，而且是下个世纪、甚至几代人的一个重大课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我们跟西方的对话已经丧失了很多平等的机会，一百多年来，我们总是处在受压迫、受欺侮的情况下，自身的文化没有得到充分地高扬。相反，西方文化在不断地冲击我们。我们谈到中西融合的可能性，首先是它的度的问题，你拿什么融合？我觉得首先要看看我们自身，具体能够融合的是什么，有多少。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胜于我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了解。在我们的教育中，连最基础的传统教育、文化教育都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融合，就有一个落差，很难真正地做到融合。举例子说，我们很多画家，特别是画西画的，对西方从古典一直到近代的新表现主义的画家都滚瓜烂熟，但对自己历史上、对唐宋以来的那些画家则非常陌生。学生在入学考试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西方从古典到现在的画家，但要他说出近代的或者当代的三个国画家，竟然回答不出来。所以搞美术教育，可以说每天、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传统文化十分丰厚，但丰厚是我们过去的光荣，要在现代大潮当中跟人家平起平坐，既要吸收人家东西，又要把自己东西发扬好，我们自身确实是缺少很多东西。
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三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对西方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一个是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对现代的社会生活的深入研究。从这三方面入手，才能获得一个现代人的立足之地，才具备能够真正思考的基础。现在我们生活中都是西方文化的影子，我们处在大量的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把中国艺术作为一生的追求，哪怕是做得很差做得很不够。这次的题目很好，但如何做要从每个人做起，百年来我们的美术教育，不是在自身的教育模式之下，而是借用西方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学院中的国画系也仅仅是给一个系的地位，我觉得非常的不够，而国画系本身是不是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非常得到位，非常得深入，我觉得还不一定，可能有个别的教师多一点，大量的还是在西方模式下求得一席之地。要在院校真正实施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教育，我觉得任务还十分重。
中国艺术家如何自处，我觉得首先是你能不能自守，不能自守就谈不上自处。自己站的脚根是什么，守的是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处啊？有了自守才有可能自处，自处也可能带来自主，最后带来自由。这样就不会什么风来就跟着倒。苏东坡有两句诗，我觉得比成本的理论要高明得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关键是能不能认识到这句话的文化积累和内涵。艺术家的实践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是美术教育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共同的事业。你是中国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你守住的是不是中国固有的这一点东西。我想很多问题，主要是“融合”中我们自己的东西少了，叫人家融你，你融不了人家。所以，首先要自守，守不住就跟人家跑了，自处建立在自守的基础上，最后才能达到艺术上自由的创造的境界。
迫切需要研究传统艺术
我们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需要冷静一点。现在谈如何重视、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已经是非常难做的事了，而且比前一段时间还要难，现在比我们年纪再轻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所知甚少，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应该重视的事情。在实践上，我们应当有一些具体的真正的行动，这些年写西方的文章很多，但对我们自己文化的研究、对民族美术的研究却被放在一边了，至少是相当不够。去年我带学生到西北去，在天水与麦积山之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浮雕壁画，据说是北周时代的作品，很精彩。这样大的作品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很少，但在我们的美术史上却没有提到过，我也没有听到美术史家谈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是应该找到我们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就是过去没有人意识到的，我们没有发现的，被疏忽了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新出土的和新发现的文物很多，但为什么对我们的艺术运动缺少影响力，我觉得这是艺术家自己的事情，面对它们，在实践中升发出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对民族文化有了研究。才能说把一个死的东西，变成一个活的东西，变成一个有发展潜力的、有前瞻的现象。我们的民族文化绝对是有前瞻性的，不是象有人说的要死亡，或已经是死亡的东西，生跟死的关系是相对的，我们认识到它的价值的时候，它就活了。要有一种主动精神或创造力，遇到一个新鲜事物不能无动于衷，而要在作品里立刻做出反应，我觉得我们现在缺少这种活力。我们的学生说，能变的东西西方都已搞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搞的。我们如果老处在这么一种心态下，那的确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在教学上，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但究竟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安排上，这个要考虑，如果没有这个就是空的。在艺术教育里，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学习与继承。因为现在我们所学的东西跟传统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传统体系里出来了那么好的东西，而我们这个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那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谈民族文化对我们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虽然竭力地想去了解美国的文化，我觉得我当然也可以了解一部分。但是，作为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应该是条件最好的，从里面吸取精华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对唐以前的西北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非常非常不够的，那是一个很大的天地，它不下于中国在文人画上所取得的成就。我看到当代的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以技术为基础的那些东西占到主导地位，技术性很强，怎么把这个解剖、透视做好，把这个骨骼肌肉做好。但是作为一件艺术品，它很难有打动人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艺术教育里头一个大的失误，这个失误本来可以在我们传统文化的研究当中得到弥补，但是，我们放弃了，我们一放弃就是一百年。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无动于衷，我们还不能在艺术教育里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的话，我将再一次失去机会。
我们好象缺少这种热情，也缺少这种迫切感，好象传统的东西我们只能去看看，我觉得，在西方哪怕是最激进的人，也不是这样的态度。一个非洲的图腾能生发出一个立体主义。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我们首先要承认过去很多的东西比现在好，比我们现在的绘画、现在的雕塑好，这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们现在还没有理出头绪来，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而且没有体现在教学里。只有从一些很具体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才有成果，才会有作品。在对传统认识的包容性上，我们到底是不是有那样的深度，如果不是立足在一个大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前景，一个民族的前景，我们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我们现在讨论中国艺术的前景，也涉及到我们这个学院怎么办，怎么往前走，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只有当我们把它当作自身的事情时，我觉得才有讨论的意义。如何看待中西艺术的确是一个问题。我在美国时，有的中国艺术家谈到一种观点，说中国是个后进国家，是农业社会，美国是工业社会，中国的前景必然走向工业社会。因此，从文化上讲，我们就只有跟的份。我觉得这个事情说的不全面。中国艺术历来对其它艺术采取的都是很通达的、开放的态度，当然在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段时期，我们变得狭窄起来，有很多东西挑挑剔剔，跟人家对不上话。但是中国从大历史上讲一直能够吸取各种营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民族，艺术发展是不是就只有那么一条路，西方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艺术发展和我们的人民、历史是相关的，这么多的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有自己连续不断的历史，有自己的艺术，在今天就一定有发展下去的动力，它不是任何一个东西可以代替的。我们是非常主张交流、主张吸取的，把各种营养吸取过来推动我们的发展，但如果说我们只有跟着人家走，这是我不赞成的。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画家说，我恨不得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刚生下来的儿童，重新开始我的一生，以前的一生白过了。我也不赞成这个，人生是有它的价值的，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困难，艺术并不因此中断与人生的关系，人活着艺术就活着，没有理由说我们需要从零开始，重新开始生活，这是没有必要的。一个人必须有一条自己的路，不管你走得怎么样，这条路非走下去不可，只有这么一个可能。
学术建设是学院的首要任务——答本刊记者问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范先生，请您首先谈谈院学术委员会举办这次学术对话的初衷。
范迪安（以下简称范）：我们学院中转搬迁已经3年多了，这几年学院工作的重点首先是恢复教学，稳定教学秩序，加强教学管理，但与此同时，中转办学的几年期间，又是我们教师队伍更新替换的关键时期，还是我们整个艺术教育和美术发展处于新的社会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支撑我们教学和创作的根本支柱是我们的学术思想的建设。在我们的教学秩序稳定之后，学院的学术发展就成为院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的问题，也是全体教师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当前美术发展的态势下，美术学院的教师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形成关于当下美术的文化问题的讨论，以期对整个美术界有所影响，再具体一点说，从我们目前学术发展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上看，都有组织学术讨论的必要性。所谓大环境，就是整个当代文化环境。这些年文化界大谈后现代，认为“后现代”就是如杰姆逊所说的“无意义、无中心、无深度”的时代，就是如德里达所说的“一切都在解构之际”的时代，再往前一点，也就是如福柯所说的“非理性价值为主导的”时代，而我们觉得，在“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看法盛行的时候，我们恐怕要提倡一下理性意识，特别要回顾、梳理一下中国艺术所走过的道路，以理性的精神重新看待东方和西方、中国和世界艺术的关系。所谓小环境，就是这几年我们学院中、青年教师的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表现得十分活跃，但也隐含了一种重技艺、轻理论的状态，或者说，在我们学院内部学术交流、理论思辨的色彩还很不够，在各门类内部探讨具体的艺术问题多，跨系科、跨学科探讨共同的艺术问题、文化问题比较少，因此，有必要组织一些系列性的活动，把学术气氛活跃起来。
记：请您谈谈选择“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艺术家如何自处”这样一个学术主题的意义。
范：这一次恰逢几位先生在金秋的季节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美院，使我们能够组织成一次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这也是去年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关于西方艺术与文化”、“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系列活动的继续与深入。这一次活动由我和袁运生先生主持，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中就想，请这几位先生来讲什么呢？因为美术的问题很多，就美术界而言，
从8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在讨论美术的发展，美术创作就是在理论讨论和实践这样一种互动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有些话题不断地提出，不断地讨论，当然有些话题在讨论中也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还要靠艺术的实践，但展开讨论是必要的，有利于解决认识上的问题。现在又处在世纪之交的前夕，什么是美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想来想去，还是关于中西艺术关系、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近20年来一直在谈论，但是如何更宏观一些，更多从大家的实践经验角度来讨论，应该说它在我们面前还是一个常新的课题。于是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艺术家如何自处”，希望在这次对话中有所深入。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艺术、谈论的话题，基本上是在西方话语的支配下、影响下来进行的，我们虽然在说自己的问题，虽然用我们的声音在说话，但是往往我们在思想观念，包括在理论框架上所受到的更多的是西方的影响，也就是说某种西方话语正在通过我们自己的嘴巴说话，这不能不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和紧迫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来看待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这次我们请的几位主讲先生，一方面有几十年的艺术实践的心得，第二方面在国外、海外居住的时间长，经历西方艺术多年的发展，第三方面他们不仅是艺术家，也是在艺术学术上有较深造诣的学者，等等这些原因，加上这些机缘，就促成了我们以这样一个学术主题来组织这次学术活动的考虑。
记：请您介绍一下几位主讲人及他们在学术思考上的主要特色。
范：首先主讲的是熊秉明先生，熊先生是一位旅法50多年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在书法艺术、雕塑和西方艺术研究几方面很有建树的学者型艺术家；庄喆先生是台湾画家，这一次在油画系和袁运生先生作一段联席授课。他1958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是台湾“五月画会”的主要成员。60年代到了美国，70年代定居在美国，近10年来他主要居住在纽约。他与熊秉明先生相同的是都经历了西方当代艺术近几十年的发展。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经历有欧、美文化环境区别。美国和欧洲相对中国来说都称西方。这几年我们逐渐认识到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发展特点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所谈的就是分别在欧洲和美国的不同的艺术、文化空间里面从事艺术创造的经历。第三位就是大家熟识的香港雕塑家、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文楼先生，他是我院的客座教授，目前正在雕塑系他的工作室里授课。再一位就是我们的院长靳尚谊先生。他最近利用暑假到美国作了探亲观访。我想，这两岸三方，欧、美、中国三地，有这么多先生能够集中在一起，真是一次机缘，恰好促成了我们的这次活动。我初步感到，熊秉明先生的讲法是哲学式的，他的思维方法和他打通中西文化界限的艺术经历有关；庄先生更多的是从对美国战后艺术发展规律和文化内涵演变角度谈自己的认识，他的艺术实践是一个不断敞开自我、在东西方艺术资源上寻找立足点的过程，他从这个角度谈的比较多；文楼先生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谈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具有的文化关怀，他还特别谈到香港回归前的艺术状况和回归后面临的民族文化发展的问题。靳尚谊先生的艺术情况我们都比较了解了。他侧重谈了油画作为西方造型艺术代表的体系性特点和表现东方思想情感的关系，我觉得提出了一个如何坚持“中体”与如何取法“西用”的问题。这几位主讲人所谈的并非作出了这个题目的理论答案，而是敞开地畅谈了他们的从艺经历、遭遇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实践方式。
记：在这次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有关现实主义传统的问题和有关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的问题是中心，这一课题关系到教学与创作两个方面。有关现实主义的问题也是《美术研究》非常关心并一直在组稿讨论的课题，能否请您谈一谈。
范：这次对话中涉及的两个问题也是近些年来一直摆在我们中国艺术家面前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何认识和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80年代基本上是向西方开放，主要吸收来自西方，这些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把原来不熟悉的艺术因素，特别是借鉴一些流派的风格语言，融化到我们原来比较单一的艺术基础和艺术观念之中。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整个艺术界开始意识到80年代的这种单向吸收是不够的，必须往回找，但是往回找就遇到一个独立的、高度成熟的、甚至与现代社会有所封闭的传统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怎么导入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之中，怎么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的建设性实践相联系？这就首先存在一个要不要传统文化的问题，当然在要不要的问题上，大家能够取得共识，但如何要，要什么，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在不同的艺术家那里有不同的取用方式。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是个大课题，不管你是否有主动的使命感，都会在实践中遭遇到这样的问题。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当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实际上也不可能延续，那么这时候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还不如说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解释、阐释或者利用，是在每一个艺术家那里得到升华，这样才能构成一种普遍的气象。我感到，通过这次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是形成了一定共识的，我相信会作用于教师的实践。当然，这不是说期待马上就有内容、风格上的反应，而是指形成一种自觉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文化的精神共性。靳院长几年前就提到要在各个学科教学上、在整个学术建设中加强传统文化的份量，现在看来，大家都已有了这种意识。但具体怎样做，还需要探索。第二，现实主义艺术的当代发展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我想在美术学院，我们有很好的现实主义的基础，现实主义在我们这里有几十年的发展，今天，越发清楚它是不同于西方发展的另外一个体系，在今天它还要继续发展，特别是关注现实、反映社会变革时代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倡扬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观念与手法，仍有深化和发展的空间，还需要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投入，形成积累。我认为中国的艺术要发展多种学派，不能象西方那样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现在最简单的描述是在现代主义上加点什么就是后现代，但这个加点什么并不简单，因为西方的现代主义是比较宽阔的领域，加点什么不是一个东西加点什么，而是各种东西都加点什么，所以它有变化有发展，虽然现代西方出现危机，但它有可能突破危机走向新的发展。反过来我们不能搞现实主义加点什么就满足了，这样做就会比较单一，所以目前应该比较宽阔地吸收和发展。
记：您认为这次活动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范：我觉得在重视我们的学术建设上是进一步热了身，几天的活动中大家都很活跃，气氛很热烈，有许多对话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很有意思。这种学术讨论还要进行下去，一是在主题的设置上要找共同问题，从我们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问题。比如，我们这些年较多地讨论中西艺术和文化的“异”，这还不够，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中西之间的“同”。从20世纪的艺术发展看，“同”也是一种趋势，在变迁中有交汇。另一方面是要请中青年教师多谈起来，尤其是提倡学术自由和畅所欲言。美术学院能否成为学术中心，在于是否有学术的敏感，能不能提出有益于发展的理论命题以及深入的思考。如果有了这个，美术学院就有了生机，每个人 就会感到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学术集体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