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一与差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差异论文,体系论文,特色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2)09-0018-08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对理论体系的准确把握，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对三大理论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即从同一和差异的角度探讨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成，正如冯契指出：“只有通过辨同异，才能揭示出实在的本质，才能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从个别提高到一般。”[1](P325)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本质。
一、同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前提
三大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整合进一个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三大理论成果具有诸多同一性，即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理论主题、相同的理论品质、共同的立论基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些同一性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性。
(一)共同的理论渊源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非常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二者不能偏废。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P369)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七大上，我们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区分，这一区分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把它提高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地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3](P282)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4](P10)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源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异化”和畸形发展的观点等等，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
(二)共同的理论主题
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有一个理论主题，这个理论主题在理论体系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作为对三大理论成果整合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自身的理论主题，即“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智慧发现并提出了当今中国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准确判断总体的国际形势，科学分析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教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为坐标，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旨归仍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
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科学发展观也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科学发展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致力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相同的理论品质
所谓理论品质，就是一个理论内在的、本质的属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具有相同的理论品质，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外部表现和内在属性的辩证统一。在外部表现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决人们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认识状态，这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内在属性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要求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三大理论成果贯穿了这种理论品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5](P312)后来，邓小平明确了解放思想的实质，即：“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5](P364)这就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理论精髓，只有继续坚持这个精髓，才能自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取得不断的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他说：“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与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P537)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品质。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总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成果，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从世界的发展形势和我国的发展任务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探索并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发展的地位、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的、发展的途径、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方法等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应该看到，这种认识是没有终点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以丰富的，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也就是个永恒的课题。
(四)共同的立论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判断的确立，一举扭转了偏离正确航向的社会主义航船，驶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正确航道。基于这个科学的判断，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P370-371)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等，最终构筑起邓小平理论的大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全面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6](P1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性的认识。
进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确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发展也有了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直接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确。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4](P10)
(五)共同的理论目标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沿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轨道，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出路问题。邓小平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没有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现实出发，从人们的生活现状出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邓小平的论著中，虽然没有出现“以人为本”的字眼，但是他的思想处处体现着人民的利益。可以说，以人为本思想贯穿着邓小平理论的始终。
在理论目标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传统。“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第一和第二个“代表”是为第三个“代表”服务的，第三个“代表”是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的角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明确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把以人为本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地位，表明我们党对人民利益的一贯重视。胡锦涛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7](P369)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民既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的目标。
二、三大理论成果的差异性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们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但由于它们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同，所要解决的主要现实问题不同。由于这些差异因素的存在，必然造成三大理论成果在某些方面的差异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P284)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三大理论成果前后相继，又不落后于时代，创造了属于自己时代的理论。
(一)面对的历史境遇不同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东西方矛盾趋向缓和，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变化，并作出了准确地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准确判断，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时代条件。从国内形势来看，经历了10年“文革”的重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陷于停滞，人们要求变革的渴望愈来愈强烈。在内外部条件的双重作用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的重大决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由此，中国经济体制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社会开始由封闭保守向改革开放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于世纪之交，其面对的历史境遇是：我国社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战略目标、结构模式等基本明确，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得到解放。不过，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相比，这一时期也面临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历史难题；并且，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形势更加严峻。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面临的具体矛盾、阶段任务、发展途径等也在发展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国际上一些执政时间很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二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但这种全球化仍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化对接，是一个历时性的重大课题。三是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方兴未艾，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这些因素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也带来巨大的冲击。四是党的建设不断面对新的课题，党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正进入整体性新老交替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中一部分人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生活腐化等。因此，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必须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正是在上述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有效地带领中国人民解决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开创新的局面，就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面对这样的历史境遇，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入调研，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党的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产生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一新阶段是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两个没有变”决定了当前我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发展又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既体现了以往发展所创造的成就，又凸现了进一步发展的难度。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些新特征做了详细而具体的概括。这些特征所反映出的矛盾表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些矛盾的凸现使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决策是否正确得当，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否科学，是能否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关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二)理论的侧重点不同
三大理论成果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整体的意义上说的。在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中，它们有着各自的主题，也就是说，有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这些不同的理论侧重点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侧重于社会主义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侧重于党建论，科学发展观侧重于发展观。这是由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的不同的主要问题所决定的。
邓小平理论是在我们党领导的拨乱反正、走改革开放强国之路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的历史课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困扰人们的主要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阶级斗争是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手段，等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必须搞清这些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时代主题的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围绕这些问题，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正确的道路，为党的理论探索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继续向前推进的现实基础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历史关头提出来的。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系列挑战和机遇，其中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就是党必须认真对待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先进性建设、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将党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发展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能否摒弃片面的、单一的、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发展，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理念与模式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回答了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将发展作为理论主题，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又抓住了新时期我们党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三、从同一和差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唯物辩证法中，同一和差异是相对应的一对范畴，具有相互共生、相互渗透、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机械的形而上学认为，同一就是同一，差异就是差异，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不存在相互转化的问题。如荀子提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逻辑命题，但荀子仅仅把二者的关系看做是外在的。这样的命题属于形式逻辑，科学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不能停留于形式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重视对事物的同一和差异的分析，他批判了上述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赋予同异关系辩证的内涵。他认为，同一性不仅仅指“A=A”，还指A与B通过中介的同一，达到“A=B”，前者指A自身的同一，这是构成A自身与他事物本质区别的根本前提，后者指A与B尽管有差异，但是可以通过运作达到同一，也就是说，同一不是简单的等同，也不是对差异的简单消除，而是同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同一，像机械的形而上学那样，绝对排斥差异性的同一性和绝对排斥同一性的差异性，都只是虚妄，这种虚妄缘于对辩证法本质的无知。黑格尔之所以重视对同一和差异的分析，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同一和差异的分析，才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即以同一为前提发现差别，从差别中求出同一。他说：“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9](P253)黑格尔运用辩证法对同一和差异的分析，更接近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是，黑格尔将范畴看做早就存在于思维结构中的东西，他的范畴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
恩格斯指出机械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个哲学派别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他说：“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后一派证明：根据和后果、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映象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经分析证明，一极已经作为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到达一定点一极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只是在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之上展开。”[8](P302)在同一和差异的问题上，杜林从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歪曲，认为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恩格斯批判杜林不懂得辩证法，把同一做了绝对化理解，他讽刺道：杜林认为：“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10][P321]这说明了杜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和错误。对此，恩格斯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8](P321)这是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因此，不能像形式逻辑那样，把同一和差异绝对对立起来，看不到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只把同一和差异作为空洞无物的范畴，当做抽象的思维运动。与上述两种立场相反，唯物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反对将同一和差异割裂开来，它既承认事物的外在差异，也肯定事物的内在差异，强调一切事物都是同一和差异的共同体，是许多具体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写道：“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8](P332-333)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就是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客观地看问题，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有全局观点、整体意识。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首先要分析被考察的对象系统中各个对立面的基本要素，并对其加以综合，以把握原始的基本关系。辩证思维的发展，每一步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结合，也是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反复运动，辩证思维的总过程就表现为由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运动，从而达到在思维中再现多样性统一的现实的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多样性的统一，这个多样性表明了构成理论体系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是有差别的、具体的，体现了差异性，而多样性的统一则表明，差异建立在同一的基础上。正像恩格斯指出的：“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8](P3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整体的把握，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所形成的三大理论成果进行综合，实现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差异与同一的结合，通过这种综合，在思维中再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纷纭复杂的多样性的统一，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把握。
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又反映了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逻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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