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基督教版画对朝鲜时代中后期绘画的影响——以申润福作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朝鲜论文,版画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鲜时代中后期（1392－1910），随着传教士在中国广泛传播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绘画特别是版画在中国得以流传和发展。这一时期，朝鲜与清代中国文化交流频繁，朝鲜风俗画家申润福（1758－1813）的作品就昭示了这段文化交流史。本文将深入分析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和申润福作品中的中国基督教版画因素，以探讨中国基督教版画对朝鲜时代中后期绘画的影响。
一、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
朝鲜半岛自“箕子率众东走朝鲜”始，半岛上的国家都自觉地接受、认同以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与“天朝礼制体系”，与中国一直保持稳定的宗藩关系。1637年，丙子之役后，朝鲜王朝与清朝确立了宗藩关系，并成为其朝贡国。此后，两国文化交流极为频繁。绘画上，主要表现为大量艺术书籍的交流，其中包括汉译西书。由此，笔者认为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朝贡使臣采购汉译西书；二是通过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
朝鲜时代后期，作为藩属国的朝鲜，每年都会定期不定期地派遣使臣到中国朝贡，此朝贡之行称为“燕行”（到燕京旅行），派遣的使臣即称“燕行使臣”。据统计，仅1639年至1893年的254年间，朝鲜使行到中国进行外交文化活动达五百余次。“燕行”的各类朝贡使团人员情况据《通文馆志》记载，大致使团正官每次50人左右，除了担任重要职责的正官“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之外，还有包括译官、医官、画官、通事官、军官等的正官以及仆役和随从。这些使臣作为朝鲜王朝对外交往的渠道，在中国清朝书籍东传朝鲜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以下这样的记载：
正祖3卷，1年（1777丁酉乾隆42年）2月24日，庚申“进贺兼谢恩正使李溵、副使徐浩修……出《古今图书集成》，共五千二十卷，五百二匣。给价银子二千一百五十两，今方载运。”
上述材料简要说明了朝鲜朝贡使臣购书的过程，对于有些珍贵书籍，他们也是不吝重金的。此外，购书作为朝贡使臣的一项职能，承载着引进先进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重任。
与此同时，朝贡使臣们来京期间，与清代学术界精英交朋结友。他们互相建立的深厚友谊，也为朝鲜时代后期学者、画家赴华进行书画交流积累了经验。朴齐家（约1750－约1 805）和柳得恭（1745－？），二人作为使臣于1778年、1795年和1801年三度“燕行”中国，开创了朝鲜时代与清代绘画交流之先河。他们相继与清代文人纪晓岚、阮元、翁方纲、李调元、潘庭筠，书画家罗聘、吴照、张道屋、孙星衍和铁保等人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在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声誉，为后期学者、画家来华交流奠定了基础。朴趾源（1737－1805）是继朴、柳二家之后，1780年作为随员随其堂兄进贺兼谢恩正使朴明源抵京的，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考察中国文化，其接触最多是举人王民皞、山东都司志亭郝成、举人邹舍是、贵州按察使丽川奇丰额、大理寺卿亨山尹嘉铨等人。在其《热河日记》中曾记载：“亦多先寓太学者，为参贺班来也，同寓一馆，昼宵相从，彼此羁旅，互为客主，凡六日而散。”《日记》还记述他在中国所获书画艺术的见闻，并把中国画坛的情况介绍给自己的国家。
十六世纪末期，西方文化开始由传教士带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并激起了文人士大夫探求新知识的极大热情。清时出现了大量的汉译西书，且广为传播。随后，西学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很快引起了朝鲜朝贡使臣们的关注，他们开始大量购置汉译西书。鉴于朝贡使臣皆通文史地理，有极高的修养，所挑选的书籍均应为各部之所长，故画官在挑选时，尤为注意印有各种西洋绘画形式的书籍。这些印有西洋绘画形式的书籍，主要为西洋宗教教理，且书内绘画形式多为版画。
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除经朝鲜贡朝使臣之途径外，还通过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西学自传入中国后，便深深吸引了作为传播中国文化媒介的朝鲜朝贡使臣的关注。他们在京期间，大量阅览汉译西书，拜访天主教堂。随后，使臣们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并与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笔谈，期间传教士会通过赠书等方式增进彼此的友谊。据史料记载，这段交流史始自明末，一直延续到清代，与以往中外交流的规模相比，其频率达到顶峰。
使臣们在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过程中，陆续获得了传教士直接赠与的汉译西书。这些蕴含西方先进文化的书籍经使臣们带回国后，开阔了朝鲜国内士人们的眼界，且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文化发展。其中一些绘有基督版画插图的西书便对朝鲜当时一批画家的画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专以描绘市井乡村庶民节气之际的娱乐嬉戏为主的风俗画代表画家——申润福。
申润福，字笠父，号蕙园，与金弘道（1745－1816）、金得臣（1754－1822）并称朝鲜三大风俗画家。其父申汉枰（1726年－？）和祖父均为画员。申润福从小习画，初期受其父、金弘道、金得臣画风影响，后独创绘画风格，喜画风俗画、女俗画、春意画等。现藏于首尔涧松美术馆的《蕙园风俗画帖》是申润福存世的经典之作，详细地描绘出了当时男女情爱和享乐的生活，该画帖共30幅作品，均是在纸上用水墨和色彩颜料画的（尺寸为28.2×35.6厘米），画帖创作于1805年至1810年间。
以画帖中《舟游清江》、《莲塘野游》二幅作品为例，画风不同于朝鲜时代其他画家和申润福此前创作的作品。画面中对场景、人物的构图以及人物自然和随意的姿势的描绘在朝鲜时代中后期美术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在儒教道德观念盛行的时代，画家如何会画出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表现男女间情爱的作品呢？何为画家作品主题和风格转变的重要原因呢？按照时间和两国交往中的重要历史事件，笔者发现，画家作品呈现的新特点可能与他接触过欧洲绘画元素有关，而这元素最有可能的是来源于中国传入朝鲜的汉译西书中的基督教版画插图。此版画插图最早可追溯到1644年1 1月，日耳曼籍耶稣会士清钦天监监正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赠送给昭显世子并带回国的《进呈书像》。
1622年，作为著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的汤若望来到了中国，随后成为第一位在北京天文局担任重要官员的外国人。在北京居住期间，汤若望和昭显世子熟悉起来，常常去拜访他，而世子也对基督教教义和知识非常感兴趣，常常回访，因此二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至1644年11月26日昭显世子回国时，他已对基督教有了大致的了解，并得到汤若望赠送的大量有关基督教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包括汤若望亲译的26本汉译西书），《进呈书像》也在带回的书之列。
黄伯禄《正教奉褒》中记载：
“顺治元年（1644年），朝鲜国王李倧之世子，质于京，闻汤若望名，时来天主堂，考问天文等学。若望亦屡诣世子馆舍谈叙。久之，深相契合。若望频讲天主教正道，世子颇喜闻详询。及世子回国，若望赠以所以天文、算学、圣教正道书籍多种，并与地球一架，天主像一幅。世子敬领，手书致谢。”
上述资料确实地证明了昭显世子与汤若望二人结交甚深，且世子对汤若望所赠天主像、西方科学著作等期望甚高，故后来在致谢书中写道：
“很高兴得到贵下所赠天主像、与地球和有关天文学等西方科学著作，非常感谢！我已经读了几卷，其中发现了修身养性最合适的上乘教理，它闪耀着知识的光辉，但至今却不为我国所知。我想如果回国，不仅要在宫廷中使用，而且要出版，将它们普及到知识层。相信它们将来不仅在学术殿堂成为受宠之物，而且将帮助朝鲜人民完全学到西方科学。”
昭显世子与传教士汤若望的这段奇缘为朝鲜引进西学带来了一丝曙光，惜世子回国两个月后神秘猝死，其宏图伟业也随之夭折，但是汤若望的《进呈书像》已然被收藏于朝鲜宫廷。申润福可能是通过其曾为宫廷画师的父亲获悉了此书，并受其影响，遂形成了他独有的画风。可见，世子与汤若望的交往史，佐证了笔者提出的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第二条途径，即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
二、申润福作品中的中国基督教版画因素
上文在论述中国基督教版画传入朝鲜途径之二——传教士直接赠与汉译西书中，对朝鲜时代后期画家申润福所作《蕙园风俗画帖》受中国基督教版画影响的外因作了诠释，即可能与传教士汤若望赠送给昭显世子的《进呈书像》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申润福作品在表现手法、人物构图，背景空间设计等方面具体是如何体现中国基督教版画因素的？下文中笔者试将申的作品与《进呈书像》中的基督教版画作品进行比较，从而找出两者的内在联系。
申润福的《蕙园风俗画帖》与他之前《卖鱼商人》、《美人图》、《戴着毡帽的女人》等描绘的反映儒家学者高贵追求和平民日常生活的作品风格不同，画帖中许多作品反映的是朝鲜时代国都汉阳（今首尔）上流社会的娱乐场景。特别是画帖中《舟游清江》、《莲塘野游》二幅作品，主题上，用新颖大胆的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正宗（1776－1800）和纯宗（1800－1834）统治时期高级娱乐场所女性与两班贵族、中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画面构图形式上，受汉译西书中基督教版画作品的影响，画面中的场景安排是非传统的，不同身份人物的面部都朝向观画者，且人物姿态生动、组合随意自然，人物间甚至还有亲密的身体接触，这些在当时画坛是不多见的。
《舟游清江》描绘了三位上流社会的男士，在三名官妓的陪伴下，乘坐一艘由一位男侍者掌舵的篷木头船，耳边聆听着横笛手演奏的曼妙乐曲游历清江的情境。其中一位站在船篷下的男士，手扣在背后，似乎很享受夏日里迎面吹来的凉爽微风，另两位则更多地被官妓所吸引。这些官妓发型时髦、着装时尚、举止优雅，且能歌善舞，足以在小型的聚会或者大型的宴会上取悦富人。其中坐在船右后方的一位官妓，正配合男笛手音乐的节奏，吹笙来增强船上的浪漫气氛。当船缓缓驶进一处群山环绕的河段时，另两位男士开始朝官妓靠近。其中一位斜靠在船边，右手托着脸颊，他满足地看着边上正轻轻把玩着凉爽河水的年轻官妓。这种人物动态组合自然随意的描绘在朝鲜时代晚期绘画作品中是史无前例的。靠近笛手的这位男性有了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其左臂揽着一名官妓的肩并轻轻地抚摸着，同时其右手提着一支细长的烟管。这种对于进一步可能展开亲密行为的前奏的生动描写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在申润福之前的画家从未描写过此类有着亲密身体接触的男性和女性。
从画面构图、人物动态组合等角度比较分析，申润福《舟游清江》可能受到来自《进呈书像》中两幅版画作品的影响。其中的一幅名为《天主耶稣渡海圣迹像》，讲述的是耶稣平息一场暴风雨的一个故事，画面中耶稣正在一艘船上小憩，他的信徒担心狂风暴雨、河水上涨会造成灾难，因此试图叫醒他。这幅画与申的《舟游清江》在结构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画面中的船占据着整幅画的显著位置，画面左下角较低处是一些巨石，巨石间以大量的短波浪线勾勒出波浪。船上，一群构图较大的人物在三维空间中自然互动。画中大多数人物的脸都朝观画者的方向，这点与申润福作品中人物脸部朝向一致，适合作为一种虔诚的宗教画。人物构图中，耶稣站在船的边缘，其左手支撑着半边脸，与申润福画中的一位斜靠在船边的贵族男性正好成180°的翻版。版画作品中还有一男性人物侧坐在左边船尾，他的脸转向观画者，与申的作品中坐在右侧船尾吹笙官妓的动作也恰成180°复制。
《舟游清江》中对于贵族男性人物拥揽官妓的这个动态描绘与另一幅名为《天主耶稣就执像》版画插图中耶稣、犹大二人的动作较为相近。这幅插图刻画了耶稣被其门徒犹大出卖后，在逮捕过程中治愈一名被士兵割掉耳朵的奴隶的场景。图中犹大左手勾着耶稣，右手臂靠近耶稣的胸部的姿势，与申作品中居中间位置的一位贵族男性正挑逗一名官妓的动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且耶稣站立方式与官妓的姿势皆为面朝观画者。画面构图上，二组人物都被画家置于了画面的中心位置。
此外，《舟游清江》画面中人物的组合关系、人物面部的清晰表情、以及人物服饰的三维效果（描绘有褶皱感的布的线条），都表明申润福对《进呈书像》里的版画作品非常熟悉。而且可以想象，当他接触到这些新的国外版画插图作品时，会对描绘不同人物的方式、人物脸部的特征、以及空间自然的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当他看到版画中描绘的人物之间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促使他联想到朝鲜时代晚期上层贵族人士和官妓之间亲密的爱情活动，从而进行了独特的风俗画创作。
与《舟游清江》相比，申润福《蕙园风俗画帖》中另一幅作品《莲塘野游》，描绘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暧昧场景：身处优雅僻静花园的三位男性贵族，在三位官妓的陪伴下听琴赏莲。构图上，这幅作品中的人物比例相当大，目的是为了突出人物间互动的场面。且人物脸部角度皆采取正面描绘的手法，主要是为了清晰地展现他们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画面中坐在偏右的一位男性贵族，申润福将其置于一位手持烟管官妓的前面，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即近距离欣赏弹伽耶琴的官妓。更令人叹绝的是，申润福对于左侧贵族男性的大胆描绘：他端坐着，并从后拥着一位坐在他大腿上的美艳官妓。画面正中还绘了一位贵族男性（笔者推测为这个宅子的主人），他站着且头正转向右侧，看着他热情的朋友，脸上露出愉快的表情。这幅作品对于在上层阶级花园私密境地的秘密情欲集会的大胆描写，在当时是非比寻常的。作品在绘画主题和风格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颠覆了之前的传统性题材画。
同样地，笔者从申润福《莲塘野游》的背景构图和人物动作的处理中，发现这幅作品与《进呈书像》中两幅基督教版画作品存在联系。背景处理上，《莲塘野游》中集会的建筑背景与《天主耶稣论善恶殊报像》中拉撒路在富人门前乞讨食物的背景有相似之处，两幅作品皆用石质的墙和树作为背景，以强烈的空间纵深感来凸显画面中心。且申润福画中以右侧的树突出中间的贵族男性和画中右侧两官妓的所处位置的处理方式，恰与《天主像》中利用船篷来强调版画中富人的方式相一致。除了背景之外，两幅画中一些人物的姿势也有共通之处。如《莲塘野游》中右侧男性独特的坐式，即后背半倚靠着靠垫，腿向前弯曲伸出，与《天主像》中拉撒路坐式较为形似。《莲》中站立的男性姿态怡然，他微低头右转看着他热情的朋友，这与版画左下角一人物朝着拉撒路方向转头的动势，基本一致。
《莲塘野游》画面左侧一贵族男性迷恋地拥吻着官妓的姿势，还与救世主耶稣从十字架受苦受难后的另一幅版画作品有关。该版画作品名为《天主耶稣受死受瘗像》，画面右下角描绘的圣母玛利亚和她随从两人的坐姿与申润福作品中这对男女的拥姿如出一辙，即随从的右手从后挽着前面圣母玛利亚的腰，并支撑着她坐着。据笔者推测，申润福可能在看完这幅版画后，被画中新颖的搂抱姿势深深吸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而绘制了《莲塘野游》。我们还可从另一点进一步论证两幅画的关联。版画中站在耶稣左侧的这位男性（阿里玛西亚的约瑟芬），身着宽松的长袍、戴着包头巾似的帽子，扫视着图中右下角的圣母玛利亚和她的随从，约瑟芬的这个动态与《莲塘野游》中站着的那位贵族男性有异曲同工之处。画面中这些相似性，皆可以说明申润福在接触《进呈书像》之后，对其中的一些版画插图做了创造性的利用。
除了《舟游清江》、《莲塘野游》二幅作品之外，申润福《蕙园风俗画帖》中其他一些作品与《进呈书像》中的基督教版画作品也存在共通点。如《端午风情》，画面背景山石间的两位小僧侣正偷窥着端午节洗澡的妇女们的情景，与《天主耶稣受死受瘗像》中面带微笑的耶稣信徒们在一堵矮墙后观看耶稣受难的场景极为形似。《月夜密会》描绘了当值的捕校没有理会其他女人的偷看，热烈地拥抱着情人。画面中三人的构图布局与版画《圣母玛丽亚感天神言往见表姐》中玛利亚、伊丽莎白、撒加利亚三人的位置较为相近。而且，两幅作品中的建筑背景和树的细节刻画，都起到了增强画面空间感的作用。
通过将申润福《蕙园风俗画帖》中一些重要作品与汤若望《进呈书像》中几幅基督教版画作品进行上述比较分析后不难发现，申润福的作品无论在人物动态、人物组合构图、背景空间布局等方面，均与汤氏作品有相似之处，证明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同时，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申润福在创作前因受版画中新颖的人物姿势等因素的影响，激发了他创作具有本民族时代生活特色的非传统风格作品的灵感，继而将朝鲜时代中后期风俗画领域发展到一个更为成熟的水平。
综上所述，朝鲜时代中后期，中朝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为朝鲜绘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作为传播媒介的燕行使臣引进了汉译西方基督教的书籍，此举对国内的艺术发展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推动。汤若望《进呈书像》的输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申润福的画风，相反，我们也能从画家的作品中明悉来自异国文化熏染下的成果。当然，画家申润福在借鉴了中国基督教版画因素的基础上，也有自己新的探索和创新，尤其在展示人物和场景方面，倾向于采用更加新颖的方式以达到近距离视觉体验的效果，对朝鲜后期画坛影响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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